中美矛盾上升為世界主要矛盾的時代正在到來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1年第4期)
▍幾大事件，標志著美國傾舉國之力圍堵中國戰略正式形成
2021年6月8日，美國參議院通過《2021創新與競爭法案》，以與中國的科技與戰略競爭為核心訴求，正式開啟美國以國家意志為標志的對中國崛起的遏制戰略。
隨后的6月中旬，美國總統拜登啟動歐洲行程，在G7峰會、歐美峰會、北約峰會上顯現的核心戰略目標，就是聯合盟友、動員價值觀聯盟，形成對中國的全球圍堵。
此前的2021年3月，美日印澳對話會議的召開，劍指中國，已經率先開啟了“印太”地區圍堵中國的準政治軍事結盟進程。
拜登政府執政的半年時間內，種種跡象表明，美國精英階層已經達成一致，以中國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傾舉國之力圍堵中國。不管中國如何示好，不管美國內部如何意見分歧，這一局面短期內不可能改變。
自美國克林頓政府時代起，中國的重要戰略訴求之一，就是避免美國傾舉國之力圍堵打壓中國，為中國現代化崛起進程創造戰略機遇期。近30年過去，由于中國的崛起，由于中美國力水準的日益逼近，中國已經不可能依靠他人躲避美國的戰略攻擊了。中美矛盾由次要矛盾上升為世界主要矛盾的時代正在到來，中美關系自此進入一個新的階段：20世紀70年代因美蘇矛盾而形成的中美蘇戰略三角時代；20世紀90年代至2017年，中美因經濟利益高度互補而形成的中美戰略競合時代，從此結束了。
此前，在特朗普執政期間，還有部分中國人心存幻想，希望中美矛盾能夠局限在經濟科技領域，希望在特朗普的民粹主義執政風格之后，美國能夠回歸理性。然而拜登政府的系列行為卻告訴我們，中美關系日趨緊張，意識形態的、價值觀的、體制的、發展模式的種種矛盾沖突皆為次要原因，根本原因乃在于中國國力的上升對美國的世界主導地位形成了實質性挑戰，這是美國統治集團、美國資本、美國精英階層無論如何不能容忍的。對于美國統治精英而言，失去老大地位，絕不意味著順序降為世界老二，而意味著美國今天所可掌控的世界資源的大規模流失，失去美國第一，就意味著美國失去一切。
▍中美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將對中國內外環境構成重大挑戰
美國傾舉國之力打壓中國，將導致中國內外環境發生重大改變，戰略機遇期將面對重大不確定性，民族復興的戰略目標也將面對重大考驗。在未來相當一段時期，外部矛盾將是內外諸多矛盾中的主要方面，沒有外部矛盾的清醒認知與冷靜處理，內部矛盾的解決就會失去基本條件和前提。
中美矛盾沖突上升為主要矛盾，帶來的影響是全方位的。
經濟上，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將面臨挑戰。“一帶一路”的實質，是構建以中國為中心的全球貿易與投資網絡，創造資源在中國與世界之間持續循環流動的經貿網絡體系。“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受益，中國更會從中受益。
此次歐洲之行，拜登提出“重建更美好世界”計劃，目標就是替代“一帶一路”。如果這個計劃由于資金問題無法落實，則美國更現實的選擇，是在“一帶一路”沿線節點性國家或地區下手，制造動亂；或扶持反對派，中斷“一帶一路”的聯通性，制造資源流動的“腸梗阻”，由此擾亂“一帶一路”貿易與投資的網絡體系。
政治與外交上，中美矛盾的上升，將催生意識形態外交與結盟政治。美國以“民主vs.威權”之名，以價值觀外交為武器，動員西方意識形態同盟。與此同時，又以北約與亞太傳統盟國為基礎，強化結盟政治，構建圍堵中國的聯合陣線。
這對中國的務實外交與不結盟外交（新型大國外交）造成巨大挑戰，在強敵環伺下，逼迫中國不得不以相同手法反制，以意識形態畫線，或以結盟政治進行反應。而這些選擇，均與中國的外交傳統格格不入，也與中國的國家利益不符。
從軍事上看，中國周邊地區風險系數均會不同程度上升。為了破壞中國崛起勢能，制造中國崛起的風險指數，美國會人為制造熱點與沖突，甚至會在局部地區進行軍事冒險。從美國霸權維護與管理的歷史觀察，美國統治階級具有豐富的制造沖突并搞亂他國的經驗與傳統。這種風險可能性，并不會因為中國是個有核國家而消失。
中美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也將對中國內部政治經濟帶來深刻影響。
經濟上，中國將可能被逼走進內循環，改變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以全球化為主要特征的經濟體系。這種改變，一方面可能強化中國經濟科技的自主性，另一方面也可能導致中國經濟因外部資源和外部空間受到擠壓而萎縮。
政治與社會生活上，由于外部強敵打壓，社會心態可能會由開放轉向內斂保守，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思潮會進一步興起。與此同時，行政體系會不由自主地轉向進一步集中權力，自上而下的信息傳導機制與自下而上的意見反饋機制的平衡會被打破。這對構建高效有序的現代社會治理體系會帶來負面效應。
▍中美矛盾沖突的新特點及未來可能的走勢
與美蘇冷戰的時代背景不同，中美矛盾沖突的升級，發生在中國國力整體處在上升的軌道上，而美國的國力整體處在下降的軌道上，這使得美國號令天下的能力大大下降，其與盟友進行利益交換的本錢遠遠不夠。與此同時，與美蘇冷戰不同，中美經濟利益深度糾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導致美國的經濟利益與政治等方面的利益經常不一致，由此導致美國統治集團難以進行清晰明確的戰略抉擇，打壓、競爭與部分合作經常混在一起，無法操作。再者，中國與蘇聯等傳統對手不同，中國并無輸出制度模式與意識形態的沖動，外交上謹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政治上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理念旗幟，經濟上追求各國共同發展與共同富裕。這種由中國文化與中國共產黨理念所影響和決定的整體外交風格與國家特質，決定了美國難以以意識形態為由進行全球性的有效政治動員，其盟友也難以完全響應美國號召，徹底與中國為敵。中國的“合縱”，很容易打破美國的“連橫”。
中美矛盾的陡然升級，導致中國壓力加大，也必將導致中國戰略環境與戰略選擇的改變。清楚地認識這一點，并進行相應的物質與精神準備，對于我們完成“十四五”規劃、完成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與歷史意義。
— 2021年8月新刊目錄 —
▍域外
打中國牌：“拜登主義”外交的算盤
孔元
對抗中國會成為美國兩黨的黏合劑嗎？
劉洋
▍特稿
美國行為的根源——出自政治史學的觀察
劉小楓
普世民主的理想與并不理想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并不真實，它不過是美國政治人的一種政治修辭，因為，美國作為自由、民主和人權等普遍價值觀的擔綱者和守護者這一道德形象只是一個歷史假象。
▍封面選題：創新的中國時刻
向更高質量和更高附加值的技術和產業環節進軍，是任何一個國家經濟和科技發展的內生訴求和天然權利。如今，作為曾經的全球技術創新發動機的美國，在自身創新勢能逐漸乏力之時，卻試圖阻擋中國企業攀登技術創新高峰。在這場國際創新競爭中，我們必須認清形勢，深入理解技術創新和產業發展的內在邏輯，以明智的決策與堅定的行動，推動中國自主創新持續前行。如此，才能捍衛中國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權利。
建設本土創新共同體——國際創新競爭背景下中國的困境與出路
封凱棟 紀怡
重塑技術創新優勢？——美國半導體產業政策回歸的歷史邏輯
李寅
打造創新鏈——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廈門宏發經驗
孫喜
貿易斷裂背景下的供應鏈重組與中國創新機遇
郭年順
產業政策如何打造競爭優勢——杭州與深圳云計算產業的比較研究
高柏 茹怡
▍新發展知識
反思工業文明與經濟發展——后發者的視野
瞿宛文
要真正理解后發地區的處境，推動發展并進而設想未來，必須先放棄西方現代經濟發展模式是“常規與必然”的假設，以后發者的視野，回到歷史現實，正視殖民遺產與南北關系的影響，面對自身政治社會組織重組的挑戰，才能開始理解自身，也才可能有效推動自身的現代經濟發展。
▍專題：數字時代的勞動
當世界進入“數字時代”，隨著多種樣態的互聯網經濟模式的崛起，勞動作為人類一直以來最基本的生存方式之一也在經歷巨大變革。一方面，勞動者不再是面目單一、人身自由被嚴格控制的流水線工人，而似乎對勞動有了更多自由支配的空間和個性化的呈現，與雇主的關系也變得更為平等；但另一方面，通過算法的操控，平臺對勞動的整體性支配也逐漸形成，在自由人的自由勞動的表象下，一個勞動者被愈加盤剝又愈加缺乏生存保障的時代似乎正在降臨。這一充滿復雜性和對立的時代問題，無疑值得我們認真思考。
平臺勞動：從“烏托邦”到“利維坦”
周安安
算法可以中立嗎？——“零工經濟”的新可能
賈開
▍世界觀
“泰式民主”的轉型困境
周方冶
泰國政治日趨極化，根源于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家發展道路的轉型困境，即原有的“經濟-政治-意識形態”一致性難以維系，但新的三角平衡又未能及時重塑。這使得新興政治力量與既得利益集團的結構性張力始終得不到有效舒緩，社會裂痕持續擴大，政治對立與沖突不斷升級。
歷史傷痕的當代陰影——韓國對日關系的社會政治
楊延龍 張蘊嶺
韓國對日關系的社會政治有著特殊的動因，破解這個難題，需要韓日兩國在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間找到新的平衡，降解狹義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極端化訴求，在各自社會樹立科學和理性的國家觀、民族觀、歷史觀，而走上這樣的正軌，不僅需要時間，而且也需要智慧。
▍地方
尋回失去的論述能力——臺灣人的國語經驗
鄭鴻生
在母語的論述功能在日據時代被摧殘、光復后也沒能恢復傳承的情況下，父執輩是無法傳述給我們一套文學與論述語言的。因此，“二戰”后出生的我們這代本省人，別無選擇地必須盡快學好國語，以便能順利地進行文學創作，與人論辯，并拓展出一片思想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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