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韓)金容沃 譯者/朱立熙

出生于1948年，早年畢業(yè)于高麗大學哲學系，后來相繼獲得臺灣大學哲學碩士、東京大學中國哲學碩士、哈佛大學哲學博士、韓國圓光大學漢醫(yī)學士，被譽為韓國國師。1999年底，他在電視臺開講“老子與21世紀”的哲學節(jié)目，風靡全韓國，不僅收視率空前，連金大中總統(tǒng)都是他的忠實觀眾。金容沃先生的專著《中國：人類最后的希望》《中庸：人類最高的智慧》即將由海南出版社出版。

作為研究古代經(jīng)典的學者，我一直被如下問題深深煩惱，即如何把中國古代經(jīng)典做成讓韓國年輕人可以讀的書。因此，我最近正進行著龐大的注釋作業(yè)，已經(jīng)完成的有《論語》《孝經(jīng)》《大學》，目前正埋首于《中庸》的韓文注釋。

我出生于韓國，而韓國是一個小國。出生在小國的人再怎么努力用功，所能發(fā)揮的影響力還是有所局限。但是，出生在中國這樣的大國，在大國出生、拜大國所賜的機運而成長的各位，一定會成為“大人”，而不會成為“小人”。因為是出生于大國，雖然必須經(jīng)歷激烈的競爭，但只要站上領導的地位，在同樣努力之下的各位，當然能擁有極大的影響力。若想想中國的未來不是一個國家的問題，而是人類的未來，各位一定要成為“大人”。所以，中國的責任是很艱巨的。我們可以這么說，中國選擇何種歷史進程，將會決定人類的未來。過去唐朝的文明非常開放，融合了世界多個地方的成就，而且非常華麗，也將華麗的文明成果跟周邊國家分享。當時中國是具備主導世界文明資格的領袖。

現(xiàn)在北京大學有一個“高等人文研究院”的學術機構，院長是杜維明老師，他是我在哈佛大學的博士論文的主考官。他曾經(jīng)提出“中國文明三大紀元論”（Three Epoch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的有趣論述。我受到他論述的啟發(fā)而有過許多的思考。第一紀元是孔子所創(chuàng)造，孔子把自己之前的中國文明傳統(tǒng)加以整理，而創(chuàng)造了新的文明紀元。不過，許多人只要想到中國文明，都會把它當作是悠久的古文明而引以為榮。但是在人類的古代世界中，中國畢竟不屬于古文明。就古老的程度而言，殷墟的甲骨文與埃及尼羅河邊吉薩（Giza）的大金字塔，在相同的時間范疇是不能相提并論的。中國文明在古代世界中，是屬于最近世的文明，它的偉大性并不在于歷史悠久，而是在于它打破神話的桎梏，創(chuàng)造了人文文明的革命。從孔子的血統(tǒng)來看，他雖是殷代的后裔，卻能擺脫殷朝的宗教桎梏，開創(chuàng)周代人文文明新的集大成。他力圖通過詩歌來探究文明的核心。他說“述而不作”，實則是透過“述”（Transmission of the Grand Tradition）來“作”（Creation of a New Humane Civilization）。所謂“作”，是意指為人類存續(xù)的文明價值創(chuàng)造新的轉機；“作”就是擺脫神話的人文作為。

第二紀元是由朱子這個人物來代言。當然，這個紀元不是一個人的力量所能夠完成的。中唐時期的韓愈、李翱，以及北宋的史學家司馬光，還有與他同時代的周濂溪、張橫渠，以及二程等先驅，由于朱熹集他們的時代精神之大成，因此一般都將朱子視為第二紀元（The Second Epoch）的主角。在第二紀元，有來自天竺與西域的重大挑戰(zhàn)，印度的佛教成為這個挑戰(zhàn)的核心。但并不只是佛教而已，許多西方的文明與佛教一起進來了。而且，基督教也從波斯傳來。從波斯傳來的基督教被稱為“景教”，它在唐朝有多么盛行，從現(xiàn)在保存在西安碑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就可以得到證明。說到基督教，盡管各位可能都會聯(lián)想到明朝的利瑪竇（Matteo Ricci）或是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或清初的湯若望（Adam Schall）等人物，但在他們更早之前，波斯的薩珊王朝（Sāsānian Dynasty）滅亡之際，在當?shù)嘏畈l(fā)展的基督教被唐朝大舉吸收，對唐朝文明的興盛，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佛教雖然是印度人所創(chuàng)的宗教，但是它一被傳到中國，就經(jīng)歷了被徹底中國化的過程。復雜的唯識哲學也被翻譯成適合中國人口味的有格律的詩，印度佛教多元的教義與論述，經(jīng)過天臺宗與華嚴宗龐大的中國化論述之后，最后升華成為禪佛教非常簡潔獨特的詩的境界。印度佛教的主要概念在漢譯的時候，都借用漢文蘊藏的概念來表達其義，而被稱之為“格義”。因此，我主張，中國佛教基本上是格義佛教。所以，禪佛教可以說是格義佛教的巔峰。禪佛教有名的公案集《碧巖錄》，可以說就是佛教的“論語”化。孔子與他的弟子進行的問答，在此以禪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

由于波斯王朝的滅亡，使得景教只能在中國發(fā)揮如同羅馬教廷的中樞控制作用。于是基督教也被徹底中國化，景教幾乎與佛教或道教一樣被中國化到無法分辨的程度。

朱子學并非如馬克思唯物史觀所認為的，是幼稚的“客觀唯心主義”的一個理論體系，而是經(jīng)歷上自漢代下至唐代的多元文明的挑戰(zhàn)，創(chuàng)造了主體性新理論的第二紀元，正是人類文明的新范式。歷經(jīng)基督教、佛教、西方文明的多元挑戰(zhàn)，同時新創(chuàng)立了可與其匹敵的中國價值觀。朱熹找到了自己的四部經(jīng)典，足以媲美西方的宇宙論、認識論。就是所謂的“四書”。《大學》把握了儒學精神的大綱，《論語》發(fā)現(xiàn)了儒學的根底，《孟子》展現(xiàn)了儒學邏輯性發(fā)展的樣貌，《中庸》體現(xiàn)了儒學形而上學所有的微妙價值。這是朱熹所提示的四書讀書法。他還為四書做了新的注釋，做出所謂《四書集注》的天下名著。這部《四書集注》支配了東亞文明七個世紀之久。

現(xiàn)在我們要談第三紀元（The Third Epoch）。第三紀元的主角是誰呢？究竟是誰創(chuàng)造了第三紀元的主軸呢？第三紀元的背景跟第二紀元的背景相同，有西方的挑戰(zhàn)。但是，這次的西方挑戰(zhàn)比印度或者波斯更加遙遠，就是來自西歐帶有很強烈的演繹性體系的文明。其中，宗教也帶著更加強烈的演繹性教義傳來，科學也在數(shù)理上，以很縝密結構的演繹邏輯做基礎。啟蒙主義以來形成的所有西歐成就，席卷了中國。其中最強烈的是自然科學、資本主義、民主主義，以及西歐的生活習慣和思考方式、價值體系等這些東西。那也是形成西歐近代的一切價值，這些價值跟中國本土的價值發(fā)生沖突。其中最大的變化是中國的“天下主義”蛻變成為“民族國家主義”。現(xiàn)在沒有人將中國視為“天下”。各位也很清楚地了解，中國現(xiàn)在是一個國家。這也是從小民族主義的藩籬來思索的。這真是驚人的變化。

在我上述列舉的三種強烈挑戰(zhàn)中，中國放心地接納了自然科學。在中國儒教的世俗價值和西歐的科學之間，沒有理由發(fā)生任何沖突。本來，超越資本主義和民主主義的那些沖突的第三個因應方案，應以“共產(chǎn)主義”的形態(tài)接納。不過，“共產(chǎn)主義”也不是中國的，那是資本主義的歷史對策在西歐所給出的替代方案。

假使孫文的辛亥革命壓過袁世凱的復辟野心，獲得成功的話，共產(chǎn)主義是沒有機會在中國取得勝利的。孫文的挫折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結果成了塑造中國共產(chǎn)運動的溫床。日本在中日甲午戰(zhàn)爭取得勝利，李鴻章心懷屈辱締結《馬關條約》時，日本已經(jīng)向各國宣告自己已進入世界列強行列。同時，福澤諭吉的脫亞論浮現(xiàn)，仿佛是日本的國策。日本的脫亞入歐，意味著存在于亞洲的日本，搖身一變成為蹂躪亞洲的怪物。日本的脫亞使亞洲淪落成為侵略的對象。而中國這個亞洲大國也淪落為一個弱國。同時，中國成為地球上被殖民的第三世界的代言角色，獲得對抗壓制的歷史正義。非常成功地打開這根本性僵局的偉大革命，正是毛澤東的共產(chǎn)主義運動。韓國眾多的獨立斗士也為了這一運動，不惜犧牲性命。各位知道在太行山十字嶺戰(zhàn)斗中，幫助鄧小平脫逃的勇敢戰(zhàn)士，是叫做石正尹、出身于慶尚南道密陽的韓國人嗎？還有，你們知道《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以及《延安頌》的作曲者鄭律成，也是出身于全羅南道光州的韓國人嗎？

毛澤東的功，是無法被后來的過給謫貶的。文革的過失在中國共產(chǎn)黨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也被充分提及。我對中國共產(chǎn)黨的這種反省，給予很高的評價。毛澤東以共產(chǎn)革命的主體勢力來設定“農(nóng)民大眾”，這是對西歐共產(chǎn)主義的中國“格義”。在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人的腦海里根本無法產(chǎn)生這樣的構想。中國的共產(chǎn)主義不再是根據(jù)蘇維埃的指令而行動的運動。參與長征的中國年輕人冒死渡過瀘定橋時，他們不是為了唯物主義辯證法而捐軀的。因為共產(chǎn)主義是讓中國從帝國主義的魔掌中解放，為祖國帶來光明與希望，所以大家奉獻生命。共產(chǎn)主義優(yōu)于意識形態(tài)的是懇切的希望，先于理想的是迫切的現(xiàn)實。因此，中國的年輕人應該自覺到一個事實，那就是“中國共產(chǎn)黨專政”的綱領，是無法拋棄的歷史必然。中國共產(chǎn)黨1921年在上海創(chuàng)立，之后成立紅軍；依靠共產(chǎn)黨和紅軍的努力，1949年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因此，中國共產(chǎn)黨不是自由民主世界所說的一個政黨；它不是組成議會政治，以獲得維持權力為目標的多數(shù)人的集結體。因此，中國共產(chǎn)黨的專政在某些情況下，也是不可拋棄的中國歷史的必然。

我認為現(xiàn)在高喊“改革、開放”的中國共產(chǎn)主義，有必要更徹底地進行“格義”。再說，中國的共產(chǎn)主義也沒有任何理由必須是西歐的“共產(chǎn)主義”。中國共產(chǎn)主義的出發(fā)點，本身不是出于如同宗教教理一樣，信奉西歐的共產(chǎn)主義。共產(chǎn)主義（communism）來自拉丁語的“communis”，著重在“共有”的意義。有必要塑造非“共有主義”的“共產(chǎn)主義”，使其成為更徹底的中國理念。“共產(chǎn)”的“產(chǎn)”，換句話說是“生生之謂易”的“生”，永遠是“創(chuàng)造性的創(chuàng)造”（Creative Creativity）。那是富有的大業(yè)，日新的盛業(yè)。如同在第二紀元，印度佛教本質(zhì)性轉化成為中國禪佛教，共產(chǎn)主義現(xiàn)在則需要變成“禪共產(chǎn)主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西方世界的人們就說是“中國的崩潰”（China’s Disintegration）。后來中國開始躍進，又說是“中國的威脅”（China Threat）。但近來中國儼然躍升為強國，所以就異口同聲提出“中國模式論”（Chinese Model），說“北京共識”（Beijing Consensus）。可是，中國青年們應該看清一個事實，那就是“中國模式”并非單純的贊揚，背后也同時有著不斷想要牽制的陰謀。

我們提到人類的近代性，大致上以“產(chǎn)業(yè)革命”或“法國革命”為起點。不過，19世紀的近代性主軸總是在歐洲。人類重要的近代性價值、制度和概念，發(fā)生在19世紀的歐洲。19世紀的主軸到20世紀，被美國文明帶走。但所謂“中國模式”的終極意思，是說中國文明擁有20世紀美國文明的主軸性。19世紀歐洲文明的模式換成20世紀美國文明，其過程沒有本質(zhì)性的轉換。使19世紀歐洲文明的產(chǎn)業(yè)主義效率達到極限的，是美國文明。可是20世紀的美國文明轉換成21世紀的中國文明，其過程應該也伴隨歐洲文明-—美國文明之類的幅度變化，同時意味著誕生本質(zhì)上與歐美文明不同的新范式。以我個人的想法，上海浦東無法代表這樣的新范式。那只會引起競爭、破壞、掠奪、泡沫、戰(zhàn)爭。在此所要求的，正是對中國“人文精神”的新闡釋，創(chuàng)造出可以贊助天地化育的新文明。

克服20世紀美國文明的綱領，絕對不是個容易的問題。各位請想想看吧！構成我們現(xiàn)代生活的文明利器，大部分誕生在美國。電器、電話、汽車、飛機、計算機、集成電路、網(wǎng)絡等等，這些決不是單純的物理性的革新，它們是道德性的作為。那是跟孔子所說的“作”一樣的作為。再說，20世紀的美國文明比起其他的文明，具有明顯的道德優(yōu)勢。我們就拿爵士樂來說說吧！接納黑奴的旋律，創(chuàng)造超越傳統(tǒng)古典音樂和聲法的新爵士和聲法（Jazz harmonics），創(chuàng)造出人類普遍喜愛的即興音樂樣式。各位朋友，你們果真能夠超越這種美國的開放性、多樣性和創(chuàng)造性嗎？所謂的“中國模式”，不是叫做中國的這個國家獨特的模式。那是意味著雖然由獨自的構思出發(fā)，卻獲得能夠說服全體人類的新普遍主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當時，盡管有1300年的基督教傳教歷史，中國的基督教徒卻不到75萬。但是，聽說現(xiàn)在中國基督教徒超過1億。中國基督教徒顯然比中國共產(chǎn)黨員更多。這是怎么回事呢？如果跟韓國人說這樣的事情，大部分韓國人會大喊哈利路亞萬歲，并拍手叫好。但是身為韓國思想家的我——杌金容沃，盡管我是基督徒、神學家，卻對中國前途感到憂慮。在這些現(xiàn)象的背后，惡劣的韓國保守教派在中國非法傳教，發(fā)揮了很大的作用。事實上，更大的問題是共產(chǎn)主義理念不像基督教理念那樣，提供中國大眾心靈的滿足感，這成為一清二楚的證據(jù)。這實際上是很重大的問題。基督教在它發(fā)源的西歐文化圈，已經(jīng)是喪失生命力的死宗教。它的生命力是透過美國黑人文化和第三世界來維持。其中最紅火的事例，是韓國的基督教。不過，耶穌教和基督教是完全不同的問題。耶穌教顧名思義，是“歷史耶穌”（Historical Jesus）的教誨，現(xiàn)代神學稱之為“耶穌運動”（Jesus Movement）。但“基督教”卻意指，歷史性存在、名叫耶穌的人，他是上帝之子；信奉名叫“基督”（Christ）也就是“彌賽亞”（Messiah），信奉早期使徒的信仰體系。耶穌教的出發(fā)是教會，就是艾克利西亞（Ekklesia），同時也可以跟耶穌無關。耶穌教雖然是耶穌常識性的箴言（logion），基督教卻是和受難（Passion）、復活論（Resurrection）、復臨論（Second Coming）、末世論（Eschatology）有不可分的關系。那是神話的結構。

我不諱言地告訴各位，中國不可以接納基督教。中國也不能跟梵蒂岡再復交，中國未來永遠不能承認梵蒂岡的權威。中國文明的可能性，只在于發(fā)現(xiàn)非神話性、原創(chuàng)的耶穌運動。基督教不能被高壓的手段給排斥，因為越排斥會變得越強烈。但是中國基督教徒的擴增，會成為顯示中國共產(chǎn)黨限度的一個測度計。各位在你們自己的人生中，應該要克服所有神話的虛構，徹底實現(xiàn)豐饒的實事求是的人文主義。21世紀人類的課題，也可以歸結為儒教和基督教兩者的對決與融合。那也可以是美國文明和中國文明兩者的對決與融合。在人類的精神史上，如果基督教成為主軸吸納儒教的話，那會是人類的災禍，中國文明的獨自模式無法存在。我們應該向往的是以儒教的人文傳統(tǒng)為主軸，吸收基督教。這是一道非常不容易的課題。這也是我要告訴各位背負在你們肩上的第三紀元的主要綱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