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炳輝 | 浙大寧波理工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
［導讀］2019年，中央出臺《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標志著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正式上升為國家戰略。然而，目前流行聲音中明顯具有“重視三角、忽視長江”“重視區域、忽視全局”“重視經濟、忽視政治”“重視一體化、忽視國際化”等傾向，這與中央推動長三角一體化的整體布局和戰略背景有所隔膜。
本文認為，長三角一體化是新時代中國探索大國發展和治理的樞紐，是一種聯動全局的新時代“天下之中”，其真正的主體是“中國”。長三角一體化既需要區域視角，也需要國家視角，更需要全球視角。在中國近千年歷史發展中，長三角一直承載著聯結東西南北的功能；在近代又肩負著溝通國內國外的使命；進入新時代，其在中國“一帶一路”大格局中的“天下之中”地理樞紐地位將日益凸顯。長三角一體化的真正主體是國家，而非區域內部任何一個具體行政單元。長三角一體化的目標是整合國內和聯通國際，一體化是手段不是目的。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當代基礎最關鍵是黨的領導和組織保障，而非簡單的江南文化基因傳承與重新問題。
本文選自《長三角文化與區域一體化：2019年“長三角文化論壇”論文集》，由作者授權首發，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位參考。
長三角三省一市聚集了全國1/6的人口和1/4的經濟總量，未來極可能成為全球最大的城市群，其與美國城市群及歐洲城市群的發展路徑顯然不同。隨著長三角區域一體化上升為國家戰略，相關討論迅速升溫，但目前流行聲音中明顯具有“重視三角、忽視長江”“重視區域、忽視全局”“重視經濟、忽視政治”“重視一體化、忽視國際化”等傾向，這與中央推動長三角一體化的整體布局和戰略背景有所隔膜。因此，有必要認真回溯幾個基本問題，即誰的一體化，為何一體化，一體化的地理文化基礎以及在當代的新含義。只有廓清了這些重大而基礎的問題，圍繞長三角一體化的討論才不會沉溺于細枝末節而迷失方向。
2018年11月5日，總書記在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指出，“為了更好發揮上海等地區在對外開放中的重要作用，我們決定，……三是將支持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并上升為國家戰略，著力落實新發展理念，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推進更高起點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層次的對外開放，同‘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相互配合，完善中國改革開放空間布局。”此后，長三角一體化正式提速。
2019年5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了《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會議指出，長三角是我國經濟發展最活躍、開放程度最高、創新能力最強的區域之一，在全國經濟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具有極大的區域帶動和示范作用，要緊扣‘一體化’和‘高質量’兩個關鍵，帶動整個長江經濟帶和華東地區發展，形成高質量發展的區域集群?！彪S后，上海、江蘇、浙江和安徽三省一市紛紛出臺具體措施落實長三角一體化規劃綱要。
筆者之所以開篇就不厭其煩地大段引用中央有關長三角一體化的權威表述，是因為流行的討論往往脫離整體語境和宏觀背景，回顧相關文獻有利于清理脈絡。
▍隱藏的主角：誰的一體化？
提出誰的一體化，似乎顯得有些突兀和外行，尤其是對于明確有“長三角一體化”概念的議題來說。但目前各種流行的討論中，黨政機關主要聚焦在三省一市內部的交通設施、科技創新、公共服務、生態保護等議題上；學術界往往側重文化傳統、江南區域史研究、“江南道路”等主題。這是一種非常明顯的“重視三角、忽視長江”“重視區域、忽視全局”的傾向?！伴L三角一體化”在總書記的演講中完整的表述是“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忽視了“長江”，又何來“三角洲”呢？
長江是理解近代中國的一把鑰匙，甚至是一把關鍵的鑰匙。中國自秦漢以來，歷史發展演進的動力長期以“南北問題”為線索。長城以南農耕漢族在與北方游牧民族的漫長互動融合過程中，形成了三條劃分南北的界線。首先最主要的是陰山和長城為代表的農耕與游牧文明的南北分界；其次是秦嶺-淮河一線的漢族內部的南北分界；以及南嶺為代表的區域性文化分界。隨著清朝將東北、西北和西南諸少數民族板塊深度融入中華大家庭后，“南北問題”的重要性日漸削弱；而隨著“西力東漸”與世界貿易體系的不斷深化，“東西問題”日漸成為中國歷史發展的動力主軸。
當代中國的“東西問題”有兩重含義：一則是中國與西方的國際關系問題，一則是中國國內的東中西部區域關系問題，兩重含義上的“東西問題”皆與長江密切相關。首先，長江在中國和西方關系中具有重要地位。鴉片戰爭后中西貿易交往的核心樞紐在上海，而之所以是上海的原因就在于其是長江的入?？冢瑥纳虾？伤萘鞫嫌绊懜采w長江下游三角洲和長江中游廣闊腹地，而這條“長江經濟帶”自唐宋之后千年里就是國家的人口財賦重地。其次，長江在中國區域關系中具有重要地位。中國的東中西部三大板塊的關系問題，本質上是一個“長江問題”，因為只有長江沿線存在一個明顯的“東中西”三大區域劃分，而黃河流域并沒有這樣一種明顯的區分。試問地處黃河中下游的河南省和山東省之間會有東部和中部的差別感嗎？顯然不會，二省往往都同以北方人自居。
長江既區分著南部中國，也緊密聯系著中國，這種聯系不僅僅是東西，還連通著南北。長江水運溝通東西的功能早已為世人熟知，唐代大詩人李白的名篇“朝辭白帝彩云間，千里江陵一日還”是其優美寫照。而長江溝通中國南北的重要意義往往為人忽視，近代海運興起之前上千年時間里，長江中游和下游依托漢江、京杭大運河和江西水路，溝通著自北京至廣州的廣袤中國版圖。清代晉商的“萬里茶路”及其國際貿易版圖更是將其功效演繹得淋漓盡致。
通過以上簡要回顧，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長江之于近當代中國的重要意義，其既溝通中國與外部世界，又連接中國國內的東中西部地區。無論過去的“南北”，還是當代的“東西”，長三角在唐宋以來均在中國的大國統一和治理中發揮重要作用。在此基礎上理解長三角一體化，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這種歷史趨勢和發展脈絡，而避免陷入狹隘的地方主義窠臼。
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至少包含四個層次上的戰略意義，首先是最狹義的“三角洲內部”的一體化問題；其二是帶動整個長江經濟帶的一體化發展；其三是聯結中國五大城市群的一體化發展；其四是國際化層面的溝通中國與世界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一體化。習近平總書記特地在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式上宣布長三角一體化上升為國家戰略，這一舉動本身就具有強烈的全球化和國際化大視野，而且在談到長三角一體化時特別指出要“同‘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相互配合”，“帶動整個長江經濟帶和華東地區發展，形成高質量發展的區域集群”，也是一種大國治國理政的宏大空間布局。
失去了這些宏觀視野，只就具體問題談技術性解決方案，則往往盲人摸象引喻失義。長三角一體化是新時代中國探索大國發展和治理的樞紐，是一種聯動全局的新時代“天下之中”，其真正的主體是“中國”，三省一市都只是具體執行者和空間載體而已，不是問題的實質和核心。
▍百年的探索：為何一體化？
有學者指出，“開埠通商、工業化和持續的戰亂，是促成其變化的最根本力量，也是深刻影響近代江南全局及其歷史走向的‘大事因緣’。”那么新時代長三角一體化的“大事因緣”就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背景下的國內市場整合與國際市場整合，政策的話語表述是“完善中國改革開放空間布局”。
帶動更大范圍內的經濟增長是目前長三角的最突出使命和任務。而且這種增長還必須是“高質量”的且具有示范引領意義的，其實現方法是“區域一體化”。那么問題就來了，為何經濟增長與區域一體化密切相關？過去的“村村點火、鎮鎮冒煙”的鄉村工業、浙江的縣域經濟、蘇南的工業園區、近年的特色小鎮等產業發展經驗又該如何看待和理解？
理解這種區域一體化的發展思路，則無疑需要回望中國近代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工業化和經濟增長歷程演變?，F代經濟增長依賴土地、資本、勞動、管理和技術等生產要素的有效整合，而隨著產業發展和資本積累的過程，這種整合的規模和力度一定是不斷加深的，即“經濟治理單元上升”。其空間體現就是城市群聚集且規模不斷擴張，目前全國已逐漸形成了五大城市群。中國的城市化和現代化道路，顯然迅速掠過了費孝通先生所期待的“小城鎮戰略”，而一躍邁入了“城市群為王”的時代。
五大城市群的宏觀比較中，長三角城市群具有特殊優勢。成渝城市群經濟體量偏小又地處內陸深處；長江中游城市群聯系國內位置適宜，但在連接世界上區位受限，且經濟體量也不夠大；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經濟體量均略小一點，也都面臨著位置不處于五大城市群連接中心的困境；唯有長三角在連接其他城市群的距離上剛好居中，且占據對外開放的有利區位，土地面積、經濟總量、人口、科技、社會安定等因素綜合而言居于較為優越的位置。
因而新時代高質量發展的布局謀篇，長三角無論是從對內還是對外的角度，都承擔著特殊的使命和功能。如果不能始終在全局視野下思考長三角問題，則會帶來諸多負面問題。清末至民國，長三角雖然也是開放重地，但其被深深地整合入西方列強的全球經濟體系，成為榨取中國資源的傷口，而無法承擔整合國內其他區域的重任，尤其是華北黃泛區，終致華北地區逐漸成為社會動蕩的溫床，國家積貧積弱。美國最近幾十年發展中，東西海岸城市群與五大湖城市群漸行漸遠，終致國家內部撕裂動蕩不安，深層次也是國家內部區域發展缺乏有效整合的表現。
長三角內部的三省一市，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各有長短，亟待整合。上海以其現代金融、科技、高端制造、獨特區位等特色見長，但苦于地狹人稠、成本高昂、形格勢禁的不足；江蘇以其深厚文化、充裕土地、工業基礎、人口等優勢見長，但囿于缺乏良港、民資不強、省內區域差距等短板；浙江以其民間資本、創新精神、電子商務、生態環境、服務意識等品質見長，但受制地處一隅、輻射受限、科技薄弱等軟肋；安徽以其深厚歷史、豐富資源、廣闊腹地、人文薈萃等稟賦見長，但也困于遠離開放中心、農業大省等肘制。
自元代以來，中國行政區劃的原則從“山川形便”轉為“犬牙相入”，以防止地方勢力做大形成割據之勢。這種思路主要是軍事政治考量，其至今依然有現實意義。但麻煩之處在于，其也必然與現代經濟發展形成一定沖突和張力。如上海與浙江之間圍繞大小洋山港的曲折合作過程，正是這種張力的小小體現。上海有輻射整個長三角的地利之便，但卻苦于沒有好的天然深水港；浙江的情況則剛好相反。最終還是中央出面協調，將彼此利益做了均衡。上世紀五十年代，浙江以太湖南部水域從江蘇手中換取嵊泗列島，此后兩省各自專注于不同的發展道路和模式。近年來長三角各地在發展規劃上，一窩蜂地試圖搞現代金融、汽車制造等產業，其實大部分地方并不具備此類產業的基礎條件。像此類純經濟發展要素的整合問題，完全可以中央出面打破地方局部利益考量，統籌運作。
所謂“高質量”的發展，顯然是針對過去的資源浪費等粗放型發展模式而言，那種發展模式的典型代表即以“低小散”為特征的鄉村小工業。有利于生態環境的集約型發展，既與產業結構本身有關，也需要科技創新升級的不斷推動，這也是長三角一體化過程中“G60科創走廊”日漸引人注目的原因。
高質量的發展，必然要求高開放。因為高質量發展意味著科技含量高和生態環境友好，這勢必導致中國勞動力的進一步供應過剩，而解決之道必須依賴“一帶一路”擴展廣闊的國際市場，如此才有可能在提高效能的背景下又增加就業機會，兩者是一個問題的兩面。長三角注定是一個面向世界的長三角，而絕不是一個僅僅面向內部三省一市的長三角?！耙粠б宦贰苯ㄔO秉承共商、共享、共建原則，中國外交秉持“結伴不結盟”原則，這些都是中國的全球化發展道路，指引著長三角一體化的國際化方向和特色。
▍復興地理學：新時代的呼喚
長三角一體化僅僅有了高層決策的“天時”顯然是不夠的，還必須有“地利”和“人和”。
傳統歷史時期長三角溝通東西南北的地利之便上文已經概括，而稱之為新時代的“天下之中”是否有些過譽了呢？如果僅僅以中國一國之版圖觀之，則長三角無疑“偏東”了一些；但如果以“一帶一路”之國際大格局觀之，則長三角顯然“居中”。如果說河南是傳統時期中國版圖內的“中原”，長三角則是世界大棋局中的中國的“新中原”，其將承擔的歷史使命與地位將是空前的。長江是中國近當代的關鍵，長三角是關鍵中的關鍵，長三角是撬動長江的支點，也是撬動中國的支點。
古人有云“得中原者得天下”，其實不確，歷來鮮有以中原為基地而征服天下者；相反，倒是“得天下者方能控中原”。因為“中原”往往是土地、人口、財賦重地，但軍事上卻易攻難守，只有從四周設防才能守住中原，故往往是實力超群者最后掌握中原，中原又為其提供穩定的支撐。當代長三角正是此種“新中原”的形勢。
鴉片戰爭之后，英國曾一度想侵占浙江舟山，但當時清政府已經意識到舟山群島是東海門戶，比鄰長三角腹地，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非同一般，始終拒絕英方此意，加之舟山本地居民持續的抵抗和氣候不適等諸多因素，英國最終退而求其次占據香港。這一歷史插曲的回顧，也是再次印證長三角在中國的世界格局謀劃中的突出意義。試想，如果當日英國占據的是舟山群島，今日舟山動蕩不安，整個長三角的格局和國家的格局，恐將都是另外一種景象。中國五大城市群連成線，就像一把弓與箭，長江就是那支箭，長三角則是箭頭，這支箭頭勢必瞄向的是廣闊的世界。
相對傳統中國對內陸地緣政治規律的深刻把握，全球化時代的中國，亟待建立一種更大視野的“復興地理學”。“復興地理學”的提出，受唐曉峰教授“革命地理學”之啟發，地理的自然屬性往往長期穩定，但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其人文社會指向卻可以大有不同。不同于以往中國歷史上的地緣政治偏重于漢族聚居區和陸地，復興地理學需要更廣闊的世界視野和海陸綜合性；不同于西方地緣政治偏好制衡與分化，中國的復興地理學需要更多整合和融通。
一體化的前提基礎是交通聯絡的暢通便捷，而具體到三省一市內部的地理空間格局上，雖然有些山河湖泊阻隔，但隨著中國高鐵建設的不斷深入，這一問題顯然會很快解決。曾經隨著京杭大運河一起衰落的蘇北相關城市，在清末修建津浦鐵路的過程中，又因徐州以南線路改走安徽蚌埠等地入南京，而致蘇北此后數十年幾乎“手無寸鐵”，長期陷入江蘇省內發展洼地的尷尬局面。但隨著高鐵“八縱八橫”的沿海通道逐漸鋪開，這一局面的徹底扭轉不再遙遠。以高鐵為代表的大規模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已經極大的弱化了山川湖泊對中國人空間流動的限制。這是一體化最強有力的物質基礎保障，也是新時代的“地利”。
而對于一體化的文化基因溯源上，學界往往容易上接“江南文化”的根源，對于江南文化的基因密碼自然有多種解釋，但大體都會傾向于其具有崇文、溫和、開放、重商等優秀品質。甚至有學者認為是上接先秦文化、中原文化之后的中國文明“第三高地”。這些解釋和文化溯源自然有一定道理和學術意義，甚至也是當代發展中有益的底蘊，但對于理解當代長三角一體化依然顯得有些隔靴搔癢。正如理解歷史上長三角興衰沉浮必須結合京杭大運河等水路變遷，而當代理解交通的要害就必須是高鐵網絡，時移世易也。江南文化對歷史時期的區域一體化肯定有影響，但對經過近代百余年的風云激蕩的長三角而言，僅僅解析江南文化顯然不足以理解當下。“尋根江南”的不足之處至少有三，一則時間遠隔，二則格局狹促，三則忽視政治。
今日長三角一體化有其經濟發展的內在需求，但卻是黨的領導下的重大政治戰略舉措。其若能取得突破，不在于市場“有想法”，而在于黨“有辦法”。回顧歷史與相關學術討論脈絡，既有的明清江南史研究，表面上聚焦于經濟發展與社會轉型問題，帶有鮮明的經濟視角，但背后深層次的問題關切是中國現代化道路與現代性生長機制問題。圍繞明清江南史的重大學術爭論就是，為何其沒有走上從農業向工業的“產業升級”之路？這一問題的最終歷史實踐答案，顯然不是社會自發解決，而是在中共建立新中國之后，以徹底的軍事、政治、經濟和社會綜合手段予以突破。而當下，長三角其實又一次面臨類似問題，就是如何從初級中級制造業逐漸向高級制造業轉型升級。
而黨之所以有辦法，一方面在于中國治國理政的郡縣制傳統，另一方面是黨以黨政科層制為組織載體的超強政治整合能力。這種郡縣制傳統的積極作用與影響，對于大陸地區民眾來說可能是“久而不聞其香”，但若對比國外則非常明顯，試想俄羅斯、印度、巴西、土耳其等國是否可能推動類似這樣的多個省級行政區的一體化？
回顧國內，即使對比香港近年來的動蕩亂局，大陸強大的郡縣制傳統所帶來的優勢也可謂一目了然。香港局勢的復雜化和解決起來的長期化無疑會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產生諸多困擾，相比之下長三角一體化則沒有這方面的阻礙。最近二十余年，中央通過西部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和東部率先等一系列戰略舉措，逐漸抑制和縮小了國家的區域發展差距。對比美國“銹帶”地區持續衰落所帶來的嚴重經濟政治社會后果，中國共產黨的整合平衡能力及其客觀效果無疑是更勝一籌的。
一體化的實質就是進行經濟發展要素的整合，而這種整合最需要不是文化上的“親和”，而是組織上的“力量”，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優勢恰恰在此?？たh制傳統與共產黨的組織保障，才是長三角在當代的最大“人和”。推動長三角一體化發展領導小組組長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擔任，保障了協調整合工作的力度和能力。這并非說文化認同不重要，而是說對于長三角地區而言，文化認同早已不構成一個緊迫而突出的問題。如同全國絕大多數地方一樣，長三角的年輕人現在基本以普通話作為日常交流用語，無論在家庭內外，以方言為典型體現的地方文化式微都是大勢所趨。
▍小結
長三角近代以來歷經開埠通商、工業化、戰亂、計劃經濟、改革開放和偉大復興等一系列歷史時期，特定的“事理”（偉大復興）呼喚特定的制度（黨政科層制），也依托特定的空間地理基礎（長三角一體化）。在這個發展脈絡中，長三角的區域大于歷史上的“江南”，長三角一體化既包含著區域一體化、國內一體化，更包含著國際一體化；長三角不光是“內向型”一體化，更有著急迫的“外向型”一體化任務。
近代以來，中國最先進的江南地區何以沒有發展出類似英國的工業革命，曾經是一個吸引各方關注的重大理論與現實問題。黃宗智、彭慕蘭、李伯重等學者都對此有過系統闡發。無論是否出現勞動力過剩帶來的“內卷化”現象，江南地區確實沒有自發產生工業革命。(熊萬勝教授在與筆者的討論中對此總結比較到位，黃宗智教授和溫鐵軍教授近年來的深層次問題意識，都是在討論“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下我們這個民族如何永續發展”的問題。
因此，江南地區在明清時期是否存在“內卷化”等學術爭論，是學者們在一些數據統計方法和估量方法上的細節之爭，可能各有道理，對錯也未必那么分明，其意義也未必那么大。但這個深層次的問題意識則是重要而長期有效的。)而工業革命恰恰是近代以來世界強國的必由之路，中國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變量是20世紀的共產主義革命，是中國共產黨通過政治軍事革命的巨大力量重組了整個中國社會。根據最近幾十年學界研究成果，人們日漸傾向于認為英國出現工業革命純屬一個偶然的幸運現象，正確的提問方式不是中國為何沒有出現工業革命，而是為何恰恰英國出現了工業革命，因為其實全世界也僅僅是英國出現了工業革命。但隨著歷史的推進和全球化的深化，新的提問方式就是別的后發國家如何才能實現工業革命和城市化，尤其是發展中大國！回顧全球一百余年的發展歷程，顯然只有中國最好的實現了這個目標。
長三角代表著一種中國內向型發展還是外向型發展的根本道路區別，這是近代以來的一個關鍵性問題。工業化就意味著全球視野，從全世界進口原材料并將產品出口到全世界，這就是“一帶一路”倡議對中國偉大復興至關重要的根本原因。美國對我們的封鎖和貿易戰打壓，其目的無疑是希望將中國困鎖于版圖之內。不理解這個道路選擇，就不能理解長三角一體化的國際化問題意識。如果走不出去，則勢必面臨人口過剩帶來的“內卷化”問題。
長三角無論是工業化還是城市化，還是今天的一體化，都深深的帶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印記，這是以長三角為代表的中國道路的最本質經驗特征。即在一個后發的大國，在不以對外戰爭等形式展開國際化的條件下，如何能夠有效整合國內資源進行工業化、城市化和參與全球化。中國所走過的現代化道路，以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偉大實踐探索，是政治積極參與經濟的道路，以國有資本支持、產業集聚和制度創新等推動產業升級的道路，其具有廣泛的世界性意義。
本文收錄于《長三角文化與區域一體化：2019年“長三角文化論壇”論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6月。篇幅所限，有所編刪。圖片來源于網絡，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版權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