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2021年5月28日，著名歷史學家何兆武、章開沅相繼逝世，令無數學人為之痛挽。
何兆武（1921.9-2021.5.28）自1986年起便任清華大學文化研究所教授，他的《中國思想發展史》對哲學、政治、農民革命等思想都作了系統的闡述分析，被多所大學選為教科書，何兆武也長期從事西方學術著作的翻譯工作，譯作有盧梭《社會契約論》、羅素《西方哲學史》等。本文特摘選何兆武口述歷史作品《上學記》的片段，他講述了自己在1920年代-1940年代末的求學經歷，也表達了他對二十世紀歷史的反思。
章開沅（1926.7.8-2021.5.28）1951年9月入華中大學(即今華中師范大學)，是中國辛亥革命史研究會、華中師范大學歷史研究所（現改名為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和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中心的創辦人和領導者。曾任華中師范大學校長（1984～1990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歷史學科第一、二屆評議組成員、召集人。本文特摘選章開沅《誰在‘折騰’中國的大學》一文，他在文中指出，高等教育縱使成為龐大產業，也不能陷入個人晉升比拼、“創一流”的虛熱之中。
本文節選自《上學記》和《同舟共濟》2009年6月刊。何兆武先生對學風自由的向往，章開沅先生對高等教育亂象的批評，在今天仍值得我們反思。特此編發，謹為悼念。
(何兆武先生)
《上學記》之 遷徙的堡壘
▍自由散漫的作風
1939年秋天我到昆明西南聯大報到，一來就感覺到昆明的天氣美極了，真是碧空如洗，連北京都很少看見那么好的藍天。在貴州，整天下雨沒個完，幾乎看不到晴天，云南雖然也下雨，可是雨過天晴，太陽出來非常漂亮，帶著心情也美好極了。而且云南不像貴州窮山惡水、除了山就是山，云南有大片一望無際的平原，看著就讓人開朗。當然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原因：環境不同了。聯大三個學校以前都是北方的，北京、天津不屬于國民黨直接控制的地區，本來就有自由散漫的傳統，到了云南又有地方勢力的保護，保持了原有的作風，個人行為絕對自由。沒有點名，沒有排隊唱歌，也不用呼口號，早起晚睡沒人管，不上課沒人管，甚至人不見了也沒有人過問。自由有一個好處，可以做你喜歡做的事，比如自己喜歡看的書才看，喜歡聽的課才聽，不喜歡的就不看、不聽。這種作風非常符合我的胃口。
院士鄒承魯是西南聯大的學生，對生物化學非常有貢獻，上世紀六十年代轟動一時的胰島素就是他們搞成功的。我看過一篇記者的訪談，記者問：“為什么當時條件非常差，西南聯大也不大，卻培養出了那么多的人才？”他的回答非常簡單，就是兩個字：自由。我深有同感。那幾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無論干什么都憑自己的興趣，看什么、聽什么、怎么想，都沒有人干涉，更沒有思想教育。我們那時候什么樣立場的同學都有，不過私人之間是很隨便的，沒有太大的思想上或者政治上的隔膜。宿舍里各個系的各級同學都有，晚上沒事，大家也是海闊天空地胡扯一陣，有罵蔣介石的，也有三青團擁護蔣介石的，而且可以辯論，有時候也很激烈，可是辯論完了，大家關系依然很好。
學生的素質當然也重要，聯大學生水平的確不錯，但更重要的還是學術的氣氛。“江山代有人才出”，人才永遠都有，每個時代、每個國家不會差太多，問題是給不給他以自由發展的條件。我以為，一個所謂好的體制應該是最大限度地允許人的自由。沒有求知的自由，沒有思想的自由，沒有個性的發展，就沒有個人的創造力，而個人的獨創能力實際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產力。如果大家都只會念經、背經，開口都說一樣的話，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當然，絕對的自由是不可能的，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會侵犯到別人，但是在這個范圍之內，個人的自由越大越好。
回想這一生最美好的時候，還是聯大那七年，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當然，那也是物質生活非常艱苦的一段時期，可是幸福不等于物質生活，尤其不等于錢多，那美好又在哪里呢？
我想，幸福的條件有兩個，一個是你必須覺得個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朧，并不一定是什么明確的目標。另一方面，整個社會的前景，也必須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會整體在腐敗下去，個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這兩個條件在我上學的時候恰好同時都有，當時正是戰爭年代，但正因為打仗，所以好像直覺地、模糊地，可是又非常肯定地認為，戰爭一定會勝利，勝利以后一定會是一個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過上非常美好的生活。那時候不只我一個人，我相信絕大多數青年都有這種模糊的感覺。人總是靠著希望生活的，這兩個希望是最根本的，所以那時候雖然物質生活非常之苦，可是覺得非常的幸福。
▍自由，學術之生命
我做學生的時候，各個老師教的不一樣，各個學校也不同，有很大的自由度。比如中國通史，每個教師都可以按照自己的一套講，當然國民黨也有它意識形態上的標準講法，既不是唯物史觀，也不是唯心史觀，叫作“唯生史觀”，“生”就是三民主義里的“民生主義”，教育部長陳立夫提倡這個。我不知道這套官方的理論是不是有市場，不過我上中學的時候沒有老師這么講，只記得有個同學會考得了第一，學校獎勵他一本陳立夫的《唯生史觀》，我想他也不看，我們都不看，所以并沒受它的影響。再如國文，老師高興教哪篇文就教哪篇，今天選幾首李白、杜甫的詩，明天選《史記》里的一篇，比如《刺客列傳》，或者選一篇莊子的《逍遙游》來講，沒有標準教本。大學入學考試的題目也沒有標準一說，倒是解放以后，全國有統一的規定、統一的模式，有標準教科書，考試還必須按“標準答案”。不過我想還是應該沒有“標準”，包括自然科學，我認為也不需要有個標準，如果大家都按一個思路想，科學怎么進步？包括愛因斯坦的理論也不應該成為標準，否則永遠不可能超越。
學術自由非常重要，或者說，學術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不然每人發一本標準教科書，自己看去就是了，老師照本宣讀成了播音員，學生也不會得到真正的啟發。比如學習歷史，孔子是哪一年生、哪一年死，怎么周游列國等等，每本教科書上都有，根本用不著老師講，而老師的作用正在于提出自己的見解啟發學生，與學生交流。我在二年級的時候才十九歲，教政治學概論的是剛從美國回來的年輕教師周世逑，他的第一節課給我的印象就非常深。他問：“什么叫政治學？”政治學就是研究政治的學問，這是當然的，那么，什么叫政治？孫中山有個經典定義：“政者，眾人之事；治者，管理。”所以“管理眾人之事”就是政治，這是官方的經典定義。可是我們老師一上來就說：“這個定義是完全錯誤的。你們在食堂吃飯，有人管伙食賬；你們借書，有人管借書條；你們考試，注冊組要登記你們的成績。這些都是眾人之事，但它們是政治嗎？”這可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他怎么敢這么說？不過我覺得他說的也有道理。有些老師喜歡在課堂上胡扯，甚至于罵人，但我非常喜歡聽，因為那里有他的風格、他的興趣，有他很多真正的思想。比如馮友蘭在課堂上罵胡適，說：“胡適到二七年就完了，以后再沒有東西了，也沒起多大的作用。”這是教科書里看不來的。
當然，聯大里也有老師是非常系統的教科書式的講法，比如皮名舉先生的西洋近代史。皮名舉是清末經學大師皮錫瑞的孫子，講課非常系統、非常有條理，比如今天講維也納會議，那么整堂課就是維也納會議，雖然有時也談些閑話，但并不扯遠。皮先生有個特點，每堂課只講一個題目，而且恰好能在下課時把這個題目講完，據說以前只有蔣廷黻能做到這一點，后來我教課的時候也想學著做，可是非常失敗，因為總免不了要多說兩句或者少說兩句，不能那么恰好在五十分鐘內講完。另外，上皮先生的課必須交作業，像我們在中學的時候一樣，可是他留的那些作業我到現在都覺得非常的好：畫地圖。近代史從1815年拿破侖失敗以后的維也納會議，一直講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正好一百年，一個學期要求畫六張歐洲政治地圖，那么一個學年就得畫十二張，當然我們也是照著現成書上抄的，不過我覺得這確實太有用了。以前我們對政治地圖重新劃分沒有地理上的具體印象，但畫過一遍之后就非常清楚明白了。包括中國史也應該是這樣，可是除了皮先生，沒有別的老師再要求過。
老師各講各的見解，對于學生來講，至少比死盯著一個角度要好得多。學生思路開闊了，逐漸形成自己的判斷，不一定非要同意老師的觀點，這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且可以公開反對。記得有一次數學系考試，有個同學用了一種新的方法，可是老師認為他做錯了，這個同學就在學校里貼了一張小字報，說他去找這位老師，把某雜志上的新解法拿給他看，認為自己的沒有錯。再比如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里面很多見解我不同意，不但現在不同意，當時就不同意。錢先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感情太深厚了，總覺得那些東西非常之好，有點像情人眼里出西施，只看到它美好的一面，而對它不怎么美好的另一面絕口不談。我承認傳統文化里確實有好東西，但并不像他講的那么非常之好。人無完人，總有優點、缺點，文化也沒有完美的，也有它很黑暗、很落后、很腐敗的部分，比如血統論。封建時代科舉考試的時候要寫三代履歷，曾祖父、祖父、父親必須三代清白，“王八戲子吹鼓手”，妓院的、唱戲的、搞演奏的都是賤民，凡這類出身的人都不準進入考場。這是傳統文化里腐朽的部分，可是錢先生好像并沒有正視它，講的全是中國傳統文化里美好的部分，以為這才是中國命脈的寄托所在，這是他的局限性。另外，錢先生舊學出身，對世界史，特別是對近代世界的知識了解不夠，可是在我看來，中國近代歷史的最大特點就在于參與了世界，這時候中國面臨的最重要的任務是如何近代化以及如何與近代世界合拍，所以閉關的政策行不通了，一定要開放，包括我們的思想認識，要有世界的眼光。錢先生對于這些似乎關注得不太夠——這是對前輩的妄論了，不過學術上不應該論資排輩，不然學生只局限在老師的圈子里，一代不如一代，那就沒有進步了。
(章開沅先生)
誰在‘折騰’中國的大學
21世紀以來，中國高等教育“跨越”發展之聲不絕于耳，且見諸聲勢浩大的行動。成績似乎令主事者陶醉，經常掛在口上的主流話語是：“2007年，我國高等教育在校生總規模超過2700萬人，居世界第一，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23%，成為名副其實的高等教育大國。”但這些耀眼數字背后究竟隱藏著什么？所謂“跨越”發展帶給教育的是禍是福？人們的認識并不一致，甚至存在深刻分歧。
高教何以在錯誤道路上走得這么久、這么遠。
2009年初，政府發布了《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并公開征求意見，隨即引發一場全國范圍的討論，網絡上的各種爭議更為火熱。當年3月2日武漢大學前校長劉道玉提出《徹底整頓高等教育十意見書》，建議：一、廢除自學考試制度；二、取消不合格的在職研究生學位；三、砍掉一半大學的博士授予資格；四、大學必須與所謂“獨立學院”脫離關系；五、讓成人教育回歸職業教育；六、停止大學辦分校；七、整頓大學的科技開發園和研究院；八、實行教授定編制；九、砍掉2/3的大學出版社和學報；十、整頓“大少爺作風”，嚴查大學財務支出。據《長江商報》“高教十癥”調查結果（3月12日公布），近兩千網友投票，除第一、九兩條外，其余8條意見均獲“7成以上的網友力挺”。
當然，高教之病并非僅限這10條，而這10條也不一定都是最為嚴重之癥，但這畢竟是一位資深大學校長率先響應政府號召，全面系統地坦陳自己的批評與建議，理應給予應有的尊重與理解。
我與劉道玉教授相識已久，而且都是在1980年代出任武漢地區中央直屬高校的校長。他雖然比我年輕，但在高校行政管理方面卻比我出道早得多，而且還曾在教育部主持過重要工作。我非常敬重他對教育事業的革新精神與執著追求，對他此次提出的批評建議更深有同感。應該說，劉道玉是1980年代那批大學校長的杰出代表之一，他的意見包含著眾多師生積壓已久的共同心聲。但我不想重復列舉或補述當今高等教育的各種弊端，而寧可探索我國高教何以在錯誤的道路上走得這么久、這么遠，危害又這么深！
記憶所及，1980年代的高教基本上是正常發展的，盡管體制、教學、科研等方面的革新步履艱難。1990年代以后，“教育產業化”作為決策開始推行，主要驅動力來自比教育部更為強勢的國家計劃委員會。我至今還記得若干權威人士在報刊和電視上發表的那些夢囈或狂想，仿佛高教一經形成規模宏大的支柱產業，就可以財源滾滾，帶動國民經濟的發展。沒有經過任何民主咨詢，決策究竟有多少科學性也不得而知。——1999年就從上而下倉猝地敞開“擴招”的大門，加上此前也是從上而下促成的高校大合并，一味追求擴展辦學規模的狂熱浪潮開始形成了。
中國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誠然需要加速高等教育的發展，國民素質的普遍提升，也需要高等教育向大眾教育轉型；但無論從哪方面說，都不能犧牲整體質量，否則教育就算轉化成龐大的產業，也只能視之為高成本、低效益而虛有其表的泡沫經濟。
緊接著又是在“跨越”號召下，出現彌漫全國的“升級”狂熱。中專升為大專，大專升為學院，學院升為大學，其實好多學校根本不具備升級條件。許多正規大學也不安于現有定位，甚至連“教學型與研究型”這樣的雙重身份都不滿足，一定要往“研究型綜合大學”躥升，而已經具有“研究型綜合大學”特殊身份的所謂“985”大學，又紛紛向“世界一流”狂奔——真可以說得上如癡如醉。
大學內部的各系也不安于現有定位，紛紛爭先把握這個千載難逢的“升級”良機，于是好多系、所上升為學院，個別系還分身為幾個學院。有些研究所也不甘落后，自行提升為牌號甚大的研究院。某些“特大”大學由于下屬學院太多，校領導管不過來，又在校、院之間設立“學部”，儼然泱泱大國氣派。相形之下，原有許多系、所的地位則江河日下，往往自嘲為無非“教研室”。與過往相比，現在的大學管理機構名目繁多，層次重疊，越來越像龐大而又復雜的官僚機構，與原先標榜的“精簡、效率、效益”革新目標背道而馳。
大學現在確實很忙，因為學校越辦越大，學生越來越多，教師的教學負擔也越來越重。特別是年輕教師，為了從助教升為講師，講師升為副教授，每年還要達到發表若干論著的所謂“剛性指標”。校、院、所各級領導更忙，因為“擴招”也好“升級”也好，并無足夠的財政撥款，還得“自籌”財源彌補經費不足，于是便想方設法“創收”，乃至變相推銷形形色色的“學歷”，當然更少不了“跑部前進”，爭招生數額，爭項目經費，爭科研課題，爭學位授予點等等。而教育部及其下屬各司局又巧立名目，精心設計繁瑣的申報、評審、驗收等手續，其中僅本科教學評估一項，就把全國高校折騰得人仰馬翻……
試問，在這樣勞民傷財的紛紛擾擾之中，大學領導又有多少余閑精力用于改善管理以期實實在在地提高教學、科研水平呢？高校素質的整體下降已成為有目共睹的事實，而更為嚴重的是急功近利、弄虛作假造成的誠信流失。我們現在還有大學精神嗎？今后大學精神的重建恐怕不是一兩代人的真誠努力所能完成。高教的積弊不僅年深日久而且盤根錯節，徹底整頓談何容易。
從深層根源來剖析，主要問題仍在于主管教育者對教育本身缺乏正確的認知。教育的對象是人而不是物，教育者與被教育者之間需要良性的互動，而不是單向的“灌輸”、“塑造”。教育的起點與歸宿都是愛，都是人性的完善與提升。所謂“以生為本”，就是以人性為本。現今教育當局主事者把各項重大措施都名之為“工程”，實際上是忘記了人性不同于物性，學校不是工廠，教育更不同于制造業的生產流程。說到底，教育是細致的教化而不是簡單的制作。
校長沒有自我完善的膽識，大學沒有自我完善的空間。
把教師比喻為“靈魂工程師”未必完全確切，但教育的根本畢竟是人格的養成，這已經是人所共知的常識。積60年高教工作的親身體驗，我總覺得教育應該是慢工細活，教師更像精心培育花木的園丁，必須按照植物的生長規律與季節的環境變化，循序漸進地從事本職工作，而最忌急于求成和揠苗助長。與其主觀武斷地通推行一個緊接一個折騰大學師生的所謂“創新”或“跨越”，倒不如讓大學保持相對安寧的校園，也許順乎自然的“蕭規曹隨”比什么“開辟新紀元”之類豪言壯舉更有利于高教的發展。從歷史上看，無論古今中外，成功的教育改革往往表現為漸進式積累及作為其結果的“水到渠成”。
現在動輒以推行全國一盤棋的舉措，依然忽視教育的連續性與相對穩定性。朝令夕改，而且政出多門，讓許多大學無所適從。以前“教育革命”主要靠政治威權，現在卻主要是靠“利益驅動”，以形形色色的各類“工程”與相應的“課題”、“項目”經費促成“跨越”導向。同時，又擬訂各種繁瑣而脫離實際的指標體系與評審程序，迫使大學順從就范。如果說過去的大學是屈從于政治壓力，現今的大學則是傾倒于金錢的魔力。大學“跑點”，已經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潛規則”。
最近，為浙江大學所謂院士課題組“抄襲舞弊”事件，教育部也曾嚴辭痛陳要下“猛藥”，但“猛藥”似乎只是針對大學，學術道德教育主要針對學生，真是匪夷所思！我認為，追根求源，如果現行教育體制依然原封不動，中國教育改革也只能停留于修修補補，根本難以革除錯綜復雜的各種積弊，因為大學根本沒有自我完善的空間——而恕我直言，許多大學校長也沒有自我完善的膽識，甚至沒有自我完善的內在醒悟。因為其中有些人已經習慣于唯命是從，隨波逐流，把學校作為個人晉升之階，千方百計在“跨越”與“創一流”的虛熱中顯耀自己的政績。種種事實表明，在目前體制下，大學很難在教育改革中有根本的轉變。
教育改革，千頭萬緒。我認為，當務之急是兩個回歸：一是回歸大學主體，一是回歸教育本性。而關鍵首先是體制改革，讓大學獨立自主地按照教育自身規律來辦好教育。
我深信，大學應該把握自己的命運，大學必須自我完善，大學也能夠自我完善，大學的希望在于大學自身！
本文節選自《上學記》中的丙章“遷徙的堡壘”和《同舟共濟》2009年6月刊“誰在‘折騰’中國的大學”，，篇幅所限，內容有所編刪。圖片來自網絡。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版權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