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溫鐵軍 | 中國人民大學

【導讀】近期，近代實業家、政治家、教育家張謇興辦實業、發展教育和社會公益事業的事跡重回公眾視野，其本人也被中央譽為“中國民營企業家的先賢和楷模”。事實上，近以來，有關民營經濟和企業家精神的議題備受關注。在官方強調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的同時，民營企業家自身需要發揮怎樣的作用、承擔怎樣的責任使命？

溫鐵軍教授指出，張謇開創了近代企業全新的社會類型：“社會企業”，即企業并不只是把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作為第一目標，而是要形成企業和資源的可持續性關系。相較西方在21世紀初全球金融危機之后才強調企業責任，19世紀末的張謇抱著“實業興國”的心態，自起始便追求社會、經濟、文化、教育等綜合的可持續發展。

他認為，張謇在南通的做法之所以是綜合性的，是因為他不想消滅農村和農民，而是帶著公司同農戶一起現代化。農戶傳統“男耕女織”的土布紡織業被保留下來，張謇的紗廠成為適合農戶織布的中間平臺，全產業鏈在南通當地整合，達到就地轉化企業利潤，優化本地一級市場；同時投入社會文化的綜合建設，實現“教育-實業-公益”三位一體，促進當地資源就地轉化為企業資源。

張謇曾言：“一個人辦一縣事，要有一省的眼光；辦一省事，要有一國之眼光；辦一國事，要有世界的眼光。”今天，張謇身上的社會企業家精神依然值得傳揚，他背后的清末實業家的心態不是個人利益最大化，而是一個因救國、因危機而形成的非常寬廣的胸懷和視野。張謇的偉大，正在于此。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19年第2期，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位參考。

生態文明轉型召喚社會企業和社會企業家

張謇的啟示

2018年9月，一位金融人士關于“私營經濟離場”的文章在輿論場上掀起波瀾。中國企業家當然不會輕易相信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人說了個“離場論”，就真的“離場”。但是，所謂“離場論”的背景又極其復雜，它的主要問題絕非社會輿論所炒作的國有企業壓制了民營企業，而是民營企業發展中普遍遭遇的資本瓶頸問題。

眾所周知，中國當代史70年，最初是在“重資本”的工業化過程中，構建了有利于資本不斷增密的制度環境。可是，現在銀行卻形成了大量新增流動性但資金卻貸不出去的情況；近年來縣市級銀行也出現貸存比例的下降。出現上述問題的原因，是因為盡管中國有小型民營銀行，但是由于國有銀行資本金的80%是國家的，從社會存款人的風險厭惡角度看，他們更愿意把錢存到國有大銀行，相對來說保險系數高。但是，國有銀行雖然集中了最大量的流動性，資金卻很難用于私人資本為主的中小企業。

這其中機制性的問題在于：越是大銀行，越難以對高度分散的中小企業做信貸業務——因為不經濟。所以中國自房地產調控趨于嚴格以來，就出現M1增長速度高于M2的現象。這些客觀情況意味著中國私人經濟貸款難以在金融體制的結構上獲得支持。

面對這些問題，根本出路還在于民營企業要跟進國家生態文明轉型的宏觀目標，在國家大規模投資基礎建設的基礎上，中小民企可以以低成本創新融入新的生產體系中。在這樣的轉型過程中，中小民企也應參考社會企業的做法，推動社會結構的創新。

本文將從張謇的社會企業實踐出發，剖析作為民營企業家，張謇的思想和實踐對認識和理解當前中國民營經濟發展所具有的參考意義。

▍張謇：中國第一位社會企業家

張謇的偉大之處在于，他開啟了中國近代企業的全新類型——“社會企業”。張謇堪稱中國第一位社會企業家。

張謇所從事的“社會企業”事業主要體現在兩個地方。

首先，大生公司的發展基礎，是與農戶家庭經濟理性的自覺結合。眾所周知大生公司的經營模式是“公司+農戶”，這種經營模式包含兩個方面：一是紗廠與小農家織直接合作；二是把土地整理之后租給棉農作為墾殖基地。這種模式就把農業領域中的原料生產和紡織工業領域中的產業鏈經營方式有機結合在一起。其次，張謇在1895年籌辦、1896年正式開始經營的大生集團，在其存在的三十年中，一直致力于對南通的地方做綜合建設。張謇所追求的現代化并不是要把農民改造成市民，他是要以社會企業為基礎，實現南通城市與南通人民的整體現代化。

大生紗廠

21世紀全球金融危機發生之后，西方企業界也開始轉型強調“企業社會責任”，即追求社會企業，或者叫企業社會化。這意味著，企業不再只是把追求利潤最大化作為第一目標，而是要追求人類可持續發展，形成企業和資源環境的可持續關系。現在我們如果考察各個大型跨國公司，就會發現現在基本沒有哪一家大型跨國公司還像20世紀那樣，或者是像我們現在照搬的經濟學教科書所提出的那樣，僅僅以利潤最大化作為自己的發展目標，可持續發展正代之成為發展目標。

某種意義上，20世紀整個世界的發展都可以說是“粗放的數量型發展”，其所對應的理論體系就是粗放的發展主義理論。這種粗放的發展主義，在霸權國家粗放發展的主導下，導致全球危機不斷發作。今天這個世界正在發生重大改變，對社會企業的強調正在成為可持續發展的主要目標。而張謇在19世紀末抱著“實業救國”目標創辦民營企業，一開始辦的就是社會企業，一開始追求的就是社會、經濟、文化、教育等綜合的可持續發展。

▍社會企業家張謇的起承轉合

張謇的社會企業在南通的發展有一個“起承轉合”的變化。

先看“起”。張謇在南通的做法之所以是綜合性的，首先是因為他的理想就是“余畢生抱定村落主義”——他不想消滅農村和農民而獨成一己之事。他之所以能“起”，主要是因為大生公司初期利潤高達25%，最高能夠超過50%。當時他面對的主要壓力是官方股本在大生公司的啟動資本中所占比例較高，必須足額支付利潤。但大生公司的資本原始積累很快完成。他為什么可以做到？

分析張謇的經濟實踐，我們可以歸納出兩條經濟學理念：一是全產業鏈節約成本：他做到了全產業鏈在地化，節約了各環節之間的交易成本；二是內部化處置外部性風險：他通過把農、工、商、金融多種經濟門類組合在一起，得以內部化處置外部性風險。其中，工農融合、城鄉結合的在地化模式非常重要。

這種產業結構保證了大生公司的長期發展。農業沒有獨立出去，變成向工業提供剩余的受損部分；農戶傳統“男耕女織”的土布紡織業保留下來，張謇的紗廠則成為適合農戶織布的中間平臺。在大生，作為原材料的棉花是在自己的墾殖公司生產，紗線加工是在自己的工廠進行，后期的成布則是當地以戶為單位的家庭紡織。大生在南通范圍內完成產業鏈整合，這就極大節約了生產成本。此外，其他諸如物流、倉儲、金融、保險等，各種不同產業鏈的不同環節，張謇都在南通當地整合，在南通創造了一個在地化的全產業鏈。

這種產業經濟模式能夠內部化處置外部性風險，具有社會企業的制度優勢。今天的社會企業，只要能夠把所有經濟門類裝在一個體系內，幾乎都立于不敗之地。這種社會企業在地化發展模式，應該是張謇的企業能夠經營三十年的重要內在機制之一。

再看“承”。張謇的產業是在地化的，能夠就地轉化企業利潤，優化本地一級市場。大生公司就地轉化利潤的實質是本地資源的資本化，其收入完全回到本地，形成在地資源資本化模式，這是中國企業家首創的社會企業經營經驗。張謇也因此實現利潤就地轉化帶來的可持續性發展。他創辦的教育、醫療、福利和公益事業，所有這些不外乎都是企業獲得在地化綜合性收益的表達。

社會企業的主要特點是支持并投入在地的社會文化的綜合建設，而這種在地綜合建設與大生公司長期發展相輔相成。這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首先，“教育-實業-公益”三位一體的村落主義推動近代化社區的建設，優化投資經營環境；其次，貧困地方原本成本極低的土地和勞動力資源就地實現資本化；第三，通過小農分散耕織與企業相對集約來擴大產業整體規模，形成“墾牧租佃+廠紗戶織”；第四，多元化形成的產業鏈條和本地市場網絡體系有效節約交易費用，在這種情況下能做到一般均衡；第五，實業導向的多層次教育促進人力資源就地轉化為企業人力資源。

張謇創辦的鹽廠，拉開蘇北沿海廢灶興耕的大幕。

其后是“轉”。當產業規模發展到一定程度，意味著風險的規模化，每一分資本帶來一分風險，資本的每一份積累都帶來等量的風險集中，風險爆發時就要看有沒有抗御、消化風險的能力。內部風險尚可通過加大內部調整力度來化解，而外部輸入風險則很難抗拒。

甲午戰爭之后，日本得到中國3億兩白銀賠款，其中一部分就用于產業發展；而用于產業發展的資金又有一部分直接用于日資產業在中國東部、華北地區的擴張。依靠國家扶持的日本紗廠對中國紗廠形成巨大壓力。同時，一戰后西方再次向中國傾銷商品，紡織行業資本開始深化、升級，同行業競爭加劇，造成各種成本上升。最后，隨著東北市場被地方軍閥割據，并最終為日本所占領，加上直奉戰爭等動亂的影響，內外壓力共同造成行業危機——對于集聚資本能力相對較弱的一般輕紡產業而言，外部環境變化和國內多種因素影響，最終導致競爭加劇，產業衰敗。

最后是“合”。雖然張謇是在國內外競爭惡化的時候去世，但是他去世的同時，整個中國的鄉村建設運動已經發展起來。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大約有一千多個單位參與鄉村建設，鄉建演變成全國性的社會事業。很多鄉建前輩做的事情都起于這一時期。其中，張謇在南通培養的費氏家族出了因研究鄉村、從事鄉建而著名的費達生和費孝通。黃炎培等后續的先賢，都紛紛繼承張謇遺志開展鄉村建設，終于在民國時期形成蓬勃興起的鄉建局面。這都是拜張謇1894~1895年起步的南通鄉建實驗所賜。

從作為社會企業家的張謇的“起承轉合”中，我們可以吸收什么樣的經驗看待今天民營企業的發展？

社會企業：生態文明轉型的必由之道

（一）國內外宏觀環境正處于根本性變革中

張謇的企業經歷給我們的第一個啟示是，應該把當代民營企業所遭遇的困境和現在的國際、國內環境的變化緊密結合在一起，而不是簡單將其視作與國有企業的矛盾。

當前中國民營企業所遭遇的困境，應該說和張謇的大生集團在20世紀20年代所遭遇的困境有很大的相似性，即企業在某一個領域進一步擴張之后所遭遇到的內外環境的根本性改變所致。

從外部環境來說，紡織業作為私人資本早期進入的行業，其在工業化原始積累階段是投資門檻比較適當的產業，但在生產和消費環境改變之后，這一產業就會發生變化。改革開放以后的紡織業也是如此。當代中國的紡織業在20世紀70~80年代都有過大發展，在90年代外資進入后經歷了一次大整合，很多企業被淘汰出局。對照來看，清末民初紡織業的類似發展階段則是在1870~1890年，可能到1910年前后中國紡織業仍然有利潤空間。但是到20世紀20年代以后，外資大量進入，中國民間資本為主的紡織業發展空間迅速收縮，當然也包括大生集團。

從宏觀產業結構的變化看，從1870年到20世紀20年代，紡織業有40~50年左右的演變，這是一個由盛而衰的過程。應該看到，張謇的大生系這個生于內憂外患之中的企業，能夠在殘酷競爭中脫穎而出，并維持正常運營長達30年，一直延續到1926年，這本身已經是很難得的個案。從歷史看現在，自20世紀90年代中國開始加速推進外向型經濟和加入全球化進程以來，中國發生的幾次經濟危機都是輸入型的。比如，1989年中國發生滯脹危機，同時又被西方制裁，加劇了經濟蕭條，遂于1993年全面轉向外向型經濟，主要靠港臺資本發展低端制造業。隨后遭遇1997年東亞金融風暴，這次輸入型危機導致國內生產過剩，首當其沖是國有企業——40萬家企業倒閉，4000萬職工下崗。接著的4年是以“通貨緊縮”為標志的大蕭條，但是因為美國的新經濟危機于2001年爆發，加上9·11政治危機，中國在2002年進入復蘇階段。2003年因為外資大量進入，中國陡然進入經濟高漲階段。

這個高增長階段有高達13%以上的GDP增長，但很快迎頭遭遇美國2007年次貸危機和2008年的金融海嘯，以及2009年全球需求下降和2010年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盡管中國連年增持美債、歐債，但仍然擋不住外需大幅度減少。2012年中國開始出現制造業不斷下滑的“經濟下行期”。同期，資本逐利本性使之逃離實體經濟。“脫實向虛”乃是危機規律使然，不可能只靠主觀政策加以扭轉——無論國企民企，大量資金都紛紛脫實向虛，只能推起更大的泡沫。

造成現在局面的不是哪一種主觀政策決定的結果，而是應對危機政策客觀演化的過程。這種外部環境導致的內部變化，本來應該是幾乎所有企業都遭遇到的。那么，為什么現在“國有獨大”？這主要是因為在市場作用造成經濟下滑時期，我們必須借鑒“羅斯福新政”，用國企直接做“逆周期”干預，保障整個國家經濟的基本面不出現問題。

國有企業所從事的基礎建設，短期不產生收益，私人企業一般不愿意去做。短期沒有投資回報的項目，只能是國企去投入，在現象上就表現為國有部門占壓資金。此外，國家投資基礎建設不產生短期利潤和長期稅收，靠政府投資拉動經濟也似乎沒有效益。但是，在全球需求下降、中國經濟進入第二輪生產過剩情況下，經濟效益已經讓位于經濟安全，企業微觀利益不可能短期順利產生。

因此，2014年中央提出工業領域中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緊接著2017年提出鄉村振興戰略，提出農業供給側改革。這表明，中國工農兩大產業已經相繼過剩，意味著新時代需要做更多重大調整。我們宏觀政策的戰略調整，可以說是對危機的常態反應。

（二）社會企業家精神對于生態文明轉型的意義

張謇研究的另一層現實價值，在于幫助我們理解新時代轉型期的社會企業改革，國企和民企都應該在生態文明戰略下走向社會企業。

中國在新世紀連續遭遇生產過剩危機之時，中央提出“中華文明偉大復興”，這是戰略性調整，也是歷史性、方向性的調整，其核心便是轉型為生態文明。不過，中國的生態文明轉型面對利益結構復雜化的多重阻力。其中很大的問題是，在之前的粗放發展主義時期，人們把自然資源簡單化地界定為生產要素，由此推進市場化的分散交易，形成私人占有。在客觀上這就形成生態化轉型所難以克服的“交易費用陷阱”。

我們需要使用“整全科學”體系重新考量我們原有的制度是如何追求粗放增長，造成社會不可持續。真正的深化改革應該按生態文明的轉型要求，考慮“整全科學”指導下的生態資源價值化，即把山水田林湖草等多樣化資源納入城鄉融合的包容性可持續發展中，不能在新時代按照舊時代的要求去考慮如何深化改革。

生態化發展要求的是自然資源的整體性，相對應的市場經濟體系則是系統性的價值化交易體系。這就要求有利于可持續發展的社會企業新類型。越是強調生態文明，就越要明白：生態多樣性與人類社會多樣性緊密相連，與資源環境可持續具有極強的內在聯系性。我們不能像早期工業化時代那樣把自然資源切碎交易，或是把一個產業體系拆分競爭。一個產業體系演變成分散的不同企業類型，難免陷入惡性競爭。

中國正處在新世紀向生態文明轉型的關鍵歷史關頭上。生產過剩導致實體經濟下降不是中國一國的情況，是很多發達國家20世紀70年代以來普遍出現的趨勢。

發達國家當年在生產過剩危機中實行產業移出，表面上靠資本市場獲取經濟收益，實際上是靠政治強權與軍事強權。這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存在本質差異。在發展中國家群體中，仍然能夠維持住完整產業門類的工業化國家，基本只剩下中國一國。中國產業遭遇到生產過剩危機，要想維持必要的增長率，就不得不使用政府投資手段，于是就導致中國政府財政赤字和地方融資平臺債務越來越嚴重，這使得中國綜合債務危機爆發的可能性很大。

但中國的債務結構與西方不同。中國債務對應的是物質財產和實體經濟，是建設性負債，西方國家債務對應的不是實體資產，而主要是消費性負債。只要我們不盲目跟從做空中國的輿論，使得民眾對國家的信心崩潰，造成資產大幅度貶值，中國的債務是可以通過資產變現來支付的。

但是，延續高債務本身仍然很麻煩。2017年全國財政節余省市區還剩下6~7個，2018年估計只有3~4個。在這種情況下，生態文明建設，扶貧、鄉村振興戰略如果全依靠財政開支，也可能導致財政的不可持續。這時如果企業不及時轉型為社會企業，仍然按照過去的思路和發展方式，繼續進行粗放型數量增長，對全社會是不負責任的。

在這一背景下，研究作為社會企業家的張謇，具有很強的宏觀經濟意義。在19世紀70~90年代，清朝用于國外的紗和布的進口費用高達5000萬海關兩，意味著清朝在戰爭賠款造成府庫空虛之際還發生白銀大量外流，導致出現了實質性的經濟危機。為了替代紗布進口引發的金融危機，張謇這樣的社會企業家臨危而出，不計較個人利益的一時得失，通過建設在地化的全產業鏈，實現南通地方的可持續發展。

張謇的抉擇與傳統中國社會的清流文化息息相關。清末民初的企業家有一個共同特點：救國的同時要救民。現代企業是建立一套所謂的現代公司制，但是張謇提出的公司制度是以中國傳統文化來定義公司的。無論是對公司還是大生的定義，他都是要延續中國的傳統文化。比如張謇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