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珮 |?南京大學、南京信息工程大學
??張亮 | 南京大學
【導讀】上世紀80年代，魏特夫及其“治水社會”“東方專制主義”論斷曾在中國學界產生劇烈爭議。經過數十年的研究積累與發展實踐，也許我們回過頭來重新思考“魏特夫熱”時，會認為“魏特夫錯了”。然而，更重要的問題在于：“魏特夫為什么錯了”？
本文作者重新回到上世紀30年代東方問題學者魏特夫的中國之行，探討其“東方專制主義”論斷的產生契機。1935年6月，魏特夫開始其在中國長達27個月的考察，其目的在于對中國家庭權威、中國官僚主義和中國王朝史進行資料收集，受“亞細亞生產方式”以及“東方灌溉農業基礎”概念的影響，魏特夫將中國歷史分為原始共產制、封建制與河道官僚制三個階段，并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停滯論”的刻板印象。
實際上，早在中國之行開始之前，魏特夫已經產生“前資本主義時期的中國和日本經濟形態可能存在根本差異”的觀點，他認為，中國是典型的“亞細亞”國家，而日本不是“亞細亞”國家；前資本主義時期的日本與歐洲更為相似。在中國之行后，魏特夫更確信地認為，家庭和國家的雙重權威導致中國的“東方專制主義”，導致落后的“超穩定結構”，卻沒有理會“家國同構”在中國社會長期存在的合理性。此外，魏特夫堅信官僚政治構成東方專制秩序的基石，而它們與民主幾乎是絕緣的。
本文作者認為，魏特夫對現代化的理解還完全停留在復制“近代西方特產”的階段。魏特夫只看到中國社會的“周期性”和“停滯性”，是因為他忽略歷史上中國社會內部的微變，同時忽略中國農業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復雜邏輯。歷史證明，西方式的社會變革在中國沒有發生，中國走出了一條新的現代化道路。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2年第2期，原題為《“停滯的中國”實現不了現代化？——魏特夫的中國之行及其東方社會思想的轉變》，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供諸君思考。
“停滯的中國”實現不了現代化？
——魏特夫的中國之行及其東方社會思想的轉變
卡爾·奧古斯特·魏特夫是20世紀西方著名的中國和東方問題學者，其1957年出版的《東方專制主義》一書曾因強烈的冷戰色彩在國際學界引起較大爭議，并遭到中國學界的嚴厲批判。事實上，魏特夫出身德國共產黨，曾是法蘭克福學派成員，在1935~1937年受太平洋國際學會的委派和資助來華開展田野研究之前，其作品主要持“中國進步論”立場。但在結束中國之行后，魏特夫對中國和東方的認知立場發生從積極到消極的顯著變化，標志性事件就是1938年發表《東方社會理論》一文，認為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社會陷入“周期停滯”，不可能實現現代化。
1925年成立的太平洋國際學會積極推動西方學者到中國進行交流考察。1930年，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也曾受學會資助訪華，返回英國后出版游記《中國紀行》，熱情稱贊中國是“不斷變動”的“新世界”。同樣是受太平洋國際學會資助訪華的歐洲歷史學家，同樣對中國持西方式“想象的趣味”，魏特夫為什么會在訪華后對中國現代化前景得出與湯因比截然不同的判斷？魏特夫的中國之行究竟發生了什么？他何以會在離華后得出“停滯的中國”結論？我們今天又應當如何看待魏特夫的錯謬？
▍魏特夫中國之行（1935~1937）始末
魏特夫1896年生于德國北部小村莊沃爾特斯多夫的一個新教家庭。1914年高中畢業后，他在萊比錫大學、慕尼黑大學等多所大學學習哲學史、經濟史、漢學等專業。受德國社會主義浪潮影響，1918年他加入了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1920年成為新成立的德國共產黨的一員。1924年，受卡爾·格律恩堡（Carl Grunberg）之邀，魏特夫加入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成為法蘭克福學派的早期成員。1933年，時任德共中央委員的魏特夫被納粹逮捕，在集中營被關押了9個月后獲救出獄，1934年流亡英國，結識太平洋國際學會秘書長愛德華·卡特（Edward Carter），成為該學會會員。同年，魏特夫赴美，回歸臨時遷至哥倫比亞大學的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1935年，在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和太平洋國際學會的資助下，魏特夫和妻子奧爾格·朗（Olga Lang）來到中國，開始了長達27個月的中國之行。
受家庭的影響，魏特夫從小接觸宗教和哲學。“一戰”前后，德國興起關心“中國事務”的熱潮，魏特夫受此影響開始對中國宗教和歷史產生興趣。在漢學家孔好古（August Conrady）、何可思（Eduard Erkes）以及馬克思主義社會史學家格律恩堡的影響下，魏特夫逐漸成為德共和法蘭克福學派中國研究的代表人物，撰寫了一系列有關中國革命現實的進步時評和中國社會歷史方面的著作、論文。在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和太平洋國際學會的共同支持下，魏特夫夫婦的中國之行得以成行，兩人的具體任務是“中國家庭權威”“中國官僚主義”和“中國王朝史”項目研究的資料收集。
盡管此前沒有到過中國，但魏特夫對于中國學界而言并不陌生。早在20世紀20年代，魏特夫的戲劇作品就被引入中國，但真正使中國學術界關注到他的，還是20世紀20~30年代那場空前的中國社會史論戰。1927年國民大革命的失敗直接導致社會史論戰的爆發。大革命為什么會失敗？從表面上看，這是指導革命的共產國際與執行革命的國共兩黨之間產生矛盾和分庭抗禮的結果，實質上則是因為蘇式革命道路并不適合中國實際。國民大革命的失敗使人們開始思考：中國社會的性質和革命的任務究竟是什么？一場由今論古的、關于中國歷史階段劃分和社會性質的論戰隨即爆發。魏特夫畢生關注的馬克思“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正是這場論戰的焦點之一。
受馬克思理論中“東方灌溉農業基礎”概念的影響，魏特夫將中國歷史大體分為原始共產制、封建制和河道官僚制三個階段 ，這一觀點得到了“新生命派”掌門人陶希圣的贊同與推介。在隨后對馬克思主義地理學的探索中，魏特夫繼續在灌溉農業的基礎上考察了中國的生產力和生產過程，提出自然因素的重心在勞動過程的三要素中被辯證地轉移，構成歷史的自然因素和社會因素相互轉換從而創造出新的社會發展。1934年中國地理學會成立后，最先翻譯的文獻就包括魏特夫的地理學作品，這也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中國地理學界的首次傳播。楚圖南等人盛贊魏特夫同馬克思和普列漢諾夫一樣都是“新社會派之人文地理學”學者。這些均為來華之前的魏特夫積累了相當的學術知名度。
1935年6月，魏特夫終于踏上華夏大地。在此之前，夫婦二人從美國本土輾轉夏威夷，在日本訪問已有三周。在“中國家庭權威”的資料采集中，他們總共收集了7000多份問卷，拜訪了福州、廣州等地的家族，了解了中國家庭生活中的權威身份、男女關系、妾婢地位等具體情況，發現中國是一個具有非常鮮明的家庭主義的國家，相關成果主要體現在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集體編著的《權威與家庭研究》一書中。在 “中國官僚主義”和“中國王朝史”的資料采集中，魏特夫從歷代官員文獻中搜集了大量與科舉制相關的材料，發現了官員家庭和科舉結果的關聯性，并聘請17位歷史學、經濟學、社會學方面的專家，將中國正史文獻中有關社會經濟方面的記錄進行整理并翻譯成英文。
魏特夫的中國之行受到了中國學術界的熱烈歡迎和無私幫助。太平洋國際學會中國分會副會長陶孟和在北京設宴歡迎夫婦倆的到來。訪問中山大學之際，校方發表新聞《德人魏特夫格爾博士來校參觀》，稱魏特夫為“著名東方學者”“國際上有權威之東方經濟史社會史專家” ，法學院陳嘯江后著《“亞細亞生產方法”問題新研》介紹魏特夫的《中國經濟與社會》，并附上二人關于“亞細亞社會”的談話內容。在資料采集的過程中，夫婦倆受到北京協和醫院和燕京大學等至少16所大學，以及王毓銓、陶希圣、鄧之誠等諸多中國學者的幫助。賓板橋（Woodbridge Bingham）、拉鐵摩爾和貝特蘭（James Bertram）等外國友人還帶領他深入中國腹地進行田野考察，到訪多地的農村、工廠與學校，將魏特夫對中國的“想象”變為親眼所見。
1937年7月，“七七事變”爆發，夫婦倆被迫攜帶在中國采集的大量珍貴資料返美。在同年11月的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午餐會上，魏特夫向成員介紹了中國之行的考察感想，隨后將午餐會演講的基本思想擴展為《中國社會經濟結構重大研究報告》，該報告認為通過對中國家庭和官僚制度的實地考察，發現當前中國沒有人談論真正的民主。在此基礎上，1938年他發表了《東方社會理論》，標志著魏特夫的東方社會思想由“進步論”轉向“停滯論”。
▍中日比較：中國有無可能實現現代化？
1935年6月15日，魏特夫在日本寫給母親的信中稱：“將中國經濟史進行比較研究的想法，被證明是正確的。日本的所見所聞也清理了我知識結構上的一大盲點。”事實上，在同年尚未抵達亞洲之前撰寫的《中國經濟史的基礎與階段》一文中，魏特夫便提出了一種猜想：前資本主義時期的中國和日本的經濟形態可能存在根本差異。
在該文中，魏特夫的第一個判斷是：中國是“亞細亞”國家，日本不是“亞細亞”國家。他認為，中國歷史和社會進程完全受灌溉和水利工程的影響，代表一種獨特的東方或亞洲農耕社會形式，古埃及、古巴比倫、印加帝國以及被英帝國改造之前的印度等，都屬于這種社會形式。盡管日本的確有一種“亞洲”色彩（即小規模的灌溉經濟），日本的農業也像中國一樣依賴灌溉，但在日本幾英里長的運河就被認為是大型工程, 那些十至三十英里長的運河就更了不起了。魏特夫據此提出，日本生產系統的發展本質上是一種分散的封建結構，而非東方的專制結構。
魏特夫的這一觀點是有馬克思的文本依據的。在有關“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論述中，馬克思說“特別是從撒哈拉經過阿拉伯、波斯、印度和輪租區直至最高的亞洲高原的一片廣大的沙漠地帶，使利用水渠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設施成了東方農業的基礎”。不過，魏特夫的理解顯然大大超出了馬克思的原意，因為馬克思從未說過人工灌溉是一種經濟形態的決定性條件。當馬克思說人工灌溉設施是東方農業的基礎時，他只是在陳述古代東方勞動方式的基本事實，但魏特夫卻將其理解為古代東方社會的“根本”。
事實上，馬克思不會也不可能將人工灌溉作為社會形態的決定性條件，因為社會形態是由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以一定的形式結合而構成的，決定整個社會形態性質的是起著支配作用的生產關系（在形式上表現為生產資料所有制），而不是某種具體的勞動。另一方面，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國家是階級的產物，“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而必然使社會分裂為階級時，國家就由于這種分裂而成為必要了”。但魏特夫卻認為，之所以古代日本和中國會形成分散的封建結構與東方專制結構的分野，原因在于有無大江大河及長距離的水系運河。且不論這個劃分在理論上是否成立，僅就史實而言，魏特夫認為歷史上中國受灌溉和水利工程的影響大于日本也是值得商榷的：日本農田灌溉的歷史悠久、灌溉工程眾多，最早的排水及灌溉系統可追溯到2200多年前的彌生時代，目前日本入選世界灌溉工程遺產的數量居世界第一。
魏特夫《中國經濟史的基礎與階段》一文的第二個判斷是：前資本主義時期的日本與歐洲更為相似。19世紀末日本迅速發展為工業資本主義國家，而中國沒有做到這一點，不是“歷史的偶然”。為了證明這一點，魏特夫特別考察了日本明治維新之前的產業發展，認為19世紀日本成熟的封建經濟已經為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礎。魏特夫認為，18~19世紀，日本擁有土地的封建階級開始發展采礦業等產業，一種不同于中世紀手工業的工業生產體系開始形成，這與16~17世紀歐洲封建、半封建的經濟模式有很大的相似之處，因而屬于向資本主義發展的趨勢和結構。魏特夫承認，日本在封建制度上構建現代資本主義活動基礎的速度確實比歐洲慢很多，但這在某種程度上是由日本相對孤立的島國狀況和生產力結構導致的。
這種論斷和19世紀末20世紀初日本盛行的“脫亞入歐論”何其相似！明治維新以后，日本開始走向“全盤西化”，出現否認自身歷史、崇拜西方強權、輕視東方文明的思潮和社會心理。隨著現代化取得階段性勝利，日本的“入歐”念想生發出“是歐”幻想，迫不及待想要和亞洲、東方、中國撇清關系，于是日本人和研究日本的學者開始在日本歷史中尋找與歐洲相似的資本主義萌芽。事實上，如以魏特夫論日本的標準看中國，早在明清時期中國就已經發展出地區工商業巨賈，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商幫，涵蓋行業之廣，對比日本，只會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此一來，我們難道可以說，中國有了資本主義萌芽就是和歐洲“基因”相似的國家？在歷史上，同屬東亞的日本文明長期受中華文明的輻射，日本的經濟結構、上層建筑和文化傳統都受到中國的深刻影響，湯因比正因此將日本文明稱為中華文明的“衛星文明”。魏特夫的選擇性觀察必然導致對中日社會歷史發展的偏見與誤判。
觀察滲透理論，成見決定所見。抵亞后的魏特夫終于得以親自驗證自己的成見。在經停日本的三周里，魏特夫見證了東京和大阪等大都市的繁華，這個新興現代工業國家的快速發展對他震動極大。來華后，魏特夫盡管也看到中國存在新型工業區，但更多還是龐大分散的落后農業生產。因此，當他再次致信母親時，描繪的是一個與現代日本完全不同的古老中國的整體樣貌。在時人看來，明治維新之后日本開始全面西化運動，贏得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一戰”等一系列戰爭，一舉躍上世界舞臺大顯身手，成為非西方社會的西化冠軍。這可以說是那個時代世人對日本最鮮活生動的印象。因此，在親自考察和對比過中日兩國工業化發展現狀后，魏特夫完全確認了自己關于中日歷史形態的判斷，并由此生發出一種悲觀的懷疑：中國究竟有無可能實現現代化？
▍家國同構：中國不具備實現現代化的社會基礎？
“我和妻子一起進行中國家庭社會學的研究。我們去了中國18個省中的12個，試圖通過家庭來理解當代中國，并在中國歷史項目中形成了一個理論視角。”在回憶中國之行時，晚年魏特夫如是說。魏特夫之所以關注中國家庭，是想通過了解中國社會的基本單元來解釋東西方社會結構的差異。通過對中國家庭的調查與走訪，魏特夫發現中國的家庭結構與國家結構之間存在密切聯系，“獨特的、人工灌溉的亞洲農耕社會形式”不僅導致中國的統治階級發展出“東方專制主義”，同時創造出“家庭權威”這個強化專制的“武器”。相比將“人”作為基本單元的“自由”歐美，魏特夫看到了一個“落后”的“家國同構”的中國，進而得出一個結論：家庭和國家的雙重權威構建了中國社會的“超穩定結構”，這種結構正是中國不具備現代化基礎的罪魁禍首之一。
魏特夫認為，農業的興起開辟了新的生產力，同時在勞動過程中重新安排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由于馬克思曾稱，“這些田園風味的農村公社不管看起來怎樣祥和無害，卻始終是東方專制制度的牢固基礎”，魏特夫就此認為中國以人工灌溉為基礎的、集約化的農業生產體系，很早就催生了擔當農村基本生產單位、作為獨立經濟體的小家庭；年富力強的男性勞動力大規模進入農業生產，標志著家庭父權統治的開始。隨著一代代人的繁衍生息，原有小家庭的規模不斷擴大，“一家之主”也逐漸壯大了權威家長制的結構，不僅形成了同姓的大家庭，在地理位置上相鄰的多個大家庭也在組織上呈現為村社，集結為一個更大的權威體系。因此，中國的社會組織結構是建立在無數個家庭權威體系之上的；一個個金字塔形的家庭體系是這個中央集權的“大金字塔”國家的構成單位，千百年來維護著“家天下”的制度；于是，一個自下而上的、超穩定的社會結構就這樣形成了。
魏特夫指出，盡管進入近代，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家庭所承擔的社會分工也在發生變化，新興的、以工業為生的家庭的出現豐富了農業社會的基本單元類型，但工業家庭中仍然存在專制主義，它們從本質上延續著中國傳統農業的權威組織結構，并沒能動搖原有的“家國同構”的超穩定系統。因此，現代中國不僅工業化緩慢滯后，其現代化前景更令人堪憂或令人懷疑。
在中國歷史上，灌溉農業生產方式確實對家庭有一定的影響，但魏特夫認為這種具體勞動方式能夠決定社會性質，在理論上顯然走過了頭。除了對馬克思文本的過度解讀，魏特夫更大的錯誤在于，他只看到和夸大了“家國同構”作為宗法一體化制度阻礙歷史發展的消極作用，卻沒有理會它在中國社會長期存在的合理性。對于西方世界來說，“家國同構”也許稀奇，但對于中國人來說，這卻是一種應然狀態。歐美的“國家”——無論是“state”（原意指“狀態”）還是“republic”（原意指“公共事務”）——都沒有“家庭”的含義；歐美各國均以原子式的個人作為社會基本單位，“國家”是由個體和群體的契約關系組成的。在魏特夫等學者看來，“家國同構”促進了中國的“東方專制主義”，導致了落后的“超穩定結構”，阻礙了現代化發展。但就中國自身的歷史發展來看，“家國同構”正是中華文明淵源流長、傳承至今的現實需要和精神內核。早在先秦文獻中，“家”便與“國”同用，如“天子建國，諸侯立家”，盡管此處的“家”指的是諸侯、卿大夫的采邑，但已然有了小家和大家的概念。西漢獨尊儒術后，“家”具備了血緣共同體的概念，并作為中國社會的基本細胞登上歷史舞臺，國則變為家的同構放大，“皇權”被看作是“父權”的放大，盡孝與盡忠變成了一對社會意識的統一體。盡管最初倡導“家國同構”是出于統治需要，但亦與古代中國的地理環境、以農業為核心的生產方式以及沒有統一的宗教意識緊密相關，“人”“家”“國”共生共存對于中國人來說顯然是一種更為世俗的社會需要和情感寄托。
▍官僚固化：中國不可能自發實現現代化？
“‘家庭權威’是中國社會結構中的一個重要特征，但它并不能決定中國的前途命運。那么，決定前途命運的又是什么呢？也許是中國歷史悠久的科舉制度？”正是這個問題牽引著魏特夫在中國之行中將官僚主義研究的目標對準了科舉制。他搜集了自漢至清的官僚文獻，在整理歷代官員的出身信息時產生了一個疑問：“難道著名的考試制度沒有給農家子弟一個機會，讓他們能夠在官僚隊伍中獲得比出身更高的地位，從而成為社會的上層階級嗎？”
通過調查他吃驚地發現，官僚系統中幾乎很少有農民的血液，也只有少數人來自下層家庭，官僚家庭中則不斷繁衍著更多的官員；科舉的結果與官員的出身呈突出的正相關關系。至此，魏特夫認為，中國沒有民主，是因為專制統治打壓民主、家庭權威排斥民主、官僚固化拒絕民主，這三者從國家、組織和家庭層面共同維護了一個等級森嚴、難以流動的東方專制秩序，因此一種不再前進、而是自我復制的社會形態誕生了，只要中國沒有被外來力量打破原有格局，就不可能實現現代化。
事實上，無論是中國停滯論還是東方停滯論，都不是魏特夫的新鮮發明。中國歷史“停滯論”最早出現在19世紀歐洲完成工業革命并加強對外擴張之際。20世紀初，西方學者提出精神文化決定論，給中國“停滯論”涂上理論色彩。受外來文化影響，民國部分學者也同意中國傳統社會是“停滯社會”的觀點。依賴灌溉的農業體系形成了中國權威家庭的基本經濟單元，同時構成了中央集權的政府統治，中央集權又推動了一個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嚴苛官僚體系的誕生——魏特夫看似創造了一個始于自然的、基于農業生產力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相互維護的、三位一體的完美回路，但實質卻是將歐美的“民主”奉為圭臬，如若實現不了民主，便難以實現現代化。
然而，西方民主是現代化的必要條件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20世紀上半葉西方人到中國，是來做老師的，教的是近代西方特產，20世紀最重要一門功課，即是‘現代性’。”這里的“現代性”是西方的制度、科學、文化甚至是語言、習慣，這些均與中國歷史無涉。五四運動以后，中國興起了“全盤西化”和“中國本位”之爭，兩者在討論中不斷接近、互相吸收，逐步產生了一種新認識，即用“現代化”來取代“西化”和“中國化”。其中有一個觀點最為明確：“現代化可以包括西化，西化卻不能包括現代化。”20世紀90年代，羅榮渠先生曾對“現代化”的含義有過歸納，他大體從先進的歷史過程、工業化、科學化、合理化四個類別來進行概括。對比以上，魏特夫對現代化的理解顯然還完全停留在復制“近代西方特產”的階段。他認為，中國正在經歷一個痛苦的轉型過程，即實現民主的過程；這一過程源自個人主義生活方式的開啟，但由于專制社會內部缺乏個人主義，因此中國的民主和現代化只能由外力介入而實現。
中國一定要由外力介入才能走向現代化嗎？答案也是否定的。從歷史學來看，社會變遷大致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同一社會經濟形態或同一生產方式之內的微變，一類是突破社會經濟形態和生產方式的巨變。微變可分為漸進性微變和突發性微變，巨變可分為創新性巨變和傳導性巨變。盡管微變潛移默化、難以察覺，巨變轟轟烈烈、驚心動魄，但它們都是具有革命性和突破性的變化。
總體來說，魏特夫眼中“停滯的中國”并不是真的停滯，中國一直在發生農業大生產力形態下的變革和改朝換代式的微變。而中國被迫打開國門開啟的現代化進程，則屬于傳導性巨變。那么，如果中國沒有經歷傳導性巨變會爆發資產階級革命嗎？實際上，由于世界歷史的多線性和中國社會的獨特性，中國即便不被西方打開國門，其由資產階級顛覆傳統形態的可能性也非常小。資本主義原本就是西方工業革命的產物，以此預測中國歷史的發展軌道，并以此作為中國是否先進的評判標準，本身就是不合理的。事實上，西方人的“現代性”及其“進步”觀念，也只是歐洲文化的產物。然而，即便中國沒有被迫打開國門，創新性巨變也必將到來。必須理解，之所以魏特夫只看到了中國社會的“周期性”和“停滯性”，一是因為他沒有注意歷史上中國社會內部的微變；二是由于他沒有發現中國農業社會長期穩定的背后，是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盡管存在矛盾，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仍未發展到完全不相適應的地步。
▍余論
寫作《東方社會理論》一文的時候，魏特夫依舊保持著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熱情和政治熱情。對他來說，如果中國的現代化前途是悲觀的、消極的，他就不得不對當時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前途做出負面判斷。這無疑是艱難而不無痛苦的。基于今天中國取得的令世界震撼的偉大現代化成就，輕飄飄地說一句“魏特夫錯了”，非常容易。但對于正在尋求構建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的中國學術界來說，真正重要的是揭示“魏特夫為什么錯了”，因為在這個問題上，犯錯的不是魏特夫一個人，而是20世紀乃至今天歐美學術界的一大批人。
歷史證明，西方式的社會變革在中國沒有發生，中國依然走出了新的現代化道路。當中國全面深入地參與到世界現代化進程中，并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時，歐美傳統資本主義強國卻陷入了諸多困境：生態危機、貧富加劇、政治極化、政府失靈……從辯證的眼光來看，中國開啟現代化進程雖然晚于歐美，卻可以汲取歐美工業化發展中的經驗，避免他們已經落入的陷阱，這正是中國現代化“遲緩開始的潛在意義”。歐美各國今天的困境提醒人們，歷史既不會終結，更沒有恒久完美的社會形態。只有不斷汲取經驗、創新方法，有效組織和合理協調社會資源，提高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才能保證國家和社會的長久活力。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2年第2期，原題為《“停滯的中國”實現不了現代化？——魏特夫的中國之行及其東方社會思想的轉變》，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版權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