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的全球時刻

文化縱橫 — Tue, 02 Jun 2020 03:31:03 +0000

危機時代的來臨與思想理論界的任務

——《文化縱橫》2020年6月新刊手記

▍如何判定危機的性質

新冠病毒疫情危機是一次公共衛生危機，但其演化的突出特征卻是擾亂現有經濟社會秩序，誘發經濟危機與社會政治危機。因此，不能簡單地以公共衛生危機的運動規律對其加以定性，而是必須將其與現行經濟社會運行規律結合起來分析。

疫情自古便與人類社會相伴隨，它不可能脫離人類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構，疫情的自然屬性，高度受制于人類與自然的關系，高度受制于日益人化的自然。疫情危機的本質，某種程度上是現有人類社會生產生活方式的反映，它映射了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關系。

當代社會的本質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決定的，資本運動的規律決定著世界體系與秩序的構造，資本主義秩序下的人、自然、社會的關系，反映著資本運動的規律，它也同樣支配著疫情演變與人類社會的互動規律。

以此政治經濟學視角觀之，新冠疫情危機并不是未來經濟社會走勢的決定因素，它充其量是當代人類社會各種既存矛盾的誘發力量，決定未來經濟社會變動的，仍然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各種基本矛盾的運動規律。觀察新冠疫情危機，必須與資本主義秩序演變的歷史與現實經驗結合起來。

當下疫情危機的最大特征是其不確定性。對此可有兩種預測：樂觀估計，疫情在一年內結束，由疫情誘發的經濟社會危機與疫情危機緊密交織，疫情危機的結束也即意味著經濟社會形勢的反轉，世界在克服疫情危機后緩慢恢復原有的運行軌跡。悲觀估計，疫情危機在短時間內難以結束，相應地經濟社會危機將脫離疫情危機的制約，形成獨自運動的軌跡，出現“經濟危機——經濟衰退——經濟大蕭條”的連續性演變，人類社會面臨“一戰”“二戰”前后出現的大危機局面。

然而無論悲觀還是樂觀，世界都已進入危機模式。從2008年金融危機開始，到2020年新冠疫情引爆的全球經濟危機，21世紀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面臨著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峻的經濟、社會、政治的全面危機。資本主義尤其是冷戰結束以來覆蓋全球的自由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與世界秩序，有可能出現全面瓦解與崩潰的局面。

▍危機演變的歷史經驗

歷史是面鏡子。“一戰”“二戰”前的歷史，可為今人借鏡。

第一，危機演變是個長時段過程。19世紀末期，是歐洲資本主義長期經濟衰退的過程，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歐洲國家經過幾十年與生產過剩危機的搏斗，從殖民主義最終走向帝國主義，經歷了20多年時間。起于1929年9月美國的大蕭條，從資本市場崩潰到銀行業崩潰，到羅斯福新政的起起伏伏，到美國卷入世界大戰，其間也經歷了十幾年時間。

大危機模式一旦開啟，它便具有了螺旋式向下的運動慣性，除非資本主義世界產生了堅強的領導和世界性團結，否則危機便不可能停止。

第二，危機期間的社會思潮日益極端化。經濟危機加劇了社會資源的緊張與資源分配的爭奪，來自右翼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與保守主義，會以猶太人、少數族裔、外國人和共產黨人為敵視對象，掀起一波波的民粹思潮。他們成為右翼政治或法西斯主義的基礎，為少數政客所操弄，推動各國政治向極端對抗情形不斷演進。而來自左翼的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等力量，則以資產階級及現行體制為批判對象，推動無產階級革命，推動工人階級運動，并試圖摧毀資本主義體系。

大危機期間，左右兩翼的社會思潮只會日益極端化，且相互斗爭愈發激烈，推動社會發生深刻的撕裂。

第三，代議政治普遍失靈。資產階級經過與封建主義的長期斗爭，逐步建立了與其生產方式相互配合的憲政代議制度，進而保障了資產階級利益的穩定持久。然而大危機狀態下，民粹主義興起，政黨政治、議會程序、民主選票都不再受到資產階級控制，民主政治成為低能無效的代名詞，而強人式的政客則成為資產階級渴望的保護人。因此，“一戰”“二戰”前后，正是西方民主制度的收縮期。

第四，國際秩序遭遇解體危機?！耙粦稹敝?，歐洲基于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相繼建立了維也納體系等歐洲秩序，由此保證了歐洲的百年和平，然而19世紀末的經濟危機，瓦解了歐洲秩序，催生了同盟國與協約國兩大相互對立的結盟集團，歐洲被拖進了悲慘的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建立在《凡爾賽條約》基礎上的國際聯盟，以及英國為主導的金本位國際貨幣體系，在經濟危機的壓力下不斷瓦解，國際聯盟無法滿足崛起的德國與日本的訴求，金本位的國際貨幣體系無法適應各國的貿易失衡以及此起彼伏的貿易保護主義，最后也于1930年宣布瓦解。大蕭條摧毀了“一戰”之后建立的國際體系，推動世界逐漸走向軸心國與同盟國兩大對抗集團，最后引爆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危機與當代思想理論界的任務

今天的世界，再一次站立在兩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危機懸崖面前。

資本市場的慘烈熔斷，觸目驚心的失業率，斷崖式下跌的GDP，各國間激烈對立的民粹主義，明顯失靈的代議制度，以及特朗普式的操弄民粹的政客……歷史的輪回，竟如此驚人的相似。

經過兩次世界大戰，人類社會也在慘痛教訓的基礎上建立了應對經濟大危機的政治與經濟機制。1945年由美國主導的聯合國體制，以及在此之上的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銀行、WTO等組織，提供了應對危機的國際領導和國際團結。然而經過戰后70年的演變，聯合國體制也遭遇重大的挑戰。全球經濟格局已經大變，亞太地區快速崛起，而原有的體制在權力分配及利益代表性上并不能反映這種變化的現實。而作為聯合國體制的保證之一，美國的領導正快速消失，美國從為世界提供公共品的領導型國家轉變為內向而自私自利的破壞秩序國家。沒有世界的團結和強有力的領導，人類不可能克服危機。

今天，冷戰后建立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正面臨瓦解的危機，而新的秩序遠未到來。此刻，世界需要思想的指引。如同資本主義上升時期誕生了馬克思，資本主義危機時期產生了凱恩斯，今天的世界，需要面向未來的思想家。

此前的各種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理論，都建基于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基礎之上，當這塊基石動搖之際，服務于它的各種思想學說也勢必喪失解釋力。而關注危機時代，洞察新的時勢，超越前人的局限，則成為今天時代對思想學術界的緊迫要求。

把握危機演變，需要理論的指引。而引領人類克服危機，避免悲劇的重演，更是需要思想理論的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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