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價值的巨大希望

自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改革開放興起之后，中國社會經歷了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巨大轉型，伴隨著財富的快速增長，人們普遍渴望一種新型的價值倫理，以使當代中國人能夠在物質豐裕的時代獲得心靈上的安頓。這種價值倫理的訴求，在上層建筑領域體現為一種可以統領當代人生活的意識形態，在普通人日常生活中則體現為一種人與人之間彼此相處的健康生活倫理。

重建價值，是時代緊迫而巨大的呼喚。而對此訴求的可實現性，多數人的感受是悲觀大于樂觀。然而這次抗疫中所展現出的中國人民的精神風貌，卻讓我們看到了重建價值的巨大希望。

從人民子弟兵第一時間出動，到各地醫療機構馳援武漢；從志愿者的自發有效的行動，到民營企業家群體大規模的公益捐贈；從醫護人員冒著生命危險的逆向而行，到雷神山、火神山醫院建設中建筑工人的勤勞身影；從商業公司高效的物流配送，到各地支援武漢的物資運送大軍；從基層社區工作者辛苦的工作，到武漢人民令人難以置信的自律精神……

危難面前，中國人民整體迸發出的精神能量令人驚嘆不已，它讓以往那些評價中國人國民性的詞匯頓時失靈，什么“一盤散沙”、什么“丑陋的中國人”、什么“冷漠自私”……

疫情洗禮中，武漢變身為一座英雄的城市，中國人升華為一群足可自傲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英雄人民。以這樣的民族形象，中國人就不用再忌憚令人恐懼的“挨罵”問題，以這樣的民族品質，中國人就有可能在正劇烈展開的國際競爭中贏得勝利。它們遠比GDP的競爭、軍事武器的較量能帶來更大的征服力。

▍制度的優勢與治理的短板

疫情的成功防治，使我們看到中國社會主義制度與體制的巨大優越性，也使我們看到公共衛生危機中暴露出的我們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短板。

疫情處理中，人們通常所說的“舉國體制”發揮了巨大的作用，而所謂“舉國體制”，絕不單純是一種體制機制，而是其背后深刻的社會主義制度與社會主義價值觀的決定性影響。它至少包含著如下幾個面向：首先是一切為了人民、以人民為中心的共產黨的立黨宗旨，這種宗旨在重大危機的政策抉擇中，會自動逼使決策者選擇以人民的生命安全與人民的利益為第一位，而不會屈從于利益集團的狹隘訴求。其次是共產黨的堅強領導，經過90多年的革命與建設的實踐，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力已經形成貫穿中央與地方、中心與邊疆、全國上下一盤棋的強有力的組織力和動員力。第三是下沉到村落、社區、商業樓宇的黨的基層組織網絡體系，尤其是十八大以來的基層黨組織的重建工作，以及網格化管理等社區治理體系的建設，使得危機之下的中國社會不會由于市場經濟導致的個人原子化，而影響需要強有力組織行為才能完成的抗疫行動。第四，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40年建設中，社會生活中發育出充滿活力的民營企業家群體與公益組織群體，他們在抗擊疫情的過程中高效靈活，彌補了政府組織科層化管理中難免出現的疏漏和不足。

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了抗擊疫情中出現的治理問題。從初始階段在疫病防控與地方經濟社會穩定之間的猶豫不決，到抗疫展開階段地方行政系統效能的低下；從疫情壓力下仍然頑強表現出的形式主義與官僚主義，到全國上下不分具體情況的“一刀切”式的管理；從許多官員身上表現出的明顯的能力不足，到面對洶涌而來的網絡輿情時宣傳管理部門的手足無措……

正如領導人所說，“這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是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疫情防控中暴露的這些短板，概而言之，是國家治理的現代化任務沒有完成，是工業化、信息化、城市化、市場化時代，傳統的農耕社會形成的文化慣性，未能同步在社會治理中實現現代化的轉型。

當代中國的社會治理，一方面不能丟掉共產黨的優良傳統，另一方面必須進行與時俱進的現代化改造，其主要標志，就是社會治理的科學化與法治化，它要求精細合理的分工、上下對稱的信息溝通、重要決策的依法依規、集中統一領導與個人能動性的有機結合，等等。而所有這些現代化管理的方方面面，都顯現出我們國家、政黨和人民普遍缺乏的現代治理的技藝和文化的短板，需要下大力氣進行改造升級。回溯兩個多月的疫情防治，給予我們的最大啟示，就是要將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與國家治理的現代化改造緊密結合起來。沒有制度自信，我們將喪失根本優勢，沒有現代化治理的改造升級，我們就將無法邁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行列，也將無法有效地參與全球化時代的國際治理。

▍疫情正在對世界格局產生深刻影響

當代國際競爭，正面臨兩大懸而未決的問題：一是以中國為首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與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道路誰勝誰負的問題；二是疫情可能誘發全球性經濟大危機的情況下，人類社會將面臨什么樣的前景。第一個問題的答案已經接近明朗，經過兩個多月的頑強奮戰，中國的制度、體制機制、人民的品格、中國的話語，正產生不可阻擋的沖擊力與說服力，它將在廣大第三世界與許多中等發達國家中產生巨大的影響力，它將使膠著不下的東西方競爭的局面迅速明朗化。

而第二個問題則陰影密布，前景令人擔憂。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世界范圍內形成了 G20機制，世界大國共同攜手克服金融危機，以避免上個世紀世界性戰爭的陰影。但特朗普上臺以后，美國奉行“美國第一”，大肆破壞國際合作機制，通過貿易戰、退出國際條約等方式，近乎瓦解了G20等國際協調機制，加深了民族國家之間的鴻溝與不信任。當疫情來臨，并可能誘發新的經濟大危機之際，新的國際協調與國際合作將顯得異常重要卻也異常艱難，防治疫情這樣尤其需要國際合作的重大事件，目前看不到大國之間打破偏見攜手合作的可能性。疫情危機，如果疊加上經濟危機，人類的前景令人憂慮。對此，我們必須做好充分的準備。

《文化縱橫》編輯部

2020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