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河
我的觀點是：在馬克思“世界歷史”與“東方社會”的理論框架下，我同意戴志康先生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種中間狀態的觀點；其實質就是必須關照到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發展的不平衡性，以“既能發展生產力，又能避免用人頭當酒杯”，來超越中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從一開始就面臨的巨大歷史悖論。或者更簡言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意義在于“既能發展生產力，又能避免用人頭當酒杯”。 但必須指出，“發展生產力”與“避免用人頭當酒杯”這一基本矛盾在中國并沒有解決；“社會主義”包括“土地公有”有時僅僅是為資本擴張強行開道。因此，崔之元的觀點“很書生氣”； 但這不意味著我們不能對中國現實有一種基于歷史的同情；而糾正當前問題，的確首先要把社會主義作為基本價值看待。
一、馬克思“世界歷史”與“東方社會”的觀點
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各個民族的歷史只有向世界歷史轉變，各民族才能在世界歷史中存在下來，人類也才有可能最終走向共產主義。這是因為各個民族和國家的相互依存性，全人類歷史的整體性越是加強，資本主義將越能得到更大的發展從而推動生產力的發展；與此同時，落后的民族和國家就越有可能突破原來狹隘的地域性限制，充分吸收并利用世界資本主義的“一切肯定成果”，實現從原始生產方式向現代生產方式的躍進。而民族史轉化為世界歷史的過程，就是民族國家建立資本統治的過程。因此，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說:“資產階級，……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 。”[1]他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又說，只有“世界歷史”形成之后，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全球化以后，“人們之間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來；普遍交往，一方面在一切民族中同時產生出沒有財產的群眾這一現象，使得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變革都有依存關系，而最后，狹隘地域的個人為世界歷史性的、真正普遍的個人所代替。”[2]此時，在全球范圍內實現共產主義，實現最普遍最全面的個人自由才有可能。
馬克思也將其“世界歷史”的視角投向了東方社會。在他看來，東方社會特有的村社經濟制度將妨礙其走向資本主義。因為這種相互孤立且同質的村社很難形成分工與市場，也因此不可能形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東方社會的“孤立狀態是它過去處于停滯狀態的主要原因”。馬克思進一步考察后認為，東方社會這種孤立狀態，還將妨礙這些民族的歷史向“世界歷史”轉化。“因農業和手工制造業的直接結合而造成的巨大的節約和時間的節省，在這里對大工業產品進行了最頑強的抵抗”。[3]這與馬克思所言的民族歷史必須通過轉化為世界歷史才能最終獲得民族生存與制度提升存在矛盾。因此，馬克思預言，東方社會如果不想滅亡，其選擇有兩種可能性：它或者最終滑向資本主義，而滑向資本主義的代價將是血與火的，也不得不經歷資本積累中“血淋淋與骯臟”的過程。因此，馬克思說，東方社會“為了喝到現代生產力的甜美酒漿，它不得不像可怕的異教神那樣，用人頭做酒杯”。[4]
當然，馬克思也指出了東方社會的另外一種可能性，即它也有可能跨越資本主義制度“卡夫丁峽谷”，“使農村公社向其高級形式過渡，使人民獲得政治自由和社會狀況的根本改善”。但這種可能性有其嚴格的前提條件。這種嚴格的前提條件不僅僅是一場偉大的社會革命，這場革命應該同時改造農村公社生產方式，使之向高級形式過渡，并將消除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破壞性影響。更重要的是，革命僅僅是一個開始，要真正實現跨越“卡夫丁峽谷”，革命后的東方社會能夠支配“資產階級時代的成果”，支配“世界市場和現代生產力”，“并且使這一切都服從于最先進的民族的共同監督”。[5]為此，馬克思提出，東方社會實現跨越卡夫丁峽谷，其實仍然需要以某種形式使得其民族歷史轉化為“世界歷史”，仍然脫離不了“世界歷史”的背景。否則，即使進入了共產主義，也是一種“地域性共產主義”，“它們會依然處于地方的、籠罩著迷信氣氛的狀態”，而且，“交往的任何擴大都會消滅地域性共產主義”。[6]
馬克思也將研究的目光投向了中國。他同意黑格爾《歷史哲學》中的看法，中國是一個沒有歷史的國家，即很早就進入了停滯狀態，更沒有進入“世界歷史”。但馬克思更認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擴張最終將把中國卷入世界歷史的進程之中，即使中國也將進入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所以，他指出，“英國用大炮強迫中國輸入名叫鴉片的麻醉劑。清王朝的聲望一遇到不列顛的槍炮就掃地以盡，天朝帝國萬世長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擊，野蠻的、閉關自守的、與文明世界隔絕的狀態被打破了，開始建立起聯系，這種聯系……迅速地發展了起來”。[7]馬克思還預言中國封建的關系將被打破與取代。他說，“世界上最古老最鞏固的帝國八年來在英國資產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響之下已經處于社會革命的前夕”。“即剛巧在全世界似乎都處在沉靜的時候，中國和桌子都開始跳起舞來鼓動大家了”。[8]但馬克思的確預言中國革命的前途是資本主義性質的。因此，他說，“如果我們歐洲的反動分子不久的將來會逃奔亞洲，最后到達萬里長城，到達最反動最保守的堡壘的大門，那末他們說不定就會看見這樣的字樣：中華共和國——自由、平等、博愛。”[9]
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什么是一種中間狀態
19世紀末至20紀初期的中國社會是典型的“東方社會”。盡管列強的入侵迫使原來閉關鎖國、獨立于“世界歷史”之外的中國開始融入“世界歷史”，但自1840～1949百多年中，由于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的反抗，中國的歷史從來就沒有很好地整合進“世界歷史”進程之中。那么，在一個未經過資本統治充分展開的東方大國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就成為擺在中國人民面前的一大課題。正是在這種大的歷史坐標中，中國共產黨人開始了艱辛的探索。這同時也決定了，中國社會主義是在世界資本主義時代的社會主義，是同全球資本主義體系聯系在一起并作為這個體系中有機一環的社會主義，是初級階段的還不合格的社會主義。
以馬克思關于“世界歷史”的觀點為中國社會主義定位，至少有以下三點值得我們思考。
其一，中國社會主義面臨巨大的挑戰。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社會主義仍未進入“世界歷史”，因此必須客觀地承認它是一種“地域性”的。這使得它與生俱來就面臨兩大挑戰：一是自身歷史的積淀。即馬克思所言的“籠罩著迷信氣氛”，它可能使中國社會主義不可避免帶有封建的特征；二是外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擴張，即馬克思所言“交往的擴大”。我們回過頭來以“世界歷史”的觀點看待蘇東劇變的原因，其實恰可以追溯到上述挑戰：在內部，由于未經歷過資本主義階段民主的“訓練”而直接由農奴制進入社會主義，前蘇聯與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在處理政黨與群眾、政黨與領袖的關系問題上都做得不好，黨內民主與社會主義民主都未能發展起來；在外部，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資本關系全球化浪潮方興未艾，于是，這種“地域性共產主義”未能經受住考驗而崩潰。
其二，中國社會主義面臨巨大的歷史悖論。一方面，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表明，共產黨人選擇社會主義是有其歷史根據的。鄧小平曾根據毛澤東當年的“三個不允許”思想明確指出，中國如果搞資本主義，將無法避免國內階級壓迫與國際帝國主義壓力的殘酷現實。因此他說，“中國要解決十億人的貧困問題，十億人的發展問題。如果搞資本主義，可能有少數人富裕起來，但大量的人會長期處于貧困狀態，中國就會發生鬧革命的問題。”[10]他還說，“如果我們不堅持社會主義，最終發展起來也不過成為一個附庸國，而且就連想要發展起來也不容易。”[11]但另一方面，我們又不能不看到，馬克思“世界歷史”的觀點已經指出，除非以某種方式進入“世界歷史”，否則像中國這樣的地域性共產主義不可能成功，這就決定了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始終處于世界資本主義時代這個大背景中，必須融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必須至少部分接受資本統治的邏輯；這使得中國社會主義稍不小心就會重新“滑向資本主義”的“用人頭當酒杯”的過程。
其三，中國社會主義是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正因為中國社會主義面臨巨大的歷史挑戰，同時又是在巨大的歷史悖論中尋求前進之道，這也進一步證明了共產黨人所從事的事業的偉大，證明了中國社會主義作為前無古人的事業的偉大。一方面，共產黨人決心帶領中國人民跨越“卡夫丁峽谷”，避免中國重新步入“以人頭當酒杯”的資本統治邏輯；另一方面，共產黨人又試圖通過在不突破“社會主義”基本價值取向的框架下，通過改革開放使中國生產力得以發展，使中國歷史進入“世界歷史”之中。因為她已認識到，人類進入共產主義的途徑必須以“民族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化為前提。一句話，中國共產黨人所探索的中國社會主義發展之路是一條既富裕又公平之路。所以，中國的發展遠遠超出了馬克思的認識視野。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如果成功，就不僅僅是“世界歷史”的特例與個案，更將是對“世界歷史”的發展作出的極其偉大的貢獻。
在馬克思主義關于“世界歷史”、“東方社會”以及“中國前途”的大的框架下，鄧小平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質，就是必須關照到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發展的不平衡性，以“既能發展生產力，又能避免用人頭當酒杯”來超越中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從一開始就面臨的巨大歷史悖論。或者更簡言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意義在于“既能發展生產力，又能避免用人頭當酒杯”。
這里有一個未必恰當的對比。新儒學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曾認為，中國哲學是一種早熟的哲學，在“道”或“內圣”的層面上，它比西方哲學更為偉大，也更符合人類社會發展的大方向。但在眼下世界現代化潮流的背景下，中國哲學必須放下身段，從內圣開出“新外王”，“坎陷”出“科學與民主”。[12]經典馬克思主義框架下的社會主義，一方面的確可以實現超越“人頭當酒杯”的階段，但對于中國具體國情，不經過資本主義又不能發展生產力。因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也是“馬克思主義”的一種“坎陷”：在經典馬克思主義與現實資本主義中間走出另外一條道路；或者說，是在兩者之間尋求一種“微妙的平衡”。即戴志康先生講的所謂“中間狀態”。
也因此，僅從理論層面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有其經濟學含義，而這種含義也的確與官方一貫宣稱的“含義”是相同的。
第一，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理論。馬克思設想未來社會是消滅了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的社會。但中國未經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的充分發展，還必須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生產關系的前提下通過商品與市場經濟來促進生產力發展。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中間狀態”就表現為：既利用市場經濟的辦法來發展生產力，又堅持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方向。
第二，中國社會主義所有制理論。馬恩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共產黨人在社會革命運動中應“特別強調所有制問題，把它作為運動的基本問題”。針對中國社會主義的特殊歷史條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在所有制問題上的“中間狀態”體現在，既要堅持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主體地位，同時，為了發展生產力又必須在一定程度上利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即允許資本主義所有制在公有制主體地位下存在。這兩條同樣是缺一不可。
第三，中國社會主義分配理論。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最集中的批評是分配的不公正性。但同時又認為，這種不公正的分配促進了作為現代生產中最為稀缺的生產要素即資本投資的積極性，從而促進了資本主義生產力的大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中間狀態”表現為它主張分配既能體現社會主義的基本生產關系內容，又能促進各種生產要素投入生產的積極性以發展本來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發展起來的生產力，因此提出了“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把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的分配原則。
第四，中國社會主義對外開放理論。馬克思當年提出，東方社會跨越“卡夫丁峽谷”的前提條件就是以某種方式進入“世界歷史”，而又不被“資本主義歷史體系”所吞沒。中國社會主義成立于資本主義歷史體系已經形成的時期，不對外開放，中國歷史就不能進入世界歷史，社會主義生產力就不能大發展；但如果任由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裹挾，則很容易成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一部分，成為資本主義的附庸。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選擇對外開放，并在對外開放中堅持以我為主，也是在二者之間尋找一種平衡。
三、對現實可以有一種基于同情的理解，但不能混淆黑白
以馬克思“世界歷史”與“東方社會”的框架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涵“既能發展生產力，又能避免用人頭當酒杯”，僅是一種純理論上的推演。其經濟學含義也是一種理論上的推演。但必須指出來，“發展生產力”與“避免用人頭當酒杯”這一基本矛盾并沒有解決。中國走上改革開放之路，可以視為進入“世界歷史”的必然選擇；選擇“市場經濟”肯定是為了發展生產力。但不幸的是，“以人頭當酒杯”的現象在中國大地上十分普遍：僅廣東清遠地區農民工每年因工傷斷的手指頭據說能裝上幾個籮筐；不斷爆出的礦難消息已使我們的神經幾近麻木。而且更具有反諷意味的，恰是崔之元先生心儀的“發達地區”，越是這樣的地區“用人頭當酒杯”現象越普遍：長三角、珠三角的發展尤其是珠三角的發展基本是得益于低廉的勞動力。農民工待遇之低、生活狀況之差最后竟然發展到我們批為“資本主義”的國家來關心中國的勞工人權，不知崔之元先生是否也去實地考察過？恰是在土地征用領域，“用人頭當酒杯”現象很普遍：土地產生的級差地租幾乎都被權貴均分，普通工農的所謂“補償款”連保障數年基本生活都很困難。如果崔之元先生把這當作所謂“自由社會主義”，未免太過于書生氣了吧？對此，我同意曹錦清先生深刻的評論，不再輟述。
近幾年來有一個非常耐人尋味的現象：一些“自由主義者”在為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叫好，但他們把“成功”歸結為“搞了市場經濟”；而另一些被指稱為“新左派”的人如崔之元、王紹光先生等，也在為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叫好，但他們把“成功”歸結為因為中國還是“社會主義”。我發現只有秦暉先生是一個例外：他倒把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歸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這其中，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而所謂“社會主義”變成了政府強行為市場擴張開道，不惜以“低人權”為代價發展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成了官僚與資本結合的一種代名詞。這三種對于“中國經驗”的不同總結我在此不想評價。但我還是想拿土地征用來說事：崔之元先生如此迷戀于“公有土地”，而實際上，中國近些年來大規模征地幾乎是重復了當年英國資本主義發韌之初的“圈地運動”，唯一不同的就是：在中國，正因為土地是“公有”，因此，資本在圈地過程中有政府暴力機器作為后盾，圈地成本比土地私有制下低得多！
更宏觀地看，改革開放以來社會階層分化、收入懸殊以及勞資矛盾越來越突出，已經對中國能否真正擺脫資本統治的邏輯提出了疑問。這些問題如果不能很好地解決，我們還不能說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鞏固。我們甚至也不能說我們徹底解決了馬克思主義提出的橫亙在中國人面前的課題：可以避免“用人頭當酒杯”，照樣能夠痛飲“生產力的瓊漿”。
但這不意味著我們不能對上述中國現實有一種基于歷史的同情。正因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種試圖“既能發展生產力，又能避免用人頭當酒杯”的“中間狀態”或者說“平衡點”，而“中間狀態”或“平衡點”與“均衡價格”一樣只是理想狀態，在現實中是與“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一樣，要么會“左”一點，要么會“右”一點；昨天可能更多偏向“社會主義”，公平倒公平了，但很難飲到“現代生產力的甜美酒漿”；于是，我們今天可能選擇更多偏向“發展生產力”，結果，“用人頭當酒杯”現象又不可避免地發生了。這很正常。因為歷史留給我們的就是這么一條沒有人走過的很逼仄的泥濘小道，深一腳淺一腳甚至跌倒都很正常。難道不是這樣嗎？
關鍵是我們不能混淆黑白，不能不正視現實。從這個意義上看，在當前情勢下，我還是同意戴志康先生的看法：必須更多在價值層面上理解社會主義！只有我們始終把追求公平正義作為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追求，才能對中國因為搞市場經濟過程中出現的較為普遍的“用人頭當酒杯”現象心存怵惕，并想辦法予以克服。而至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經濟學含義”到底是什么，包括我在上文從純邏輯角度推出的其“內容”，如何能夠在現實中得到貫徹，還只能有待于未來走一步說一步。
（作者單位：國防大學經濟學院）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頁。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39～40頁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73頁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52頁
[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52頁。
[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43頁。
[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頁[8]《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61頁。
[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5頁。
[10]《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29頁。
[11]《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11頁。
[12]牟宗三，《道德理想主義的重建——牟宗三新儒學論著輯要》，中國廣播出版社199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