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歌
2012年10月，我在上海參加了由上海雙年展推動的亞洲現代思想論壇，這個會議邀請了來自亞洲不同社會的重要思想人物，其中也包括日本沖繩的新崎盛暉先生。新崎先生的《沖繩現代史》已經由三聯書店出版，并在中國社會引起了相當的關注；而在當下釣魚島主權爭端的緊張時刻，沖繩處在緊張的最前線。中國的媒體在關注釣魚島問題的時候，即便在視角里引入了沖繩，也基本上是把它作為日本的一個組成部分來對待，至多不過關心沖繩被薩摩藩武力入侵以及最終被明治日本吞并的過程并為其抱不平，卻很少有人關注沖繩的民眾對此如何反應、如何感受。換言之，在由釣魚島主權問題引發的討論中，中國社會對于沖繩的關注基本上立足于“國家視角”而不是“民眾視角”，這種視角與中國社會有關釣魚島主權的討論所呈現的單一國家視角是一致的。新崎先生帶來了一個報告，題目是《沖繩可能成為東亞地區和平的“催化劑”嗎》，在民眾而不是國家的視角下給我們講述了沖繩曲折的歷史。
從前近代到近代再到現代，沖繩經歷了從獨立的琉球王朝到日本的沖繩縣，再到脫離日本被美國托管，再到施政權重新被交給日本的過程，在這不斷翻覆的歷史劇變過程中，沖繩的民眾飽嘗了被多次出賣的苦難。新崎先生為我們描繪了這樣一個無法簡化和無法抽象的復雜歷史情境：首先，沖繩既是日本又不是日本。在文化上，琉球與日本有著某種文化上的親緣關系，但是這不意味著明治政府的“琉球處分”（亦即1879年明治政府宣布“廢藩置縣”，正式斬斷琉球與清朝的朝貢關系，把琉球完全歸入日本，成為一個縣）是合理的；沖繩有自己的文化和政治訴求，但是在現實中，它卻不得不依存于日本并通過這種依存完成自身的現代化過程。其次，沖繩雖然在歷史上的一段時期內被美國占領，現在也仍然處在與美軍基地共生的惡劣狀態下，但是它尚未具備充分的現實能量依靠自身力量擺脫這種外來軍事力量。同時，由于不能夠無保留地認同日本，但又無法脫離日本，也使得沖繩人對抗美軍基地的運動具有復雜的面向。毫無疑問，這種不公平的狀態意味著沖繩社會被置于日本的剝奪和美國的欺凌這一雙重結構中，這使得它不得不在這樣的情境下進行兩面作戰。在這樣一個極其艱難的條件下，沒有任何一種直觀的解決方案可以使沖繩擺脫現有的不公平甚至是險惡的處境，沒有可以兩全地解決問題的有效手段。
正是在這樣一個歷史語境里，新崎先生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思考線索。在某種意義上，這也正是東亞地區在當代歷史情境中面對的時代課題。
后發國家該如何反思自己的歷史
首先，新崎先生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在一個近代意義上的政治主體尚未成熟的社會里，來自國家意志的自上而下的“近代化”會引發什么樣的結果。具體而言，這就是19世紀70年代明治政府把琉球編入近代國家體制的舉措所帶來的后果。關于琉球成為日本一部分這個事實，琉球社會內部一直存在不同的評價。一種意見認為這是一種殖民吞并的結果，基本上持反對態度；另一種意見認為這是一種有效地推進了琉球現代化的手段，從結果上看是值得肯定的，這兩種意見代表了對立的兩極，而這兩極的對立相互糾纏，恰恰體現了一個核心的悖論性問題：當一個社會并沒有準備好從內部發育出現代社會結構的時候，自上而下和來自外部的現代化過程不僅必然伴隨血腥的強制，更重要的是，它并不會必然地帶給這個社會以同樣的福祉，卻會帶來更深入和更徹底的剝奪（在歐洲早期資本主義原始積累階段，雖然宗主國內部同樣經歷了血腥的暴力階段，但是與殖民地的現代化過程畢竟有很多不同）。與此同時，拒絕這種現代化沖擊，需要相應的政治軍事力量，而在一個沒有從內部準備好現代化手段，缺少推行現代化的主體性力量的社會里，也很難產生出有效的對抗方式。沖繩的近代和現代史恰恰證明了這一點。編入日本的版圖，雖然使得多數沖繩民眾得到了一種他們最終愿意接受的社會生活方式，卻并沒有給沖繩帶來與日本其他各縣相同的利益，相反，給它造成了更殘酷的命運。
正如新崎先生指出的那樣，沖繩現代化的最終到達點，就是二戰末期的沖繩本土戰，它迫使沖繩民眾付出了慘重的代價，而且徹底毀壞了沖繩民眾的生活場域，把它變成了戰爭的前哨陣地；同時，這種生活場域的軍事化在二戰之后催生了一種畸形的基地經濟，它壓垮了琉球社會原有的以漁業和海上貿易為支柱的經濟形態，使得沖繩不得不主要依靠美國軍事基地造成的“基地經濟”維持自身的社會再生產。從沖繩現代史這一慘痛的經驗里，我們可以得到一個思考自身歷史以及東北亞歷史的媒介因素：一個在沒有準備好相應條件就不得不被迫進入了西方式現代化過程的社會，應該如何反思自身的歷史，找到合理的解釋方式？西方后殖民理論雖然提供了某些可供轉換的分析概念，但是顯然，后殖民理論對于解釋例如沖繩這樣的不能被簡單回收到國民國家框架內的社會狀況并不能提供充分有效的分析工具。
西方式現代化的基本形態就是以宣示主權為標志的國民國家形態。東亞各國都在殖民或者反抗殖民及半殖民的對抗過程中，最終獲得了這種形態。在建設現代國家的過程中，我們不得不面對沖繩社會所面對的那個基本的矛盾：沒有準備好從內部生長出這種以排他性為特征的國家訴求，卻不得不被迫接受以排他性為基礎的政治系統。這使得我們的社會在遭遇到現代國際關系中相關問題的時候，不得不通過那些并不完全適合本土狀況的觀念表達自己的訴求。東亞地區真正從內部產生了國家訴求的社會只有日本，但是這種訴求非但沒有促使日本成為東亞健康的主導力量，相反，卻使它最終走向毀滅性的戰爭。應該說，借助于近代戰爭迅速強大起來的日本，也正是由于近代戰爭而至今仍然無法擺脫美國的掌控。日本的現代命運恰恰顯示了現代國家最為負面的部分，通過戰爭擴張領土從而謀取國家利益，動輒以武力解決國際國內問題，是現代國家政治中最為野蠻也最為丑惡的部分。沖繩的現代史，把這個被各種意識形態粉飾和遮蔽的問題鮮明地呈現出來，推到我們的面前。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沖繩凝縮了東亞現代史最基本的問題，是我們返觀自身的最有效的媒介。
由于二戰之后沖繩的特殊復雜處境，使得它比其他曾經被殖民的地區具有了更多的歷史含量。在獲得獨立的前殖民地國家，主權的確立和自身的現代化建設遮蔽了一些不易被察覺的問題：這就是后發展國家是否有可能避免重蹈西方現代化的覆轍，以和平發展的方式最大限度地抵制政治霸權和經濟掠奪。由于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的世界霸權和冷戰歷史形成的國際格局，和平發展的可能性受到極大的威脅。在面對這種威脅的時候，例如中國、日本、印度這樣的亞洲國家，是否只有以主權為理由強化軍事力量才能夠保證自身的安全？日本政府拒絕接受侵略歷史的慘痛教訓，選擇了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強權道路，中國是否只能采取相同的形式才能對抗日本的挑釁？在東北亞局勢日益緊張的情況下，這些追問已經不再是思想和學理的問題，它首先是一個現實的問題。
擺脫國家意志的思考與實踐
在美國“重返亞太”的今天，絕對意義上的和平主義確實過于烏托邦。但是，這是否意味著我們可以放棄相對意義上的和平訴求并因此完全接受美國的邏輯？正是在這一點上，沖繩的民眾運動為我們提供了真實有效的精神營養。新崎先生在報告里談到，以60年代的越戰為契機，日美軍事同盟得到了強化，沖繩民眾的反戰運動與他們的認同問題也由此發生了糾結纏繞。1972年，沖繩的施政權由美國“歸還”給了日本，沖繩社會發生了關于主權和主體認同的巨大分歧。在當時的沖繩輿論界，發生了一些基本的分歧，是否要回歸日本變成了一個與認同直接相關的選擇。
值得關注的是，這種有關認同的選擇并不是單獨發生的，它與“反戰”這個主題直接結合。于是圍繞著回歸日本還是爭取獨立的問題，爭論大致分為兩個立場：是反戰復歸，還是反戰獨立？前者意味著認同對于日本的歸屬，后者意味著必須依靠美國。這顯然是一個兩難的選擇。在日美軍事同盟不斷穩固和升級的狀況下，其實這個分歧未必具有本質性的差異。無論歸屬于日本還是美國，沖繩都很難獲得保護自身利益不受到侵害的條件。因此，在激烈的辯論之后，沖繩的社會活動家終于找到了第三種思路，那就是以反戰而不是以復歸為中心的“反戰復歸”運動。這種思路很接近產生于50年代、發展于60年代的復歸日本和平憲法運動，它雖然提出的是復歸和平憲法下的日本，但這個表述提供了一個區分可能：它要復歸的與其說是現實中的日本國家，毋寧說是被日本國家不斷以蠶食的方式背叛的和平憲法。這并不是一種烏托邦式的自我欺騙，而是沖繩具有混沌性格的抵抗運動所催生的理念，它的核心是反對現代國家依靠戰爭手段解決一切問題的操作模式，是為現實中沖繩民眾一次次抵抗強權的斗爭確定方向的指針。到了今天，新崎先生把這一指針表述為:不爭取獨立，而爭取自立。這意味著，時至今日，無論在政治上還是經濟上，沖繩社會還并不具備獨立于日本和美國的現實政治基礎，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它的認同方式只有確立國民國家主權這一種形態；沖繩民眾各種意義上的自立，在這種無法以國家形態建立認同的情況下，便承擔了極其重要的認同功能。在艱苦的極限狀態之下，沖繩的社會活動家顯示了自由的政治想象力，他們最大限度地相對化了對于國家的認同，并以自立（而不是獨立）于日本與美國為目標設定了自己的斗爭原則。
這當然是極端困難的事情。自從1945年美軍在沖繩登陸那一刻開始，美國就開始有計劃地在這個美麗的島嶼群上劃出了建立軍事基地的地塊，并在戰后用贖買等手段不斷地擴大基地建設；這導致了沖繩民眾失掉了島嶼周邊相當范圍內的漁場以及自由的航道，并且迫不得已地把滿足基地的消費作為自己的謀生手段。普天間機場處于宜野灣市的中心，它記錄了一段痛苦的歷史：宜野灣在沖繩戰美軍登陸時還是個安靜的聚落，這里是一個具備了社會生活基本功能的區域，雖然并不是個有規模的城市，卻并不缺少必要的生活手段。美軍登陸之后，趕走了這里的沖繩百姓，開始籌建普天間基地。等到局勢安定民眾返回他們家園的時候，發現家已經被毀掉了，他們不能不圍繞著這個基地謀生，從而形成了現在這種市中心是基地，周圍是生活區的狀態。這也是宜野灣民眾不得不為了維持自己基本的生活安全而持續抗爭的原因，因為一個建造在市中心的空軍基地，一旦發生事故，就將直接威脅到周圍民眾的人身安全。幾年前，一架從伊拉克返回沖繩的軍用直升機就是起飛后發生事故墜落在隔壁的沖繩國際大學校園里，燒掉了一棟樓，并且散落了飛機上的核輻射物。因此，趕走這個危險的軍事基地，變成與現實生活息息相關的問題。近年在是否把這個造成對周邊民眾生活安全威脅的機場移到邊野古的問題上，日本政府配合美國，也利用了贖買的手段：邊野古一帶的民眾如果同意把基地移到他們賴以為生的這塊美麗而豐饒的海域上，就將獲得一筆不菲的補償款。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自立”成為非常艱難的選擇。很多民眾并不支持對抗美軍基地，是因為接受贖買放棄自立是一個相對容易而實惠的方式；而如果堅持自立，則必須與美國和日本政府進行長期的馬拉松對抗。最終，還是有部分沖繩人選擇了自立。他們展開了曠日持久的和平抗爭，有效地阻止了邊野古基地建設的勘探作業，從而迫使這個基地建設計劃從上個世紀90年代一直擱置到現在！這個艱苦卓絕的對抗成為沖繩民眾反抗日美軍事同盟的一個標志性事件，它鼓舞了為自立而付出巨大代價的沖繩民眾，因為它非常有說服力地證明，被國家所強制推行的強權政治決策，是可能被手無寸鐵的民眾所對抗甚至改變的。而這一對抗的重要原則，就在于和平抗爭。與國家暴力并不對稱的民眾抗爭手段，并不具有合法的暴力行使權，這使得和平抗爭變成了重要的斗爭策略。
雖然在沖繩社會的運動群體中，對于復歸和平憲法下的日本這一提法似乎存在爭議，但是我更為重視的是這種把憲法的理念與現實的國家政治加以相對區分的認識模式。復歸和平憲法的提法很難避開這部憲法與日本國家所作所為的關系，難免被詬病為對現實的避重就輕；但是它卻提供了一個富有啟發性的思路，就是在無路可走的狀態下堅守不同于國家意志的社會理念。實際上，在其后的80年代之所以出現《琉球共和社會憲法草案》，雖然在方向上與復歸和平憲法是完全相反的，看上去似乎是琉球脫離日本的獨立宣言，但卻不能說與當初這種復歸和平憲法的思路毫無關系。由詩人川滿信一起草的這份只有社會卻沒有國家的憲法，沒有實際政治功能但卻成為重要的思想文獻。它的第一條就是徹底拒絕國家的暴力。應該說，川滿的這份杰作以詩人特有的想象力，勾畫了沖繩民眾對于揚棄了國家暴力之后的社會生活的憧憬。
在沖繩民眾的反戰抗爭過程中，經歷了70年代的復歸日本這一歷史轉折之后，復歸還是獨立的問題被淡化，推到前臺的選擇性問題變成了是要戰爭還是要和平。在極限狀態下，沖繩的民眾擱置了自身的主權和歸屬問題，選擇了對立于現代國家意志的“和平”理念。對他們而言，和平是非常具體的課題，并不是抽象的口號。從聲討美軍在沖繩制造的各種侵害民眾人權的事端，到反對普天間機場移設至邊野古，再到抵制魚鷹戰斗機的部署和試飛，這一切抗爭都意味著沖繩民眾在表達維護和平、維護自身生活的意志。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沖繩的民眾在現實斗爭中掌握了艱難的斗爭策略，這就是和平抗爭。與施行暴力的國家機器對壘，沖繩民眾長時間地持續堅持了非暴力抗爭原則。以和平為目標的抗爭必須以非暴力為原則，因為只有以非暴力的方式對抗現代國家意志，才有可能在國家暴力面前保持自身斗爭的合法性，從而使斗爭可以持續。
在捍衛和平的斗爭中，最讓人感動的是沖繩民眾運動的帶頭人所具有的國際主義視野。在他們動員民眾的思想口號中，沖繩的抗爭并不僅僅是為了自身的安全，也是東亞乃至全球反戰斗爭中的一環。早在60年代的越南戰爭中，沖繩對抗美軍基地的運動就自覺地把自己的運動與支援越南游擊隊的反美斗爭結合起來定位；其后的每一次抗爭，都與牽制美軍稱霸世界的目標相聯結。沖繩的美軍基地是美國重返亞太和稱霸世界的重要立足點，沖繩民眾的抗爭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站在了世界反戰運動的第一線。據說沖繩的社會活動家曾經有過這樣的討論：如果我們把在沖美軍全部趕走，那么對于地區和平和世界和平而言究竟是否是負責任的？因為美軍立刻會把基地遷移到完全沒有抗爭傳統的太平洋其他島國去，后果將是失掉從基地所在地牽制美軍的可能。
在沖繩民眾對于和平的訴求方式里，存在著對中國社會而言有些陌生但又非常重要的思路。盡管沖繩在現實中并不具備獨立宣示主權的條件，但沖繩的民眾和思想者擱置主權歸屬問題卻并不僅僅取決于這個現實的理由。新崎先生指出，經歷了二戰末期的沖繩戰役，眼看著四分之一的沖繩人死于戰火，經歷了戰后被美軍蹂躪騷擾的威脅，眼看著生活的場域成為隨時可能遭到毀滅的危險地帶，這一切經驗本身告訴沖繩人，和平是高于一切的價值。因此，任何抗爭如果不能最終指向和平，它的合理性就要被質疑。我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啟示，對于今天的中國社會而言，或許對于和平的理解還停留在膚淺的認知層面，它是抽象的和缺少方向感的，因此很難具有現實感召力。從沖繩民眾的和平理念中學習，對我們而言是一個緊迫的課題。
掙脫歐美概念，釋放想象空間
新崎先生談到了釣魚島的紛爭，并且強調了它不應該被以國家主權的名義加以排他性的定義。他說：釣魚島是沖繩民眾的生活圈，自古以來就是沖繩民眾與臺灣等地的民眾一起進行漁業生產的生活圈。這是一個饒有興味的思路。從沖繩不斷被國家權力出賣、剝奪的近代歷程和沖繩民眾的和平理念出發，我們很容易理解新崎先生為什么提出這樣的思路。我要在此指出一個基本的事實：即使他強調了沖繩人百分之百認為釣魚島是沖繩的一部分，他也并不是在宣示主權。他在報告中這樣論述:在過去的歷史上，國家擁有固有領土之類的東西嗎？“領土”、“國境”之類的概念，只不過是在近代國家形成的過程中才產生的，只要回顧一下琉球處分前后的琉球·沖繩歷史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我們不是應該盡快地從歐美近代帶到東亞來的封閉排他的國境·領土概念中掙脫出來嗎？
事實上，對于東亞這樣的迫于外在壓力而不得不現代化的地區，依靠近代意義上的領土概念區分主權，并不是一個有效的方式。從19世紀末以來，那些原來并不被排他性的領土概念約束的區域性空間，就一直是不同社會民眾共同的生活場域，在這一意義上，應該說新崎先生所強調的“生活圈”，作為重要的歷史文化和經濟概念，是值得我們認真對待的。釣魚島正是這樣的一個民眾生活場域，它本來不該陷入這種排他性爭端，卻不幸成為了區域緊張關系的導火索。應該說，正是由于圍繞著釣魚島問題所產生的紛爭，揭示了一個潛在的問題：東北亞地區從歷史到現實的基本狀況，隨著島嶼爭議的激化，客觀上已經對于傳統國家的形態提出了尖銳的質疑。如果擴大一下想象的范圍，可以看到一個被遮蔽的基本事實：朝鮮半島的分斷、中國兩岸四地的關系、日本本土與沖繩（某種意義上也包括北海道）的緊張關系等等，都是不能簡單套用傳統國家形式加以解釋的；而這種溢出國民國家框架的部分，卻恰恰是整個東北亞的基本構成部分，從二戰結束之后到現在，在實踐層面上東北亞地區已經在摸索新的國家結構方案，它不僅對于傳統意義上的國家模式提出了挑戰，而且也對于民間的跨文化連帶形成了初步的積累。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盡管新崎先生提出的“生活圈”這一場域在被國家邊界分割的行政版圖上并沒有獲得可視的形態，但是，它卻從未停止自己的生長；這是因為，事實上生活圈這一想象比傳統的國民國家區劃更適合于理解我們共有的歷史，更適合于協調我們緊張的現實。
但是有一個不能不提示的問題在于，直接應用生活圈的概念并不能有效揭示釣魚島爭端的實質。日本是東亞唯一的一個模仿西歐近代的殖民模式發動了侵略戰爭的國家，它對鄰國的侵略以及不及時和不充分的戰后處理，在東北亞地區造成了很深的創傷記憶。圍繞著釣魚島主權所發生的爭端，并不僅僅是爭奪領土主權的問題，它首先是歷史問題。從19世紀末開始，日本對中國發動了兩場戰爭，而且在第二場戰爭結束了27年之后才與中國大陸完成了保留爭議的和解。這筆舊賬沒有在最恰當的時刻得到清算，它就會積淀在中國民間的歷史記憶里從而形成特定的社會氣氛。釣魚島正是這個曲折歷史的凝聚點，它凝縮了中國民眾的屈辱記憶與憤怒的情感，因此不能說宣示釣魚島主權僅僅是在表達中國的政府意志，恰恰在這個問題上，中國的民眾與政府的立場是一致的，把它簡單視為中國政府的操作是違反現實的；今天中國的民眾以宣示主權的方式對抗日本買島鬧劇的時候，事實上也并不僅僅是在近代國家主權的意義上爭奪釣魚島的領有權和經濟開發權，它首先是在伸張積淀了一百多年的歷史正義。我們可以觀察到一個被日本傳媒忽略的問題，那就是在宣示釣魚島主權的時候，中國民眾的立場比中國政府的立場更激烈。在釣魚島問題上，中國社會面對的問題與沖繩在1970年代曾經面對的“反戰復歸”問題具有某種結構上的類似關系——沖繩人的“復歸”并不是真正的目標，但卻是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因此，把反戰作為中心，虛化復歸問題，可以最有效地把斗爭引向和平。而對釣魚島主權的堅持，也并不是中國民眾對國家意志的簡單附和，它是對兩岸四地華人共同的民族感情記憶的表達。它的激烈與執著，與這段歷史負載的沉重內容以及過于曲折的歷史脈絡直接相關，因此華人世界對于釣魚島的主權訴求，不能簡化為近代國家的觀念，它必須得到尊重。
但是，問題到這里并不能結束。因為在充分理解了華人世界在釣魚島主權問題上寄托的復雜歷史情感的前提下，還有一個問題是必須追問的：在現實政治中，把宣示主權這一政治訴求控制在什么層面最為合乎斗爭需求、并且可以最為有效地實現目標？這中間所包含的一個深刻的教訓，就是如何控制在伸張正義的時候所必然會伴隨的情感沖動？在這個意義上，沖繩民眾運動提供的一個重要的啟示是：對正義的伸張要同時伴有對于抗爭結果的想象，并且思考依靠何種策略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實現這些結果。
新崎先生所說的“生活圈”，作為一種理念，不僅在沖繩，在日本民間也有著相當的基礎。日本社會中的有識之士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就開始積累這種共識，它被表述為“釣魚島海域應該由中日民眾共同擁有、共同開發”。客觀上看，這其實是在直接呼應1972年鄧小平提出的“擱置爭議”的呼吁。今天，在美軍不斷在亞太軍演、迫使中國也不得不強化軍力的情況下，中國兩岸四地民眾和日本與沖繩的民眾建立保衛和平的共識迫在眉睫。在中國社會內部也存在著激烈的意見分歧，有些人群支持通過外交談判達到擱置爭議的結果，從而維持和平避免戰爭；有些人群則主張以武力沖突的方式解決釣魚島的主權問題。尤其是今天的中國已經發展出了有效的軍事對抗力量，這種激進的“擦槍走火”論并非不具有現實性。因此必須指出，在釣魚島問題上，很難用國家與社會的二分法來討論問題，毋寧說“要和平還是要戰爭”的二分法更接近現實狀況。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最大限度地參考沖繩民眾斗爭的經驗，學習沖繩民眾在擱置關于主權和認同訴求的同時所表現的獨立意志，學習他們以和平為最高價值的政治責任感，學習他們非暴力抗爭的斗爭策略。不讓釣魚島成為地區沖突的導火索，同時不向日本右翼妥協，這種價值取向只有在一個基點上才能夠獲得統一：反對任何形式的戰爭，擱置而不是放棄原則性爭議，發展不同社會之間的民眾往來，建立更加深厚的信賴和尊重。因此，中國民眾的反日感情需要得到尊重，但同時也要把它轉化為維護和平的動力，在這一意義上，沖繩的民眾走在我們前面。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