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26日，巴西工人黨的羅塞夫在總統選舉第二輪投票中戰勝社會民主黨候選人內維斯，獲得連任。這是一場陣線分明的左右對決。工人黨雖然早已放棄了激進的革命綱領，依然是不折不扣的左派政黨，而工人黨的對手盡管冠以社會民主黨的傳統左派名號，在巴西卻是代表右翼力量的保守派政黨。在巴西這個大陸級別的國家，階級和意識形態的對壘也同樣反映在地理上。在經濟欠發達的東北部地區，羅塞夫占有壓倒性選票優勢。而在更加富裕的東南部，則是社民黨占優。
羅塞夫的連任意味著始自2002年的左派執政還將至少延續四年。工人黨過去12年的執政錄錄表明，一個原本致力于推翻現有秩序的革命型政黨在徹底轉型之后，可以勝任管理一個超大型的現代經濟體。當然代價也是巨大的。工人黨放棄了自己原有的革命理想，原本可能蘊含更大社會參與的人民民主降格為更容易被金錢勢力左右的代議制民主。在主要的政策綱領上，它和其意識形態上的對手社民黨沒有原則性的差別，并沒有觸動上世紀90年代卡多佐總統所奠定并穩固下來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的基本格局。區別只在于，在更大程度上推出了面向窮人的社會轉移項目，以及道德和精神方面的象征性勝利，也就是巴西首次由一個在政治上代表著受支配者的政黨執掌政權（有人形容，這是一個逆轉的葛蘭西霸權模式，被支配者贏得道義領導權，而在實質利益上則服務于支配者。巴西并不孤單，種族隔離之后的南非也是一例）。
巴西的變化也是在更大范圍內拉丁美洲變革的一個縮影。從1998年起，拉丁美洲的政治版圖出現劇烈變化。當年，查韋斯在委內瑞拉上臺。在接下來的幾年里，幾乎所有拉美大國，左翼的政治力量均通過選舉取得了政權。究其根源，這一波左翼政治的興起是對上一個歷史階段在拉美大行其道的新自由主義浪潮的反彈。在后來所稱的華盛頓共識的驅動下，經濟正統觀念擁護自由市場觀念，整個政策的基調變成了貿易自由化，支持私營部門，減少政府作用。伴隨著這些經濟變化，政治氛圍也產生了劇變。一度被拉美精英階層普遍視作威脅和混亂源頭的民主，在20世紀90年代后冷戰時代的大環境下被安然接受了。此時，民主不再對國內精英或者跨國資本造成威脅，相反，它為追求這些利益提供了更好的合法性保障。新自由主義的試驗也帶來了社會和政治上的極大問題，它給這個地球上兩極分化本已最為嚴重的地區制造了更驚人的收入差距，也使得一國經濟更易于受到不穩定的全球經濟的沖擊。到90年代末，新自由主義的動力逐漸耗竭，一個替代性的左翼政治登場了。
雖然政治的整體趨勢是向左轉，然而各國政府還是表現出顯著的差異性?？梢詣澐殖鰞煞N類型：以委內瑞拉、玻利維亞為代表的激進左翼，以及以巴西為代表的溫和左翼。大致可以說，溫和的傾向，出現于那些政黨組織相對強大且制度化的國家，如巴西和智利。而更激進的趨勢，則出現在那些不存在政黨制度或者傳統政黨體系基本解體乃至個人化的社會里，以委內瑞拉和玻利維亞為典型。
在激進的一翼中，查韋斯走得最遠。與溫和左翼試圖在既定政治框架內緩步推進左翼的議程不同，查韋斯政權尋求改組政治。通過重修國家憲法，權力特別集中于總統手中，削弱議會的阻力和平衡作用；通過授權法把執法權限交給行政機構，大幅擴大國家對財產權和經濟運作的干預；引入全民公決，代議制民主機構逐漸被削弱，并被全民公決的概念所取代。在消除反對派的主要堡壘司法機構和媒體時，查韋斯遇到了最大的抵抗。毫不奇怪，這些策略加劇了政治極化的程度。在缺乏有力的政黨組織的情況下，查韋斯的動員機制主要依賴其個人領導魅力的直接號召，并嘗試自上而下組建支持者組織，以彌補其統治根基。通過這些政治過程，查韋斯大大提升了昔日被邊緣化的社會群體，如城市貧民。
在玻利維亞，激進左翼政治的主要推動者和受益群體來自土著印第安人，這個國家的多數人口。與委內瑞拉稍有區別的是，玻利維亞的各種民眾組織和社會運動異常發達，這種更加直接的代表機制很大程度上填補了傳統政黨體系瓦解所造成的真空，甚至接管了一部分政府的職能，近乎形成了一個與政府平行的“雙重權力”。莫拉萊斯的主要政治基礎就來自這些民眾組織，但問題也在于，如何駕馭和控制這股社會運動的浪潮。這些運動的邏輯顯然不同于正式的國家和政府。莫拉萊斯的政府不得不拿出很大的精力，來與一批批草根運動和抗議群體周旋，而這大大降低了政府的效能。
激進左翼的軟肋是宏觀經濟管理。很明顯，在朝著傾向于弱勢和受壓迫群體的再分配之前，必須先創造出可分配的財富。這一路線的另一個弱點則是個人化色彩濃厚的政治。也因此，在查韋斯之后，委內瑞拉所開創的“21世紀的社會主義”能否持續下去成了問題。
相比之下，巴西工人黨所代表的溫和左翼則穩健得多。卡多佐時代的多數經濟政策以及巴西融入全球經濟的基本模式延續下來。而且由于中國崛起這一因素的推動，國際大宗商品需求猛增，巴西資源富饒這一特點實實在在地轉化為經濟利益。在左右翼經濟政策趨同的情況下，工人黨的左派政治訴求主要集中于社會部門。通過積極創造就業機會、提高最低工資和對貧苦家庭發放“家庭補助金”等方式，工人黨政府的施政切實增加了中下階層，尤其是最貧困階層的收入。
工人黨的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分別由黨內的保守派和激進派所控制（這自然也是盧拉和羅塞夫平衡選擇的結果）。類似的安排也曾出現在印度。在2004~2014年國大黨十年統治期間，技術官僚出身的辛格團隊依托政府機構掌管經濟，而國大黨主席索尼婭則在政府外另行組建了一個權威極大的智囊機構，網羅了一批知識分子和政策專家，推出一系列帶有福利國家色彩的社會政策。這一雙重結構引發了諸多爭議，但或許是在一黨內謀求解決效率與公平兩難的可行辦法。
巴西工人黨的案例算是左翼政治的典型。在喪失主場的條件下，要使這一改良主義施政進行下去，工人黨就必須在參選、組織聯盟和聯合政府能力方面付出持續的努力。這一過程無疑會使得工人黨越來越融合于現有體制，越來越蛻變為一個美國式的選舉機器。尤其是它的領導層，不可避免地被精英階層所同化和吸收，而這原本是工人黨所致力于打破的結構。人們曾期待工人黨能有效地控制和轉化國家機器，而事實上，是國家治理的官僚邏輯吞沒了黨。
現實就是，一直同勞工運動緊密合作的革命左翼或改良主義左翼已經放棄了所有深層次變革資本主義社會的努力，而發展成為參與選舉游戲的“全民黨”。這些政黨，盡管仍然保持著同工會和相關社會組織的傳統聯系（實際上由于過早地陷入去工業化，這一工人基礎越來越脆弱），但必須拿出更大的精力尋求更廣泛、多樣的支持者。否則，它就可能在下一次選舉中失去權力。此時，選舉獲勝和參與政府成了主要目標，進而導致重塑黨綱，而黨的組織、斗爭模式、決策過程和領導體制也一并轉型了。
為了進入并長久地參與政府，左翼政黨及其內部各派別只能接受現實的政治限制和經濟限制。政治的限制是，周期性的民主更替；經濟的限制是，資本主義的經濟模式。一旦放棄較為激進的道路，放棄自己的革命傾向，轉而接受這些限制，也就等于置“社會主義的完美”于不顧，而選擇“不那么完美”的社會，用實用主義的態度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努力調和自由與公平之間的矛盾。這是在歷史性的替代選項不復存在的情況下，左派所能做的。歷史上歐洲的社會主義政黨（除俄國以外）曾走過這樣一條道路，以巴西為代表的拉美也將不例外。? （文/程東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