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中秋
我們生活在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我們也正在進入一個禮樂重建的大時代。不論政治如何演進，禮樂重建都是未來兩三代人應予面對的核心議程。初步完成禮樂重建，社會秩序才能夠穩定下來，中國文明才可言復興，中國人也才能贏得世人尊敬。本文將對禮樂之當代含義、禮樂重建之必要性及基本原則，略作探討。
禮樂即文明
人因禮樂而成人，共同體因禮樂而聯結、而繁榮。無禮樂，則無秩序，也就無文明。這是古圣先賢之共識。《禮記·樂記》曰：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惑于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惡形焉。 好惡無節于內，知誘于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
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眾者暴寡；知者詐惡，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婚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人需借助于他人、借助于外物而生存并追求幸福，如性，如衣、食、房、車，如權力、金錢。然而，若欲望沒有節制，則必將被物所支配，人化物，也即人異化為物，此物化之人必瘋狂追求物欲。若此種行為模式普遍化，則人與人之間將進入叢林狀態，人人處于恐懼、焦慮、不安中，既無幸福，更無秩序，也就無文明可言。
共同體欲進入和維持文明狀態，就必須以規則節制各人之物欲，協調人際關系。這樣的規則，古人稱之“禮樂”。然則，何為禮？何為樂？《漢書·禮樂志》：
樂以治內而為同，禮以修外而為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和親則無怨，畏敬則不爭。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也。二者并行，合為一體。畏敬之意難見，則著之于享獻、辭受，登降、跪拜；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于詩歌、詠言，鐘石、管弦。
古代之禮無所不包，無往不在，大體可分兩類：經禮、儀禮。以現代術語言，前者為規范特定關系中各方權利–義務之法律規則體系，甚至包括憲法；后者則是更為日常性，因而內容極為繁富之禮儀、禮俗。
然不管何種禮，禮之基本功能都是“別”，也即，確定公、私生活不同場合中各人角色、地位、義務及權利，以及由此所決定的行為模式。禮的目的是“定分止爭”：若每個人都明乎自己本分，盡自己本分，即可不爭而和。《論語·學而篇》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禮在人際分、別的目的，正是為了和。和者，協調也。和就是處在不同地位、扮演不同角色的人相互協調，以最低成本合作，共享合作收益。故真正的和一定是因不同而和，和而依然不同。
但“禮勝則離”，若只有禮之分、別，則人必傾向于生分，斤斤計較，逐漸喪失斯密所說的通情能力，蛻化為“理性經濟人”。如此，則人必相互防范，導致合作成本不斷上升，以至于無法維持而解體，此所謂“離”。故禮之外還需樂。樂主同，主親，訴諸人之情感，拉近人際距離。如此，人產生和保持合作之情感意向。故禮、樂相輔相成，缺一不可，《樂記》云：“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
古人之所謂樂，范圍極為廣泛，如《舜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最原始的樂是無辭之聲，進而產生有辭之歌，辭即是詩，《詩經》三百篇皆可以歌。伴奏有樂器，演唱伴以舞蹈。這才構成完整的樂。《樂記》：“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
三代之樂多用于公共場合：首先用于宗廟祭祀，以和人神；其次用于朝覲、射禮等場合，以正節奏；再次用于君臣、君民、主賓之宴飲、饗食，以合人情。不過，三代封建時代，人們皆生活于小型共同體中，故公、私生活沒有截然界限。故可謂樂無所不在。且此公共生活，固然由君子主導，庶民亦有機會全體參與，故樂無人不包，如鄉飲酒禮就是全體鄉民參與，君、臣、民同樂。
由此可以看出，禮樂就是塑造和維系人際間合宜關系之規則、規范、紐帶，禮樂就是健全而優美之生活之形式，私的生活、公的生活。它不是隨便什么生活方式，人總在生活，但有的時候是蠅營狗茍，沒有尊嚴可言；有的時候相互傷害，人人焦慮而不安。禮樂則本乎天道，依乎人心，人人精心維護，而形成好的、優雅的、高貴的生活方式。在這種生活中，在這樣的世界上，“事大積焉而不苑，并行而不繆，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
共同的禮樂之覆蓋范圍，決定著共同體之規模。華夏共同體之形成即始于普適的華夏禮樂之形成，堯、舜與同時代圣賢之偉大就在于制作了普適于“天下”之禮樂。
因此，華夏三代古典文明就是禮樂文明。這些禮樂就是古人所說“文”。禮樂之文上揆之天之文，也即天道；下緣民情，而成人之文，家、國、天下等共同體之文。這些文在內為規則、制度，在外為衣裳、車旗、宗彝、樂器等名器，謂進退、周旋之儀節。“華夏”一詞中，夏者，大也；華者，服章華美也。正是禮樂之文，把華夏與蠻夷戎狄區別開始，而華夏正是依靠“文德”吸引四裔。
故而，文讓人、讓家、國光明，此即“文明”。沒有禮樂，即無文明，就是野蠻。實際上，沒有禮樂，沒有文，人的生存將充滿不確定性。禮樂之大用，就在于“定命”，穩定個體之自然生命與共同體之人造生命。健全的個體與繁榮的共同體，以禮樂為“身之干”。
禮樂崩壞、重建之往復
周公建立經典封建制，制禮作樂，華夏禮樂文明達至巔峰。《漢書·禮樂志》：
周監于二代，禮文尤具，事為之制，曲為之防。故稱禮經三百，威儀三千。于是，教化浹洽，民用和睦；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囹圄空虛，四十余年。孔子美之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這些并非虛語，由《詩經》、《左傳》、《國語》等文獻可見周代禮樂文明之盛況。正是禮樂塑造了周代之君子自重、高貴之品德，與優雅、得體之風度。《論語·泰伯篇》所載孔子的話說明了君子養成之道：“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
不過，再完美的禮樂也有崩壞之可能，孔子就生活于禮崩樂壞之時代。禮界定各人之名分，《論語》則記載了魯侯僭越紂王、強勢卿大夫僭越公侯之禮的諸多事情。伴隨著禮制敗壞，周的政治秩序解體。伴隨著樂制敗壞，人的精神趨向粗鄙，如《樂記》所說，人心放縱，相互侵凌，世間重回叢林狀態。因為禮崩樂壞，中國也就從春秋之爭霸，跌入戰國之廝殺，一路墮落到秦制之野蠻化。
不過，在此墮落大潮中，一股重建禮樂的力量也在悄然興起。這就是儒家。孔子之偉大抱負正是重建禮樂。
孔子第一大歷史性功績正在于收集、整理、刪定禮樂，從此禮樂可道、可傳、可學。孔子又以此教導平民子弟習禮樂，而形成儒生群體。儒生群體從社會各個層面努力，重建禮樂，其著名者為叔孫通為漢家制禮。更為重要的禮樂重建發生在基層社會，此為董仲舒所說的“更化”。到漢代中期，上自皇家、經由儒家士大夫群體、下至基層社會，社會各階層皆有其禮樂，禮樂基本重建。
這不是簡單的恢復。三代禮樂多局限于上層君子群體，周秦之變的關鍵是平民化，孔子以禮樂教授平民子弟，也就打開平民群體禮樂化之過程。因此，儒門重建禮樂的過程，實際上是禮樂下傳普及于更為廣泛的社會。
禮樂重建之結果是形成士族。關于士族權威之終極依據，陳寅恪先生在《書〈世說新語〉文學類鐘會撰〈四本論〉始畢條后》中這樣說：
主要之士大夫，其出身則大抵為地方豪族，或間以小族，然絕大多數則為儒家之信徒也。職是之故，其為學也，則從師受經，或游學京師，受業于太學之博士。其為人也，則以孝友禮法見稱于宗族鄉里。然后州郡牧守京師公卿加以征辟，終致通顯。故其學為儒家之學，其行必合儒家之道德標準，即仁孝廉讓等是。質言之，《小戴記·大學》一篇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貫之學說，實東漢中晚世士大夫自命為其生活實際之表現。
先生此處所描述者，不僅僅是西漢以降至東漢士族之生存形態，也是兩晉、南北朝乃至隋唐士族生存之常態。他們的典型特征就是謹守禮法。他們構成社會的中堅。他們謹守禮樂，也以禮樂統合社會，維持文化、社會與政治秩序。
不過，到唐代，士族中心的漢晉體制面臨危機。其間原因很多，漢晉體制本身趨向敗壞，北方蠻族入侵也沖擊北方固有禮樂。唐室為強化權力，打壓士族，比如著名的《氏族志》重定事件。同樣為了這個原因，唐室崇奉道教、佛教，輕忽儒家。武則天在禮法傳家的士族之外，另開進士科，以詩賦取士，新興進士群體缺乏禮法意識，而享有權力。這個群體在皇權支持下與士族斗爭，導致社會喪失領導者。凡此種種因素，導致另一次禮崩樂壞。其結果就是中唐以后以迄五代的社會秩序大混亂。
重建禮樂，正是宋儒之核心問題意識。今人對宋儒之學，多關注于其心性之論。宋儒生活在一個進一步平民化的社會，宋儒欲養成君子，不能不強調內心之自覺。不過，宋儒當然十分清楚，僅此對君子而言不夠，更無法在庶民中達成善治。在心性自覺外，也必須重建禮樂。健全的宋儒必同時重視兩者，比如，理學創始人二程曾致力于制禮，關學代表張載，如《宋元學案·橫渠學案上》所言：
其學以《易》為宗，以《中庸》為的，以《禮》為體，以孔、孟為極。患近世喪祭無法，期功以下未有衰麻之變，祀先之禮襲用流俗，于是一循古禮為倡，教童子以灑埽應對；女子未嫁者，使觀祭祀，納酒漿，以養遜弟，就成德。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為之！”于是，關中風俗一變而至于古。
同門藍田呂大鈞首立《鄉約》，旨在重建基層禮俗。
對重建禮樂作為最大貢獻者，乃是朱子。今人皆以朱子為思想家，然朱子實乃宋明社會之創制立法者，宋明社會之禮樂體系，正以朱子《家禮》為本。
面對士族體制崩潰、社會再度平民化之大勢，朱子《家禮》以“祠堂”開篇。從前之家廟僅限于上層社會，如今之祠堂則普及于平民。于是，分散的平民族群得以確立其信仰之象征。借此信仰，宗族得以成立與穩固。以祠堂為中心，基層社會被組織起來，人心有所歸宿，婚喪嫁娶皆有法度。
宋明社會之樂也同樣平民化，最可注意者為戲曲。戲曲就是平民之樂，融文學、音樂、歌唱、舞蹈、美術、武術、雜技等因素于一爐，其形態與三代之樂十分接近。戲曲創作者、表演者、觀賞者多為底層文人、新興商人、城鄉普通民眾，傳播忠孝節義、仁義禮智等價值，教化民眾，以“正人心、明人倫、務本分、一道德、厚風俗、扶世教、補世道”。
這一宋明禮樂體制延續千年，至20世紀，在內外因素沖擊下崩壞。今日中國處于史上可見之第三期禮崩樂壞中。
禮樂之崩壞表現在公、私生活各個方面，比如，今天，知禮、守禮者微乎其微，尤其是中青年，基本上生活在無禮無儀之狀態。在全球化時代，大陸人之無禮，也已成為一個國際現象。若服章者，精英以西裝為禮服，在校少年兒童皆穿肥大邋遢之劣質運動服。至于大學園中內，有人謂，“男生穿得像農民工，女生穿得像小姐”。至于樂，今天惟有鄭、衛之音，而黃鐘大呂、雅頌之音難尋，宋明之樂——戲曲，也日漸衰微。
禮樂重建，正當其時
每一輪的禮崩樂壞始于精英之敗壞，這一輪也不例外。尤其是占據話語主導權的現代知識分子，如同戰國之游士、唐代之進士，積極摧毀禮樂。
百年前，現代知識分子大肆攻擊“禮教吃人”，判定戲曲愚昧，刻意摧毀國民固有之禮、樂。其態度一如戰國時代之法家，唯一的不同是冠以“民主與科學”之名義。在20世紀中期，知識分子與權力密切配合，積極投入針對傳統禮樂的戰爭。
據說，摧毀固有禮樂，即可建立現代文明。這當然只是幻想。知識分子得到的是野蠻，他們自己也深受其害。他們呼天搶地，而今，對世道之敗壞，同樣作痛心疾首狀。
奇怪的是，對于一切重建禮樂之努力，現代精英、尤其是知識分子又不以為然，多數時候是惡語相向。他們再度如同法家，迷上了制度：據說，政治、法律等領域的制度變革是決定性因素的，也是唯一正確道路。重建禮樂則是倒退。他們認為，現代性就是每個人張揚個性，禮樂則束縛這個神話般的個性。
但是，一轉臉，這些知識分子對臺灣之優美風俗，又感嘆不已。對于英國的紳士風度、對西洋之樂，也歆羨不已。
知識分子中多重自我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無知，對現代社會秩序之生成與維護機理，對現代西方演變過程之無知。實際上，西方在早期現代經歷過一次禮樂重建。
西方歷史同樣經歷過禮崩樂壞、禮樂重建之往復：希臘禮樂盛極一時，難免走向衰亡；隨之興起羅馬文明，也即羅馬禮樂，經過幾百年繁盛，蠻族將其掃蕩殆盡。10世紀之后則形成封建的、基督教之禮樂體系，所謂騎士風度、貴族精神，以及西洋音樂，正出自于此。
不過，從15世紀始，此一禮樂體系開始面臨沖擊而陷入危機。首先是政治上的沖擊：主權國家制度沖擊貴族制度，貴族主導的禮樂體系陷入危機，而中世紀禮樂是由世俗、宗教規則承載的。18世紀始，此一禮樂體系又面臨經濟上的沖擊：工業化，以及由此導致的人口地理格局之變動即城市化，導致社會之平民化，形成市民階級。他們脫離原來的封建的共同體，而生活于相互之間陌生的城市。他們沒有貴族之禮樂，相互之間的關系難以清楚界定。
在此背景下，歐洲自然地出現了禮樂重建。宗教改革在某種意義上就是這一禮樂重建的基本組成部分，城市中無處不在的教堂為陌生人提供了重建公共生活的空間。在世俗社會中，市民階級對于貴族之優雅充滿向往，模仿貴族禮儀。此一歷史過程導致貴族禮儀實現了一次平民化轉型。18世紀英國學界關于good manners、civility的議論，體現的正是禮樂重建之焦慮與想象。新興市民階級試圖構建優美而得體之生活形式。莫扎特的音樂似乎就標志著市民階級之樂的重建。
總之，歐洲的城市化過程固然破壞了中世紀的禮樂體系，然而，一套新興禮樂體系也被人們構建出來。在美國，20世紀形成的中產階級同樣經歷過一輪禮樂重建。因此，歐美社會固然是現代的，但現代絕不意味著自然的放縱。相反，越是在相互陌生的現代社會，禮樂的作用也許更為緊要。這是現代的隱秘邏輯。
對西方了解不多的知識分子好談西人之個性解放，然而，凡與西人交往者都會發現，西人十分在乎禮，比起大陸人，西人更為知禮、明禮、守禮。西人講究禮儀、堅守職業、社會倫理，信守合同、法律，這些其實均在禮樂之范疇中。現代社會絕非無禮無樂，若真如此，現代社會不可能維系。穩定而可持續的社會秩序就是由禮樂維系的，現代社會自有其禮樂，只不過，它略不同于五百年、一千年之禮樂而已。
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已經意識到這一點，對西人“貴族風度”的向往，表明人們至少認為，有禮是一種榮耀。于是，在經歷對中國禮樂之百年懷疑、破壞之后，禮樂之當代重建事業終于展開了。
此一輪禮樂重建大體有兩個方向：一個方向是模仿西洋禮樂。官、學精英多熱衷于此。其實，過去百年，精英毫不留情地摧毀原有禮樂，其目的就是全盤引入西洋禮樂。西方是現代的，而現代是好的，中國當學習西方，自當學習西洋禮樂。此一禮樂西洋化過程在20世紀中期被打斷，80年代之后重啟。當時，穿西服是開放的文化和政治象征。西洋禮樂被普適化，精英們以洋為榮。
另一個方向則是復古，恢復中國之古典禮樂。具有這種意識的人較少，但因其反潮流，而引起了較多關注。比如，過去十年來興起的“漢服”運動。孟母堂主人周應之創建的“詩禮春秋”品牌，則試圖推進漢服之現代轉型。伴隨著儒教概念提出，有一批人士致力于恢復祭孔之儀；與此相關，有些地方零星出現古典成人禮。
伴隨著中國之世界地位的變化，過去十年間，上述兩種進路之間出現了微妙的逆轉。更多人具有中國文明主體性意識，希望立足于中國傳統，重建中國式禮樂，以重建健全優美之現代的中國式生活方式。然則，此一禮樂重建，當依循何種原則？
禮樂重建之原則
當代之禮樂重建頭緒紛繁，或可大略分為公、私兩個方面：
首先，政府當依據中華傳統重建國家禮儀體系。比如，國家領導人祭圣王，祭孔。制作國樂，參照古代禮服，設計各類官員在正式場合之禮服。建立國家榮譽制度，對于安邦定國、深思明辨、技藝特出之君子，予以表彰。最近，杭州表彰王斌為“革命烈士”，引起很多爭議，顯示了重新設計國家榮譽制度之必要性。
其次，重建國民生活方方面面之禮儀。比如，制作婚、喪、嫁、娶之禮。為已成公共假日之清明、中秋、春節設計儀節。設計國民禮服，制作人生成長各個階段之禮等等。
可以說，禮樂重建，其實就是公、私生活方式之修葺、美化，就是文明之光大。然則，如何重建禮樂？今日不乏主張復古者。其用意值得同情，在禮崩樂壞之時，復古者的努力也可以將古禮之知識帶入當下，從而有助于發現禮之意、禮之本。不過，真正能被國民普通認同、從而具有化民成俗之用的禮樂，必因時而制。圣賢正作如是觀。《論語·為政篇》：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禮樂重建之基本原則就是“因”中有所損、有所益。所因者，仁、義、禮、智、信之五常，“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之十“人義”等等普適之價值觀：普適于中國幾千年歷史，也普適于中國、外國。所損益者，如正朔、服色、儀節等等，當因時而進行改作。只有通過后者之改作，才能讓禮樂順乎人心，普適而永恒之價值才得以存身，并塑造人，塑造秩序。制不損益，道反而可能讓人疏遠而晦暗。
宋明儒在進一步平民化的背景下，對禮樂重建之原則進行了更深入的思考，朱子《家禮》序言提出一個基本思考范式，分禮為本、文兩個層面。本就是倫常，就是人義；文就是儀節。禮之本需以文呈現，故無文則無本。現代人總是傾向于忽視文，斥文為虛偽。其實，孔子時代就已出現類似觀念：《論語·八佾篇》：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而這正是禮崩樂壞之觀念表現。對此，子貢的一段批評是十分有力的，《論語·顏淵篇》：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猶犬羊之。”若無得體之禮文，則人自身粗鄙，人與人之間的合宜關系也無從表現。
然而，禮文又不可一味復古。《朱子語類》卷八十四記載，朱子明確指出：“古禮繁縟，后人于禮日益疏略。然居今而欲行古禮，亦恐情文不相稱。不若只就今人所行禮中刪修，令有節文、制數、等威足矣。”周代君子固可承受繁復之禮文，但當時就有“禮不下庶人”之說，禮不能為庶人所承擔，今日之平民更斷無可能。故復古禮用意雖美，但不具有可行性。
當然，重建禮樂，也不可純任創新，而是“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而少加損益于其間。”所謂大體，就是本，就是“謹名分，崇敬愛”之基本精神。然則，此所謂大體存在于古禮之中，因此，欲重建禮樂就不能不精研古禮，從中體認人倫綱常。
朱子于上文提出“就今人所行之禮刪修”，又云：“禮，時為大。使圣賢有作，必不一切從古之禮。疑只是以古禮減殺，從今世俗之禮。”（《朱子語類》卷八十四）朱子于此提到兩個重要字眼：禮與俗。民眾自有其俗，習焉而不察。志在重建禮樂之君子，其實亦習染于此俗。此俗或善或惡，或得體或鄙陋。然不論如何，君子不可無視于習俗，不可有為民立法之自負。正確的態度是，以謙卑姿態，面對習俗；以自己所體認的禮之“本”，對習俗予以反思；以古禮可行于今之文，對此予以修葺、補充。
由朱子的思考與實踐，或可確定重建禮樂之中道原則：據古禮之意，因一代之俗，參前世之儀，制今日之禮。
子曰：“富而好禮。”中國已富，富裕的中國人缺少禮樂，而缺禮少樂，就難以享有優美、得體而令人寧靜之生活，也難以得到他人之尊重。故在當代中國，禮樂重建乃是大勢所趨。
而今日禮樂重建之情境，與孔子、董子時代，與程朱時代，基本接近：社會之平民化，表現為中產階級之興起和擴大；所不同者，本輪禮樂重建，在城市化框架內展開，城市為禮樂重建之重點。這一點，是前兩輪禮樂重建中未出現的。西方倒是有過城市化背景下的禮樂重建。這也就意味著，本輪禮樂重建，西洋現代歷史確實可以給禮樂重建以諸多啟發，甚至一些禮文也可移入。不過，禮樂者，“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系乎中國之道而出乎中國人之心，故合宜的禮樂重建之道是，立定文明主體性意識，在自身文明脈絡中則天道、參古儀、緣民情、作新禮。
（作者系本刊高級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