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在全世界走紅，財富分配以及經濟平等問題再度引發(fā)學界激辯。法國著名經濟學家羅伯特·波伊爾(Robert Boyer)在《政治經濟評論》（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2015年第4期發(fā)表的文章中認為，當今世界的不平等狀況不同以往，他以“體制不平等”（regime of inequality）的概念，分析討論世界各國在同一問題上的不同歷史軌跡，而各國的體制在全球水平上又往往呈現(xiàn)出相互影響、相互補充的關系。
體制不平等的特殊性往往以悖論的形式呈現(xiàn)出來。例如，中國體制以競爭為導向，因而經濟發(fā)展在客觀上大大減少了貧困，卻無法避免不平等的擴大。中國的體制不平等與西方工業(yè)化階段的特征相一致，是公司化的各地、各級政府之間激烈競爭的結果。這種競爭形式阻礙了中央制定的最低工資制度以及其他福利政策的貫徹與執(zhí)行，甚至阻礙了國家經濟向需求拉動型的過渡。此外，中國的對外開放對體制不平等也有著重要影響，人力成本相對較低的優(yōu)勢與其他因素一同導致產能過剩的結果，而這些剩余產能也必須通過出口來消化。
當前美國的經濟體制以金融為導向，迅速將福特時代的遺產揮霍一空，因其強烈的外部性導致了嚴重的貧富分化。美國的經濟增長模式主要依靠國內的消費需求，再加上生產網(wǎng)絡的高度本地化，由此形成了一種永久的累積性貿易赤字。這恰好和中國的情況形成互補：競爭性的經濟增長模式意味著永久性的產能過剩，中國對美國國債的持有使美國經濟獲得了資金。兩個經濟體相互依賴的程度越來越高，各自的經濟活力也就取決于雙方對這種依存關系的控制。與此相對應的，中美兩國的不平等體制也相互關聯(lián)起來。對美國而言，對中國產品進口的增加有助于溫和而持續(xù)地改善本國民眾的生活水平，同時，中國儲蓄向美國流入，也降低了美國的貸款和公共赤字的風險，緩解了美國的不平等狀況。對中國而言，生產領域的快速現(xiàn)代化帶來了不平等狀況的快速惡化，但投資與出口的旺盛活力大幅減少了貧困，也導致通過個人致富而獲得向上流動機會的期望在全社會擴散開來。
歐洲的體制不平等狀況相對緩和，是因為歐洲國家向來堅持市場監(jiān)管、累進稅制和高福利政策。然而，美國以金融為導向的經濟體制誘發(fā)了歐洲的危機，金融全球化暴露了歐元區(qū)的制度弱點。在危機前，充足的信貸支撐了歐洲財政和房地產泡沫；而在危機后，私人資本迅速從相對較弱的國家撤離，直接刺激了南北歐之間的迅速分化。北歐國家保持著高科技工業(yè)產品的相對優(yōu)勢，尚能維持較低的失業(yè)率和較高的福利。而南歐國家在世界市場上面對中國以競爭為導向的體制幾無還手之力，社會福利制度因而失去了更多的經濟保障。
通過全景式地觀察社會經濟的不平等體制，我們可以初步得出如下結論：不平等的擴大已成為各國政策制定者、社會科學家（包括經濟學家）共同關注的問題，也帶來了其態(tài)度上的總體變化，從而有可能去共同籌劃一個更具普遍性的解決方案。對此，文章強調：體制不平等的性質和演化是在各個相互迥異的經濟增長方式中歷史性地和地理性地呈現(xiàn)出來的。換言之，這些體制不平等并非產生于同一種因素；相反，它們混雜著各式意識形態(tài)、政治妥協(xié)和經濟理論，從而顯示出與地域性和時代性顯著相關的路徑依賴。但是，我們也不能就此認為可以孤立地理解中、美、歐的經濟體制，它們相互關聯(lián)、相互補充。不看到貿易開放、外國直接投資和資金流動，我們也就無法解釋為什么在減少國際經濟不平等的同時，國內經濟中的不平等狀況反而持續(xù)惡化。? （文/李誠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