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殷弘
關于爭取中美“新型大國關系”
關于中美兩國之間的大國關系的基本前景，可以先著重談論爭取中美“新型大國關系”這一重大問題，然后談論與此大相徑庭的另一種可能性——其可能程度目前來看顯然非同小可。
就爭取中美“新型大國關系”而言，首先需要分辨其中理應包含的最基本的概念內涵：我們考慮或設想的是何種新型大國關系？它會有多“新”？它能有多大真實的可能性或現實性？還有，如果它要成為可能，那么中美雙方應當做什么，或采取何種根本立場？就此，不要忘記尋常經驗性的一點：不那么非常新穎的，往往是較易追求甚或較易實現的，換言之，是較為可行的。
與此相關，應當吸取中美雙方前幾年的一個重要教訓——主要由于美方的倡導和反復宣揚而來的教訓，即將較抽象甚或浪漫地哲學化的“建立戰略互信”當作對待中美關系問題的中心概念，從而至少有損于更多地集中關注尊重對方的具體的緊要利益和緊要關切，更切實地磋商和處理具體的重大歧異和重大抵牾。
在此，應當非常認真地設想如下的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前景，它從“現實政治”的視野來看較為傳統，因而較有可能實現，雖然它與側重于別種范式的“新型大國關系”相比，多少不那么新穎。
這前景就是，在一個根本前提——巨型中國的和平崛起在未來仍將長久持續——之下，美國將更加認真地考慮中國不但在經濟甚而金融世界、也在外交甚而戰略世界的一流地位，并且可能最終采取一種和平的“最終解決”。這將要求均衡地理解不同的功能領域和地理區域內的不同的實力對比和影響力對比，并且采取一種“選擇性優勢”而非全面優勢、“優勢分配”而非優勢壟斷的理念。
這不僅意味著美國接受中國未來可能在國內生產總值、對外貿易總量和在亞洲的外交/經濟影響這幾大方面的領先地位，還接受中美之間互相的戰略威懾——既在核威懾也在常規威懾方面——連同作為相鄰兩強的和平并存，它們由某些軍備控制和地緣戰略利益互認互尊協議得到正式規制。這將包括中國在本國近岸地區擁有對美軍事等勢甚或邊際優勢（以臺灣東部海岸外鄰近海域為大致的戰略“分界線”），并且意味著臺海兩岸和平的或基本和平的重新統一；這也將包括中國在西太平洋的一個較為狹窄但仍非同小可的洋域“戰略空間”，并且相應地鉗制美國在東北亞的同盟體系（特別是美日同盟），使之不那么軍事化，不那么以中國為鉗制和對抗目標。
與此同時，美國在中國的接受下，將保持它在世界的總的軍事優勢和（特別地說）在沖繩和關島以西的西太平洋西部及中太平洋的軍事優勢。美國還將確信，中國將堅持排除用戰爭作為工具去解決與鄰國之間的重大爭端，從而保證美國的兩項緊要利益——亞太的基本和平和美國亞太盟國的安全。與此同時，美國在中國的接受下，還將擁有在某些地理區域的相對于中國的外交優勢。在世界金融和安全的體制性安排中，中美兩大國的正式影響或權勢的分配，將大致符合這兩大國在相關功能領域內各自擁有的實力和各自作出的貢獻，這在其他之外，意味著中國的貢獻必須相應于中國增長了的實力而增進。
這一切，將使中美之間的權勢分享、密切協商與合作成為必要和必然，也將要求（1）美國接受一個和平和建設性的中國為世界強國（World Power)；（2）中國尊重美國作為一個世界強國（或許仍是頭號世界強國）的緊要利益和正當國際關切。
為了爭取基于“選擇性優勢”或“優勢分配”理念的、中美之間作為兩大強國的和平的“最終解決”，中美兩國的政治領導或最高決策者（尤其是中國方面的）應當改變過去數年在彼此間交往中常有的幾種外交國務做法，即少索取少給予、少索取不給予甚或（在美國方面較多見）多索取不給予，反之，盡可能排除國內外多種干擾，積極嘗試踐行戰略性的多索取多給予(Big gives, big takes)，放眼歷史，強國之間要達成頗長歷史時期內基本穩定的“最終解決”，這是多半要采取的。這樣的戰略性嘗試當然有其限度，即不僅不傾覆本國的真正的核心利益，并且獲得國內各主要力量的大致允許或基本支持，連同國外相關的緊要盟國或友國的起碼接受或“首肯”，以防國內外的往往強有力的制約性力量消極抵制或積極損壞兩大強國的有關磋商和安排嘗試。最后，必須指出，這“最終解決”很少有可能是某種戰略性的“一蹴而就”的結果，但也不可能通過完全累積性的許多零碎安排去實現。
另一種中美大國關系
然而，必須指出中美大國關系的另一種可能前景——不祥的或甚為危險的前景。如果鑒于目前的形勢，并且假設今后缺乏很大力度和甚為經久的爭取兩國間“新型大國關系”的多種努力，那么它大概較易成為未來的現實。
中美之間的大國“結構性對立”正在變得更為廣泛、深刻和顯著。特別是，中國經久持續的急速軍力建設（尤其是經海洋、空中甚而外層空間的戰略力量投射能力建設）正在愈益成為美國的戰略精英甚而頗大部分美國公眾的顯要憂懼，何況他們似乎已經明白，這急速的軍力建設在中國大得人心，至少與愈益高揚的“大眾民族主義”要求、廣泛的軍事大強國訴求和從最高決策者到民間大眾的民族偉大復興理想高度契合。
另一方面，美國的地緣戰略“再平衡”，加上因為減抑人員傷亡、減少軍事開支和應對更大“威脅”的強制性必需而力度加劇的“軍事革命”（諸如“海空一體戰”之類），再加上美國通過非常積極和靈巧的努力在中國周邊的外交競爭得益和地緣政治添亂，已經使中國更為不滿美國及其戰略伙伴，更加決心加速推進自身的軍力建設和軍事反制努力，并且，新近以來愈益考慮在東亞對美國的某些戰略盟友或伙伴作武裝較量。自多年前的里根政府以來，美國一直決心維持無可置疑的軍事優勢，將它視作美國作為超級強國的最重要的戰略資產，同時，反復證明在它認為必要和可行時不惜發動武力干涉甚而戰爭。反之，中國近20年來為了自身的國家安全、民族自尊、發展權利和呼應國內要求，始終決心將軍事現代化和擁有戰勝能力。中美之間的這一最根本矛盾，當然并非沒有可能毀壞未來的中美關系。爭取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很大程度上正是為了試圖阻絕這一可能性。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