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高波
中國企業“走出去”不是“該不該”的問題，而是“如何走”的問題。過去我們和其他國家相互適應的國際經貿合作關系，已經無法適應今天中國的角色轉換。能否成功構建新的合作模式，主要看中國自己。
中國企業“走出去”是必然選擇
和其他先行工業化的國家一樣，當中國變成世界工廠以后，必然面臨兩個問題：第一，必須開拓海外市場，為大量的制成品尋找銷路；第二，由于為全球制造產品，本土原材料供應必然不足，一定要到海外尋找穩定的原料來源。
因此，中國企業“走出去”不是“該不該”的問題，而是“如何走”的問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國際合作模式，基本立足點是 “兩頭在外，大進大出”。在此框架之下，中國的角色主要是跨國公司的生產基地。中國投入的生產要素，主要是土地，水電和人力，我們不關心原料從哪里來，產品賣往何處，中國與世界的經濟關系是簡單的貿易關系，在現行的國際經濟貿易體系之下，運行良好。
隨著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一方面，用國內資源生產的出口產品越來越多，一般貿易在出口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另一方面，國內市場也越來越大，資源消耗量迅速超過國內供應極限，能源和大宗商品不得不轉向依賴國際市場，中國也因此一躍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資源進口國。
大宗商品高度依賴國際市場，僅僅靠貿易合同來保障是遠遠不夠的。國際大宗商品供應已經被大型跨國公司壟斷，在需求強勁時，中國會完全喪失定價的話語權。前兩年的鐵礦石之爭，充分暴露了中國的無力感。
既然無法靠貿易合同長期保障國際原料的穩定供應，中國就必須“走出去”，直接投資海外資源，將原料供應控制在自己的手中，至少也應該通過投資，參與到海外資源企業中，從而提高原料供應的保障程度。
投資海外面臨政治風險
投資海外，畢竟不同于簡單的國際貿易，著眼點都是幾十年的投資周期。我們當然關注當地的政治風險，不可能不關心誰當總統，不可能不關心當地的投資保護政策。不能只談“絕不干涉別國內政”，沒有可行的措施和行動，將會把我們的投資完全暴露在風險之中。
英美發達國家在工業化時代，也曾面對與我們今天相同的問題。他們的解決之道是殖民主義。用堅船利炮作為后盾，牢牢控制海外資源國政府，從而確保對母國穩定的原料供應。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中國還能這樣做嗎？如果不能，中國必然面對這樣一個悖論：不控制當地政府，投資沒有保障；控制當地政府，又有新殖民主義之嫌。
中國該怎么辦？過去處理國際經貿關系的那一套還行得通嗎？
中國與世界的關系
和諧局面的形成，有內因也有外因。就內因而言，雖說整個國家一直在“摸著石頭過河”，但在國際經濟合作方面，卻一直有一套穩定的達成高度共識的戰略定位和制度安排。
在國際經貿合作方面，中國定位自己為低成本的生產基地，制度安排上積極承接發達國家的制造業轉移。這一戰略被形象概括為“大進大出，兩頭在外”。在國際金融投資方面，中國定位自己為資本短缺國，制度安排上盡一切可能吸引外資。
過去三十多年，中國與世界的經濟關系可以高度概括為四個字，這就是“招商引資”。無論我們對內的經濟政策如何調整，“招商引資”作為對外的基本國策，卻從來沒有動搖過?！罢猩桃Y”不僅有全民的高度共識，還有完善的制度安排。
在思想認識層面，經過“文革”，中國經濟瀕臨崩潰，中國與世界發達國家的差距十分巨大。因此，打開國門，將外資引進來，成為全民共識。因此，誰能“招商引資”，誰就是英雄。“招商引資”站在了道德的高地之上。
既然有了高度共識，很容易便形成了完善的制度安排。法律層面上，為了保障外商投資，我們制定了《中外合資企業法》，《中國企業海外上市管理辦法》等等，為了與國際接軌，我們制定了《公司法》《證券法》等等。企業的會計制度，也盡量與國際接軌。各地政府也制定了各具特色的“招商引資”獎勵辦法，“引資多少”成為官員提拔的重要考核指標之一。
與中國的共識和戰略安排相對應，國際上也形成了關于中國的共識。國際上普遍認為中國具有低成本優勢，有可以接受的外資保障制度，再加上中國本土市場潛力巨大，于是就形成了“中國熱”。有了共識，自然便有行動。外資大量招募熟悉中國的人才（早期以港臺華人為主，后期大量中國留學生加入），形成滲透中國的龐大網絡。與之相對應，外資也在全球構建了一張完善的業務網絡，就經貿而言，這張網絡不僅為中國提供原料，也為中國分銷制成品。就金融投資而言，這張網絡是一張單向的喇叭狀，將西方的資金匯攏，投入中國。
回頭來看，中國的“招商引資”戰略，與歐美在全球建立起來的國際經濟秩序高度契合。中國與海外資本各得其所，相得益彰。穩定的外部秩序和良好的國際合作，為中國經濟起飛，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中國的角色轉變
中國和國際社會過去幾十年形成的和諧局面已經無法維持，當我們由一個國際貿易大國變成國際投資大國時，整個地球都不適應了。
作為海外被投資國，對中國股東很不適應。他們不清楚中國股東的投資訴求，到底是財務目的，還是其他的政治戰略目的？特別是面對國企時，更難厘清。他們不清楚派駐到當地的中國董事，能否正常履行董事責任？是否凡事都要向北京政府請示？中國公司對被投資國當地，將履行什么樣的社會責任？企業的正常商務活動，會否因為政治原因受到中國政府管制？……
中國作為投資國，更不適應自己的身份變化。長期以來，我們一直是一個“招商引資”的國家，與“引進來”工作相比，大家都不適應“走出去”的工作。
就輿論而言，“引資”一直有很高的道德地位，但“把錢投到海外”，明顯缺乏道德制高點。很多人會說，中國那么多地方需要錢，為什么要把錢投到海外？自己家里還管不住，到海外更不知錢會流到哪個貪官兜里？誰想把錢投到海外，肯定背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安排。
與之對應，由于“正當性”沒有形成共識，海外投資自然就沒有相應的制度安排。海外投資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占有資源的戰略目的還是單純的財務目的？海外投資是以利潤最大化為標準？還是要兼顧當地的社會發展？評價海外投資的標準應該是什么？“引資”是越多越好，那對外投資呢？虧了錢怎么辦？衡量盈虧的期限應該多長？應該投到哪些國家？是回報低但穩定的歐美還是不穩定但回報高的發展中國家？應該投實業，還是把錢投給華爾街用錢賺錢？應該投在家門口，還是遠赴非洲拉美？……
我們自己沒有明確的共識和清晰的制度安排，因此無法清楚地向世界闡明自己的國家定位，難怪海外會對中國投資有那么多詰難和干擾。
“走出去”的戰略目標和制度安排
中國就像一個已經發育的年輕人，雖說體格已經像大人，但還沒有成年人的成熟和練達。要想做一個成熟負責任的大國，我們必須根據國家身份的轉換，重新考量中國與世界的關系。
根據多年海外投資體會，筆者認為：
在思想認識層面：
1）必須在國家戰略層面形成共識，即今天的海外投資與當年的“招商引資”一樣重要。
2）同時要明確：中國的海外投資，在追求經濟回報的同時，一定要推動當地的社會經濟文化發展，讓當地社會實實在在地從中國投資中收益，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還應積極推廣中國的經濟發展經驗，強化中國的軟實力，從而壯大當地親華勢力，最終在當地形成強大的政治影響力。
3）要重新定義“鄰國”。今天定義“鄰國”，不能只考慮空間距離，還應該重點考慮經濟上與中國的相關性。例如，非洲過去是遙遠的，但今天，中國的許多重要資源，都要依賴非洲供應，中國與非洲已緊緊綁在一起。非洲局勢變化對中國的影響，可能遠超過一些傳統近鄰的影響。
在制度安排方面：
1）把海外財務投資和實業投資分開管理。財務投資單純以追求經濟回報為目標，但實業投資一定要兼顧多重目標，既要考慮中國的經濟利益，又要推動所在國的社會經濟發展。
2）在實業投資領域，把長期國家資源戰略投資和追求短期實業投資回報的項目分開管理，分開評價。有些海外資源，對國家長期資源安全，有著重大戰略意義，肯定不應該用一般中短期實業投資標準來衡量。
3）應建立多層次的海外投資體系。目前中國的海外投資主體，主要是大型國企。海外國際投資主體，一直以來以私人資本為主。國企強烈的中國政府色彩，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所在國的接受程度，誰也不想別國政府直接在自己的地盤上運營。因此，國家必須開拓和扶植多種所有制企業，在各個層次開展海外投資。
4）外交系統應積極配合中國的海外投資戰略，甄選一些實際參與中國市縣區域經濟發展的干部，派駐非洲、拉美、中亞等地領事館，作為當地政府的財經顧問，向其推廣中國的經濟發展經驗，并廣交朋友。
總而言之，中國企業“走出去”，既是現實所迫，也是戰略需要。“走出去”剛邁出一小步，已經同時在國內和國外引起極大的爭議。不盡快凝聚共識，形成清晰的制度安排，中國企業“走出去”將變得更加步履蹣跚，“走出去”失敗，反過來將會拖住中國經濟發展的后腿。
（作者單位：香港東英金融集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