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盈盈
七年前，在越南舉辦的一次國際“性”研討會上，越南某大學的一位女士跳起來質問我們：中國怎么會出來《上海寶貝》？中國的女人怎么了？中國人的“性”怎么了？語氣中帶著不解與氣憤。
中國人的“性”怎么了？這個問題一方面隱含著人們對于“性”（行為、關系、觀念）的迅速變化的感知，另一方面，也表達著強烈的焦慮與恐慌。
1980年代初期，婚外戀（尤其是現代陳世美現象）、性教育（包括對自慰的討論）、婚前性行為、離婚等話題就引發過社會大討論。1999年的《上海寶貝》是一枚重型炸彈，把美女作家們推向風口浪尖。接踵而來的木子美性愛日記、換妻聚會、各種嫖娼賣淫案件、少女懷孕、援交、忠貞聯盟、貞操女神等等，無時無刻不在挑撥著國人的神經。
那么，1980年代以來，中國人的性，實際上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潘綏銘曾經從性行為、性關系、性觀念、性的公開表達、女性之性的變化以及LGBT（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的顯性化等方面總結過中國社會經歷了一場“性革命”。性革命，既不等同于性解放或者性自由，也不等同于中國社會每個方面、每個人都在朝著性開放的方向變化。它是指，在一段比較短的時間內（主要指“文革”之后）中國社會和普通大眾的性發生了一種整體上的迅速變化。這場性革命根源于由婚姻、家庭、生殖、愛情、社會性別與“性”共同組成的中國人的“初級生活圈”，在中國社會變遷的大背景下所發生的變化。
這樣的認知來源于性社會學的諸多調查研究。尤其是，我們（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從2000年開始，針對中國成年人（包含流動人口）的性行為、性觀念、性關系開展過三次全國隨機抽樣調查（2000，2006、2010）。最近一次調查，除了包含18~61歲的成年人，還涵蓋了14~17歲的青少年人群（包含校內外少年）。數據在方法、內容上具有可比性。
性，涵蓋著諸多方面的內容，需要被分解來討論。下面僅列舉被社會大眾津津樂道的婚前性行為、婚外性行為、商業性行為以及青少年的性四個方面的調查數據，結合數據所透露的社會事實與社會層面的相關討論，思考十余年來，中國人的“性之變”與人們對于這種變化的情緒反應及其背后的道德情感。
婚外性行為與“二奶”恐慌
婚外性行為，威脅的是婚姻忠貞、單一配偶制，相關的報道層出不窮，爭論經久不衰。
我們的調查從“事實婚姻”的角度出發將其定義為：已婚或已同居一個月以上的人，在婚姻或同居期間，除了目前的配偶之外，還有其他性伴侶。婚外性行為，在男性中的比例，2000年是13.2%，2006年是8.5%，2010年則上升為28.9%。這個比例在女性中為：2000年4.5%，2006年6.7%，2010年9.7%。
從觀念上看，三次調查的結果都顯示有接近一半的人（保持在45％左右的水平）認為應該區別對待婚外戀現象（不是一棍子打死）。在2010年的調查問卷中，對于男人“包二奶”的現象，有7.6%的女人和13.0%的男人持有支持或者理解的態度，男女合計10.3%；對于女人“做二奶”的情況，女性持支持或者理解態度的占8.7%，男人占13.1%，男女合計11.0%。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對于“做二奶”的態度都比“包二奶”更寬容一些。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在21世紀的中國，有3％左右的夫妻明知對方已經有婚外性卻仍然沒有離婚；還有大約16％的夫妻懷疑對方可能有外遇，也沒有離婚。兩者相加，到2010年，中國現存的婚姻中有近五分之一已經受到婚外性威脅。可是，這些夫妻并沒有選擇離婚。
這一數據寓意深刻。這究竟是中國夫妻對婚外性越來越不在乎了，還是由于婚姻越來越難于解除，迫使至少一方不得不“忍為上”呢？究竟是他們學會了如何在猜疑之中相處，還是更加看重婚姻的其他非“性”的基礎，還是他們依然不肯或者還沒有學會把離婚作為解決問題的手段之一？
與此同時，對于“包二奶”的現象，社會層面的恐慌近年來有增無減。隨著婚外性行為的不斷曝光，再加上圍繞著《婚姻法》的熱烈討論，越來越多的人感覺到這種對于“夫妻雙方相互忠貞”的背叛已經威脅到自己的婚姻與家庭。可是，婚姻與家庭的穩定一定（或者主要）是因為婚外性行為而被破壞的嗎？婚外性行為違背了什么？婚姻的設置，由誰來規定？婚姻，首先是為了社會穩定還是為了個體的幸福？社會穩定是以低離婚率為必要條件嗎？ 婚外性行為，可能會導致各種問題，但是其與婚姻以及家庭穩定的關系，進而與社會穩定的聯系，在很大程度上被“必然”化了。
商業性行為與“失足婦女”
商業性行為，挑戰的是性的私密、性與愛情之間的關系。筆者雖然有十多年性產業研究的經驗，但是無法準確回答“中國小姐之多少”的問題。從我們的定量調查數據看，男性找小姐的情況在近十年里沒有太大變化，只能說穩中有升：2000年＝6.3％，2006年＝6.1％，2010年＝8.0％。
我們在調查中有兩個問題設置，是檢測人們對于賣淫嫖娼的態度：
“目前在中國，從事‘性服務’的‘小姐’，如果被警察抓住，最高罰款是5000元，同時拘留最多15天，還要通知家屬。您覺得，這種處罰是太輕了，還是太重了？”
“目前在中國，如果警察抓住嫖客，最高罰款是5000元，同時拘留最多15天，還要通知家屬。您覺得，這種處罰是太輕了，還是太重了？”
對于上述兩項法律規定，在2000年，只有15％左右的被調查人認為處罰過重，但到2006年和2010年，這一比例上升到25％左右，增加了近10個百分點。賣淫嫖娼，在最近十年里，比例并沒有大幅度提升。這一方面表明現行掃黃政策的失敗，另一方面也打破了“如果不掃黃，嫖娼賣淫必然越來越泛濫”的假設與恐慌。“掃黃”的政策不僅無效，也不那么合乎“民意”。但是，雖然社會對于賣淫的寬容度越來越高，賣淫現象被賦予的道德色彩并沒有因此減弱。“道德敗壞論”（尤其是玷污婦女、毒害青少年）、“家庭破壞論”、“文明破壞論”，乃至“腐敗論”，層出不窮。這種種指責，雖然缺乏事實層面的論證與強有力的邏輯推導，但是折射出社會強烈的道德恐慌。這種情緒夾雜著某些群體對于性泛濫、性低俗化的道德恐慌。商業性行為，也成為人們對失敗的婚姻、日趨囂張的腐敗、缺乏安全感的社會的“替罪羊”與“出氣孔”。
青少年的性與“救救孩子”
青少年在性愛問題上經常被貼上“純潔”、“無辜”的標簽。擔心青少年的純潔會受到玷污，是家長及社會反對性開放的重要理由。可是，這種“純潔”與“玷污”，很大程度源于想象，社會對于青少年的性，知之甚少。“救救孩子”的聲音往往以忽略、掩蓋孩子的聲音為前提。
從我們的調查數據看，在14~17歲的少男中，2010年，12.6%到15.4%的人自報有過性交行為，在少女中，這個比例是8.3%到11.9%。在情感方面，33%的少男與29.1%的少女有過單相思的經歷，29%的少男與23.7%的少女有過失戀的經歷。目前承認自己已經有戀人的少男有13.5%，少女13.8%。
如果再結合我們針對全國大學生的隨機抽樣調查數據來看，會發現，在2006年，32%左右的大學生有過性交行為。而且，性愛經歷并不影響學習成績。相反，學習成績越好的學生、社會活動能力越強的學生，發生性行為的可能性越大。另外一個更有意義的數據是：時至2006年，依然有近四分之一的男大學生沒有過單獨與異性約會的經歷。
在性觀念方面，超過半數的少男少女認為自己的性觀念比較開放（或者非常開放）。在諸多性愛觀中，比例最高的是認同“先有愛，再有性”（少男71.8%，少女79%）。認同比例比較高的性愛觀還包括“性很寶貴”（少男68.1%，少女63%）。過半數的少男少女認為婚前性行為不算道德問題。對于 “包二奶”問題，超過五分之一的青少年對于“男人包二奶”、“女人做二奶”表示能夠理解。少女中表示贊同的比例略高于少男。對于女性貞操，絕大多數少女很看重（6.1%認為沒有意義），比例遠遠高于少男（22.4%認為沒有意義）。
從數據顯示來看，青少年的性與愛，不管是在行為方面還是觀念方面，都呈現出多元的特點：不是沒有性愛行為，也不是所有人（或者大部分人）有性愛行為。社會對于青少年之性的態度，一方面，是無限夸大青少年性的“泛濫”，譴責“性自由”帶來的惡劣影響；另一方面，又過度強調青少年的性“純潔”，在性教育的問題上唯恐越雷池一步。不管哪一種，都不愿意正視青少年的性愛，不愿青少年的主體參與。家長總是希望，在某個年齡之前，青少年是白紙一張；在某個年齡之后，他們馬上可以牽手成功、性福快樂地結婚生子。
婚前性行為與“貞操女神”
我們的數據顯示，在全國18歲到61歲的未婚總人口中，有過性交的總計比例是：2000年為37.7%，2006年為37.0％，基本持平；2010年則顯著增加到49.1％。我們僅涉及性交行為，而不包括其他更寬泛意義上的涉性行為。
人們對于婚前性行為的寬容度在不斷增加。尤其是對于那些在戀愛中發生性關系后來又結婚的現象，在2000年、2006年和2010年，認為這不算是道德問題的人，都超過了一半，在60％上下呈現為持平狀態。
可見，對于婚前性行為，社會的寬容度是比較高的。與其他性行為不同，婚前性行為，雖然發生率越來越高，但人們并沒有恐慌感。婚前性行為，尤其是“先斬后奏”型（導向婚姻）的婚前性行為已經越來越合乎社會的情理。大學生貞操聯盟、貞操女神之所以成為社會熱點，不在于她們契合了大部分人對于婚前性行為的反對情緒，恰恰相反，是因為在婚前性行為越來越被寬容的情況下，人們對于“居然”還有人跳出來宣揚女性貞操表示不解。值得注意的是，越來越多的守貞倡導者開始基于宗教信仰來反對婚前性行為。
性之變，我們為什么恐慌？
婚外性行為、商業性行為、青少年性行為，以及婚前性行為，這四類性行為雖然都在變化，但它們各自的變化速度以及從中折射的社會情感是不一樣的。
婚外性行為的增加與曝光，隨之而來的恐慌主要指向婚姻家庭的穩定。商業性行為，近十年來有所增加，但并沒有如大多數人所擔憂的那樣“迅速泛濫”。青少年的性，則一直不被正視與尊重，對其“保護”主要指向對孩子未來與前途的擔憂。
這三類性行為的發生比例都遠遠低于婚前性行為，但人們的恐慌卻要遠遠高于婚前性行為。這三類性行為都牽扯太多“性”之外的內容。社會對其譴責與恐慌，與其說是在反對“性”，不如說是借著反對“性”來宣泄其他情緒。相比而言，婚前性行為威脅到的僅僅是性道德本身，因而，這種威脅反而比較容易隨著婚前性行為的普及而被忽視。
人們對于婚外性行為、商業性行為、青少年性行為這些非主流的“性”的恐慌與20世紀初期中國社會對于自由戀愛、自由婚姻的恐慌、對于娼妓業的討論非常相像，自由戀愛、自由婚姻曾讓社會感嘆世風日下，擔心因此“亂套”。民國初年的妓女在民族抗爭史上有積極的地位與論述，但是隨后，在同情與憐憫的語境中，娼妓被描述為蔓延性病、敗壞風氣、攪亂社會秩序的無知基層女性，進而被建構為關乎國家健康、民族進步的社會問題。對于這種建構，我們并不陌生。
婚外性行為、商業性行為與婚姻家庭的破裂、社會無序之間的“必然”聯系，并不單純是事實和邏輯的問題，而是因為，相當一部分民眾需要一個“敵人”為中國社會的道德滑坡負責，需要為伴隨社會疾速變化而來的焦慮與無措，尋找到“替罪羊”和“出氣口”，但是，這又不能指向任何本應對社會秩序負責的人。這種民眾情緒也契合了相關部門運用道德優越性來鞏固自身合法性的需求。
互聯網的出現與普及對于性的公開討論以及性的社會情感的形成至關重要。互聯網給大眾一個展現的空間，且迅速放大某個事件的社會效應，從而建構起這類性現象的公共性以及對于個體的臨近感、威脅感。互聯網讓大家看到那些“與我不同的性存在”（或稱性的異端）與性的少數人群；而且，這些人居然還大張旗鼓地宣揚自己的存在；最不能容忍的是，“活得還挺好”。這是人們對于“多元”社會的恐慌。面對變遷社會中的“性之變”與性的多元化，“如果不——，大家都會——”、“如果每個人都——，社會就會——”，類似假設與無限推論把處于性等級下層的各類性存在及其“惡果”無限擴大，對于違背主流社會規范的性行為的恐慌也隨之放大。
“在性這個問題上，往往性學（尤其是社會學與人類學）的成分比較少，魔鬼學的成分比較多”（羅賓語）。數據不是唯一的、絕對的社會事實。但是，在對“中國人的性”捶胸頓足的時候，完全不顧社會學事實，只在“魔鬼學”（基于某個個案的無限擴大化想象與惡性推導）層面妄加評論，至少是欠妥當的。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