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顧波
近年來，中國對外援助一直備受爭議——從“冤大頭”到“新殖民主義”，各種說法層出不窮。如何理解中國發展經驗在受援國的適應、調整與自我創新？中國與受援國文化的交互影響，又呈現為何種形態？本文作者掌握了大量一手資料，從中國援非的農業示范中心出發，勾勒出了援助國發展經驗與受援國本土文化的相互交融，并指出中國的對外援助并未遵循西方的一般慣例，而是充分發揮了援助專家的主動性，由此形成某種對外援助新模式的雛形。
中國農業研發機制在有效性和適應小農戶需求方面，一直面臨挑戰，并在不斷據以改革。當中國農業走向世界、走向非洲各國之時，其所包含的人力、資源要素、技術以及相應的機構、制度設置隨之流動，中國援非農業技術示范中心（以下簡稱為示范中心）即是其中一類載體。身處異域他鄉，示范中心在宏觀上承載著為非洲各國的農業發展作出貢獻的責任，微觀上則展示了中國農業研發機構及其機制在非洲的適應和調整。本文以中國援助埃塞俄比亞的示范中心為案例，從示范中心專家看似即興的行為出發，分析其背后的中國農業發展經驗；以及這些經驗在不同的文化制度環境中所進行的適應性調整。
農業發展目標下的共同訴求
埃塞俄比亞在其經濟發展的戰略框架中，強調吸收國際資源進入農業領域；其中一個重點是為下一代研發專業人員進行能力建設。自21世紀初開始，埃塞俄比亞便利用外部的師資和專家來支持農業技術職業培訓學校，因為“中級技術工人的能力建設是促進生產率提高、刺激經濟競爭力以及幫助人們脫離貧困的重要因素”，[1]而農業正是中國援非的戰略重點。[2]2012年7月的中非合作論壇第五屆部長級會議上，中國政府承諾援建更多示范中心，進一步加強技術培訓和示范推廣，幫助非洲國家提高糧食生產、加工、儲運和銷售能力。[3]中國對農業技術與糧食安全的重視，以及非洲國家發展農業的需求，使得示范中心的項目成為中國與非洲一些國家共同期盼的項目。
中國政府在非洲各國援建農業試驗農場的成功經驗或失敗教訓，[4]是示范中心實施方案的重要參照，主要表現在示范中心的執行機構的選擇上。首先，中國政府將示范中心的建造與實施，更多地交付給企業，期望企業盈利的動機能促成示范中心的長期存在，繼而讓中國政府從不斷重復的“救援”行動中擺脫出來；[5]其次，考慮到農業生產在地理分布上的不同特點，對示范中心的執行單位招標則對應全國范圍內的不同省區，從東北的吉林到西北的甘肅，以及西南的重慶、廣西，中部的河南、湖南，南方的海南，東部的江蘇等，非正式地將這種考慮稱為“以省包國”。經過兩年建設期、三年技術合作運營期，多數示范中心的工作成效得到合作國的認同，正在逐漸過渡到三至七年的可持續發展期，并以多種形式繼續運行。
正如Buckley在塞內加爾的研究發現，中國農業管理方式在非洲的運用中，個人的即興創作，往往會導向未曾預期的項目結果，從而使小農戶受益。[6]也有研究表明，中國在對外援助中，傾向于避免宏大敘事，抑或是某些標準化的解決方案；同時愈加注重援助的實際對象和實際成效，藉由回應合作國的特別要求，展示自己的發展經驗，而不是某種既有的、規范化的援助模式，[7]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下屬發展援助委員會（OECD-DAC）對發展援助的規范。
個體行為的表達及調適
埃塞俄比亞的示范中心坐落在距離首都亞的斯亞貝巴85公里的京奇鎮，占地52.36公頃。中心生產示范所收獲的農產品大多數賣到首都亞的斯亞貝巴的農貿市場，部分銷售給首都附近的中餐館或中國公司。該示范中心的承擔機構是廣西八桂農業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八桂公司），具體工作是由14名農業方面的專家負責，其中只有四名來自八桂公司，包括一名翻譯、一名八桂示范園的園藝專家，一名外聘為經理的園藝專家（負責海外項目管理），以及一名行政事務人員；其他派駐專家則來自廣西農業系統的不同部門，包括各農業職能部門以及農業科研院校、農業科研部門以及鄉鎮推廣部門。
除了翻譯之外，這些專家或多或少都有在中國農業推廣系統的工作經驗，或者海外工作的經歷，如柬埔寨、印度尼西亞、岡比亞；同時都在農業部門中，從事項目管理或者技術培訓、推廣的具體工作，有的擁有近20年的育種和制種經驗；有的在縣農機站工作了幾十年，進行農業機械維護，并常年被評為優秀專家。示范中心的專家們，其工作路徑受到他們在中國農業推廣體系中工作經歷的影響。在非洲，多數的農業援助工作都需要摸索，這些專家的工作經驗成為很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參考。個人既有的知識，直接影響到機構在新環境中的自我調適和運行模式。[8]
其中技術合作期的第二位主任（以下簡稱新主任）即是典型例證。這位主任是在合作開始一年后到任，他曾在中國負責雙邊或多邊（如糧農組織）機構在中國的援助項目，還曾經作為外派的援助項目官員駐柬埔寨。在廣西農業廳的舉薦下，他到示范中心擔任主任，同時也被八桂公司聘為副總經理。[9]正如示范中心的其他成員，雖然他們的個人身份都根據具體任務而得到識別和確認，但是他們對個人角色的定位仍受之前工作經歷的影響，這位主任明確表示：
我只是暫時代表八桂公司，合作期結束之后我仍然是要回到原單位。我有實施發展項目的經驗，至少我們要完成計劃內的各種活動。剛到的時候我對埃塞俄比亞農業一無所知，而且當時已經有很多對示范中心的批評。我當時想的就是兩點：把土地完全用起來，找到并開展更適合當地的事情。
他從研究當地條件與項目設計的差距入手，在人員結構、機構聯系、試驗示范的內容形式等方面，提出調整思路，很快幫助示范中心改變了合作期第一年工作進展緩慢的情形。
無論是示范中心的新主任、還是來自中國國內的其他工作人員，他們所依托的是一個非常強大的國家農技推廣體制。在20世紀70年代末期，中國擁有超過一百萬的農業技術推廣人員，而且其中90%都在鄉鎮基層工作；[10]之后，還適應國家發展需求變化而進行各種改革，例如，為了減輕人員負擔而進行商業化改革，依據資金來源的不同進行部門劃分——政府部門撥款的全資助部門，政府支付部分工資的半資助部門，以及工資來源于商業活動或贈款的自收自支部門。[11]具體的實施過程紛繁復雜，包括在農技單位成立銷售部門，之后將鄉鎮推廣人員定性、定編、定崗，區分推廣體系的公益性職能與非公益性職能，引入崗位競爭以優化農技人員隊伍，培育多元化的農業技術推廣主體。[12]2006年開始的改革，將農業推廣系統的公共服務職能與商業職能，區分為兩個平行運行的機制，前者包括政府全額資助的技術引進、試驗、示范性商業活動等，后者包括銷售肥料、種子和農藥等。[13]需要說明的是，盡管進入21世紀之后，中國出現包括公共和非公共部門的混合推廣體系，但是屬于公共部分的國家行政管理體系，在事實上并沒有改變，其基本特征依舊是傳統的“計劃加專業”的風格。[14]
示范中心的設計、準備及其在合作期的運營，正是中國農業研發系統的各種正式、非正式機制，向非洲遷移并展開自我調適的過程。這個過程不一定體現在法律、政策文本中，更多體現于示范中心的專家對國內經驗的依賴與再建。這又與個人的興趣、學術和工作背景、對埃塞俄比亞農業及其研發體系的了解、理解以及溝通技能相關。[15]
管理與技術規范的形成及適應
置身于新環境中，機構運行也面臨不同的條件——合作方的農業研發體系、農戶生計、農業生產結構、農村社會文化等。特別要指出的是，作為合作方的埃塞俄比亞自身并沒有完整的農技推廣體系，而根據中國經驗形成的方案可能引發示范中心在埃塞俄比亞水土不服。具體運行過程，高度依賴農業專家本人的經驗，藉由個人能力的發揮，促進機構層面的互動，提高中國各種管理和技術規范在異域的適應性。
在建設期，示范中心的呈現形式，并沒有一個清晰的圖像；相關人員在出發之前也沒有接受過相關的正式培訓，一般都是“摸著石頭過河”、“邊干邊學”。[16]在慶祝開工或者建設完成的各種儀式上，才有人向他們介紹關于示范中心的各種知識和原則。[17]這種介紹往往是以 “叮嚀”和“囑托”的形式呈現，[18]其中包括愿景、精神鼓勵、常規的安全注意事項等；但并沒有對專家行為的具體要求，或是對外援助項目意義的具體闡述。
埃塞俄比亞的示范中心，其建設一方面汲取了執行機構八桂公司在國內的現代農業園布局經驗，另一方面也結合了農藝師在國內的推廣經驗，比如示范中心“糞肥+種植+沼氣”三位一體的機制，就借鑒了八桂公司的生態循環農業模式。此外，示范中心還引入了中國某些先進的農業技術，比如農業耕作與收獲的機械化，地膜覆蓋，工業化育種，設施園藝，節水灌溉，有效集約種植與施肥，綜合畜牧禽類養殖等。
類似情況也體現在其他中國援非示范中心的設計理念和運營中，比如由重慶種子集團和重慶農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承擔的坦桑尼亞示范中心，其以水稻試驗為項目內容；由吉林農業大學承擔的贊比亞示范中心，其以食用菌培育為主要項目內容。這些項目內容都突出了執行機構自身的經驗與優勢，與西方農業援助的項目設計大相徑庭——沒有組建項目可行性的評估小組，沒有項目的前期評估（appraisal），沒有項目邏輯框架（log-frame）的形成，也沒有相應的監測評估體系（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system）。項目推行是否順利的關鍵在于，置身其中的人員能否全力以赴，有些項目人員獨自呆在合作國的簡陋賓館中長達幾個月甚至半年，進行考察，提出方案。
在合作運營期，從示范中心的管理規章和活動安排中，能看到中國推廣工作的特色。中心主任是整個團隊的領導，各小組都有小組長和組員，包括種植示范組、畜牧組、行政組、市場開發人員、水電管理人員、機械管理人員以及翻譯。種植和畜牧組的專家負責培訓活動中一整套的工作流程，包括試驗、生產、講座以及實地指導。中方所提供的幫助只是試驗、示范以及以培訓為主要內容的推廣。協議內容只涉及試驗、示范、培訓的具體安排，而不涉及各種活動效果的具體評價指標。[19]
示范中心合作期的計劃以及活動安排，也與2006年之后中國劃分公益職能與商業職能的農業推廣機制極為相似；在政策層面，示范中心的職能也被劃分為公益服務與商業運營，但不同的是，這兩項職能同時集中于示范中心這個平臺上。一方面，作為示范中心的執行方，八桂公司應該提供公益服務，正如中國農業部部長在訪問埃塞俄比亞期間提到的：“我們來這里不是為了賺錢，而是為當地農業和人民提供支持和幫助的。”另一方面，為了確保農業援助項目的可持續性，示范中心需要在三年的運營期內提升運營能力。[20]換言之，八桂公司名義上具有雙重職能，一種是作為公司的商業化經營職能，另一種是作為農業示范園的“先進技術”[21]試驗、示范和推廣職能。
當然，上述中國的管理經驗和技術規范在埃塞俄比亞的全新環境中，也進行了各種適應性調整。例如，埃塞俄比亞方面卻只看重示范中心的公益服務職能。埃塞俄比亞農業部的司長指出：“這（示范中心）是政府的資產，就是提供公益服務的，從中牟利是不允許的。”因此，示范中心并不能注冊成為一個公司。由此形成的矛盾與張力，迫使示范中心人員采取一些應對措施：第一，他們根據產品來確定一些潛在的客戶，在他們的調整報告中，針對每一種蔬菜都作了非常詳細的成本-收益分析，依據京奇鎮周邊以及首都的中國消費者分布，預估蔬菜的銷售情況。第二，他們生產易于銷售給周邊農戶的玉米和苔麩。第三，他們與一些有意承接示范中心工作的中方企業展開討論，尋找實現自身可持續發展的可能性。其中有中地海外集團，該企業在尼日利亞的阿布賈建造了現代綜合農業示范園，還在Kebbi設立了Wara農業園，再如來訪的國企廣西農墾集團。
事實上，按照最初的協議，示范中心在三年技術合作運營期結束以后，即移交給埃塞俄比亞，因而在事先的制度安排中并沒有涉及機構發展可持續性的問題。[22]但隨著各種外部干預以及中心人員的自我反思，再加上埃塞方（主要是埃塞農業部）對示范中心的進展越來越滿意，提出在三年技術合作運營期結束后，繼續由中方進行示范中心的管理工作。由此，示范中心開始尋找新的運營機制，以實現自身發展的可持續性。正如前面提及的新任主任所言：
農業是一個投資收益率低、風險大的行業，如果單純進行農業生產運營，獲利支撐中心生存和發展是很困難的，更何況還要支撐培訓推廣的服務活動；除非是哪個企業有別的產業作為主業，農業作為運營的補充或者企業行使社會責任的渠道。八桂不會再繼續承擔，我們已經和中地海外就接手示范中心的事宜進行過洽談；也邀請廣西農墾到這里進行了考察。
繼而，埃塞俄比亞農業部與八桂、經商處和中地海外一起，提出在2015年之后，示范中心繼續與中方合作三年的建議。
這些看似隨意的調整，并無正式的監測評估體系的指導，而是迫于中方、合作方各種非正式的壓力。示范中心的管理規范和運行規則，其形成和自我調適一方面與上級單位的直接指導密切相關——商務部援外司、農業部，都對中心的運營效率、試驗、示范和推廣活動的效果、機構發展的可持續性，抱有預期。例如在示范中心的合作初期，中國農業部組織對示范中心的評估，評估小組建議設立示范戶；中國農業部部長訪問埃塞俄比亞期間，提出商業化不是示范中心的目標。另一方面也扎根于埃塞俄比亞的現實情況和需求，這主要來自于派駐專家的摸索，包括與埃塞方工作伙伴的交流、資料查詢以及與有經驗的中方同事討論。
在這一框架下，擁有足夠推廣和管理經驗的領導，以及能夠達成規范要求的專家，極其重要。如果領導或者專家的能力不足，人員變動即是唯一的解決方案。新主任曾在柬埔寨從事外援項目，對此深有體會。在他受聘到示范中心之后，示范中心也開始聘用新的專家，尤其看重專家的工作資質，近50%的人員被更換。
機構學習中相互適應的差距
盡管示范中心在埃塞俄比亞采取了各種自我調適的措施，但與當地的實際情況之間，仍然存在著某種差距。
中心在埃塞俄比亞開展的農業示范和培訓，并沒有相應的配套服務。[23]在中國，農業推廣體系有相應的配套服務，例如在培訓課程之后，組織技術人員給農民提供咨詢服務，各級政府也會組織農民外出參觀、訪問和學習。[24]而在示范中心，這些配套服務是由埃塞方承擔的。在中埃雙方的合同中，有安排培訓課程，同時規定埃塞俄比亞一方負責培訓人員的組織，并提供交通經費；中國專家只需要向參與者提供知識和實地指導。但埃塞方遲遲沒有按照計劃組織好參與人員。后經示范中心與合作方農業部的溝通，讓示范中心附近的農民也接受培訓。同時，埃塞農業部將這些培訓與國家的“農業增長計劃”（AGP）結合起來，交通費由此得以解決。他們還邀請了在埃塞農業部承擔任務的中國農技組專家，在培訓課上講授地膜覆蓋技術，將其作為AGP的活動之一。
在中國，基層農業推廣機構覆蓋了很多區域，并要承擔很多推廣項目活動。但在埃塞俄比亞卻非如此，一位中心的農技組專家告訴我們：“（埃塞俄比亞的）基層推廣人員沒有足夠的溝通和交通條件，比如手機、自行車、下鄉補助都沒有，而且工資又很低，一個月也就1000比爾左右，根本不足以激勵工作人員花費3?4個小時去村里開展推廣工作。”在埃塞俄比亞，多數鄉鎮都有一個農民培訓中心（FTC），這屬于非政府機構，理論上是為周圍農民提供培訓和示范的平臺，每3名推廣人員負責一個鄉鎮。[25]但根據調查，目前埃塞俄比亞有8489 個FTC，其中只有約2500個在發揮作用。[26]基礎設施和資源，特別是活動資金的缺乏，使得絕大多數FTC并不能真正有效地運轉。[27]這與中國形成極大反差，中國農業推廣體系中存在一種示范戶機制，示范戶是村民，即便沒有政府的物質支持，他們仍然會開展農作活動，因而也能發揮農業技術示范的作用。而在埃塞俄比亞，FTC只有一片可耕作的土地，以及提供培訓的開闊地和辦公室，并沒有長期進行農作的人員；如果沒有項目支持，這些FTC就不能運轉。[28]
有意思的是，中國專家并不知道關于FTC或合作社的信息，也不認為非政府機構能發揮多大作用，在他們看來，先進農民作為示范戶能促進新技術采納率的提高，而上級政府部門則應承擔推廣工作的主要職責。但埃塞方認為他們在技術合作期已經做了足夠多的工作，比如向中心介紹了能夠提供牲畜的職業學院，聯系中心所在的京奇鎮推薦當地雇員，聯系當地的農技站提供土壤和氣象數據，示范中心認為這是遠遠不夠的。
此外，中國專家假設當地人需要高產品種，以及提高產量的先進技術。因為在中國，良種和先進技術在提高產量中發揮了核心的作用，[29]其中一項重要工作即是說服農民擺脫對常規種植模式的依賴。在中國取得成功的專家們，因此也非常期待集約種植、節水灌溉等現代種植模式在埃塞俄比亞的應用。然而，實際情況卻與中國專家的預設南轅北轍。比如在經過培訓之后，中國專家甚至與當地農民成了朋友，但農民除了索要玉米種子之外，幾乎沒有人向他們尋求灌溉技術、育肥牛技術、覆膜技術的指導。前文提及示范戶在中國農業推廣體系中的重要作用。示范中心也確立了四戶農民示范戶，他們又是示范中心工作小組的工頭，平常工作很積極，也參加了培訓，但在推廣玉米生產成套技術的過程中，中國專家仍是主要推動者，包括安排除草、施肥、覆膜的時間。負責這一示范項目的農藝師曾短暫地回中國休年假，在此期間，他負責的示范戶并沒有按照計劃追肥，等農藝師回來后，已經過了最佳的追肥期。
對外援助的新框架
埃塞俄比亞的示范中心立足于中國農業研發的既有體制、規范，同時又要因應當地的社會文化制度而做出某種改變；合作方在共同發展的目標下，進行著某種回應，從而建立相互學習的平臺。
示范中心作為中國援非的重要載體，并沒有表現出傳統援助項目的各種特征，與國際發展的一般框架也不吻合。[30]正如中心的專家從不自稱為國際發展援助項目的專業團隊人員，他們很少將自己的工作局限于報告寫作、小冊子宣傳等其他發展項目的常規工作，也很少與其他國家的援助者交流。雖然經商處有關于對外援助的指導意見，但僅是強調在埃塞俄比亞人民面前維護中國良好的形象，不同人對此的理解千差萬別，主要是立足于他們在中國進行農業推廣工作的經驗，以及完成推廣和生產任務這一最終目標。
由此，中國專家們在實踐中，并不會遵循西方援助理念所規定項目的長遠目標、近期目標、具體活動計劃、監測評估體系、項目邏輯框架等；示范中心的工作人員不一定像西方援助者那樣專業；示范中心的工作在短期內也可能不像西方援助項目那樣有效。但作為一種新的援助模式，示范中心既充分利用了本國的發展經驗，又充分考慮了受援國的地方文化，推動援助雙方在文化交融的過程中互相學習，這對于國際發展理念和框架的創新有一定啟示。
（作者單位：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國際發展研究中心）
注釋：
[1] Agricultural Innovation Systems: An Investment Sourcebook, The World Bank, 2012, p. 138.
[2] 《中國對非洲政策文件》，2006年1月12日發布。
[3]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的對外援助》（2014），2014年7月。
[4] 鄖文聚：《從國際援助的發展看中國對非農業援助》，載《西亞非洲》2000年02期；Deborah Brautigam, “South-south technology transfer: The case of China’s Kpatawee rice project in Liberia Original Research Article”, World Development, Vol. 21(1993).
[5] 黛博拉·布羅蒂加姆：《龍的禮物:中國在非洲真實的故事》，沈曉雷、高明秀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
[6] Lila Buckley, “Chinese Land-Based Interventions in Senegal”, Development and Change，Vol.44（2013）.
[7] Bjorn Harald Nordtveit, “Western and Chinese Development Discourses: Education, Growth and Sustainabil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Vol.29 (2009).
[8] W. Cohen, and D. Levinthal, “Absorptive Capacity: a New Perspective on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Vol.35 (1990).
[9] 有位來自廣西職業技術學院的老師，剛被聘到八桂，對我們稱呼新任主任為主任，一開始有些吃驚，后來才釋然：哦，我只知道他是八桂的老總。
[10] [11] Ruifa Hu, Zhijian Yang, Peter Kelly, Jikun Huang, “Agricultural Extension System Reform and Agent Time Allocation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 20 (2009).
[12] [13] 國務院：《關于深化改革加強基層農業技術推廣體系建設的意見》，2006年8月28日。
[14] Xiaoyun Li, Gubo Qi, Xiuli Xu and Miankui Mao, “Emergence of Farmer-centred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in China”, in Ian Scoones and John Thompson ed., Farmer First Revisited: Innovation for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actical Action Publishing, 2009.
[15] 《張世煌：從模仿走向技術創新》，載《農業科技與信息》2013年第6期
[16] 這些特征從日常生活布置、技術安排都有所體現；一個方面是運營機構所在地域文化的特征，另一個方面是運營機構自己的強項。在埃塞俄比亞的示范中心，能看到廣西人吃飯時的大圓桌；田間地頭能看到從廣西帶來的辣椒品種。在坦桑尼亞的示范中心，能看到四川人的泡菜、糟辣椒、熏香腸臘肉、在試驗地總能聽見非常標準的重慶話在與當地人對話，面積不大的試驗示范地主要種植著在重慶鄉村隨處可見的水稻。在贊比亞的示范中心，辦公室能看到非常高大漂亮的書櫥，空闊地整齊排列著大型農機具，高端實驗室裝備著與吉林農業大學研究能力很匹配的測土儀器，而院子里的食用菌房更凸顯了吉林農大的研究特色。
[17] 諸如廣西農業廳于2012年11月9日組織的研討會，以及到達埃塞俄比亞之后，于2012年11月26日駐埃塞俄比亞使館經商處安排的會議。
[18] 例如：《汨羅市農業局舉辦“農技推廣補助項目實施”暨“星級服務農業技術推廣中心創建”動員大會》，載農業部網站，http://www.moa.gov.cn/fwllm/qgxxlb/hunan/201404/t20140422_3880282.htm。再如：《浙大湖州召開2012年合作共建美麗鄉村年會動員部署農業技術研發與推廣體制機制創新專項改革》，載浙大新聞辦，http://www.news.zju.edu.cn/news.php?id=36413。
[19] 如果按照經合組織發展援助委員會的項目設計和實施規范，針對農業技術示范中心所期望達成的糧食安全、減貧的目標，應該有其對應的評價指標以及標準，諸如糧食產量、農民收入等的增長比例。對應于試驗、示范、培訓，應有對所涉及的參觀的人員、接受培訓者等在工作中應用所學技能的程度、甚至其應用使得農作結構、工作效率等產生的變化。
[20] Lixia Tang，Yan Lu，Wenjie Zhao，Langton Mukwereza and Xiaoyun Li，“Blurring the Lines between Aid and Business in the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Demonstration Centre in Zimbabwe”，Working Papers，Future Agricultures，http：//www.future-agricultures.org/publications/research-and-analysis/working-papers/1981.blurring—the.lines—between-aidand—business—in-the-agricultural-technology—demonstration-centre-inzimbabwel.
[21] 這里的先進技術特指以高產、高效產出為特征的本土與外來技術。
[22] 筆者2014年4月參加了商務部援外司和農業部外經中心共同組織的示范中心中期進展研討會，會上特別指出這種沒有考慮可持續發展的情況，并提出應該改變。
[23]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農業技術推廣體系取得的成效多可歸功于大范圍覆蓋各村莊的基層農業技術推廣人員，最早主要采取培訓與公共宣傳的方法；90年代之后逐漸出現示范戶的方法。之后在一系列改革和推廣體系建設的相關文件中，雖然沒有農業技術示范中心的提法，但是由科技部、農業部等部委在2001年開始實施的農業科技示范園，卻有著類似的特征。中國的推廣體系是自上而下的，不過，推廣并不只是示范及培訓，還包括為農戶提供資金進行后續的配套項目，而示范戶的項目就是較為完整的后續配套。這些后續由農業部和財政部共同制定的補貼政策來給予保證，進行實物補貼。
[24] 陳睿: 《試論農業推廣方法的選擇和應用：以崇明縣農業技術推廣為例》，載《安徽農學通報》2013年第13期。
[25] 鄉鎮（ kebele）是埃塞俄比亞最小的行政單位，與居住區或者當地人聚集區相類似。它是縣（woreda）或者市（district）的一部分，再上面一層是地區（zone），更上一層是州（region），以民族和語言為基礎的各州則組成了埃塞俄比亞聯邦民主共和國。
[26] Ministr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MoFED), Ethiopia：Building on Progress A Plan for Accelerated and Sustained Development to End Poverty(PASDEP) (2005／06–2009／l0), Addis Ababa, September (2006).
[27] Kristin Davis, et al., “In-Depth Assessment of the Public Agricultural Extension System of Ethiopia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Improvement”, IFPRI Discussion Paper 01041, December (2010)
[28] 中國與FAO在埃塞俄比亞實施的南南合作項目有些就利用了FTC開展活動，把長期荒蕪的不到1公頃的耕地利用起來，開展小米生產、蔬菜新品種、改良小型播種機等示范和培訓活動。
[29] Jikun Huang and Scott Rozelle, “Technological Change: Rediscovering the engine of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a’s rural econom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49 (1997).
[30] David Mosse, “Introduction: The Anthropology of Expertise and Professionals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n David Mosse ed., Adventure in Aidland, Berghahn Books, 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