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崛起與新國際秩序觀的建構

高程

大國的國際秩序觀是隨著國家相對實力的變化，精英決策層看待外部世界的態度。隨著崛起進程的推進，國家精英決策層看待國際秩序的觀念，會呈現出一種由內斂性到擴張性的變化。國際秩序觀的形成，既是一種對內凝聚認同的需要，也是在現實國際環境中，對外界定“自我”與“他者”關系合法性的價值主張。這種價值主張通常對內服務于自身崛起的需要，對外有助于大國提高自身國際地位、爭奪國際話語權。中國崛起的國際秩序觀同樣是在自身崛起的歷史路徑和發展道路實踐中形成的，是崛起的內部訴求和外部環境共同作用的產物。

一、國際秩序觀與大國崛起進程的歷史互動

英國是第一個在世界范圍建立霸權的現代民族國家，其崛起的國際秩序觀是現代和工業革命的產物，主要圍繞商業、貿易和與此相關的市場理念的輸出，經歷了從重商帝國到自由主義市場帝國的擴張。英國在16世紀末成為歐洲強國，當時對外推行的是重商主義國際理念。這一理念在英國國內成為主流觀念后，有效提升和鞏固了商業和商人階層在國家的地位，并為當時英國政府和商人的海上劫掠活動，以及商業戰爭行為提供了道義合法性。重商主義國際秩序觀使英國成為一個以追求商業利潤和財富積累為目的的現代資本主義國家。

工業革命后不斷膨脹的生產能力使英國需要在海外開拓市場，解決其工業產品的銷售問題，這需要與之相應的一套對外價值觀輸出。這時的英國憑借其發達的工業制造能力，已經在全球市場競爭中占據明顯的優勢地位，因此英帝國開始在世界范圍內全力倡導自由市場理念，使之成為其國際秩序觀的重要部分。基于經濟和政治自由主義而努力塑造的自由帝國形象，對英帝國在海外市場的擴展起到重要推動作用，其中貿易自由理念是自由帝國的基石和國策。除了自由貿易觀念的傳播，為了加速母國與殖民地市場之間勞動力的自由流動，英國還將其自由主義觀念與移民自治原則相結合，以推動殖民地治理結構的改革。與此同時，英國在未被現代商業開化的亞非拉地區積極扮演“文明使者”角色，大力輸出和傳播英帝國商業文明和自由帝國理念及其文化主張，培養和扶植當地精英階層及其后代，為其創造在英留學和其他學習英國法律、文化的機會及條件。最后，在如何建立英國本土與海外政治關系方面，英國精英階層也逐漸形成新的思路，開始在國際關系中以維護自由原則為由，干預海外地區的政治和政局，擴大其“自由帝國”制度和文化的輻射和影響范圍。在這一時期，這套擴張性的文化戰略配合其軍事力量，有效保護了英國的海外貿易通道和戰略防衛體系，成為維護以其為中心的全球貿易之正常運轉的助力。

美國在崛起時期，作為后發跟進的工業化國家，同樣需要對外輸出過剩產能和更多的國際話語權以拓展市場。但由于當時不能直接參與列強在海外的殖民活動，所以在英國主導的既有的國際秩序下，美國提出了“民族自決”“門戶開放”的國際秩序觀念和主張，作為英國自由商業帝國秩序的補充，在世界范圍爭取參與在亞非拉市場擴張的合法性。美國由崛起國過渡到世界主導者之后，對待國際秩序的態度發生了從“獨善其身”的“孤立主義”原則向對國際制度進行全面干預原則的“擴張主義”轉變，通過推行“普世”的民主價值觀和建立各種國際組織和規則網絡來建立和鞏固其霸權地位。這不但滿足了美國人根深蒂固的基督教情結、將價值擴張并同質化世界的激情，同時在實力上升期契合了美國以最小成本主導世界的現實利益。

二、內部需求與外部環境共同塑造的“中國道路”

中國的國際秩序觀同樣是在自身崛起的歷史進程中逐漸發展和變遷，是中國崛起的內部訴求和外部環境約束共同作用的結果。中國如今正處于崛起階段，其國際秩序觀正在醞釀和形成的過程中，它是基于“中國道路”的一套對外價值主張。“中國道路”是中國實力上升過程中自信心增強的體現，也是中國在崛起困境中的生存發展之道，它涉及對內和對外兩個層面。對內是如何自我界定崛起大國的內涵；對外是如何定位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系，其中包括如何處理大國之間的關系、如何看待中國與周邊的關系，以及中國與美國主導的既有國際秩序和西方文明的關系。

伴隨中國崛起的步伐，首先是國內關于中國作為“崛起大國”的認知正在發生變化，體現在兩方面：一是中國精英階層和民間社會正在由外部世界認知中國的被動“崛起”，向主動尋求崛起和民族復興轉型；二是過去30年的中國，其精英階層對大國內涵的理解主要體現在經濟領域，對西方發展道路更多表現為膜拜和追隨。改革開放后，中國接受了自己在器物層面落后于西方世界的現實，一方面在經濟領域開始全面發展和追趕，另一方面在美國所代表的西方物質文明和精神文化面前有一種競爭失敗的自卑及挫敗感，文化精英階層中一種較為普遍和流行的觀念認為，西方道路和價值觀是成為“大國”的唯一道路，是衡量文明大國的普世標準，而西方發展道路則是人類社會演進唯一正確和必經的道路，和中國相比，西方的歷史、文化、制度、社會具有全面的優越性；與此同時，中國民間社會也對于西方器物層面的生活模式形成了觀念上的追隨與效仿效應。而如今，隨著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集團相對實力差距的縮小，精神價值觀的重塑越來越被視為民族復興的必要構成，“大國”的認知內涵中開始增加了精神獨立性和完整性這一維度。決策層重拾建國前30年意識形態領域和啟蒙運動以來自由主義試圖否定的傳統文化價值觀，將其整合為中國特色核心價值觀的一部分的努力，就是這一變化的體現。

對“大國崛起”的認知與中國崛起面臨的國內外環境是相互塑造的過程，這種“中國道路”的價值觀需要與外部世界對接和在內部尋求合法性。中國崛起的現實境遇是，深化改革走到岔路口和深水區，經濟發展逼近經濟學中“起飛”的臨界點，這是所有歷史上崛起大國都曾經經歷的過程，但與之不同的是，中國面對的國內和國際環境有其獨特性。

中國崛起面臨的國內環境是，改革開放之后中國謀求發展的首要目的是滿足國內日益增長的物質需求。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國家經濟總量和規模迅速壯大起來，并由此被動地獲得了外部世界賦予的“崛起大國”身份。在崛起的過程中，中國社會體現的是一種馬克斯·韋伯筆下剝離了宗教屬性的所謂“資本主義精神”。個體改善生活水平這一強烈的物質欲望為中國30多年的經濟增長奠定了倫理基礎，它同時也是中國實現古典經濟學所描述的市場分工不斷擴大和生產率迅速提高的內在動力。鄧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的核心在于，先把經濟餡餅做大，然后每個人才可以分到更多福利，這也是中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追求以物質增長為目標的邏輯基礎。

這種以追求經濟目標為重中之重的合法性基礎，影響了中國國內對于國家對外行為的態度和實踐。外部世界普遍認為中國正在崛起，而大國國際地位的衡量也存在具有國際共識的衡量標準，可在中國社會層面，很多人至今無法對這一判斷形成共識，其中的邏輯就在于：還有數量眾多的個體和家庭尚未過上富裕生活，中國怎么能算是崛起大國呢？這一邏輯背后體現出中國社會對于“大國”的認識，首先基于以個體為基礎的財富分配，而不大認同國際上通常衡量大國的總量指標及其價值。在對外追求經濟利潤的價值觀方面，中國的民間社會力量和商業精英階層的目標和認識基本是一致的。

改革開放之后，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中國社會財富和政治力量實現了重組，一些抓住市場機遇的新興商業階層開始興起。而這些新興階層和集團首要關注的問題是中國在外部世界的利潤空間。由于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主要受經濟利益驅動，因此國家對外戰略，特別是“韜光養晦”的對外政策核心，也是為了在外部世界謀求發展；中國的海外行為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國家和企業的商業利益，這些企業的發展可以為國內提供更多就業機會和解決更多人的福利。由于過去三十年來驅動社會發展的動力和倫理基礎是個體改善生活水平的物質訴求，因此中國崛起的國內合法性在很大程度和未來較長一段時期仍在于是否能夠改善國內生活水平，以及能否滿足社會日益增長的物質需要。這種合法性決定了中國民間社會對于國家對外秩序觀的態度首先仍立足于國內發展。

中國崛起面臨的國際政治環境是，美國作為領導者，占領著全球道德和輿論制高點，自認是全世界的制度與文明燈塔，試圖以自身為標準去改造其他地區。美國的原教旨宗教情結、道德絕對主義的一元價值觀和文化普世熱情，往往是先去對象地區和國家的文化傳統，然后進行移植，很難和其他異質文明找到交匯點和諧共存，或是容忍不同的意識形態價值觀。除了價值觀上的分歧，美國慣以現實主義地緣政治的邏輯看待大國關系，不會放過軍事或經濟上有威脅到它潛力的大國。事實上，蘇聯解體后，俄羅斯曾試圖按照西方標準打碎重來，并一心融入美國主導的西方世界，但美國仍然裹挾其盟國，在經濟和政治上削弱和圍堵一個已經進入民主社會的俄羅斯，通過北約東擴不斷蠶食其勢力范圍，而且持續通過政治滲透和顏色革命的方式控制其周邊國家政權，以及試圖分裂其本土。和俄羅斯相比，美國精英決策層更擔心中國未來在經濟、制度和文化領域成為美國的競爭者甚至挑戰者。這是中國崛起面臨的國際環境的約束。

作為具有悠久歷史和文明傳統的軍事自助大國，中國力圖實現民族復興，對大國內涵在精神領域的界定決定了中國不能按照美國設定的框架、軌道和觀念改變自身發展進程，要讓自己的發展模式和選擇受到外部世界的尊重。而從歷史經驗看，除了在近代史上奠定先發優勢的國家之外，后發大國中沒有通過復制西方發展道路成功實現崛起的大國先例，西方經驗在世界其他地區，特別在后發國家中運轉高效，實現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的樣本缺乏實踐支持。因此，中國為了按照自己的節奏、路徑和方式實現和平崛起與發展，正在努力突破國內外的壓力，去探索一條不同于西方的發展道路，同時正在把這種觀念引入到國際社會國與國之間的關系上，為文明和發展道路的多元性博得生存和進取空間。中國對內摸索的“中國道路”，在外部世界需要體現為基于此的一套國際秩序觀念和話語主張。

三、基于“中國道路”看中國崛起的國際秩序觀

“中國道路”體現在國際關系上，一是主張尊重多樣的傳統價值觀和不同發展模式，二是爭取自身與其他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共同發展權。這兩點正切中美國單邊霸權體系的弱點。基于中國道路的國際秩序觀在處理大國關系、周邊關系及其與西方國際秩序的關系時，是服務于自身崛起需要的，同時有利于中國獲得大國的國際合法地位。

（一）中國國際秩序觀下的新型大國關系

隨著中國的崛起，“大國外交”的內涵正在發生由客體到主體的變化，從我對大國的外交，轉變為我是大國、以我為主與其他大國的外交；發展對美良好關系，逐漸不再是中國外交的重中之重目標，中國與別國及地區關系讓位于維護和諧的中美大國關系的對外思維方式也正在進行調整；新型大國關系從以服務于良好的中美關系為主，發展到更多戰略重點放在團結俄羅斯和其他地區新興大國上。更重要的是，倡導多級格局的中國大國秩序觀，有別于美國主導的單邊世界大國關系。美國的國際秩序不能容納下獨立大國之間的平等關系，和大國在其周邊的政治訴求。然而，相對實力衰落的美國，很難維持這種大國間的不對等關系。中國需要和正在思考的正是，在美國單邊霸權格局下，如何構建獨立大國之間基于正常國家利益的平等戰略協作關系。

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正是在這種新型大國秩序觀念下成功建立的樣本。中俄關系的全面深化建立在兩個基礎上，一是聯手反制美國主導的同盟體系和霸權，這是兩國共同的戰略利益；二是反對西方普世道路對自身發展的粗暴干涉，這是兩國的價值認同。對于第二點，中俄共同擁有的切身經歷甚至慘痛教訓，成為兩國高層建立戰略互信的重要基礎。在2014年中俄聯合聲明中，兩國特別強調尊重多樣的傳統價值觀、不同發展模式，反對美國文化霸權和通過意識形態滲透和干涉別國內政，首次共同強調文化傳統和文明的多元性。中俄兩國都曾經真誠地希望融入西方規則體系和秩序，但美國和西方體系不能平等容納中俄，將其視為異己者。在某種意義上，中俄的靠近代表了那些曾經熱情希望融入西方主流國際秩序的大國精英決策層，在國家遭遇不平等對待和壓制之后，放棄幻想、謀求獨立發展路徑的共同情感認同和國際秩序觀念。同樣基于這一點，中俄還試圖團結那些保持發展模式相對獨立性和擁有安全自助能力的新興市場大國，推動金磚國家合作，尋找新興大國的國際利益匯合點。

（二）新時期中國周邊秩序觀的形成和構建

在大國秩序觀中，自己實力輻射的地緣地帶往往是外交的首要所在。對美國來說，最重要的首先是其與歐洲及日本的盟友關系，這是美國全球霸權的基礎關系；對俄羅斯來說，最重要的首先是其與周邊獨聯體國家的關系，特別是俄白哈三邊同盟關系，這是俄羅斯維持地區霸主的基石。近年來，中國國家關系和外交政策實踐中的定位問題一直存在爭論：最重要的究竟是塑造良好的中美關系，還是構建與周邊的國家關系？這一觀念領域的爭論本身可以反映出中國周邊秩序觀的形成過程。

2013年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主席提出了經略周邊的戰略方向，并將其列為實現民族復興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周邊秩序觀正在經歷重要的調整，主要體現在，中國對周邊的態度從以被動應對危機為主，開始轉變為將周邊地區作為崛起的地緣依托帶進行主動經營。在這個背景下，“一帶一路”“周邊命運共同體”和“亞洲安全觀”的概念，由強調互利共贏上升到構建地區身份認同，屬于含有明顯地區主義色彩的秩序觀。中國發展模式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績效，而美國在中國周邊試圖移植的發展模式，不能使這些國家突破社會經濟增長瓶頸，甚至不能為一些國家帶來長期政局穩定。中國需要積極釋放自身發展模式中的正能量，將其中經驗和處于相似發展階段或面臨共同難題的周邊國家分享，讓中國周邊的議題重點回到共同發展軌道上來，提出能夠代表周邊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共同訴求的地區協同發展主張。

中國的地區主張背后體現的中國周邊秩序觀，與傳統大國打造的勢力范圍有所不同。美國當年的“馬歇爾計劃”旨在與蘇聯抗衡，遏止共產主義在歐洲擴張，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色彩。該計劃通過嚴苛的政治附加條件，將歐洲所有親蘇社會主義國家排斥在外，受援國則需要無條件按美國設計的市場道路、標準和規則發展，不但喪失部分經濟主權，而且還必須進行美國要求的政治制度改革；與此同時，這些國家還需要和美國進行政治捆綁，成為美蘇兩級對峙的附屬來配合美國全球戰略。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旨在與沿途國家共同探尋自身發展道路，尋找新的增長點和可持續發展的動力，是立足于提高本國和周邊國家國民生活水平和福利，是為謀求中國與途經國家的共同發展，在平等互利基礎上實現地區繁榮。對于不同種族、信仰、文化背景的國家，“一帶一路”追求包容性共生，不干涉地區國家內政和發展路徑，不拉幫結派搞軍事集團，與既有地區機制和組織和諧共存。中國給予沿途國家的貸款不附帶政治條件和內部變革要求，尊重合作國家的內部政治制度和經濟發展方式。“一帶一路”倡議所體現的周邊秩序觀與美國日趨保守的“俱樂部式”合作理念相比，具有高度開放性，不排除特定對象國或像美國那樣令其處于“選邊站”的集團政治生態下。

（三）和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的關系

改革開放后的近30年時間里，中國接受了自己在器物層面的落后，在美國所代表的西方物質文明和精神文化面前有一種競爭失敗的自卑感，急切希望融入西方的國際秩序，盼望得到美國和西方世界的認可，中國也的確曾經通過WTO等平臺實現了經濟的快速增長。然而，如今美國國際規則戰略的調整使中國逐漸從西方規則體系的被鼓勵融入者轉變為鉗制對象，從開放多邊鼓勵融入的游戲規則變成俱樂部式的新玩法。

中國當前發展階段的自身定位是：發展中的新興市場國家。“中國道路”的內涵所引申的國際秩序主張是國家間獨立、平等、互相尊重彼此選擇，共同創造繁榮的世界。這對于美國主導的基于霸權和發達國家集團利益的國際體系形成了觀念上的分歧。在實踐層面，中國正積極倡議新興國家群體的概念和合作機制，增加新興市場國家在改革國際規則方面給予發達國家集團以壓力，同時還明確了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國際話語主張。包括以追求經濟全球化的均衡、普惠和共贏為目標；強調參與全球事務過程中身份的平等，和對代表性、發言權、決策權的分享；兼顧所有利益攸關方，在其共識基礎上制定國際規則，等等。中國未來的努力方向應該是，爭取將這些理念推廣為發展中國家集團的共同價值訴求。

崛起中國的國際秩序觀并非要挑戰和破壞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而是為世界提供一種可能性，能夠和現有國際秩序和不同的文明實現共存；不是在西方國家政治的語境和框架下，非敵即友地處理與守成大國及西方秩序的關系；中國需要改變的不是美國主導的國際規則本身，而是修正制定這些規則的決定方式，讓美國主導的集團外國家的訴求得到更多正視，讓他們的發展道路可以根據自身利益進行選擇和調整，讓國家間關系重新回到對等狀態。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