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驥 劉豐
如果你是政治局常委，你會在外交決策中遭遇怎樣的結構性約束？你為何會在本應溫和穩健的地方選擇激進出位的對外政策呢？《脆弱的超級大國》一書完全站在政治高層的視角來分析中國對外政策的選擇空間。作者謝淑麗（Susan Shirk）盡管觀點過于偏頗，價值判斷也有些太“美國”了，但該書卻不是隔靴搔癢的平庸之作。中國為何無法和平崛起？從政治高層的政治生存焦慮來進行分析，謝淑麗的確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頗有洞見的獨特視角。
2005年秋天，胡錦濤主席在與小布什總統會晤時反復強調，中國的內部問題千頭萬緒，中國并不會追求外部霸權而成為美國的威脅。然而，在謝淑麗看來，中國的內部脆弱才正是美國真正的危險所在。與許多一般的美國人不同，她并不擔心中國因為經濟發展而成為政治上的強權，她擔心的反倒是這個強權內部的脆弱性。她力圖提醒美國人，雖然美國無法對中國國內政治的穩定施加有效的影響，但美國必須認識到中國內部局勢不穩很容易導致其領導高層在國際問題上采取進攻性立場。
中國到底有沒有采取進攻性立場呢？這個問題本身也是存在爭論的。有些學者認為，中國在現實問題中采取的外交政策與謝淑麗的解釋存在矛盾。在民族主義高漲的情況下，比如炸館和撞機事件中，中國領導層本應該采取進攻性的政策，但實際上偏軟。在臺海問題、釣魚島、南海、東海等問題上的立場歷來也沒有采取進攻性的姿態。在政策宣示上，中國表現得也非常理想主義，經常使用許多“和諧”的人文概念來表達外交立場。
如果真是這樣，謝淑麗后面的解釋也就失去了意義。盡管如此，我們暫且不談謝淑麗這個立論的經驗起點真實與否，可以先來了解一下作者。與其他活躍在電視媒體上的半仙們不同，謝淑麗本人的確不是一個順便瞎扯淡的主，她有資格來對這個問題發表自己的見解。如果說美國在政治外交領域有中國通的話，除了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以外，謝淑麗應該還算半個。她見過歷任中國最高領導人，甚至比尼克松派來探路的基辛格還要更早來到中國。1971年7月19日，還在念研究生的謝淑麗（Susan Shirk）就在人民大會堂接受了周恩來總理的接見。20多年之后，她擔任克林頓政府第二屆任期的助理國務卿，主管中國事務。在其任期之內，還發生了美國軍機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的惡性事件。
然而，謝淑麗的資深經歷并不保證她就能一招戳中要穴。盡管她已經盡力站在中國最高領導人的立場來思考中國的對外政策，遺憾的是，她最終還是一個假扮政治局常委角色的美國學者，表演起來始終有些扭扭捏捏。最明顯的問題就在于她所有的分析與解釋都充斥著美式價值觀的解讀。這些解讀可能完全誤解了當事人本身的意愿，從而變成張冠李戴的誤讀。例如，謝淑麗對中國政治領導人個人目標的界定（如她稱政治局常委為“the Communist autocrats”）、對中國大眾民族主義的理解（她認為這是一種“封閉”“偏執”“狹隘”的民族主義），可能都會引起爭議，而讓大多數中國人覺得反感。然而，這里面涉及到過多的價值判斷，不便進行邏輯上的反駁。本文即使作出反駁，也只是一味地表達中國人單方面的情緒，缺乏學理上的建設意義。因此，下文將暫時放下謝淑麗觀點中的事實判定與價值判斷不論，著重從其邏輯本身入手，評價其立論的優勢與缺陷。換句話說，我們得見招拆招，與謝淑麗的邏輯玩一場針鋒相對的游戲。
謝淑麗的中心論點非常直截了當：中國國內政治的脆弱決定了它不可能和平崛起。照她看來，中國是權力集中的威權主義體制，政治領導人的合法性本來就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因此，政治高層最大的焦慮是確保政治生存，而不是發展經濟或謀求國際霸權。而隨著經濟的發展與社會的成長，國家對社會的控制力在不斷下降，網絡等新興媒體的發展更讓政治家日益處于民眾的壓力之下。同時，經濟轉型引發的諸多國內政治問題，如工人大規模失業、官員腐敗、民族地區騷亂、農村群體性事件以及民族主義情緒。對此，政治高層的策略是政治“穩定壓倒一切”。謝淑麗總結了政治高層的三點具體做法：避免領導階層公開決裂、嚴防大規模的社會動亂、確保軍隊和黨同心同德。但是，傳統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早已失去效力，政治高層為了獲取可供替代的合法性，便放棄了溫和穩健的戰略，轉而訴諸狹隘的民族主義來作為對外政策的方針，并以之動員社會的凝聚力。
通觀全書，其邏輯鏈條非常清晰：中國國內不穩定的政治結構導致了政治高層以追求在國內的政治生存為其核心目標；在現有的國際結構約束之下，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政治高層就會傾向于在對外政策中采取狹隘民族主義的進攻性立場，以此來動員社會、轉移國內政治的視線；因此，中國不可能和平崛起。
從這個邏輯鏈條來看，謝淑麗的立論中有兩個要點，下面將逐一剖析，討論其優勢與缺陷。
第一，一個國家的對外政策取決于其國內因素。換句話說，對外政策不僅是國家（state）在國際層面與他國博弈的結果，還有國家在國內層面對于國家與社會關系考慮的影響。謝淑麗的這種視角不同于傳統的國際關系理論，尤其是現實主義理論。傳統現實主義理論以國家為獨立的分析單位，只分析國與國之間的博弈關系，而不分析國家內部的動態因素。因此，傳統理論強調的是國家在無政府國際環境中所遭遇的安全困境。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所著《伯羅奔尼撒戰爭》就是這種分析的典型。在無政府狀態之下，各個城邦國家為求自保，必須確保自己的生存空間。一旦有大國崛起，勢必影響到既定國際體系的穩定。因此，雅典的發展勢必危及斯巴達的生存，二者之間的戰爭最終不可避免。
但是，各個國家并不是完全同質的實體。其國內政治經濟力量及其國內制度結構勢必影響到了不同國家的對外表現。在挖掘國際關系的國內因素方面，卡岑斯坦（Katzenstein）是先鋒，他指出：“如果不對國內結構進行系統分析，就無法理解國際政治經濟學。”在卡岑斯坦之后，即使最頑固的現實主義學者，也開始承認對國內因素分析的重要性。在這派思路的影響之下，基于國內因素的國際關系理論也得到了迅速發展，其解釋邏輯往往比單純的國際關系理論更有說服力。謝淑麗所做的，只是沿襲了學術界的發展趨勢，在解釋中國外交政策時，打開了“國家”這個黑箱。
不過，值得提醒的是，經典現實主義理論的結構性約束仍然存在。就現實權力發展來看，中國尚不對美國霸權構成威脅。但出于維持霸權地位的需要，美國對中國進行遏制又在情理之中。正如一位學者所說，在單極結構下，霸權國對崛起國的敏感度很高，容忍度很低，制約能力最強。中國國內政治的脆弱之所以讓美國擔心，也在于中國正在成長為一個強權。如果中國只是緬甸、越南這樣的弱國，即使其內部積弱成疾，搖搖欲墜，也只是局部性的小問題，并不值得美國人如此擔憂。
第二，在所有國內因素中，權力集中的最高決策者為了政治生存而作出的選擇最為重要。謝淑麗如此強調政治高層的政治生存焦慮，是基于中國政治體制的特點。的確，在威權主義體制中，政策制定權取決于國家高層決策者。而他們最焦灼的問題就是政治生存，因此，他們為了保持政治生存在現有制度約束之下而作出的選擇就基本上決定了政策走向。
中國政治體制的權力集中，既體現在中央與地方關系中的中央集權，又體現在中央層面的高度集權。在中央，權力高度集中于那些能夠避免對外公開分裂的政治局常委手中，而不是分散于權力相互制衡的各個機構或個人。在這樣一個權力集中的威權主義政府中，政策決策權更多地在權力高度集中的政治高層，決策權的分享程度較低。因此，謝淑麗抓住政治局常委這個政策過程中最關鍵的行為者，然后由此來判斷政策起源，這是相當有效的觀察視角。相比之下，在分權的民主國家，如美國，可能就不僅要考慮總統，還得考慮國會，還得考慮國內壓力集團的活動情況，其情形就要復雜得多。
但是，權力集中是一把雙刃劍。權力集中的國家享有邁克爾·曼（Michael Mann）所講的專制性權力 (despotic power)，卻往往喪失了基層滲透權力（infrastructural power），既無法有效地動員社會，又更擔心社會穩定。因此，表面上權力高度集中、對外保持一致的最高層，在決策時卻不得不吸納更多自下而上的政策壓力，如官僚結構的各個部會以及新生的利益集團。由此考慮，權力集中的威權政府與權力分散的民主政府，在國內因素影響對外政策的問題上到底有多大差異，這還并不清楚。謝淑麗也沒有列出充足的理由來支持所謂的“民主和平論”：民主國家不會采取進攻性的對外政策；而非西式民主的國家則更容易對外進攻。對這種簡單邏輯，學術界現在已經有很多很成熟的批判，基本上否定這種簡單化邏輯，而對民主和專制政體的類型再往下細分，但一旦細分，民主和平論的基本因果關系也變得更加不確定了。
如果說這一點并不充分成立，那么謝的論證邏輯就出了問題。我們不得不懷疑：中國能否和平崛起的關鍵是否在于政治集權造成的選擇困境，以及最高領導層為了政治生存而面臨的制度約束。處于政治困境中的政治高層可能也只是被謝淑麗一味夸大的一顆棋子，問題關鍵可能還在于中國國內的結構性變化，在于中國的經濟問題本身，在于這些國內經濟問題與國際政治的關聯程度。例如，作為一個后發展國家，中國經濟的快速崛起本身就對區域內的政治經濟關系構成極大的沖擊與挑戰。換句話說，如果國內經濟力量及其利益要求中國對外采取進攻性政策，即使中國是分權的民主國家，那么其領導層也會采取其國內力量所要求的對外行動。
因此，在判斷中國是否能和平崛起的問題上，我們認可謝淑麗所強調的國內因素，但是卻不能被她所津津樂道的政治家生存困境所忽悠，而是要去尋找真正能起作用的結構性的國內因素。到頭來，我們還得去追問：中國國內的經濟利益到底是什么？這些經濟力量的國際訴求到底是什么？這些訴求就必然導致中國無法和平崛起嗎？在金融、貿易、能源等各個領域，中國國內蓬勃發展的經濟力量到底想要中國作為一個整體去爭取怎樣的一個國際地位？換句話說，這種內部經濟力量的結構性變化才是中國是否能和平崛起的關鍵。
話說回來，民族主義本身就是一個極不靠譜的分析概念。是誰在支持民族主義？草根狂熱而中產就溫和嗎？工商界對待民族主義的態度存在分化嗎？合資企業反對而民間資本就支持嗎？民族主義到底能平息多少底層民眾的反對情緒呢？民族主義就能作為解決經濟轉型中的種種麻煩嗎？政治高層真的寄希望于用民族主義來作為內在一致的意識形態動員工具嗎？
其實，政治上狹隘民族主義的要求可能只是表面現象，背后經濟利益的變化才是問題的關鍵。觀察中國的近代史，民族主義從一開始就有，從來就沒有斷過。從抗戰開始，執政黨正是靠民族主義以及其他意識形態的影響才在與國民黨的競爭中得到了民心。中國建國后很長時間里面，即使更多的是階級斗爭的主旋律，但在對蘇聯、對美國的問題上，民族主義的動員也從來都沒有斷過。另外一方面，中國的政治集權模式似乎也沒有太大的變化。變化最大的反倒是中國經濟。如果說中國有什么變化讓世界擔心，那么說到底也得去分析中國經濟的變化。我們只能用變化去解釋變化，而不能用一成不變的東西去解釋變化。因此，民族主義并不是問題的源頭，而只是一個模棱兩可的中間現象，反倒需要用其他變化來予以解釋。
謝淑麗只強調了政治高層受到社會底層狹隘民族主義的壓力，其實來自社會的壓力也有反狹隘民族主義的壓力，如要求保持溫和穩健對外政策的商業集團。這一點是她的致命傷，即政治高層面臨的壓力來源不僅是有狹隘民族主義的政治要求，也有來自經濟集團的政治要求。根據王紹光的研究，對政治高層起作用的壓力模式有很多，有民眾參與程度較高的動員模式、借力模式、外壓模式，也有民眾參與較少、精英參與較多的關門模式、內參模式、上書模式。網絡、基層、大眾、新的商業精英，到底是誰在支持民族主義，到底是誰更能影響政府，顯然不是謝淑麗講的這么簡單。威權主義這個狗皮膏藥是否還能到處亂貼都成了問題。用執政黨的話來說，議程設置已變得日益“科學化”和“民主化”。總之，謝淑麗對民族主義的動員對象缺乏認真深入的分析，對中國政治體制中利益表達與集中方式的解讀也還欠火候。她簡單地羅列了一連串外交事件，用政治高層轉移視線的政治選擇來解釋狹隘民族主義的動員模式，卻沒有認真地考察中國社會各個經濟利益集團與民族主義之間的確切聯系。
說到底，謝淑麗是把中國領導人的政治生存對于中國對外政策的影響看得過于重要了，她基于這個要點的解釋有些過頭了。對于一個權力集中的威權主義國家來說，最高領導層對權力表面上的壟斷，讓謝淑麗的解釋視角顯得格外具有吸引力，因為似乎“他們幾個人就可以說了算”，政策自然是基于他們建立自身合法性的需要，也就是得利用民族主義作為新的替代的意識形態，以取代失效的社會主義傳統意識形態。但是，政治家看似權力集中、無比自由，但其決策卻往往受到來自社會壓力的約束，這種約束強度可能幾乎與民主國家無異。謝淑麗完全忽略了中國本身經濟利益的結構性要求——中國的經濟發展本身就要求她在對外政策上與美國開展競爭，爭奪國際生存空間。中國是否能和平崛起，關鍵還是看其國內經濟利益在國際層面上的訴求是什么。中國社會內部新經濟階層的利益結構是什么？他們與政府的制度性聯系是怎樣的？工人、農民等底層群體的經濟訴求到底是什么？這些群體經濟訴求與國際問題的關聯在哪里？
另外，在以上討論的國內因素之外，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所強調的國際因素也同樣重要。中國是否和平崛起不單單取決于中國的國內政治經濟的互動，還取決于中國與霸權國及其主導下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互動。中國既可能主動選擇放棄和平崛起，也可能被迫放棄。那么，中國的和平崛起還得看美國的態度，以及兩國之間的互動。根據國際關系學者張睿壯的分析，中國對美國構成威脅的可能性與雙邊關系的好壞，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崛起中的大國對待現存霸權及其世界秩序的態度，而這又取決于作為霸權國的美國如何維護其霸權的正當性以及如何處理與崛起國家之間的關系。
說得更直白一點，謝淑麗只打開了中國國家這個黑箱，拎了點零碎就出來說事。美國那邊的國內因素就沒干系了嗎？美國同樣面臨“內憂外患”，美國的政治決策層也輕松不到哪兒去。要想描繪出整個畫面，我們還得考慮來自美國國內的政治經濟因素，考慮美國作為霸權國所采取的國際戰略。總之，國際與國內、政治與經濟，不同的行為者在這些不同層面、不同領域的互動將決定最終的政策結果。
回頭看看謝淑麗彎腰與周總理握手的合影照片，再想想她日后在克林頓政府時期的任職經歷，我們也可以想象一下穿她穿的鞋，走她走過的路。只要能體會到她在政治高層多年的浸染經歷，就能理解她為何如此在乎這個基于政治高層政治生存焦慮的解釋視角。
盲人摸象，謝淑麗一直摸到的都是象頭！但咱們也別忘了還有象腿象尾巴象屁股，屁股可能也決定了腦袋。
（作者單位：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