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磊
中國故事的現有講法：意義與問題
中國的崛起無疑是20世紀后期以來世界范圍內最為重要的政治經濟事件之一。因此，對于中國各界來說，如何解釋這種崛起的內在邏輯，即如何講好中國故事自然是一個嚴肅的挑戰。近年來出現的關于中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特征的大量研究就是對于這一挑戰的回應，構成了中國故事的現有講法。
由于揭示了超越作為主流思考模式的西方中心主義和僵化的意識形態表達方式的可能性，這類研究值得重視。但是，在迅速地成為顯學之后，這類研究正處于停滯的狀態，中國故事的現有講法顯然沒有獲得全面的認同。那么，為什么中國故事的講述者們在擁有大量鮮活素材的情況下沒有真正地講好中國故事？
筆者認為，出現上述現象的原因在于中國故事的內在結構以及中國故事的講述者們講述中國經濟故事的方式。首先，按照通行的說法，關于中國故事的研究由關于政治、經濟和文化模式的研究組成。盡管關于政治和文化模式的研究不乏爭議，但是即使持批評意見的評論家也難以否認這些研究具有較高的學術水準。然而，與這些研究相比較，關于中國經濟模式的研究仍然處于初級階段。由于持續的經濟發展是中國故事受到關注的根本原因，所以，關于中國經濟模式的研究的滯后在相當程度上限制了中國故事的整體講述水平。其次，在論及中國經濟的時候，中國故事的講述者們主要通過列舉政府的介入和國企的存在等中國經濟之中的現象、并試圖在這些現象和經濟成長之間建立因果關系的方式來完成論述。需要注意的是，盡管這些特征確實存在，但是這樣的講述方式缺乏說服力：一方面，由于任何市場經濟中都存在宏觀調控或政府介入、國企也不是中國經濟的專利，所以這種講述方式并沒有真正觸及中國經濟的本質特征；另一方面，如果羅列事實成為主要的講述方法，那么我們只能認為現階段關于中國經濟模式的研究尚未完成從經濟意識形態向社會科學理論的轉變。
值得特別指出的是，盡管中國故事、特別是中國經濟故事的講述者們的主觀意圖在于宣揚他們所理解的國家利益，但是缺乏社會科學基礎的中國經濟故事的流行可能損害國家利益。在此僅舉一例。近年來，西方學術界關于國家資本主義的研究開始增加。在這里，所謂國家資本主義是與自由資本主義相對應的范疇，中國、俄羅斯等經濟體被視為典型的國家資本主義，是自由資本主義在當代所面臨的主要威脅。在西方國家尚未全面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的背景下，國家資本主義論的政策含義不言自明。但是，或許讓中國經濟故事的現有講述者們感到被動的是，上述西方學者指責中國經濟實際上是國家資本主義的時候，他們所運用的主要論據正是被中國經濟故事的講述者們視為中國經濟的本質特征的政府的介入和國企的存在。很顯然，回擊這種類型的國家資本主義論符合一般意義上的國家利益。但是，由于中國經濟故事的現有講述者們從來沒有在社會科學理論的意義上說清楚中國實踐中的政府介入和國企的存在并不違背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所以，他們很難對于國家資本主義論做出有效的回擊。
中國故事的第二種講法：要點與難點
在上述背景下，如何更好地講述中國故事、特別是中國經濟故事就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那么，中國經濟故事的第二種講法的要點是什么？筆者認為，理解這種要點的思路有二。第一種思路是從中國經濟故事的現有講法之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出發，在解決這些問題的過程中確認第二種講法的要點；第二種思路則是借鑒其他大國崛起時期講述本國經濟故事的方法。
中國經濟故事的現有講法存在兩個相互關聯的問題。第一，這種講法涉及了政府介入、國企的存在等中國經濟的重要現象，但是沒有將其抽象到典型現象（stylized facts）的程度；第二，這些研究完全沒有涉及企業層面的生產活動，缺乏管理學意義上的微觀基礎。如果不能解決上述兩個問題，關于中國經濟故事的講述只能是沒有丹麥王子的哈姆雷特?；谶@樣的認識，在邏輯上，中國經濟故事的第二種講法的要點應該是將生產活動或經典作家所說的生產組織方式置于分析的中心，在關于政經互動的分析之中確認中國經濟成長的政治根源以及這種政治根源的經濟合理性。
如果將分析的視野擴展到中國之外的后進大國在經濟崛起期如何講述本國的經濟故事這一領域，我們將會發現，德國和日本的經驗值得關注。在戰后的經濟發展之中，德日均發展出了不同于美國的經濟制度和組織形態。因此，和今天的中國一樣，戰后的德日各界也面臨著如何講述本國經濟故事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德日兩國的經濟制度和組織形態都具有高度的原創性，但是兩國經濟故事的講述方法的起承轉合各有不同，而這種講法上的差異也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兩國經濟故事的講述效果。
盡管基民盟和社會民主黨兩大政黨的政策傾向存在差異，但是社會市場經濟基本是戰后德國經濟故事的主調。一般而言，所謂社會市場經濟指以政治、經濟領域的自由以及社會領域的安全、公正為基礎的市場經濟，主要特點是國家對于競爭的適度規制以及國家主導的社會保障制度、勞資協商制度以及技能培訓制度等。需要注意的是，社會市場經濟的理念來自弗萊堡學派的秩序自由主義（Ordoliberalism）。這種自由主義既排斥納粹式的統治經濟，也反對徹底的自由放任，寄望于國家對于經濟、社會秩序的維持，社會市場經濟的具體制度基本上是在這種自由主義的影響下出現的。在這樣的背景下，關于德國經濟故事的講述具有自上而下的特點：在講述這個故事的時候，往往從關于理念的講解開始，然后是關于這種理念如何塑造了經濟、社會秩序的介紹，即使在講述勞資協商制度和技能培訓制度等德國經濟的關鍵特征的時候，講述的重點也不是這些特征的經濟學或管理學依據。在這種講述方法之下，德國經濟故事沒有真正的普及。實際上，在1990年代之后，社會市場經濟這一戰后德國經濟故事的主軸被所謂萊茵資本主義或調整型資本主義（coordinated capitalism）所取代。由于德國經濟往往被視為構成萊茵資本主義或調整型資本主義的一種經濟類型，于是德國經濟的特殊性或理論上的重要性也就被相對化了。
不同于德國經濟故事的講述方法，日本經濟故事的講述方法經歷過轉變。在1950年代初期，關于日本經濟故事的分析聚焦于企業層面的生產組織活動。但是，在高度成長初步完成的1970年代初期，在沒有完成關于企業層面的生產組織活動的理論化分析之前，一批官員和學者急于向外界講述日本經濟故事。有趣的是，在這一時期，日本經濟故事的講述方法和中國經濟故事的現有講法類似，政府的作用被置于最為重要的地位。但是，在美國各界看來，這樣的講述方式顯然意味著日本政府違背了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于是，抨擊日本政府的過度介入就成為當時美國各界在日美經濟交涉中的主要著力點。在意識到將直接將政府的作用置于日本經濟故事的核心不但無法反映日本經濟的本質特征而且違背國家利益之后，日本學術界調整了故事的講述方法，將企業的生產活動、特別是與企業的生產活動相關的組織形態重新作為分析的焦點，并在關于政府如何影響企業組織形態演進的意義上對于政府的作用進行評價。在完成講述方式的上述轉變之后，日本學術界不但形成了為國際學術界所充分肯定的比較制度分析（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學派，對于日本型市場經濟的經濟合理性進行了符合社會科學理論的闡釋，而且有效地規避了諸如“日本股份公司論”（Japan Inc.）之類的指責。在今天，盡管日本經濟的競爭力下降，但是日本企業的部分組織形態及其經濟學和管理學依據已經成為相關領域教科書的標準內容。
如果說德國經濟故事的講述方式主要是理念先行、自上而下的話，那么日本經濟故事的講述方式在整體上則是事實先行、自下而上的。從傳播效果和對于社會科學的貢獻兩方面來說，后一種講述方式顯然更有效率。
至此，我們發現，微觀層面的生產組織方式顯然應該是中國經濟故事的第二種講法的出發點。由于中國經濟故事的現有講述者們主要是政治經濟學家，而生產組織方式是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范疇、從政經互動的角度來理解政治體系對于經濟體系的影響也是政治經濟學在這一領域的主流研究方法，所以為什么這些講述者沒有開發出中國經濟故事的第二種講法著實是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
筆者認為，這些講述者們既不可能沒有注意到中國經濟故事的現有講法的問題，也不可能沒有意識到中國經濟故事的第二種講法的要點。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阻礙了這些講述者講好中國經濟故事？實際上，這一問題涉及了中國經濟故事的第二種講法的難點。這里所說的難點有三。
第一個難點是對于企業的生產活動進行理論上的把握要求研究者必須熟悉企業理論、對于企業有深入的觀察。盡管生產組織方式是政治經濟學的重要范疇，但是中國的政治經濟學界關于生產方式和生產組織方式之間的關系存在著長期而復雜的爭論，而這種爭論的影響之一是中國的政治經濟學家在這個問題上將主要精力投入到抽象的理論爭論之中，無暇關注企業理論的發展、沒有真正重視企業層面的生產活動究竟是怎樣組織起來的。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政治經濟學界的一位元老直白地指出，中國的政治經濟學界關于生產組織方式的研究幾近空白。在這樣的背景下，由于缺乏研究積累，即使政治經濟學家們意識到企業層面的生產活動的重要性，也難以在這一層面展開分析。第二個難點是在政企互動的過程中理解政府的作用意味著研究者必須熟悉國家理論。眾所周知，盡管國家理論在經典作家的寫作計劃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但是經典作家沒有充分的時間構筑這一理論。因此，在中國的政治經濟學家難以有效地從經典作家那里獲得理論支撐而且普遍不熟悉現代國家理論的背景下，他們關于政府介入的分析只能是描述性的。第三個難點是中國經濟故事既包括1978年至今的改革時期也包括1978年之前的計劃經濟時期，將兩個似乎具有不同主導邏輯的歷史時期有效地連接起來需要研究者具備透視具體現象的歷史直覺。遺憾的是，中國經濟故事的主流講述者們并沒有展現這種歷史直覺。
中國故事的第二種講法：一個范例
上文提及的難點可以解釋為什么中國經濟故事的第二種講法沒有大規模出現，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不存在局部突破。在筆者的閱讀范圍內，路風在上世紀80年代末至本世紀初期的一組研究潛在地展示了第二種講法的可能性，而他的新著《光變：一個企業及其工業史》的出版則意味著第二種講法正式登場。
2009年，正當具有宏大視角的中國經濟故事的第一種講法廣泛流行的時候，路風轉入企業史研究。在接下來的六年半中，寫作這本長達61萬字的大書成為他的主要工作。
今天的京東方已經是全球半導體顯示工業的主流企業，而2009年的京東方則處于爭議之中：中國第一條高世代液晶生產線剛剛上馬，前途未卜。在這樣的背景下，路風為什么投入一個當時并不熱門的企業的企業史研究？理解這一問題的關鍵在于本書的三重結構之間的遞進關系。
本書的第一重結構是京東方的發展歷程。京東方的前身是1956年開工建設的北京電子管廠（774廠）。在近三十年的時間里，北京電子管廠一直是中國電子工業的第一重鎮。改革開放初期，該廠的部分資產并入北京· 松下彩色顯像管公司，主體部分則轉變為北京東方電子集團。2001年，隨著在A股上市，企業名稱變更為京東方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盡管重點在于京東方時期，但是路風對于北京電子管廠時期、北京東方電子集團時期也給予了充分的關注。我們將看到，這種安排是富于深意的。本書的第二重結構是計劃經濟時代的電子工業史和21世紀以來的中國半導體顯示工業史。在艱難時期出現的北京電子管廠不但在自行建立供應鏈的過程中為中國電子工業創造了大量通用配件，而且成為了這一工業的人員和技術輸出基地。類似地，京東方在液晶領域的擴張不但改變了半導體顯示工業的市場結構，而且帶動了本土上游工業的發展。正是在上述意義上，京東方及其前身的企業史在相當程度上和21世紀以來的中國半導體顯示工業史和計劃經濟時代的電子工業史重合。本書的副標題被確定為“一個企業及其工業史”的原因即在于此。本書的第三重結構是新中國工業史。京東方及其前身的企業史之所以具有新中國工業史的意義，是因為它的歷史幾乎和新中國的歷史一樣長，反映了新中國工業史的所有重大主題。
將上述三重結構連接起來的是中國工業精神，即“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正是在這種精神的支撐之下，北京電子管廠推動了中國電子工業的發展、京東方在2008年之后完成了中國工業史上最大資金規模的擴張并開創了中國的半導體顯示工業；同樣是在這種精神的支撐之下，中國工業才在經歷曲折之后持續發展。
作為企業史專著，本書具有可讀性。但是， 這絕不意味著本書沒有學術含量。實際上，本書建立在作者關于國企改革問題的長期研究之上。
關于路風在國企改革領域的學術貢獻，需要專文另述。在這里，可以通過和學界主流的比較來總結他的研究特點。關于國企改革，盡管存在激烈的爭論，但是正反雙方的研究讓人意外地具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雙方都采取簡單的制度決定論。否定國企的研究將私有化作為改革的不二法門，似乎私有化之后困擾國企的所有問題都將煙消云散；肯定國企的研究則堅定地相信國企的制度優越性，似乎對于這種優越性的口頭確認就可以讓國企引領中國經濟的發展。這樣兩種過于簡單的制度決定論實際上源自同一種思維方式。如果將國企的競爭力理解為水流，那么兩類研究都將關注的焦點集中到閘門上。這些研究實際上認為，只要打開閘門，競爭力就將滾滾而來，兩者的區別僅在于國企的批評者將私有化視為閘門，而在國企的擁護者那里，閘門則是高度抽象的優越性。這樣的思維方式在神化所有制的同時，屏蔽了所有制之外的其他因素的影響。但是，正如路風指出的那樣，企業的競爭力是所有制、管理者的抱負水平、戰略選擇、組織形態、現場管理和外部條件共同作用的結果，所有制不是唯一的決定變量。
路風的國企改革理論的實質是從廣義的生產過程來把握企業競爭力的形成機制并從企業競爭力的形成機制入手討論國企的改革方向。這一視角使得他的研究與不關注生產過程的新古典經濟學家和政治經濟學家的研究區別開來。從生產過程這一極其本質的視角出發，熟稔企業理論和現代國家理論、自1990年代初期即開始進行國企調研的路風自如地構筑了具有原創性的國企改革理論。
盡管路風的國企改革理論在學術界受到廣泛關注，但是這一理論似乎沒有被充分地轉化為政策實踐。然而，往往被忽視的是，這一理論在2005年前后圍繞自主創新所展開的論戰中成為了自主創新派的理論基礎。在解決為什么中國企業必須進行自主創新等重大問題的過程中，企業的戰略選擇和組織形態等結構性要素和企業自主地進行創新的能力之間的關系被清晰地展示出來。
對于路風的國企改革理論而言，本書具有兩層意義。首先，長時段的企業史研究為檢驗作者的國企改革理論提供了具體的素材。其次，如果說作者在本書出版之前提出的國企改革理論主要強調結構性因素的話，那么本書則為這種理論增添了關鍵的理念變量，即上文提及的中國工業精神。在本書中，作者詳細地記述了中國工業精神如何激發并塑造了京東方的戰略選擇和組織形態等結構性因素以及這樣的結構性因素所提升的企業績效如何強化了中國工業精神。在這樣的過程中，路風的國企改革理論發展為由結構性因素和理念變量共同組成的新體系，在這樣的理論體系的支撐之下，中國經濟故事的第二種講法開始出現。
結語
著名發展經濟學家艾利斯· 阿姆斯登曾經這樣描述后進國家的工業化進程：
真正的全景開始于企業如何形成，產業如何擴張，即生產活動??
當分析的焦點是交易或價格決定，那么工業化是一個走向完美市場的過程；當分析的焦點是關于生產能力的投資，那么后進國家的工業化是一個企業構筑特殊能力，獲得以技術為基礎的壟斷地位的過程。在這樣的過程中，政府的作用在于和企業一起社會化地構筑技術能力。
在京東方的企業史之中，我們看到了阿姆斯登描述的后進國家工業史的全景。在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經濟故事的第二種講法取得了初步的成功。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中國經濟故事的第二種講法已經完全確立。
首先，在一些國企長期虧損的背景下，我們有必要確認具有國企傳統的京東方在半導體顯示工業取得的成功是否是孤例？如果這種成功不是孤例，那么具有國企傳統的企業在不同產業取得的成就是否并不相同？如果這些成就并不相同，那么如何在理論上解釋這種產業間的差異？換言之，不同產業的技術特征的差異是否應該在國企改革理論中占有更為重要的位置？
其次，如果說在日韓等東亞經濟體的發展過程中生產能力和技術能力之間形成了“邊干邊學（learning by doing）”效應的話，那么在中國的經濟發展中生產能力和技術能力之間的相關性則大大弱化。換言之，在整體上，中國企業的技術能力的提高明顯慢于生產規模的擴張。那么，如何有效地解釋中國經濟的這種弱點？
第三，在討論中國工業發展的過程中，路風為如何評價政府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中國經濟故事的主流講述者們沒有解決的關鍵問題——提供了新的思路。關于“地方政府的產業創造功能”以及政府在半導體顯示工業中如何推動“產業邏輯”壓倒“財務邏輯”的討論即體現了這種思路。但是，這種討論是間接而簡潔的。因此，如何從企業的生產過程出發來理解中國政府的作用這一關鍵問題尚未得到全面的解決。
第四，通過中國工業精神將兩個不同歷史時期的經濟發展連接起來是一個具有創意的思路。但是，中國本土企業既包括國企，也包括民營企業。中國工業精神可以解釋民營企業的崛起么？如果不能，那么民營企業崛起的精神或文化背景是什么？在關于這一問題的討論之中，部分學者有將民營企業的崛起歸因于儒教傳統的傾向。但是，到目前為止，筆者尚未發現清晰地論述了儒教精神和民營企業發展之間的關系的實證研究。
從日本經濟故事的出現到比較制度分析學派的形成，日本學術界耗費了大約30年的時間。在這樣的過程中，青木昌彥等關鍵學者的突破性貢獻不容忽視。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這樣的突破建立在勞資關系、勞動過程、現場管理、企業治理機制、企業戰略、企業史、管理哲學、企業間關系、銀企關系、政企關系、比較政治經濟學等多個基礎性領域的大量原創性研究的基礎之上。在這個意義上來說，解決上文提及的問題、講好中國故事、特別是中國經濟故事的前提是以生產組織方式為中心，做好相關基礎性領域的研究。
??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