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后，隨著人口自由流動管制的放松，城市建設和生產需要更多的勞動力，農民工進城打工成為中國經濟發展、基礎設施建設、出口貿易中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隨之而來的城市化進程，一方面基于很多原來的地級市、縣城在經濟發展的大趨勢中，其規模、體量逐漸擴大，許多不足十萬人的行政區劃，漸漸發展成了數十萬人集聚的重要二線城市；另一方面，政府也漸漸意識到，人口集聚所帶來的需求增長，會極大地刺激地方經濟發展，帶來更多的資源和資本的自然積累，成為經濟新增長的重要引擎。中國過五百萬、千萬人口的大城市的迅速涌現，也引起了很多關于大城市發展戰略理論、小城鎮發展戰略學說、城鄉統籌、農業人口的再就業和城市化等諸多層面的討論。
理論爭鳴的盛況使得政策紛出，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中國的經濟發展和城鎮建設，實踐中的問題又反過來直接刺激理論升級，理論與實踐的互動成為城鎮化發展的重要一環。多年來的各界爭鳴內含兩條主要的理論線索，第一，城鄉統籌思維的確立，第二，城鎮化內涵的不斷擴充。
早在1980年代，由于城市中居民對于農副產品的需求上升，農民進城買賣農副產品、進行小規模商業買賣的情形漸多，中央鑒于實際情況，準備逐步開放城鄉間勞動力流動的大門。首先由國務院農委主任杜潤生提出準許農民自帶口糧，進入城市，從事商品買賣和務工。而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則發表一系列文章討論“小城鎮，大問題”，鼓勵小城鎮的人口集聚和經濟發展，并在當時的客觀條件下，提出了“進廠不進城”、“離土不離鄉”、“以鄉鎮企業為中心發展區域經濟”的指導思想。
與國內政府和學界積極吁求城鄉人口流動不同，同時在海外，Richard Kirkby于1985年出版《中國的城市化：1949~2000年的發展中經濟下的城市與國家》（Urbanization in China: Town and Country in a Developing Economy 1949-2000AD），書中指出中國在1949年以后，由于過度重視重工業，輕視城市基礎設施發展，導致城市化與工業化程度嚴重不匹配，城市化的滯后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經濟的發展。這一論斷預示著中國城市所面臨的兩難困境，一方面大力汲取人力資源，促進城市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城市建設相對落后，沒有足夠的空間和能力去容納巨大的勞動力人口。此后，2010年林毅夫與陳斌開的合作論文，也基本支持了Kirkby的這一判斷。沿此歷史觀察，可見完備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為外來勞動人口創造生活、工作空間，從中國改革開放一開始，就是城鎮化的重要課題。
在世紀之交的這個轉捩點上，中國經濟在加入WTO的大前提下，城市對勞動力的渴求上升，對城市用工也逐漸規范。中國大部分地區呈現出一種農業人口往區域核心城市移動的流動趨勢。1998年，南京大學教授鄭弘毅撰文強調，在中國城鄉分隔嚴重的情況下，城市化問題不能就城市談城市，而應該具備“城市–區域”的視角，城鄉統籌的核心概念，第一次作為一個成熟的表述，在學界成為討論中國城鎮化問題的基本范式之一。而2000年，伊利諾伊衛斯理大學教授Michael C. Seeborg發表文章指出，中國農村政策的轉變、合同工制度的成熟以及民營企業的遷移，將會為中國的城市化進程鋪平道路。
隨著城鄉統籌理論范式的確立，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城鎮化理論的內涵與細節層面的問題。如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教授，在2002年和2010年三次撰文，提出合理的城鎮化進程應該加大對西部和貧困地區的人力資本投入力度，深化戶籍改革政策，從而消解掉城鎮化過程中可能加劇的地區不平等。同時，蔡昉還指出，農業已經不是農村勞動力人口的蓄水池，人口紅利正在逐步下降；取而代之的是，農民的（深度）市民化能否完成，成為中國未來經濟發展更為重要的因素。與土地的城市化比起來，人口的城市化也許更為重要。其實早在1962年，美國學者Kent P. Schwirian和John W. Prehn就提出了兩種城市化的概念，即以城市中心的理念和實踐向周圍地區輻射的過程，強調人口密度和經濟功能（城市化I）和以鄉村生活進化為城市生活的轉變，農村人口的價值觀、思維、態度、行為方式的變遷，強調社會心理層面（城市化II）。在2002年之后，中國的經濟學界和社會學界，開始把目光從單純的城市化I，漸漸拓展到了城市化II的范疇中。城鎮化的內涵獲得進一步擴充，觀察城鄉二元結構的視角增加了社會心理一維。
理論的深入表現為范式的突破。2006年，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教授John Friedmann發表《中國城市化研究的四個論點》（Four These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Urbanization），文中表示，中國的城市化問題已經不能再簡單地從城鄉二元等結構出發，城鄉統籌的現時視角過于狹隘，而要考慮到其在一個多維度社會–空間中的歷史淵源和發展趨向，需要從歷史、經濟、社會、文化等七個方面進行綜合性反思。
于此相類似的，還有一些學者也適度地反思城鄉統籌范式，集中關注城鎮化大潮中農村留守人口的生計和人力資本問題。黃宗智在他2007年的論文中，重新強調城市化過程中農業的重要性，其認為在大規模非農就業、人口自然增長緩慢和農業生產結構轉型的三大變革環境下，政府應該加大對農業的扶持力度，徹底解決農業新的隱性失業的問題。這一研究表明，三農視角在以前的城鄉統籌理論范式中是缺失的。
而在最新的一輪關于城市化的討論中，關于我國應該大力發展大中型城市，還是要將發展中小型城市作為工作重點的爭論，無疑最為引人注目。但是，這一爭論實質其實依然是老問題——城市化需要人力資源，但城市容納不下過多人口。經濟學家樊綱、王小魯，以及布朗大學教授J. V. Henderson都認為中國的大城市仍舊不夠大，城市集聚還非常有限，其提升空間對于拉動經濟的作用不容小視。而溫鐵軍則持反對意見，認為發展中小城鎮才更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大量的城市移民容易造成新的貧民窟、高失業和高犯罪，而發展大城市需要更多的基礎設施投入，現有的條件還無法達成。但溫鐵軍的觀點同樣遭到了很多社會學家的反駁，其理由主要有，小城鎮信息閉塞、亂占地現象嚴重、重復建設觸目驚心、集聚能力有限、綜合經濟效益較差。
中國的城鎮化進程依然任重道遠，中國經濟發展和城市建設的蓬勃趨勢已經形成巨大的漩渦力，席卷了中國的大部分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如果以前說城鎮化還僅僅是個經濟問題，那么現在它幾乎是所有問題。越來越多的農業人口開始切身地感受到改革開放對他們的福利、醫療和生活環境帶來的改善，向往城鎮的憧憬已經變成如何建設城鎮的實踐；城鎮化的理論與實踐將變得越來越開放，萬眾矚目的城鎮化將迎來萬眾協力的城鎮化。? （文/阿蘇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