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國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腐運動，它與過去所強調的吏治問題，構成了中國政治精英血液持續更新的重要使命。它同時也蘊含了一個更為重大的政治議題，即如何尋找中國未來的新型官僚精英。其重要性與緊迫性，堪比華盛頓一代之于美國、明治維新一代之于日本、樸正熙一代之于韓國、蔣經國一代之于臺灣地區、李光耀一代之于新加坡的意義。在中國走到新的歷史十字路口之際，必須看到，吏治問題，已不再只是簡單的反腐，而是更為核心的全局性政治問題。
在毛澤東時期，各級官僚精英多出身于革命年代，盡管強調“又紅又專”，但實際上主要強調“紅”，以“革命”作為中國社會動員與國家治理的主要手段。而在進入鄧小平時代之后，首要任務轉向經濟建設和發展生產力，從而強調“干部四化”（即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和專業化），由此完成了中國政治體系新老干部的更替，其主要訴求也指向了地方干部發展經濟的能力，由此也決定了此后的官員選拔主要考察各級干部進行經濟開發的能力，干部遴選、錄用和管理制度的改革都圍繞于這一目標進行。學界恰當地把鄧小平時代以降的這一發展趨勢概況為“技術官僚治國”時代。從1980年代開始，每一波行政體制改革以及相應的吏治改革，主要都只是圍繞這一目標框架進行相應的技術性調整。
可以看到，從毛澤東時代的“又紅又專”到鄧小平時代的“經濟技術官僚”，都呼應于當時中國社會相對靜態與穩定的內外環境，適應于當時中國特殊的社會結構和外部地緣環境。由于執政目標相對明確和清晰，因此只要選拔出一批有能力、有野心、有抱負的能臣干吏，就可以確保執政目標的實現。但是，自新世紀以來，吏治問題不斷呈現新的發展態勢，傳統的政績體制弊端還未解決，新的治理挑戰又已經大量出現。最大的變化因素，在于中國社會急劇而深刻的演變，這對各級官員提出了各類新型的治理挑戰：它包括公共政策的分析疏導能力與利益時代的政治調和技巧；包括價值與社會多元化時代，如何容納與磨合各種歧義觀念的內在沖突；包括如何處理風險時代的各類突發性危機事件，提供社會團結的核心價值體系。中國所面臨的不再是簡單的社會控制與經濟發展，而是過去治理經驗中尚未應付過的大量復雜問題。中國一方面已深度卷入到世界體系之中，另一方面中國自身內部也在經歷深刻歷史變遷。傳統時代的能臣干吏已無法有效應對，新時代呼喚一個新的官僚精英群體。
在中國既有的政體結構之內，如何持續遴選具有政治擔當、政治倫理與治理才干的能人精英，不斷對抗官僚體系內在的保守化、利益化與庸常化傾向，要比其他西方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面臨的挑戰更大。這也正是官方表述中一再強調的如何保持先進性問題。簡單舶來的選舉技術、傳統社會的士人政治、晚清民國的草莽混戰、毛澤東時代的革命運動、鄧小平時代的經濟實干，都難以直接用來“召喚”新時代背景下的新官僚精英。中國吏治今天所面臨的棘手挑戰，正是如何基于一個愈趨于日常化、瑣碎化和利益化的官僚體系，應對一系列愈趨于復雜化、系統化和全球化的治理挑戰。尋找一個新的官僚精英群體，需要召喚一個清晰明朗的政治理想，為民族和國家提供未來的政治行動方案。這個新型官僚精英群體的整體氣質，也將決定中國未來的政治氣象。
《文化縱橫》編輯部
2015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