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曉明
知識產權是今天的一個流行詞。它的英文叫 Intellectual Property，說得很清楚，知識和房子、股票一樣，是一種property，資產。只有變為資產，才能形成產權，現在之所以大講知識產權，就是因為在中國，知識正在被大規模地資產化，propertization（這是我杜撰的詞）。這個潮流的最新一波，是“創意產業”熱。不到十年，光大學里新開的文化產業系，就有五六十個。它甚至已經大規模地發展出自己物質性的空間形式，譬如上海，外墻顏色一律鮮亮、內部結構也大同小異的“創意園區”，就如雨后春筍，到處冒尖，令人不由得想到當年的開發區熱。
怎么看待這件事？
目前的主流看法，大概是這樣的：一，這是世界潮流，我們要跟上；二，如今是市場經濟時代，知識當然應該資產化；三，如果不搞這個，不保護知識產權，誰還辛辛苦苦搞研發啊？
這些看法都有道理。但是，容我說得粗暴一點，這些都是小道理。今日中國，大至社會，小到個人，主流目標都是“財富最大化”，盡管有時候嘴上不這么說。過去的，別處的，天上的、無形的、太抽象的、甚至并不很遠的將來的……一切不能迅速兌換成眼前利益的事物，一概都不關心，時間一長，也就都不知道了。所有的思考，都圍繞現實的利害打轉轉，別的，都以為是唱高調。報紙上越是空話套話連篇，一般人就越討厭大道理，越理直氣壯地沉溺于那些現實利害的小道理。今日中國，就這么成了一個只講小道理的時代。
但實際上，小道理是被大道理管著的。今天中國人講的那堆小道理背后，分明就坐著幾個大道理，比如“人是逐利的動物”，比如“市場經濟是康莊大道”……人類今天還沒有大同，占了便宜的和吃了虧的，壓迫人的和被壓迫的，各有各的大道理，你不弄清自己的大道理，就會被別人的大道理牽著鼻子走。所以，越是被忽悠得只講小道理的時代，其實越需要講大道理。
對知識資產化這件事，我就覺得至少有這么兩層大道理，不可不講。
第一，人類的知識是否可以——或者應當——被資產化？一種理論、一項發明、一套數據，或者對上述這些的一次表述……是否能夠像洗衣機、貨幣一樣被資產化而不造成權利認定上的混亂？不同類型的知識的產生過程，是否會使這一問題變得很難一概而論？一篇學術論文，常有幾十條注釋，標明作者從別人那兒受到多少啟發、引用了多少數據、觀點，如果真要嚴格地資產化，他下筆之前，就必須先──取得引用的授權書，這不是荒唐嗎？
如果知識被充分資產化了，如果沒有別的東西來限制這個資產化，人類的知識生活會變得怎樣呢？會不會就像畜牧業一樣，完全受投入－產出邏輯的支配？人的學習、思維、想象和創造能力，會不會就像飼料、卡車和建造豬圈的磚木那樣，可以買來賣去、按需制造？現在許多政府基金對學術研究的資助，已經越來越像是在技術市場上招標。前些天，一個被圖書商包裝成文學天才的14歲的中學生，更在其博客上宣稱：教師應該被稱為學生服務員，因為學生進學校，和逛超市是一樣的……你覺得他荒謬嗎？可是，他的邏輯，不就是從知識資產化那里延伸過來的么？
第二層大道理，在中國這樣被動現代化的國家里，特別要講：在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西化”、“現代化”和“全球化”的過程中，“知識”的定義是怎么不斷被修改的？是怎樣的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條件，制約了這種修改？到最后，社會對知識的需求，怎么會變成了對“知識市場”的需求？
17世紀，西方的傳教士就到中國來翻譯、印刷和散發圣經了，誰見過他們講版權？一直到今天，歐美發達國家向中國推銷各種制度、規則和價值觀念，要求中國與它們“接軌”，卻從來沒有為這些申請專利、標出價格、索要“接軌費”。一百多年來，一代一代的中國知識分子以“普羅米修斯”自居，“盜取”西洋現代文明之火，有人說過他們“侵權”嗎？當中國人丟掉毛筆，改用鋼筆、打字機、電腦……的時候，那些鋼筆公司、電腦公司為什么不把“用鋼筆寫字”、“用電腦寫字”定義為“創意知識”而提醒“愛好者”—— 就像后來比爾·蓋茨稱呼的那樣：這是盜竊啊！可是，說得粗糙一點，不就是因為我們走上“西化”的道路，離開電腦就不會寫字了，一套 Windows XP 的正版軟件才能賣那么貴嗎？
這里不討論中國應不應該西化之類的問題，西方的好東西當然要——如魯迅所言——“拿來”。何況嚴格地說，自由、民主、快捷、清潔……的理想，也并非專屬于西方。我只是想指出，什么被看成是知識，什么不是知識，什么知識值大錢、急急忙忙要資產化，什么知識不值錢、扔得滿地都無人管，在知識的市場上，什么人壟斷貨源、倉庫里堆滿了貨，什么人兩手空空、不得不高價向別人買……這些都主要不是因為知識本身的優劣，而是因為生活方式、社會制度和價值觀念的變遷。一百五十年來，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西化”……深刻地改變了中國人的生活狀態，也改變了中國人對“知識”的主流定義和需求。正是這些改變，使我們今天一講知識產權，就好像自覺理虧。
因此，知識產權絕對不只是一個法律問題，也不只是一個文化問題。它更是一個政治問題：人類社會應該是平等共有的，還是贏家通吃的？知識生活應該是自由、民主和多樣的，還是市場化的、被資本和利潤的單一指標支配的？它也是一個歷史問題：資本主義推動的“現代化”和“全球化”，已經將地球各處人類創造的豐富多樣的知識，強制性地區分、篩選，發展一部分，消滅其余的大部分。對這一段歷史，我們怎么看？對這段歷史在人類知識生活上的后果：少數發達國家壟斷知識樣板，其余大部分國家只能依樣復制，我們又該如何對待？更重要的是，當這樣的歷史也在中國社會內部重演的時候，我們怎么辦？
知識資產化是個天大的事情。它對中國社會的現狀和將來，都可以說是生死攸關。也許我們不能完全拒絕知識的資產化，我們也可能確實需要保護知識產權。但同時，我們一定要明白，對健全的知識生活來說，資產化是毒性極大的做法，當限制對知識產權的侵占的同時，也要限制對知識產權的保護。人類有許多遠遠高于現實利害的目標，不能為一點眼前的小得失，就忘了大道理。
（作者單位：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