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自強
意識形態與文明史觀
我們敘述“文明史”，不能搞成東拼西湊的東西，缺乏自己的理解，一下子說是“軸心文明”，一下子說與“野蠻”相對，一下子說與“教養”有關。我們也不能說儒學提供不了世界文明史觀，自由主義提供不了世界文明史觀，馬克思主義提供不了世界文明史觀。任何一種意識形態、學說或主義，只要是整體性或總體性的敘事，就可以提供相對完整的文明史觀。史觀的有效性從來不決定于它自身的整體性或總體性，而決定于它是否與某個常態社會相一致。如果某社會長期處于某種常態，而某史觀與這常態相一致，某史觀的有效性就比較充足。假如某社會一時的常態是不斷轉型，那么誰都提供不了持續有效的史觀，至少在當時是如此。
在理論上，儒學、馬克思主義和自由主義等，都不存在提供不了世界文明史敘事的情況。從馬克思主義看現當代文明史，它就是資本主義文明。馬克思主義其實就是資本主義文明時代的哲學：它極力謳歌和深刻揭示資本主義文明發生的進步性，它有力揭示資本主義文明的滅亡必然性，探索資本主義文明的替代之道。如果要從文明史角度把握馬克思主義，至少應抓住“社會化大生產”這個概念，它的史觀是以生產關系為主體把所有環節貫穿起來的，要做的工作就是將經濟社會史觀轉變成文明史觀。
從儒家角度講，儒家敘述歷史，主要是敘述典籍、制度、器物、風俗、地理等；在這其中，儒家更看重人物傳紀，這是它的鮮明特點之一。這在文明史觀中可以看作是對文明創造主體的重視。《二十四史》和《十通》等，綜合起來就是一個見“人”、見“器物”、見“人事”、見“制度”、見“典籍”的文明史敘事系統。
從自由主義角度講，既可以把它作為狀態的自由的增長和形式變遷視為文明史敘事主線，也可以把它作為觀念的自由的發生、斗爭、豐富等視為文明史敘事主線，還可以把它作為制度的自由的發生、積累、斗爭、變遷等視為文明史敘事主線。
它們都可以通過適當建構而獲得總體性敘事能力。
文明戰略與文明變遷
因而，問題不是“文明史”能不能寫的問題，而是如果要開展“文明史敘事”，就得先有文明戰略。也就是說，我們不只是在敘述已經過去的一串事物，而是以某種特殊方式給未來制定某種文明戰略。如果缺乏這種意識就展開文明史敘事，就會缺失適宜的選材標準和敘事邏輯，就會失去基本的成長性和生成性。如果只是想解釋中國為什么崛起，就會陷到很多紛爭中去，窮于應付，不得不把各種文明概念東拼西湊進來，其結果要么是主次不分，一團亂麻，要么是看似主線鮮明，而其實關鍵的東西一個也沒抓住。
文明戰略不同，文明史敘事必定大不同。假設未來的戰略重點是人際關系良好（比如“人倫敦美”），就不會把文明史敘事的重點放在所謂物質文明上，而可能會以敘述社會關系的變遷為主線，物質的發展只是為其創造條件。假設未來的戰略重點是物質豐裕及分配公正，文明史敘事主線就可能是物質發展，而社會關系可能只是物質發展所需的社會資本。這就是文明戰略不同帶來的敘事差異。
但是大的文明戰略架構會遭遇到根本困境，即轉型時代國家或世界文明戰略問題的悖論。一個悖論是反思和重建文化（文明）所產生的悖論：我們總是憑借文化（文明）去反思世界，而當文化（文明）本身成為反思和建構對象時就無從憑借；另一個悖論是反思國家和世界時所產生的悖論：國家主權是政治最高物，世界是邊界至大無外，對它們的反思，我們無法憑借更高更廣的東西。一百多年來中國文明演變種種困境很多就源自這兩個悖論。在文明史敘事中，文明變遷及變遷之道是關鍵，是主線；文明及文明之道，則在文明變遷之中。
文明史敘事中的文明變遷是指什么？主要是指文明進程中難以解釋的關鍵變化，比如社會主義不在資本主義核心地區爆發而在邊遠地區爆發。沒有把握住文明變遷的基本邏輯，文明史敘事便無法或很難處理這些問題。關于此問題，筆者提供一個粗陋的思路供參考。這個思路也是西方文明變遷的一個特點。即從西方古代看過來，文明都是從邊緣突破。希臘是埃及文明的邊緣地帶，羅馬是希臘文明的邊緣地帶，英國是羅馬文明的邊緣地帶，美國是歐洲文明的邊緣地帶。這便呈現為文明中心不斷向邊緣地帶轉移的軌跡，也是文明中心不斷被拋棄被廢棄的過程。在孔子那里，即“禮失求之于野”。
在中國文明史敘事中，如何敘述晚清以來的革命史，其實質和核心也是如何用文明變遷之道處理革命史敘事。在清以前，中國文明有幾次大的危機，每次都有后來的重建、更化和擴展。如果那幾次的變遷邏輯沒把握住，或者它們的邏輯和晚清以來革命式變革的邏輯不相通，中國文明史敘事就沒法講清楚晚清以來的革命史，也沒法講清這段革命史的文明史意義。在文明史敘事中，革命只是一種文明過程，可稱之為一種文明大調整。換言之，如果中國文明史敘事難以處理晚清以來的革命史，那肯定是前幾次文明變遷的敘事出了問題。這首先牽涉到對魏晉南北朝、宋遼金等文明大調整時期的處理。我們不能回避對以往文明調整期的梳理。同一個連續性文明體在不同時期的大調整必有相當的相關性。這種相關性是文明史敘事之統一性的主要構成之一。
中華文明的變遷之道，在筆者看來就是文明擴大再生產機制。過去的大變遷是一個擴大再生產，現在也是一個擴大再生產。擴大既表現在外在邊疆的拓展中，也表現在內在邊疆的拓深中。內在邊疆的拓深不必然導致外在邊疆的拓展，但外在邊疆拓展的成功幾乎每次仰賴內在邊疆的拓深。因而，蔣介石之錯不在其“攘外必先安內”的一般政策，而在其如何“安內”的具體政策——也即根本政策——上出現重大偏差，比如蔣介石的民國政府根本無法有效展開土地制度改革，而這才是根本的“安內”政策。先秦秦國遠交近攻戰略成功的要訣之一，就是對內實現權力集中于中央，從而形成真正有效的央地關系。
假如分成大階段，從東周到秦是一次大調整，從魏晉南北朝到唐是一次大調整。宋元是一次大調整。民國是一次大調整。這些都是很大的文明調整。在這里，筆者對幾次文明大調整嘗試做簡單梳理，第一次文明大調整，秦制的產生，最主要解決央地關系，形成中央集權體制；第二次文明大調整，魏晉南北朝到唐，形成央地整體性政治體制，特別是科舉制，它在當時條件下對中央集權與地方社會具有超強性的整合功能；然后宋元明清帶來的是異族和漢共治的文明挑戰或文明傳統，這也算是全球化來臨前的一次小練兵。
文明史觀與文明主體性
從文明史角度看，春秋戰國和魏晉南北朝這樣的歷史階段用“亂世”一類詞匯描述，有點文不對題；也許叫“文明的調整”更合適。“亂世”這個詞是政治史和生活史的視角，是消極性詞語，容易讓人忽視混亂或動亂下新興的東西、未來的東西。
從文明再造主體看，這是“文明的調整”。文明再造主體意識，是積極的態度、創造的態度、機會的態度、自新的態度。從文明史角度看，近一百多年的中國史也是一次文明大調整。從文明大調整看，這一百多年中國人經歷的不只是危機，而更是機會，是文明擴大再造的機會。
這關系到“文明史”的教育給大學生只是提供文明的知識，還是同時也塑造文明再造的主體。這關系到對文明的理解。
本文無意對文明做內涵的揭示或精確定義，而只提供一種外延描述或類型描述，以供不同文明史觀參考。簡略地看，文明是一種活動，一種創造。它是內在于行動和實踐的；離開行動和實踐的史觀都是虛幻的。我們思考文明史觀，就要考慮到文明是一種活動。活動就要有活動的主體，我們要尋找每一個時期創造文明的主體是哪一部分人，是哪些力量。這跟毛澤東尋找革命力量的原理是一樣的。
真正的思想從來是考慮到思想現實化所需要的實踐主體。馬克思發現無產階級和共產黨人是這個道理，毛澤東發現農民的革命性、自由民主政治發現公民教育、孔孟發現王與君子，等等，都是這個道理。在儒家這里，對實踐主體的重視是內圣思想。內圣與外王有理論的一致性，但更重要的是實踐的統一性。孟子不僅從內圣角度規定王與君子的內涵，而且從主要表現為“治人”與“治于人”之區分的社會分工角度論述王與君子的意義。馬克思論述共產黨人，同樣既有內圣的維度，也有主要表現為階級分析的社會分工的維度。內圣與社會分工的統一是思想現實化得以可能的固有含義。同時這些實踐主體都是向著先進性塑造出來的。這種塑造容易被視為“洗腦”，而其實這種“洗腦”在其自身系統中從來是正當的和崇高的，也即一般被描述為“修養”或“修身”等。任何正當的和崇高的“塑造”，只要不是從其自身系統看，都會被視為“洗腦”。因此關于“洗腦”的任何直接的指責和批評都是沒有面對真問題的行為。
這直接牽涉到如何引導學生。只有找到每個時期的文明再造主體，學生才能參照擺正在自己時代的位置，確立自己的角色。如果我們只見“文明”不見“人”，學生就無法通過文明史學習幫助自己擺正位置。
在文明史敘事中，沒有“危機”意識，只有“機會”意識；沒有“亂世”概念，只有“調整”概念；沒有“斷裂”意識，只有“再造”意識。對于文明再造主體來說，“危機”是最大的“機會”；“亂世”只是表明文明需要“調整”；“斷裂”只是呼吁“再造”，通過“再造”創造連續性。文明的連續性是通過不斷再造而建立起來的。沒有不斷再造，一種文明就會中斷消失。文明史教育就是要樹立學生這樣的積極的建設心態和使命意識。不見“文明再造主體”的文明史敘事，是死的文明史；不見“文明再造主體”的文明史教育，是死的文明史教育。
這便需要在文明史敘事中刻畫人物群體和典型人物。文明史與典型人物的關系很難處理，但直接關系到文明再造主體與文明戰略、文明變遷的關系。討論從晚清到當代的文明史和主要人物的關系尤其如此。雖然處理得太細，容易變成政治史、事件史，但是文明史敘事肯定要有細節，細節必須放到這種種相關性中展開。
使用“文明”概念描述從1840年到1949年的中國歷史，它就是中華文明的一次大調整期。無論討論思想人物或政治人物在文明史敘事中的意義，都要使用到“文明創造主體”或“文明再造主體”的概念或意識。因此我們要尋找這個時期的文明再造主體。文明再造，它的主體是什么？是怎么形成的？從1840年到1949年，就是中華文明再造主體的形成和選擇的過程。從革命史看，共產黨承擔了這個使命。我們應從文明再造主體角度看大時段的文明史和個體性或群體性主體的關系。我們要找到每個時期的文明再造主體。每一個時期都必須找到它們，找到他們形成的過程。
探討這個問題，不能只是宏觀的或制度的或結構的描述，而要討論具體的主體，比如康有為、張之洞等這樣的歷史人物如何在文明史中敘述。我在這里以康有為為例，簡單說明。清華大學公管學院張翔博士曾梳理出康有為思想的三個關鍵概念：“共和國”、“物質”、“道德”。筆者就嘗試用這三個概念來看百年歷史。1949年建國解決康有為所謂的“共和國”問題；1949年建國到現在，60多年的經濟發展，解決康有為所謂的“物質”問題；現在號稱要儒家復興，要傳統復興，這至少看起來是要著力解決康有為所謂的“道德”問題。這樣一來，康有為思想結構中的三個概念就變成三個歷史階段，成為面向未來的歷史與邏輯的統一。由此至少可以看出前期的探索為后面提供了什么東西。從文明再造主體的形成過程來理解康有為，就可能會不一樣。
大變局：從九州走向七大洲
文明創造的動機是什么？一般說是危機。救亡激發革命，危機倒逼改革。用危機討論，在救亡時代可以理解。現在中國初步崛起，還停留在危機意識狀態，就是還沒有從救亡狀態和客體性狀態走出來。其實在危機時代，更需要機會意識，從機會或時機角度去理解和把握，中華新文明創造的主體性才有可能成形和凸現。我們現在要從那種“遭遇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遭遇”感覺走出來。我們正處于“開創”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把“遭遇”感受變成“開創”使命，整個歷史觀就會別開生面。
關于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筆者曾在長文《論轉型國家的整體戰略與文化戰略》中有論述。這篇文章勾勒了1840年以后的300年。1840～1949是第一個百年。三千年大變局不可能不把世界史帶進來。三千年大變局的核心意義是什么？就是地理的變革。我對地理的體會來源于兩次徒步。一次是徒步獨龍江，一次是翻越秦嶺尋找古棧道。徒步獨龍江，兩邊都是陡峭的山坡，凡是有一點平的地方就有房子，人與地的關系一目了然，我翻越秦嶺尋找古棧道，帶著清人一本關于秦嶺每個山口的軍事意義的書，翻越每一個山口，對于它的戰略意義感覺特別深。從中國古典的史觀看，西方文明史敘事也可采取以地理大變遷為基礎，以典籍制度為主體內容，以器物和風俗為輔助形式這樣一個表現系統。
李鴻章關于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描述最經典。他認為中國過去經略邊疆都是西北和北方，而現在西方從東南和西南進入中國，經略邊疆的方位發生根本性變化。這帶來什么樣的危機或機會？每一個人的認知是不一樣的；不同時代的人的認知也是不一樣的。康有為認為是從文明之國到野蠻之國。筆者認為是大一統擴大再生產過程，即從九州到七大洲。一百多年前，大變局表現為列強環伺帶來的危機。今天，大變局表現為從九州走向七大洲的機會。
前文提到過康有為對大變局提煉的三個核心詞是“共和國”“物質”“道德”，我們的論述不一定要按照它來。筆者認為“地理”、“世界革命”兩個核心詞很關鍵，這兩個核心詞意味著兩種巨變。一種巨變是世界地理的變化；一種巨變是共和革命帶來的變化。這是連續性敘事的主要挑戰。一言以蔽之，就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中國人現在的世界概念和原來的世界概念是不一樣的。康有為的獨特性之一，就是他走遍世界，而且是比較深刻地走遍。他是第一個跑遍世界的中國思想家。像他那么深刻跑遍世界的中國思想家，至今似乎沒有第二人。大變局的核心意義就在這里。如果強調康有為游歷七大洲這個事件，把它當作一個很重要的事件來寫康有為，康有為在中華文明史的意義就大不一樣。
因此關于這一段的中國文明史敘事需要全面梳理從晚清到1949年前后中國人對世界的想象性文字。康有為周游七大洲，對世界進行多方描述。從晚清到1949年前后，中國人對世界有各種精彩的想象，這些想象構成中華文明再造的底色。如果沒有這樣的內容，這一時期文明再造主體的形成和選擇及其文明史的意義，就無法得到很好的說明和解釋，也無法揭示這段文明史的未來意義。
文明史肯定是大時段概念，不可能是小時段概念。小時段全是事件史。布羅代爾對這些談論得很清楚。我們可以不贊成他的區分，但是事件史、政治史、地理史等的差異是沒法回避的。從1840～1949，作為一個階段，就是文明大調整。之后就開始文明再造的階段。
在全球化時代開創世界新文明
前面我們討論晚清以來以地理變革為核心的大變局。習近平總書記說到三個夢，中國夢、亞洲共同體、人類共同體。這三個層面可以用來敘述這60年。這三個夢也呼應了晚清以來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文明再造是一個尚未完成的過程。現在只是走了一小步。
晚清以來的歷史也決定我們目前的敘事和展望。第一，為人類作出貢獻。中國人正在為人類作較大貢獻打好一個基礎。第二，前30年和后30年有兩個關鍵詞需要做相關性理解。前30年是“抓革命促生產”，后30年是“抓改革促經濟”。“抓革命促生產”和當時的國內外環境是一致的。“生產”的含義是指生產的是產品而不是商品，“抓革命”具有和第三世界和蘇聯相關的意義。我們在西方封閉的條件下通過“抓革命”打開第三世界的通道，打開社會主義國家的通道。相對于晚清民國，這是一次深刻的開放。從世界交往看，從整個中國歷史發展看，這是一個很深的交往。也就是說這是一個擴大交往深化交往的第一階段。“抓改革促經濟”，“經濟”概念比“生產”概念大，經濟性活動不僅僅生產產品，還要增值，因此帶出經營者問題，即現在所謂的企業家，就要發揮經營者的積極性。
講文明史必須帶出文明再造主體問題。文明再造主體雖然很多，但是有三點是無法否認的。首先是“革命家”，“抓革命促生產”是革命者確立的文明創造的過程。“抓改革促經濟”，是一個全面的開放，外部交往進一步擴大和深化。這時光有勞動者的積極性是不夠的，企業家便成為文明再造主體之一。到目前為止，革命家、勞動者和企業家等已凸現為中華文明再造主體。將來，也許還有新的主體形成和凸現出來，比如新興儒家人士有沒有可能成為主體之一？這決定于新興儒家人士應對現實與未來的能力。
此外，關于冷戰階段的討論不能用純政治角度。“冷戰”一詞是歷史終結論的翻版，模糊了那段歷史的屬性。筆者用的詞是“資本主義時代”，社會主義運動屬于資本主義時代的一種形式，但社會主義時代還沒有到來。美蘇兩大集團，筆者稱之為資本主義時代資本主義因素和社會主義因素的外部競爭形式。隨著社會化大生產、技術、金融等的發展，資本主義因素和社會主義因素的競爭方式發生改變，進入內部競爭時期。競爭結果如何目前尚不明朗，但總體可以作為一個敘事。
在大變局時代考察和撰寫中國文明史，最見思想功力的也許就是撰寫“最后一章”。歷史的意義往往決定于后繼者的行為，大變局時代尤其如此。在我看來，在這文明擴大再生產的新天下時代，最后一章最好不要用“中華新文明”的說法，而可以直接使用“世界新文明”一詞來描述1949年以后中國新文明的再造過程，以強調和揭示“中華新文明”的世界性。
從中國角度看，這一進程是從九州走向七大洲，這是無可置疑的。從九州到七大洲，這個過程我們該怎么走，該怎么完成，可以探討。但是如果沒有這樣一個格局，思考與敘事的境界便會很低。
可以說中國和中國人是要為全世界的大一統作較大的貢獻的，因為大一統是中國人獨特的政治智慧。我們呼喚中國和中國人具有再造世界文明的使命意識。中國人從中國這塊土地出發，和世界互動，目前主要表現為一個競爭的過程，未來將是一個更為復雜的過程。
（作者單位：修遠基金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