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寧
“弱王”現象與政治發展的動力學
近年來，越南的政治變革屢屢創出新意，引人注目。1980年代，同為社會主義國家的越南追隨中國，也開始積極尋求變革，社會經濟發生巨大轉型，堪稱原社會主義陣營漸進改革的又一成功樣本。但兩國道路的差異也可謂巨大。尤其在政治發展方面，越南看上去大大超前。
如何理解這一超越式政治發展的動力機制，傳統上有兩種思路：一種是自下而上的思路，從社會結構的變遷入手，觀察新興社會集團，比如中產階級、工商企業主階層如何尋求政治參與，導致權力結構相應變化，也即“從利益結構向權力結構運動”。而另一種則是自上而下的思路，從上層權力結構本身出發，來觀察政治變化。
我們認為，越南社會結構的新變化不足以構成政治變革的壓力。自1986年仿效中國革新開放以來，越南擺脫計劃經濟束縛，融入全球經濟，常年保持著6%以上的增長率。一度甚至被列入新興工業國家的第二梯隊。但是迄今為止，越南的城市化率只有30%，工業化水平仍屬初級階段。新興城市中產人群的數量有限，其組織化水平和輿論動員程度，也都尚未充分發育。在這種條件下，很難相信社會結構的變動是導致這一政治變革展開的主要動力。
而沿著上層權力結構這一路徑，我們能夠找出理解越南政治變革的關鍵因素。簡而言之，與中國共產黨相比，越南共產黨的社會控制力明顯偏弱，其上層權力結構缺乏核心，集中度不夠，最高權威呈現扁平化，基本上是一個平等者之間的競爭。其自然的演變，就是導致權力水平分散或者縱向分散。而這兩種維度的權力分散，在今天的越南同步出現了。主要展開形式，就是黨內高層民主以及大眾民主的逐次擴大。鄧小平曾經講過，中央領導集體一定要有一個核心。越南現在的情況為此做了反面的注腳。所謂“核心”，即地位略高于其他權力者的最高決策者。“政治核心”的存在有利于權力體制的穩定，這恐怕就是“民主集中制”的真諦吧。但是，越南黨目前沒有這樣的核心。因此，我們認為，越南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動因是黨內高層權力擴張與分散化的趨向，黨內民主反映了高層權力者擴張權力，抑制他人的需求，是民主集中制瓦解的表現。
近年來越南國內知識分子的活躍，就與權力結構中的這種形態有關。由于權力趨于分散，黨內各派政治力量競爭激烈，客觀上為政治辯論和發展道路的選擇打開了空間。在這一公開、半公開的思想、學說競爭中，知識分子扮演著重要角色。有人說，越南的政策咨詢時代已經到來。今天，越共的主要政治領導人都擁有各自的智囊團。
不難設想，外部的影響也會通過這個管道滲透進來。柏拉圖就注意到民主引發的“外援”現象。柏拉圖在《理想國》里指出了民主政體內部因政治競爭會引發引入外部資源的問題，并認為這是實行民主政治的主要風險之一。
“弱王”現象的三個由來
我們初步的研究認為，有三個原因導致了越南未能實現較為集中的上層權力結構。
其一，歷史原因。越南共產黨自創建時期起，就只是國內諸種政治力量之一，是越南進步事業同盟的領導者，但絕非壟斷者。這一進步事業，在不同歷史時期，有其不同的內涵，但始終未步入社會革命的階段（用中國革命的術語，相當于民族矛盾一直壓倒階級矛盾）。如在反殖民主義時期，先是反法，再是反日，接著又是反法。進入南北對峙階段，則是漫長的抗美和南方游擊戰爭，以及最后階段的南方解放戰爭。在這一長時間的革命戰爭階段，統一戰線、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始終是越南共產黨戰略的基本原則。祖國陣線，就是這一統一戰線策略的體現（成立于1955年，南北統一后又并入了南方民族解放陣線和北方的越南民族、民主及和平力量聯盟/越盟）。統一之后，越南也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但不徹底。反映在社會層面，它沒有根本觸動南方的天主教勢力、莊園主經濟基礎以及相當數量的華人商業經濟。越南共產黨允許這些非社會主義因素的存在，并非其政治雅量和氣度的表現，而更多是受限于實際的社會支配和滲透力。相比之下，中共早期在根據地時期，即實行武裝割據，建立地方政權，具有政治上、組織上和軍事上的獨立性、完整性，擁有完備的政權形態，并且從小到大，最后覆蓋了全國。而越共的獨立性、完整性遠遜于中共，也缺乏中共那樣的強大的領導集體和領袖人物，黨的內部團結統一性較弱，易受外部影響和內部不同區域、不同派系的影響。這是越南政治體系以及越共內部集中程度較弱的歷史原因。
其二，地理原因。越南的歷史、越南的政治與其地理環境有重要關聯。“一條扁擔挑著兩個籮筐”，是對越南地理的形象比喻。兩個“籮筐”，一個是紅河平原，一個是湄公河即九龍江平原，是越南主要的經濟區，全國絕大多數人口和經濟活動集中于這兩地。此外，狹長的中部“扁擔”也有一定地位。這一地理環境決定了它的經濟活動半徑，包括物流半徑和管理半徑的范圍。南北兩大平原、兩個經濟中心形成的物流和管理半徑將這個國家一分為二，若加上中部則是一分為三。這樣的地理環境、這樣的經濟結構，使越南在社會資源、社會組織和政治勢力上，長期分為南、北、中三大塊。近期又日益出現南北分塊的趨勢。我們的直覺是，越南共產黨里面一定有個“南北黨”，兩個背景、兩個系統。這是地理因素帶來的必然影響。
此外，越南黨內也很難形成“山頭”與“五湖四海”的平衡。尤其是在沒有強大領導集體和杰出領袖的情況下，越共的“五湖四海”很難搞成。長期以來，越共權力階層基本上是搞三地均衡，北方歷來出黨的總書記，南方出總理，中部出國家主席或國會主席。近年來，隨著南方經濟地位上升，南方干部的數量、地位也呈現出上升趨勢，總理、國家主席都是南方人。現在的總書記也不是核心，不是最高權力者，而是一個“可接受”的人。總理也不是第一把手。實際上，越共以及越南恐怕根本就沒有“一把手”。
其三，時代原因。不同時代的政治家所面臨的社會環境全然不同。在新的社會環境中，領導人權力地位產生的“合法性”的新變化也成為導致權力分散化的重要原因。關于黨內領導人的權力和地位的“合法性”問題，越南學者的概括是“不比功勞比智慧”。照這個說法，過去的領導之所以是領導，那是因為有“功勞”。所謂功勞就是開創革命和建設的成功道路。就是說，這些領導人是一條道路的探索者，一種體制的創立者，是在革命斗爭和國家建設中反復篩選、脫穎而出的人物。他們的領袖地位是自然選擇的結果。而后來者就不同了。創立者與執行者，一個是“在路口”，一個是“在路上”；一個是從無到有，一個是繼承發展。
毫無疑問，現在的越南已經進入“在路上”的階段。新一代領導人的成長環境、經歷都差不多。“功勞”比不出，就要比“智慧”。這樣一來，就與以前領導核心的產生辦法有了本質區別。“功勞”是歷史的、客觀的，是既成的事實，按“功勞”排定“座次”，權力結構就穩定下來了。而比“智慧”，那就是一事一議，權力地位是隨機的、不固定的。大家意見不統一，就沒法做出決定，決定了也不服氣。權力結構自然不會穩定。而比智慧的背后，其實就是辯論，包括“反辯”。誰辯論贏了就是誰，誰說服了別人，誰就是真理。
祖國陣線：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
最能說明越南政治生活特色的，莫過于祖國陣線。
這一機構在越南的政治體系中，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其政治功能，類似中國政治中的政協，但其地位和角色則自有其特色。（在此前的表述中，越南官方明確將人民民主專政的提法改為“政治體系”。這堪稱一個標志性的舉措，說明在意識形態上，越南黨已經不再堅持原有的專政學說，接近于承認國家只是社會不同團體利益競爭的中立平臺。這是一個涉及國家學說的根本變革，也給未來的各派政治力量的多元競爭留下了空間）
祖國陣線的組成，包括正式的政黨，也包括社會團體、NGO，以及一些外圍的黨群組織。其功能，除了政協意義上的“界別”代表性，還包括國會代表選舉提名推舉、組織選舉以及組織公共政策辯論、監督政府等等。
越南共產黨是祖國陣線的領導力量，也是其成員之一。在越南學者的一般理解中，這一領導是不出面的、“站在背后的那個人”。通常，越南共產黨以祖國陣線來出面，由它協調各種政治力量，目的是最終統一到越南共產黨的口徑上來。
祖國陣線構成了一個重要的政治參與路徑。盡管一些重要的商會并未進入祖國陣線，但就其廣泛性而言，是超越了體制內，而延伸到“體制外”。它具有準政權的性質，擁有一些實權。它并不完全是越南共產黨的社會觸角，以“國家統合主義”并不能完全解釋這一組織。在其運行中，大量存在著談判、協商和討價還價的余地。這是一個具有相當政治彈性的機構。
“無為而治”的現代化
與中國相比，越南是一個無為而治的國家。這表現在基礎設施、公共服務，以及公共管理等諸多方面。這一無為而治的好處是：社會有活力，政府和人民群眾目前矛盾比較少——你不管它，自然矛盾少。
政府汲取能力最能反映這一低限度的政府管理。越南財政收入占比非常低，完全沒有達到初步工業化國家的同等水平。汲取能力差的附帶結果之一，就是公共服務、基礎設施不足。對此，我們有一個形象的概括：“二橋時代、50公里時速”。此次越南調研特意安排了貫穿越南的地面旅行。我們從河內出發，沿越南最主要的南北通道1號公路一直走到胡志明市，行程近2000公里。一路走下來，對越南的基礎設施及社會發展水平有了一個直觀的、綜合的印象。所謂“二橋時代”，在河網地帶的城市及公路都要修建橋梁，橋梁的數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發展水平、發達程度。比如：我國上海黃浦江上30年來已建了10余座大橋，韓國首爾漢江之上橋梁多達20余座。而越南的城市、道路上目前大多建好第二座橋，當然首都河內和南方胡志明市要好一些。越南的國道基本上相當于我國的二級公路，路況一般還好，但綜合下來平均車速只能達到每小時50公里，再快就比較困難了。從這個數字，我們可以直觀地感受到越南的整體現代化水平。
從戰后東亞國家的發展經驗來看，后發國家都要有個“戰略性發展”，就是要政府組織。這一“戰略性發展”有四個方面：基礎設施、發展規劃、初始資本和社會管理等。尤其對于一個現代化起飛階段的國家而言，沒有適度的集中，沒有農業剩余的提取，工業化的初始資金很難聚集，后續的發展勢頭就很難保持。沒有理由相信越南能自外于這一規律。源于近代歷史和獨特的南北地理構造，社會主義并未給越南帶來一個高度集中的權力結構。就現階段的經濟發展而言，其權力整合程度似乎是不足的。實踐和時間將檢驗一切，我們仍將繼續觀察越南的政治和經濟發展。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