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 驥
很難想象，加爾布雷斯仍舊在對我們說話，說得比今天報紙上可以讀到的大多數記者和政治家還要有力，還要清晰。但是，似乎很多人仍舊在繼續誤解他，他們還在為加爾布雷斯沒有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而抱不平，并將之歸因于主流經濟學家的嫉妒心理。畢竟，加爾布雷思犯下了一個學者所能犯的最嚴重的“罪行”——他受到了歡迎。不僅是大眾傳媒在熱情地追捧他，而且連肯尼迪與克林頓都請他到自己家里去玩過。
其實，圈里的人心里都清楚，如果瑞典皇家學會把經濟學獎頒給加爾布雷斯，那么，對諾獎與老加來說，都將是一種嘲諷。說白了，老加從來就沒有削尖腦袋一門心思做象牙塔里死磕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 也從來就沒有把自己的重心放在單純的學術研究上。即使是為學術，他也是為了政治經濟的實踐活動而鍛造理論工具。他一只眼睛緊盯著自己所分析理論問題的現實價值，而另一只眼睛則注視著局促不安的讀者。對此，瑟羅（Lester Thurow）對老加的評價可謂是一語中的：
“他置身于經濟思想主流之外，卻駐足于經濟事件主流之中。”
或許，只有等你了解了老加個人的人生志趣，你才會真的讀懂他在《美國資本主義─抗衡力量的概念》一書中到底要說什么。
那么，“抗衡力量”到底是什么呢？主流經濟學一般認為，對壟斷企業進行限制的力量來自于同類企業的競爭，而上游企業以及下游消費者的影響是可以忽略不計的。然而，老加卻旗幟鮮明地反對這種“常規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他針鋒相對地提出了兩個命題。
第一，美國資本主義經濟的主體是少數壟斷大企業，它們之間的市場競爭根本就不能制約它們自身的市場影響力。在老加眼里，現代經濟是一個由市場系統和計劃系統組成的二元系統。第一個系統是由競爭性公司和小型壟斷企業組成的市場系統。他們以利潤最大化為最終目標，但對價格和成本的影響有限，也不能影響消費者和政府。這正是主流經濟學津津樂道的分析主體，而老加卻認為這個市場系統在實際上處于現代經濟的邊緣，現代經濟真正的主體是由大型壟斷企業組成的計劃系統。它們能夠運用權力工具，操縱價格，影響消費者、社會甚至政府的行為。與市場系統中企業被動地適應外部環境不同，他們能夠主動地創造外部環境，因此，常規智慧強調的市場競爭機制根本就不能制約這些“掌握經濟權力的惡魔”。在老加看來，只有政府與社會本身才能對這些“邪惡力量”的經濟壟斷予以制約。
第二，能對壟斷企業的市場影響力構成有效制約的主體，應該是上游的供應商或下游的消費者。如果他們能夠有效組織起來形成一致的集體行動，就能對壟斷大企業構成真正有效的制約，這就是美國資本主義經濟中的抗衡力量。
在上個世紀中葉，這個概念真地震撼了美國整個主流經濟學界，它也為當時美國二戰后蓬勃發展的勞工和工會運動提供了合理性的論證。其政策啟示再明顯也不過了：與其依靠缺乏效率的政府直接干預來抑制大公司在市場上的壟斷權力，還不如借助于上游供應商以及下游消費者來形成有組織的抗衡力量。具體來看，供應商或經銷商組成的聯合體、勞工組成的工會、農民組成的合作社，都是對壟斷企業構成制約作用的有效抗衡力量。
接下來我們自然會問，抗衡力量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對于這一點，作為經濟學家的老加并沒有講清楚，也沒法講清楚。他只是很籠統地講抗衡力量的形成“非常困難”，“培養抗衡力量需要最起碼的機遇與能力”。他甚至還認為“抗衡力量的發展是沒有規律的”，與此同時，他又強調政府應該在培育不同市場中的抗衡力量中發揮“主要職能”。
整個論述邏輯如果是清晰連貫的話，應該是從同行業自由競爭無法制約壟斷開始，一直到上、下游相關利益集團有組織地形成抗衡力量，再到國家在抗衡力量形成中所發揮的作用——老加的論述僅僅是把抗衡力量制約壟斷的機制給抖了出來，而他顯然在最后兩個關鍵環節上“掉了鏈子”，語焉不詳。
首先，對于抗衡力量的形成機制，我們禁不住要追問：為什么一些領域的抗衡力量比另外一些領域的抗衡力量更容易成形呢？同樣也是經濟學家，奧爾森（Mancur Olson）則更加明確地解決了這個政治經濟問題：根據他的理論，抗衡力量或利益集團的形成是一個集體行動的問題，也就是要解決“搭便車”的問題。具有相同利益的個體要能形成一致的集體行動，必須獲得很強的選擇性激勵，也就是要能夠根據成員的貢獻來提供相應的報酬來作為激勵。相對而言，利益集中和規模較小的群體更容易獲得選擇激勵，也就更容易統一地集體行動。例如，壟斷生產者就容易根據其產業組成相對穩定的利益集團，他們的目標明確，群體數量小；而消費者與勞工則相對人數眾多，而且利益目標很難統一，所以很難產生有效的集體行動。
其次，抗衡力量與國家到底是什么樣的關系？一談到國家或政府，老加就犯了經濟學家最愛犯的毛病——他們從來不研究政府，卻建議政府“干這干那”，他們也從來不考慮政府是否有自己的意愿，以及政府與利益集團的關系到底如何。也就是說，在經濟學的理論里，政府從來都是一個黑箱，然而，經濟學家卻從自己不完善的理論出發，對這個黑箱里的魔鬼提出了過多的要求。遺憾得是，這些政策建議大都變成了一廂情愿的幻影。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國家本身就有自己的發展規律，政府的實際政策從來都不是專家們坐在家里搞政策建議時給“建議”出來的技術性選擇，而是國家與社會之間復雜的利益博弈“斗爭”出來的政治性結果。
作為一個經濟學家，老加是一個異類，他并不迷信主流經濟學努力編織的自由競爭神話。制約壟斷企業的主要力量，是抗衡力量而不是自由競爭——能走到這一步，他已經將經濟學家奉為圭臬的壇壇罐罐砸了個粉碎。難怪1968年的《時代》雜志要封他一個“全能批判家”的稱號！然而，我們不得不承認，這個經濟學“叛徒”的顛覆性創見，卻往往只是政治學那兒的基本常識——平等交換與權力強制是人類集體生活兩個緊密相連的永恒主題！
更進一步看，經濟學之所以無法對抗衡力量等政治經濟現象給出有效的因果解釋，正是因為經濟學在理論上就根本排斥政治變量，政治行為者永遠是在經濟學的模型之外。說到底，抗衡力量如何得以成形，國家在抗衡力量形成中的作用，這些問題的解答都需要“政治”，需要對社會中利益集團的結構、國家與社會的關系進行深入的政治經濟分析。老加自己雖然一手玩政治，一手玩經濟學，兩邊玩得不亦樂乎，但只要他還堅持經濟學研究對象對政治現象的排斥，那他就永遠無法把抗衡力量的運作規律搞清楚，也永遠無法把抗衡力量背后的政治經濟關系給抖落清楚。
盡管存在這些理論上的不足，但老加的洞見仍然跨越時空，對我們理解今天的現實提供了勇氣。“人們最容易贊成自己最能理解的東西，”因此，那些“在任何時候都因為容易被人們接受而受到重視的觀念”，就是常規智慧！——政府在市場中只用保護產權就夠了，中國利用比較優勢就能發展擴張企業內生能力，產業發展到一定階段可以自動技術升級，工會保護勞工會讓中國產業失去世界競爭力，自由市場會自動提升消費者的福利……當然了，被這些“智慧”洗腦無疑是最輕松愉快的事情：哇塞，世界多么簡單呀！
相對于常規智慧的說教而言，現實總是復雜的——金融海嘯來了，很多人一看到美國政府對市場的大力干預，就驚呼“美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來了。要是老加還活著，他才不會覺得奇怪！因為在他的理論里，政府與壟斷企業的合謀早就不是什么新鮮事，這本來就是美國資本主義的實質，所謂的“十天改寫資本主義”只是改寫了主流經濟學神話泡影里的自由市場“圖景”。換句話說，只有那些被常規智慧徹底洗腦而且一點歷史感都沒有的人，才會驚慌失措、大呼小叫。
其實，如今的金融危機也與美國國內抗衡力量失效不無關系。大企業，尤其是大的金融寡頭，擁有了前所未有的市場影響力，其產業鏈里沒有任何社會組織能與之抗衡。而里根以來政治上的新保守主義又進一步放松了對這些金融企業的管制。Q條例、格拉斯-斯蒂格爾法等一個個監管法規陸續被突破和放棄，使得華爾街的“邪惡力量”不斷地提高金融風險、攫取壟斷利潤……老加的咒語正在一一兌現。
說到這里，我們中國人都會情不自禁地想到中國國內的壟斷企業。這似乎又是另一幅迥異的場景：作為一個“后后發展”的轉型國家，中國處于一個非常不利的國際競爭環境之中，因此利用國家的保護和支持來將企業“做大做強”，一直是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的首要目標。遺憾得是，這種發展戰略的直接犧牲品是這些國家重點支持產業的上、下游企業，最后所有企業又間接地將成本全部轉嫁給消費者。
在這個巨變的時代，我們的想象力已經異常豐富，但我們還是難以想象缺乏制約的壟斷權力會產生怎樣的結果。這大概也就是老加為何要把不受節制的壟斷企業稱為“掌握經濟權力的惡魔”。拋開無用的道德譴責不談，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壟斷企業、消費者，這些行為者之間的博弈關系還需要我們奮力打破常規智慧，做出加爾布雷斯式具有穿透力的政治經濟分析。
從2006年4月29日到現在，這個老頭已經過世兩年多了，可他似乎還活在很多人心里。與他批評美國社會是一個“沒心肝的社會”不同，人們大概總覺得言辭尖銳的他反倒是最有心肝的，委實讓人掛念。生活在主流經濟學家編織的神話大網兜之下，是這個在南安大略農場長大的孩子戰斗一生的經歷，而他的洞見及其批判精神，則是戳穿這些神話的利器。如果以后的經濟學仍然像今天這樣，我們就可以預言，今后的人們還會繼續閱讀加爾布雷斯。但是，我們還是希望，經濟學以及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會把他變為一個完全過時的作家，他的著作只是為了滿足學科史的好奇心才被搬出來展示一下。不過，顯然我們現在還遠沒有到達那里。
（作者單位：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