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國內充斥著國家主義傾向的思想界和見風使舵的傳媒的誤導，日本在我們眼里總是西方資本主義在東半球最頑固的堡壘，所以自然而然的也就成為了新自由主義的大本營。而事實上，堅守著年功序列、終身雇傭和企業內工會制三大法寶的日本經濟，不僅與新自由主義相去甚遠，甚至跟資本主義都顯得有些格格不入。日本戰后經濟發展過程，更是充滿了社會主義派經濟學家與凱恩斯學派的斗爭，而新自由主義則相對局限在學院內部。但是經歷了上世紀80年代末的經濟泡沫爆裂之后，日本經濟一直一蹶不振、趨于停滯；哪怕在日本國內人氣極高、風格果決、近三十年在任時間最久的小泉純一郎，雖然攜財相竹中平藏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但是仍未能扭轉局面。2012年底，自民黨總裁安倍晉三重回首相府，并執意要展開更為狂飆激進的經濟改革，外界一時議論蜂起，而安倍上任的三板斧也被人們戲稱為“安倍經濟學”，以及更為細化的“三支箭改革”。

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經濟學助理教授諾阿·史密斯（Noah Smith）在最新一期的《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上撰文強調安倍經濟學的成敗與否，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其“三支箭改革”能否真正的擁抱新自由主義以擺脫國家主導下種種經濟痼疾（如銀行庇護關系良好但瀕臨破產的企業，性別歧視、進口壁壘，等等），同時還要面臨國內保守勢力、新制度運行的社會成本以及日本國民有限的耐心。

安倍經濟學所提出的“三支箭改革”分別是：大膽的金融政策、迅捷的財政刺激，以及更為根本性的結構改革（包括放松企業管制、鼓勵民營資本、加入《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協定（TPP）》等自由貿易區）。其中第一點、第二點由于主導權主要在政府方面，所以實施迅速，優劣并存。而第三點結構改革其可行性則備受各方質疑。其主要原因是因為日本企業的文化傳統過于強大，性別不平等、終身雇傭制以及年功序列等等，都制約了日本經濟轉型的可能性，而外在的人口老齡化、社會結構單一等社會問題，更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在史密斯教授看來，只有徹底地去管制，打破企業枷鎖，降低進口關稅壁壘，引入競爭機制，打破銀行和企業間的庇蔭關系，改變傳統的企業內部組織形式，才有可能在根本意義上成為日本經濟在千禧年之后逆襲的助力。換言之，只有徹底擁抱新自由主義，踐行自由貿易、開放市場、競爭環境，才能使日本不至于重蹈往日改革失敗的覆轍。但是史密斯同時也指出，新自由主義并非免費的午餐，日本必將在改革的過程中面臨傳統安逸社會的抵觸情緒、既得利益的金融機構和大小企業的抵制，還有就是不確定性更強的高失業率、工作保障的下降以及社會不平等的加劇。但是如若撐不過新自由主義式改革陣痛的最初階段，等待日本的將還是“國家-公司體制”的傳統社會，而其經濟也會繼續深陷于通貨緊縮的停滯之中。? （文/阿蘇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