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3年10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創(chuàng)議以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就受到了廣泛關注，被視為中國近期最為重要的政治、經濟、外交舉措之一。在亞投行籌備過程中，中國反復強調設立該銀行的必要性在于“亞洲地區(qū)需要8萬億美元基礎設施資金”，同時將其正當性建立在對亞洲欠發(fā)達國家的意義之上。有觀察家認為，亞投行實際上挑戰(zhàn)了布雷頓森林體系形成以來西方主導的世界金融格局，提出了一種重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亞洲方式。
美國智庫史汀生中心（Henry L. Stimson Center）研究員孫韻在太平洋論壇戰(zhàn)略與國際研究中心（Pacific Forum CSIS）的第16期通訊PacNet上指出，這一亞洲方式的形成會遭遇諸多世界性跨國銀行的老問題與新困難。
中國要將亞投行建成一個多邊商業(yè)銀行，而非發(fā)展援助機構，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是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fā)銀行很少涉足的領域。個中原因頗為簡單：資金運行周期過長，收益相對較低，易發(fā)生資金浪費與腐敗問題，潛在的被投資方國內經濟、政治狀況大多不穩(wěn)定，而且面臨著亞洲地緣政治的復雜狀況。中國以往“資源換基建”的雙邊借貸模式也因其政治上和經濟上的風險而不可能被當作亞投行的收益方式。如此一來會導致兩個結果：投資范圍受到嚴格限制，項目評估將會極其謹慎。如何破解謹慎投資與現實風險的矛盾將成為衡量亞投行自我定位的關鍵尺度。
堅持亞投行的設立初衷，意味著中國需要在決議上擁有絕對權重。但已有中國官員預見到，中國即便做為最大股東也無法左右決策。財政部長樓繼偉表示，亞投行將會采取三級治理結構：理事會、董事會與管理層。理事會作為最高決策機關，選舉出一個非常任董事會來決定預算與投資項目。因而，中國所擁有的董事會成員即便多于其他國家，仍然無法將亞投行當作自己的政策性銀行。事實上，如果中國試圖推進并不受歡迎的借貸項目，或者開展自己的經濟、戰(zhàn)略行為，很有可能受到董事會的抵制。多邊決策的形成過程或許會降低中國對亞投行的熱度。這也有其旁證。例如，中國曾對金磚銀行興趣頗高，但由于之后在資金結構、機構選址、人員分配等問題上受挫，逐漸將中心轉移到亞投行上。有分析家認為，亞投行組建耗時漫長，決策機制要比預期的更加阻滯。與之相比，絲路基金更容易迅速達成協議、著手實施，而且對中國的政策利益更加有利。
治理問題還造成了另外一個兩難局面。中國宣稱亞投行將要比世行和亞開行更有效率，但是形成較強操作性的決策要求提高項目評估的標準。良好的銀行治理必須能夠有效地預防失敗的借貸決策。銀行的信用等級以高標準和嚴管理為先決條件。這決定了亞投行的國際募資能力。而即便解決了創(chuàng)立期的治理結構、透明度、可追責制等問題，后期運行中的任何一次失誤都有可能對亞投行的支持者造成嚴重的信用打擊，也會損害亞投行的可信度與正當性。事實上，中國國內對中國究竟應在此問題上采取怎樣的姿態(tài)也存在意見分歧。
最為棘手的是亞投行至今未能拿出一項穩(wěn)定的募資計劃。中國可以在初期階段動用外匯儲備或特別國債的手段，而其他成員國并不具有同樣的財政靈活性。有人猜測中國或許會向其他會員國提供貸款，以滿足其初始資本投入。同業(yè)拆借、公私合作、私人儲蓄等渠道也可能成為融資的多元化選擇。但是信用評級和貸款擔保的不足對銀行短期能力的嚴重影響仍然是亟待解決的核心問題。? （文/木懷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