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佳筠
國內關于轉基因農作物的爭論，主要集中于其是否對食用者安全,對大田種植帶來的生態影響等生物安全問題，轉基因技術增產潛力是否超過其他農業科技等農業發展方向問題都較少涉及。而這些對轉基因作物的評估其實都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增產問題，轉基因技術是否對增產比其他農業科技更有優勢，研發和推廣轉基因的機會成本如何，對糧食長期緊張的中國至關重要。中國長期以不到世界9% 的耕地，要養活接近世界20% 的人口，而且近年來對農產品需求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快速上揚。過去10年，中國人均農業產出增速達到了3%的年增長率，比全球1.7%的增長率高出近一倍。然而，糧食不僅沒有出現明顯過剩，糧食的進口依存度10年間卻從6.2%增長到12.9%，翻了一番。保障供應的壓力，壓得中國農業喘不過氣來。
同時，中國農業的高產，是以化肥和農藥的濫用以及由此帶來的環境與健康危害為代價的。中國化肥年消費量已達5000萬噸（純養分），超過全球使用量的三分之一，單位面積使用量也是全球平均的2.5～3倍。 對比每公頃可耕地2002年平均化肥使用量：世界100.8公斤，發達國家82.6公斤，中國276.1公斤。長期過度施用氮肥造成的土壤酸化，是對中國農業可持續生產的巨大威脅。孟山都等轉基因開發商號稱轉基因作物在增產的同時可以減少化肥農藥的使用，對深為化肥農藥副作用所困擾的中國農業同樣有吸引力。
2006年，轉基因專項和大飛機、新一代寬帶無線移動通信網等項目一樣，在《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和國家“十一五”規劃中，被列為16個重大專項之一。這一總預算超過240億元的專項，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投資額最大的單項農業科研項目。相比之下，“十二五”常規育種政府投資僅1.8億元。從這偏向性極大的科研投資方向可見，政府對轉基因的增產潛力抱有巨大期望。在民間，轉基因技術是增產原子彈的神話也同樣流傳。在2013年7月關于中國土地問題的一個訪談中，經濟學家姚洋表示，如果愿意使用轉基因，糧食增產的潛力就幾乎是無限的。然而，果真如此嗎？ 近期的一些科學論文，從數據和事實出發，對此提出了強有力的質疑。
一、西班牙種植轉基因玉米后并無增產優勢
Angelika Hilbeck等五人2013年5月在《歐洲環境科學》上發表了題為《四個歐盟國家不同轉基因種植情況下農民種子的選擇》 的文章， 對比了歐洲四國（西班牙、奧地利、德國、瑞士）的玉米生產狀況。四國中，奧地利、德國和瑞士都拒絕了轉基因玉米的商業化種植，而西班牙是歐洲唯一大規模種植轉基因玉米的國家。到2011年12月止，共有108個轉基因玉米品種在西班牙注冊商業化種植。 美國轉基因玉米種植面積更是占絕對優勢，在2013年占比高達90%。文章分析表明，轉基因玉米的推廣并沒有為西班牙和美國帶來更大增產。
該文同時發現，轉基因玉米的推廣確實為西班牙的農業生產帶來了重大影響，那就是可供農民選擇的玉米品種的持續減少。類似趨勢在德國等三國不存在。主要種業公司為德國農民提供的玉米品種數量從1994年的116種上升到2011年的320種。奧地利玉米品種數量從1995年的19種增加到近年來的75種左右。瑞士的玉米品種數量在過去十幾年中長期保持在60～80種的范圍內。
不少產業界人士常批評德國等西歐國家對轉基因的嚴格管理限制農民對品種的選擇權。 然而數據和事實并不支持這種說法。在沒有轉基因玉米的德國等三國，可供農民選擇的玉米品種數量或者保持穩定，或者顯著上升；而且三國的增產趨勢也優于美國和西班牙。 在轉基因玉米不斷推廣的西班牙，盡管轉基因品種數量增長顯著，但可供農民選擇的非轉基因品種和整體品種數量都在不斷下降。這讓人不得不擔心鎖定效應：這種趨勢如果持續下去， 哪怕有越來越多的事實證明轉基因品種未必有優勢，農民也將越來越別無選擇。
該趨勢除了加劇大種業公司的壟斷外，農作物基因多樣性的喪失也是對農業長治久安極大的隱患。1970 年美國玉米由于某種玉米小斑病菌大流行（south corn leaf blight epidemic）減產15%，其中受災嚴重的伊利諾斯州減產25%以上。這就是因為片面追求高產，大面積連年使用某種雜交玉米——當時該品種種植面積占全美85%以上。但該品種容易受玉米小斑病菌T小種的感染，最終導致了不可控制的病害大規模爆發。而這次爆發沒有造成更大危害，還得感謝老天爺幫忙。 該病害1968年被首次觀察到快速擴散，在1970年災情達到高峰，萬幸之后連續幾年天氣狀況不利于病菌傳播，給了美國玉米產業幾年的緩沖時間更換品種。轉基因玉米在西班牙的推廣，在沒有增產優勢的同時帶來了玉米田間多樣性的減少，值得人們警覺。
二、轉基因并無增產或者減少農藥使用的優勢
2013年6月18日， Jack A. Heinemann 和筆者等五人在《農業可持續性國際期刊》上共同發表一題為 《美國中西部主要農作物生產中的可持續性和創新》的論文。 該論文比較了北美（美國和加拿大）和西歐（奧地利、比利時、盧森堡、法國、德國、荷蘭和瑞士）過去50年的大豆玉米和油菜籽生產，并重點分析了以美國為代表的北美農田生態系統的問題。北美和西歐過去20年的主要差別隱伏于這三種作物種植中，北美從1996年開始越來越大規模種植轉基因作物；而西歐在轉基因問題上更謹慎，更強調常規育種，農田管理，農民參與等多方面綜合性措施。
文章發現北美并沒有產量優勢：過去25年其產量增幅小于西歐。以玉米為例，1961～1985年西歐玉米平均每公頃產量4868.1公斤，美國每公頃5437.9公斤。1986～2010年西歐平均每公頃產量8289.9公斤，美國每公頃8284.1公斤。西歐趕上并略超過美國發生在過去25年。對比西歐和加拿大油菜籽的生產，西歐過去25年的增產趨勢也更加明顯。
孟山都等轉基因開發商號稱轉基因作物在增產的同時可以減少化肥農藥的使用，但數據表明農藥使用問題上西歐的農業生態系統同樣表現出優勢。抗蟲轉基因作物在北美的推廣確實減少了殺蟲劑的使用， 但沒有采用轉基因作物的西歐殺蟲劑使用同樣減少，而且減少幅度遠大于北美。同時北美除草劑使用增加，西歐減少。
和西班牙類似，轉基因作物推廣后可供美國農民選擇種植的作物品種快速減少。在2005～2010年的短短五年中，可供農民選擇的玉米、大豆和棉花的品種總數量都在不斷減少。美國農民在轉基因品種之外別無選擇的趨勢，比西班牙更為明顯。上述兩篇論文的事實都說明，轉基因農作物推廣十多年來，并沒有如同孟山都等大農商所宣傳的那樣，在增產增收方面比其他技術取得更為突破性的進展，其最主要的“成效”，是加固了大農商對種子行業的壟斷，減少了相關作物的田間生物多樣性。
該論文領銜作者Jack Heinemann 教授并非所謂“反轉”人士，而是轉基因科研領域長期從業人士。他長期從事關于原核和真核微生物轉基因研究，也有同事甚至頂頭上司直接從事轉基因農作物的研究。盡管他本人研究和轉基因技術息息相關，但他對轉基因農作物的商業化推廣持謹慎態度，認為需要在生物安全方面嚴格把關。用他自己的話說“從事轉基因研究的科學家和賣轉基因的商人是有區別的”。在筆者和他的多次交流中，他并不認同某些“反轉”人士“該技術有原罪”的說法，轉基因農作物可以做到安全，問題在于孟山都等大農商過分以商業利益甚至壟斷利益為重，安全方面只要能夠糊弄過去就行。一個同樣重要的問題是，農業是一個高度綜合性學科，農業生物科技并不局限于轉基因，而是包括農業生態學、農用林業、綜合蟲害及養分管理、傳統雜交育種、土壤學、作物栽培學等多方面的內容。迷信搞定了基因就搞定了一切其實是源于對現代生物學和生態學的無知。對某些轉基因研發者鼓吹的轉基因增產效率無限，沒有轉基因就不能養活全世界，他并不以為然，盡管他認為安全的轉基因技術可以是未來農業科技的一部分。
三、養活中國必須依靠轉基因嗎
由于轉基因大豆和玉米進口量不斷增加，一些“反轉”人士激烈指責農業部。另外一些專家學者如中國工程院院士吳孔明則認為，我國已經沒有拒絕轉基因的資本，大量進口轉基因大豆和玉米，已是保障中國糧食安全的必然選擇。
首先，進口轉基因大豆/玉米的問題， 和國內爭論激烈的轉基因水稻作為主糧是否大規模商業化種植的問題，盡管有所關聯，其實相對獨立。 轉基因大豆/玉米的進口，并不是推廣國內轉基因水稻商業化種植的借口。 轉基因水稻是否應該商業化種植，主要應該取決于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增產潛力有多大， 和其他農業科技相比機會成本如何。
第二，增產潛力所帶來的利益是否超過了其可能帶來的食品安全和生物安全問題的可能損害。尤其是民眾關心的食品安全問題，張啟發等試圖推動商業化的相關科學家至少應該拿出老鼠90天中期或者兩年長期喂養的原始數據供相關專業人士和公眾審視，而不是搞轉基因大米試吃這類其實在違法邊緣的活動來造輿論。
回到大豆和玉米的進口問題，中國除了不斷增加轉基因農產品進口，就別無選擇了？答案并非如此，我們需要考察一下所謂“剛需”的真實度。中國人均每天的卡路里供應量近年來不斷攀升，到2009年已經高達3036大卡，遠超過日本人均每天2723大卡。但據估計，普通成年女性每天需要約2000大卡，成年男性每天需要約 2500大卡，中重體力勞動者每天需要2800大卡。可見，盡管中國一些地區仍存在部分營養不良現象，但從人均來講，供應已綽綽有余。而人均每日肉類蛋白質供應量，中國在1997年趕上了日本，到2009年已經超過日本20%左右。
可見，所謂農產品需求高漲的“剛需”，并不是從健康營養的角度出發而產生的剛需，而是盲目學習肉蛋奶油越多越好的美國飲食習慣而產生的“剛需”。這不但給農業帶來了過大壓力，消費者也為此付出極大健康代價，比如中國已經成為糖尿病第一大國的嚴酷現實。某些產業界人士為擴張市場，還在不斷宣傳中國肉蛋奶油的人均消費應進一步向美國看齊。其實，如果繼續這種趨勢，不僅農業承受不了，中國的醫療體系也承受不了。按照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日本人均壽命全球第一，遠好于排名33的美國，日本人較合理的膳食結構毫無疑問是一大因素。所以從個人健康和農業角度，中國農產品的需求都不應該繼續增長了，而是應該從強調數量的增加轉移到對質量的保障和提高。
更何況，除了過量消費，中國糧食浪費也同樣驚人。上海每天倒掉2000噸食物，北京1600噸。據估計，中國每年浪費的食品價值超過2000億元，可提供約2億人的口糧。有反轉基因人士提出了“寧死不吃轉基因”的激烈口號，可惜光靠喊口號喊不出糧食來。如果浪費能夠減少一半，需求減少到適量，我們才有底氣對國內外食品生產者提出減少農藥使用量、非轉基因等更高質量要求。我們需要的，不是任何人“寧死不吃”的口號和姿態，而是需要更多的人從減少浪費和過度消費這樣的事做起。
以大豆為例具體分析。全世界大豆產量2.5億噸左右，世界大豆市場上交易約一億噸，中國2012年進口5838萬噸，基本占60%。作為最大的進口國，中國可以說是毫無議價權/話語權。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國消費增加太快，國際上新增的大豆產量，都被中國毫不猶豫的吞下以滿足其無理性擴張的巨大胃口。試想，如果中國人均食用油消費從目前每天56克下降到營養學推薦的每天不超過30克（下降40% 以上），人均肉類消費下降到日本人均水平（下降15%～20%），對大豆的需求當然會相應下降。國際大豆市場會因供應過剩從賣方市場變為買方市場，中國是最大的買家，這個時候就有話語權了，因為美國/阿根廷/巴西等出口國這時都要求著中國買大豆了。這個時候中國可以就提要求了。第一步，可以建立草甘磷等農藥殘留標準和檢測，殘留超標的不予進口；第二步，可以進一步提出優先進口非轉基因大豆；第三步，中國大豆產業也可以因此“走出去”，為愿意種植非轉基因大豆的國家和農民提供種子以及其他配套服務。
監管方面，政府也應該有所作為，讓民眾放心。平心而論，中國對轉基因的管理規范從世界范圍來看還是相當嚴格的，雖然遜于歐洲，但比美國更嚴格。然而，執法層面需提高空間很大。比如，盡管轉基因水稻2009年才拿到農業部的安全證書，但早在2005年湖北省就發現上萬畝違規擴散的抗蟲轉基因水稻。湖北省農業廳點名三家企業（武漢科尼植物基因有限公司、武漢禾盛種衣劑有限責任公司和華大新技術研發公司）擅自擴大制種，其中華大新技術研發公司是華中農大下屬企業，而武漢科尼植物基因有限公司由張啟發教授擔任首席執行官。發現違規轉基因作物后政府補救措施還是相當到位，每畝補償農民四五百元，上萬畝水稻全部鏟掉。然后，有關科研人員知法犯法，卻并無任何實質上的處罰, 讓人不得不擔心比美國更嚴格的管理規則是否只是存在于紙面上。目前國內關于轉基因水稻商業化的爭論中，不少民眾對轉基因科學家種種說法抱懷疑態度，不是沒有原因。
對國內已經大量進口的轉基因大豆和玉米，也需要加強監管，包括（1）嚴禁種植，以保證國內的非轉基因大豆和玉米品種不受到可能的污染。（2）盡量用于養殖業。筆者就相關問題專門咨詢了大豆協會專家劉登高，他表示，除了養殖和食用油，國產非轉基因大豆雖然產量不斷下降，在現階段還是能夠滿足直接食用和豆腐、豆芽、豆漿、大豆蛋白粉等主要大豆產品的需求。同時，連轉基因農產品管理最嚴格的歐盟，也同樣進口不少轉基因大豆用于養殖業。由于出口大國美國/阿根廷/巴西轉基因大豆種植比例都在80% 以上甚至更高，短期內國際市場上的買家確實都別無選擇。上文已經提到要想改變這個現狀的長期努力方向。（3）對用于人類直接消費的轉基因農產品，必須嚴格標示，讓消費者有充分的知情權和選擇權。比如可對照歐盟標準，有0.9% 以上轉基因成分就必須標示，對違規企業嚴格處罰。
國內大量種植的轉基因棉花，盡管不是糧食作物，但監管同樣重要。畢竟，如果因為管理不當而出現超級害蟲/超級雜草等生物災害，受害的將不僅是棉花。在2011年4月28～29日的轉基因生物安全國際論壇第四次研討會上，吳孔明院士就提到，目前國內市場上的抗蟲綿品種雜亂，其中既有抗蟲基因表達水平高的，也有不少抗蟲基因表達水平低下的。他建議此類品種應禁止上市。正如抗生素濫用容易引發細菌抗藥性，抗蟲基因表達水平低下品種的種植抗蟲效果有限的同時容易催生害蟲的抗藥性， 應該加強監管制止這種對轉基因技術的濫用。
四、農業科技發展方向的爭論
國際農業知識與科技促進發展評估（IAASTD）在 2005～2008年間由來自各國政府、學術界、產業界（產業界在報告發布前三個月因為種種原因宣布退出）和公民社會的專家們共同參與，400多學者共同執筆，于2008年形成了評估報告。該報告是至今為止對全球農業最全面、最系統的一個評估，被中國等50多個國家共同通過。報告試圖探討的大問題，就是農業向何處去，在總結過去50年的農業發展的基礎上展望未來50年人類應該如何養活自己，如何推動農業科技為減少貧困、改善農村生計服務，向環境、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方向前進。2012年2月1日中央一號文件《關于加快推進農業科技創新持續增強農產品供給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見》將“農業科技”擺在了前所未有的突出地位，和《國際農業知識與科技促進發展評估報告》的宗旨不謀而合。
對轉基因技術如何評價，是評估關注的一個重點問題，持各種不同看法的專家在評估過程中激烈交鋒，甚至到達了白熱化的地步。除了對轉基因技術本身的評估， 誰擁有和控制技術以及由此帶來的后果，也是不少專家關注的焦點。在過去20年中，農業研發公共投資的比例不斷減小，農業研發越來越多的被跨國公司主導。那么，跨國公司所擅長并倡導的農業科技，是否適宜于發展中國家的需要，是值得考慮的。評估建議加強對農業研發的公共投資和公眾利益導向。 和2012年中央一號文件里所強調的“農業科技是確保國家糧食安全的基礎支撐……具有顯著的公共性、基礎性、社會性”，“穩定支持農業基礎性、前沿性、公益性科技研究”相當一致。
就轉基因問題，組織者們為了涵蓋多方面的觀點，做了大量協調，評估中既包括了正方支持轉基因可以增產增收的研究和文獻，也包括了反方對生物安全性、轉基因是否針對小農需求等問題的質疑和相關文獻。
評估指出，現代生物技術（指轉基因技術）在密閉環境下已被廣泛采用，例如，2000年人造酶市場達到15億美元；而該技術在非密閉環境下的應用（比如轉基因作物的種植）存在爭議。例如，有數據表明轉基因作物在某些地方增產10%～33%，而在另一些地方產量下降。評估還對轉基因密切相關的專利問題進行討論，指出尤其對發展中國家，相關專利可能增加成本，限制種子保存和交換，限制相關獨立研究，以至于損害當地糧食安全和經濟可持續性。 綠色和平和第三世界網絡于2008年發布《國外專利陷阱中的“中國”轉基因水稻》報告，2009 年發布《誰是中國轉基因水稻的真正主人》的專利調查報告，可以說是為評估中相關論點提供了一個注腳。
評估的相關結論是：通過進一步將農業知識與科技轉到以農業生態科學為主，將有利于解決環境問題，同時維持和提高生產率；農業目前和未來面對的許多挑戰，要求以更具創新性和綜合性的方式應用現有的知識和科技（正規、傳統和基于社區），以及采取新的農業及自然資源管理模式。
五、可持續農業科技成功案例及其啟發
何謂以農業生態學為主，更具創新性和綜合性的方式應用現有知識和科技，下文將敘述三個在中國已經有相當推廣規模的成功案例。
1. 多樣性混栽持續控制水稻病害
1996年云南農業大學、國際水稻研究所等單位提出了利用生物多樣性持續控制水稻病害的研究項目。根據水稻品種抗性遺傳背景、農藝性狀、經濟性狀、當地栽培條件及農戶種植習慣，以云南農業大學朱有勇教授為首的科學家團隊進行品種選配和混栽：每四排或者六排雜交稻，栽一排傳統稻。由于不同品種不同的抗病性能和農藝性狀，極大地減少了因稻瘟病和倒伏引起的產量損失。從1998～2003年，累計示范推廣981433公頃，有效地控制了稻瘟病的流行。 據四川和云南的統計，減少農藥使用80%以上，雜交稻增產6.74%～9.39%， 傳統稻種增產61.1%～117.4%。
該技術實現了短期和長期收益的完美結合。從短期看，農民平均每畝收益增加100元以上；從長期看，該技術促進了保護傳統地方品種，有效地保護了水稻生物多樣性。近年來，大量傳統品種的快速流失，使得將來的育種工作（無論是常規育種，還是轉基因育種）面臨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的危險；所以保護傳統地方品種對農業科技的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
目前，該技術正在進一步推廣和實踐中。同時，以云南農業大學王云月教授為首的中國科學家團隊正在擴展相關研究，就如何利用水稻、大麥、玉米和蠶豆多品種混栽控制病蟲害展開研發和推廣。
2. 水稻強化栽培技術
水稻強化栽培技術體系是一種新型水稻種植方法，主要特點包括：早移栽，稀植而非密植，稻田只需保持濕潤，或者干濕交替，而不需長期淹沒。在其發源地馬達加斯加，有農民畝產高達1400公斤，達到甚至超過了中國正在研發中的超級稻的產量。水稻強化栽培下單株產量大幅度提高，但其增產的具體機理還在研究中，這也從另一個側面顯示了我們對農業生態學和增產機理的理解還非常有限，迷信基因決定一切顯然是無知的。
水稻強化栽培經過改進后在中國某些省區已經有相當的推廣。到2007年止，四川和浙江推廣超過433000 公頃。2009年四川省推廣超過25萬公頃，平均增產20% 左右，同時研究表明節水45%～65%， 這對水資源嚴重匱乏的中國意義重大。 使用強化栽培技術的植株根系更發達，所以對抗暴雨或干旱的能力更強。正如中央一號文件所指出的，當前，國際經濟形勢復雜嚴峻，全球氣候變化影響加深，我國耕地和淡水資源短缺壓力加大。隨著干旱和極端天氣事件越來越頻發和嚴重，研發和推廣這類節水并能夠加強作物抗旱抗澇能力的栽培技術顯然更為重要。
3.以測土配方、分時施肥為中心的高產高效土壤作物體系
長期過度施用氮肥造成的土壤酸化，是對中國農業可持續生產的巨大威脅。為此，以中國農業大學張福鎖教授為首的科學家團隊建立了作物栽培、植物營養、土壤等多學科緊密結合的研究平臺，以圖破解作物產量與資源效率協同提高的科學難題。在現階段，以測土配方、分時施肥為核心的水肥綜合管理技術已經比較成熟， 在減少化肥用量的同時增產。三大糧食作物土壤作物系統綜合管理體系已經建立，并在110個主要農業縣進行示范驗證。300多個試驗點的結果表明：與農民習慣相比，該體系平均增產10.8%，氮肥生產力增加13%。
上述三個案例表明，以農業生態學為中心的可持續農業科技的增產潛力至少可以和轉基因媲美，甚至遠超過轉基因。但另一方面，可持續農業科技的研發投入嚴重不足，一些成熟的技術推廣階段也常常遭遇制度失靈或者市場失靈導致難以推廣，值得我們深思。在過去十余年里，政府一定程度上被誤導迷信轉基因高科技，導致農業科研投入過分集中于轉基因研究，而一些有同等潛力，甚至潛力更大的可持續農業科技方向，因此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和投入。
筆者采訪的一位四川教授說他很感激本世紀初拿到的某個科研基金，連續給了四年，他們在這四年里做出了很好的大田試驗結果，于是他們改進的某技術被列為省農業廳重點推廣項目，從此每年推廣數十萬公頃，平均增產20% 左右。 追問他這個基金多少錢，回答每年20萬而已。 每年20萬，比起某些轉基因科研人員據說每年上億的科研基金，真是零頭的零頭。 更讓人不解的是，他所在的某大學水稻研究所， 三四十個科研人員，從前每年科研經費七八百萬。這個所里也有人搞轉基因研究，全所科研經費這幾年一下子上升到2000多萬。 當然，新增的錢大都是投給轉基因的。盡管他做出了比轉基因好得多的增產20% 的結果，他還是繼續帶著他的學生們以真正服務農民的雷鋒精神盡量把他們相比之下相當可憐的科研經費花在刀刃上。 這位出身農民的專家，認為政府給科研人員的待遇已經不錯，所以，不要打太多個人的小算盤，認真服務農民是他分內該做的。 但是，他能招到好學生嗎，能留住好學生嗎？這樣真正服務農民，把論文寫在大地上的專家，將來后繼有人嗎？ 畢竟，如果政府農業研發投入過分偏向轉基因的現狀不改變，跟風轉基因的利益誘惑太大。
Jack Heinemann 教授作為轉基因科學的研究者，認為即使解決了安全問題，轉基因也不可能一枝獨秀解決農業面臨的挑戰。其實，國內也有轉基因研究者持類似觀點。在2010年3月的一次可持續農業會議上，我有幸見到了香港浸會大學植物生理學家張建華教授在《自然》雜志Nature2008年12月上發表的文章《五位可改變世界的農作物研究者》，張建華是其中唯一來自亞洲的。作為節水農業的專家，張教授也在進行轉基因抗旱作物的研發。說起民間討論中對轉基因技術的過分妖魔化，他搖頭嘆息；但說起國家對轉基因育種的投入是常規育種的上百倍，他同樣搖頭嘆息，說這同樣是不符合科學精神的，他在國家召開的相關會議上也曾試圖提過意見。 可惜，像他這樣有良心負責任的轉基因科學家不多； 國內不少轉基因科研人員，其行為更像是急于推廣產品的商人。其實，240億的轉基因專項，如果轉而投向任何一個特定農業技術方向，也同樣是值得質疑的。把大量雞蛋集中到同一個籃子里，是賭博而不是合理的科研投資。
六、結語
轉基因問題無疑是國內目前關于農業的最熱點問題。但無論民眾和政府，都不應該局限于這個問題，而是當把眼光放長放遠到農業的長治久安這個更本質的問題。20世紀的農業綠色革命養活了前所未有的大量人口，但其帶來的環境問題和社會問題也更加凸顯了現有農業模式的不可持續性。
21世紀以來，中國政府始終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重中之重，2012年的一號文件，深刻闡述了我國農業面臨的挑戰和政府的積極應對。糧食安全既然是公共品，除了政府和農民，還需要每一個消費者承擔自己的責任，為我們長期的糧食安全買單。從過去30年的物價指數來看，糧價和農產品價格上漲遠遠低于CPI上漲幅度，這其實是對農民的隱性剝削。據中國農村統計年鑒，2009年三大糧食作物每畝平均利潤僅192元。其中稻谷每畝251.20元，小麥150.51元，玉米175.37元，也就是說一家十來畝地種一年的收入不如打工一個月的工資。這種狀況如果繼續下去，20年后誰來種糧的問題并不是杞人憂天。為了緩解這個問題，政府自從2008年以來極大地提高了對主要糧食品種的價格支持和補貼，以至于出現了原糧和產品糧倒掛、產銷倒掛、國內外倒掛等反常現象。同時，由于產銷倒掛 ，對于花費了大量財政補貼和生態代價得來的糧食消費者并不珍惜。 其實，隨著種田成本上漲和勞動力成本上漲，糧食和農產品價格適當上漲理所應當。糧價上漲可能對低收入階層比如城市低保人群有所沖擊，政府可以通過定向補貼的方法解決，比如提供購糧補助金、食品券，或者定向供應平價糧等方式。從宏觀數據來看，中國目前肥胖人口達3.25億人，而且糧食浪費量巨大。都說明低收入階層之外的大量人口應該而且能夠承擔得起更高的糧價和農產品價格。同時食品價格上漲原因很大一部分是流通領域，尤其是進城最后一公里，政府想要控制食品價格和CPI應該在這方面下功夫。 給農民的地頭收購價，應該而且必須提高。我們對農民的同情，不應該停留在廉價的口頭表述，而是真正尊重農民的勞動，為農產品支付合理的價格。
只有在農民、消費者和政府三方的共同努力下， 農業的長治久安才有可能實現。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第三世界網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