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手記
歐洲難民危機與巴黎恐襲事件需要在一個新的世界體系框架中予以理解。歐洲國家的福利主義與人權價值的捆綁演化，已經變成一個難以擺脫的歷史迫令，人口老齡化不斷拖垮歐洲國家的經濟活力，它只能通過吸引外部移民的方式來抵御生育意志的弱化，由此提供歐洲公民的福利可持續能力。這形成了歐洲國家所面臨的深刻矛盾：一方面，歐洲需要通過福利人權來吸引外來移民進而維持其福利體系，與此同時，它又需要設置門檻避免外來難民進一步拖垮其財政體系。另一方面，單個歐洲國家已難以在世界格局中具有核心競爭力，它只能通過普世人權話語建構一種共同體政治文化，由此打破民族藩籬以實現政治整合，由歐洲聯盟的統一進而在新世界體系中維持其全球競爭力。但是，這一福利人權文化卻只能以某種普世主義的方式展開，這一普世訴求則為“難民”的到來打開了通道。
從長時段歷史動力觀察，歐洲國家的這一演化趨勢及其內在矛盾難以逆轉：人權的普世化訴求難以阻擋難民的蜂擁而至，移民和難民身份無法清晰區隔；加入歐盟以確保民族國家競爭力始終強過政治孤立的意志，而人權政治的普世追求卻難以承擔公民權普遍化帶來的財政赤字壓力。但一旦放棄歐洲社會民主主義和福利國家的政治傳統，也就同時放棄了歐洲價值的文化吸引力。
歐洲國家一方面作為當代世界政治文化價值的演化中心，但與此同時它也背負了越來越沉重的政治負擔，這使它越發難以具有一種“破壞性創新”的能力。它通過一種普世化的人權價值維持其文化認同，但它的大門也朝向了伊斯蘭世界，而那些碎片化與貧困化的伊斯蘭世界所提供的勞動力，不再是冷戰時期安分守己沒有政治訴求的“客工”， 他們借助于全球化的交通、金融、貿易和媒體工具，其所帶來的政治沖擊力絲毫不亞于伊斯蘭國的恐怖分子。而他們最終都是來自于那些難以被當代世界體系所容納的邊緣化人口。而那些被邊緣化的伊斯蘭世界應對邊緣化的方式則是其內部的宗教極端化和外部的流民化，其力量的流動方向不僅朝向歐洲，也將向歐亞大陸的東部延伸。
其中流散出來的經過宗教意識形態動員的人群，正在聚合形成新世紀的“恐怖主義”力量。而與此同時，傳統民族國家的吸納能力則在弱化，同時也缺乏具有世界意志的超級大國和一種新的世界文明價值。伊斯蘭國不再是傳統的基地恐怖組織，它形成了一種19世紀工人運動意義上的具有意識形態動員能力和文化吸引力的政治主張，它利用了在當代全球化中被不斷甩出在外的不滿人群。借助一種二元對立和敵我意識的話語結構，提供了充滿蠱惑力的宗教的啟示。?
無論是坐落于海洋環抱的美國，還是歐亞大陸最東端的中國，既無法躲避這一不過提前在歐洲大陸降臨的挑戰，也可能是未來唯一可以制衡這股顛覆性歷史力量的來源。它更像一種具有自我復制和傳播能力的恐怖病毒，而不是那些曾經沖跨了西羅馬帝國的蠻族鐵騎，精神魔鬼的誘惑力，要遠比恐怖武器的震懾更為可怕。攘外必先安內，這一切也首先有賴于美國和中國這樣的政治體如何應對那些來自其內部層出不窮的挑戰。
《文化縱橫》編輯部
2015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