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龍
試想這樣的場景：闃無一人的城市街道，破敗荒蕪的鄉村原野，而遠處是一群開始腐爛的僵尸來襲??這就是在美國的影視劇中占有一席之地的類型片：僵尸劇。這一影視類型及其表現的主題是如此風靡，以至于產生了一門獨特的知識：僵尸學（Zombiology）。這一看似荒誕不經的主題，據稱已經成為五角大樓的研究對象，美國一些大學的政治學、國際關系等專業也開設了以此為主題的課程。本文便是以此為考察對象，討論文明世界中的“敵人”概念。
和颶風、地震、海嘯等人類世界固有的自然災害不同，僵尸構成了文明世界的外部威脅。但它又和外星人入侵的主題有差別，因為后者在這個世界即人類文明之外，而僵尸則是這個世界內部產生的、正常人被原因不明的病菌感染或被僵尸咬傷后變成的。故而，在自然世界、文明世界和異類文明之間，僵尸主題構成了文明世界的敵人，而文明世界也在應對這一敵人的過程中，不斷調整和確認自己的邊界。
影視劇屬于大眾文化之一種，僵尸主題的影視劇擁有巨量受眾，因此這里所說的文明世界不僅是希臘–羅馬–基督教文明所構成的世界，也是當前美國和歐洲的日常文明世界。事實上，僵尸劇在歐美大眾文化中的流行，離不開冷戰的背景。在冷戰頂峰的核威脅階段，對核打擊的恐懼催生了僵尸想象，以及生存主義在美國民間的流行——當然，就生存主義而言，還有另外一個源遠流長的傳統，即對西部荒野的征服，這在特納的美國邊疆論中得到了完整的政治學論述，在此不贅。
僵尸之所以是文明世界的敵人，在于它們無法用文明世界的邏輯穿透，形成了對文明世界的毀滅性威脅。因此，如果我們克服心理上的不適，把僵尸僅僅看做一種文明的符號與象征，那么它不僅是希羅多德筆下大流士的“不死軍”、羅馬人眼中的蠻族，也是十字軍眼中的阿拉伯人、麥卡錫主義者眼中的紅色分子，甚至是——如果不考慮所謂的“政治正確”的話——近年來涌入歐洲的、混雜著數量不明恐怖分子的敘利亞難民。克服這一敵人而不必使自身墮入敵人的邏輯，成為文明世界的巨大考驗。
本文所依據的對象，是美國AMC有線電視網在2010年10月31日起開播的連續劇《行尸走肉》（the Walking Dead）。此劇至今尚未完結，已播放到第六季，并于2011年獲第68屆金球獎最佳劇集提名。故事的主體，是亞特蘭大一座城郊小鎮的副警長瑞克，在僵尸遍布的世界中和家人、朋友一起求生的驚險故事，據稱是電視史上第一部正宗的僵尸電視劇。本文試圖通過對這部美劇劇情的政治學分析，揭示出英美世界中的“敵人”概念及其對文明世界的沖擊。
毀滅：文明世界的三重屏障
戴爾之死、肖恩之死和赫謝爾之死，分別隱喻人性之維、友愛之維和宗教之維的消亡。
建城或者建國（Founding）主題，是自羅慕洛的羅馬建城以來，西方政治哲學中的重大主題。然而，文明毀滅的主題卻并不常見，比如迦太基的毀滅、羅馬的陷落，通常是史家的偏愛而非政治哲學家的主題，后者頂多會將衰亡（Fall）作為自己思考的對象，而毀滅的主題似乎過于嚴酷。而這恰恰是《行尸走肉》的起點。
《行尸走肉》將主人公設定為有著警察身份的瑞克，用意顯而易見，警察是文明世界的秩序守護者。但值得追問的是，為什么不是同為秩序守護者的軍人？劇中提供的一個說法是，成建制的部隊在僵尸來襲的第一波中就被摧毀了，這顯然不能令人信服。一個解釋是，雖然警察和軍人都是秩序的守護者，但前者主要是為了對付內部的敵人，后者是為了對付外部敵人。導演作此設定似乎是在暗示，僵尸的威脅主要產生自文明世界內部。而事實也是如此，在劇作中，那些像潮水一般涌來的面目可怖的行尸，正是正常人感染病毒后變成的。他們此前或許是醫生、教師以及白領，但在成為僵尸后一律變成了只知撕咬活體生物的可怕物種，活人在被他們撕咬后將被感染，不可逆地變成行尸。它們無法講話、無法思考、無法彼此交流，成群結隊地緩慢行走，僅存的一絲意識只能辨認出活物并撕咬，因此被稱為The Walking Dead，字面意思即行走的死人，即行尸。
上述特征正是文明世界對“敵人”的認識。在不同的歷史情境中，敵人未必真的無法說話、思考和交流，而是“文明人”無法識別、或不愿識別他們的語言和思維。劇作也從未試圖認真描述行尸是如何聚集和行動的，只有一些簡單的提示比如氣味、聲音可以刺激它們聚集。換言之，這群文明世界的敵人只是一群烏合之眾，內部沒有呈現出任何組織結構、動員力量和行動方案。在《行尸走肉》第一季的結尾，疾控中心試圖研究行尸爆發的奧秘，但最終失敗了，這意味著文明世界的“知識”抵達了自己的邊界。行尸不僅是行動上的敵人，也是知識上的敵人。隨后我們還將證明，它們還是情感、信仰上的敵人。它們對文明世界的沖擊，使后者層層剝落，從而不無殘酷地勾勒出一條文明毀滅的軌跡。
最先毀滅的是劇中所稱的“人性”之維，由劇中人物戴爾（Dale）所代表，構成了文明世界的外圍。需要說明的是，第一波瘟疫爆發后從文明世界消失的人由兩部分構成，一部分是不幸者，他們非常悲慘地變成了行尸，即自身世界的敵人（至于背后的邏輯我們不清楚，劇情只提示被咬或者感染是變異原因）；另一部分則是劇中人物經常說的“弱者”。這類弱者不僅僅指老弱病殘，還包括那些體能以及心智上的弱者，比如缺乏鍛煉的人（美國流行文化中對體能孱弱者有種近乎病態的歧視，健身和塑形則被極端化為圖騰崇拜）、心理素質差的人（包括危機來臨之后的厭世者、下不去手殺死敵人的人）。如果說不幸者的死亡或變異主要是機運使然，那么弱者則是首先被淘汰的人，他們構成了文明世界中的漂浮物，而非有機部分。這類弱者出現在整個劇情的各個部分，幾乎無一例外首先倒下。
戴爾是一位老者，他原本計劃在退休之后和老伴一起旅行，但妻子不幸在計劃開始前就罹患癌癥去世，他只能獨自遠行，獨自遭遇行尸爆發，直到后來遇到其他幸存者們。戴爾身上集中了文明世界的閃光點，他有著柏拉圖所說的睿智、冷靜與審慎這些古典德性，同時，他也擁有幽默這一現代社會中的美好品質——如果不是德性的話。他所擁有的這些品質以及不無重要的物資裝備，包括槍和房車，使他成為幸存者臨時營地的核心人物，直到他們遇到主人公瑞克之前。在團隊中，戴爾既是一個相當自立的人，同時也對同伴們抱持著足夠的責任心，比如對一雙姐妹施以援手、時刻關注其他幸存者的心理變化、對周遭事物保持著關心和警惕，不忘以文明人的標準衡量，而恰恰是最后一點使他喪命。
危險并不是必然發生的，它來自文明世界擔綱者的自我要求：當敵人帶來的失序（Disorder）成為普遍狀態，文明的擔綱者是否要介入、又在多大程度上介入？如果這個代價是生命呢？將戴爾至于生死險境的不是他之前在意的撒謊、欺騙這類日常倫理，而是一個文明世界的底線選擇：要不要殺死同為幸存者的俘虜？在秩序已經崩潰的前提下，殺死這個同類不會有道德之外的風險，而不殺則面臨很大的隱患，有可能會招來他瘋狂復仇的同伙。戴爾訴諸的正是“人性”這一普世準則，他強烈認為這會使幸存者團隊失去基本的道德基礎，并對此表示堅決反對，他訴諸的解決方案也正是民主社會的基本原則：多數原則。經過表決，多數人同意殺死俘虜。戴爾對此無可奈何，但他知道這一表決意味著文明世界的盡頭。文明人通過民主程序自己殺死了文明的基礎，即對生命的尊重。至此，戴爾的生命也不無偶然地走向終點。
在人性的屏障失去之后，文明世界的友愛之維同樣遭受殘酷考驗。在古典政治哲學家看來，友愛是城邦政治的基礎，也是公民之愛的原初狀態。如果我們把幸存者團隊看做一個移動著的小型城邦，那么維系城邦的友愛之維就極為重要。設若人性之維相當于萬民法，那么友愛之維就類似于市民法。這是因為，即便丟掉所謂的人性，城邦起碼還會是一個共同體，正如黑幫也可以是兄弟同心的緊密團體一樣。然而，劇情的發展讓友愛之維開始破裂。這主要是通過主人公瑞克和密友肖恩之間的關系變化來呈現的。
從劇情一開始，老朋友瑞克和肖恩的友誼就處于隨時可能崩塌的張力之下。他們是同一個鎮的警員，有著袍澤之誼。在劇情剛開始的行動中，瑞克身負重傷，這讓隊友肖恩誤以為他在隨后的行尸爆發中死去，便和瑞克的妻子搞到了一起。瑞克的歸來以及和妻兒的重逢讓肖恩五味雜陳，一度動了殺機。但這顯然不是重點，因為瑞克對這一切都蒙在鼓里。引起爭執和分裂的主要原因，是肖恩在處理一系列事情時所表現出的處事原則，即對待人命的態度。肖恩至少有三次殺人企圖，即企圖謀殺瑞克（因為私情），企圖謀殺隊友（因為怕拖后腿），企圖殺死俘虜（怕暴露行蹤）。第一次沒有能夠下得去手，第三次被突發事件打亂，而第二次則成功了。
瑞克最終親手殺死了已經感染病毒的肖恩。這既可以看作城邦之中友愛的終結，也可以說是瑞克扼殺了另一重自我。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肖恩都像是瑞克性格中的另一重影子：他的嗜殺、欺騙、狡詐，都是在日常的文明世界中被規訓和壓抑的部分，在行尸爆發后統統爆發了出來。這些特質是文明的第一重屏障人性之維被突破之后的必然結果，如果任由其泛濫，這個團隊（或者說移動的城邦）必然走向解體并淪為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瑞克扼殺了這種可能性，一方面維護了城邦之內殘存的正義，另一方面也預示著正義的標準開始下降，一種有別于友愛政治的、有著獨裁政治傾向的內部治理方式開始浮現，這將是接下來劇情的主要內容。
在第四季臨近結束的時候，另一位老人赫謝爾被殺，而且是以一種被斬首的極端方式死去，而他本人是一位虔誠的宗教人士。赫謝爾的死，寓意著文明世界的核心層——宗教之維的坍塌。赫謝爾同時也是一名醫生，救治傷病是他的專業，宗教信條是他的準則，他本人也是相信救贖的，這從他對待行尸的態度就可以看出來。赫謝爾將行尸囚禁在自己莊園的谷倉，這些行尸在災變前大都是他的家人。這與其說是赫謝爾對家人的不舍，不如說是他對救贖的信念：他拒絕相信他們是喪失了靈魂的怪物，以至于需要用處死異教徒版的方式徹底殺死。基于這一信念，赫謝爾拒絕相信瑞克及其團隊，他答應收留他們，僅僅是出于虔誠者的信條。赫謝爾是生活在瑞克城邦之外的人，或者說，他一直生活在文明世界的外圍——這從他居住的莊園就可以看出來，但是文明世界的倒塌最終波及到這個世外桃源。
瑞克及其團隊擊潰了赫謝爾的宗教信念，方式便是將血淋淋的現實展示在他的眼前。瑞克試圖讓赫謝爾相信，信仰無法對城邦之外的行尸起作用，在敵人面前，有效手段只有肉體消滅。最終，赫謝爾放棄自己的信仰，變成了瑞克團隊中的重要一員，并在之后的戰斗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直到他被另一個意義上的敵人斬首。
赫謝爾之后，文明世界徹底隱匿，一個真正的行尸走肉的世界降臨，那里沒有人性、沒有友愛、沒有救贖，也很難說有希望。這是一個真正黑暗的戰爭時代，我們早在上古神話中就見識過它的蹤跡。赫西俄德的《神譜》將其命名為黑鐵時代。
戰爭：正義的與非正義的
戰爭中形成的人性必須再次轉化，否則無法維持戰爭的正義性。
在《行尸走肉》第二季第八集中，瑞克第一次殺死活人，兩個闖進酒館的暴徒。從此刻開始，他們發現，自己并非僅有的幸存者，存活下來的人類還有很多。只不過，此刻的世界早已不是文明社會，那個躲在汽車背后穿西裝的男人，很有可能冷不防給你一槍，然后搶走你的食物和裝備。構成致命威脅的，不僅是那些行尸，更是那些喪失了文明世界基本準則的同類，他們殘忍、狡猾、不擇手段。在這個意義上，這些存活下來卻喪失了文明世界基本準則的人，才是真正的敵人，另一種意義上的Walking Dead。嚴酷的戰爭，此時才真正開始。劇集從這里開始，進入了另一重空間：如果人與人之間的戰爭不可避免，什么才是正義的戰爭？正義戰爭和非正義戰爭的界限何在？
殺人，是一個危險的開端。這讓人想起該隱的故事，“你兄弟的血有聲音從地里向我哀告”。“現在你必從這地受咒詛”。“你必流離飄蕩在地上。”而正是從殺人開始，瑞克團隊就開始了飄蕩的歷程。眼前的世界似乎從現代文明社會瞬間回到了奧德修斯的世界，那個世界由無數個小城邦構成，彼此隔離、政教不同、風俗各異，相互之間處于準戰爭狀態。瑞克團隊也以奧德修斯的姿態在大地上游蕩，經過許多城邦，見識許多人性，尋找渺茫的歸家之路。他們必須在見到同類的一瞬間做出判斷，對方究竟是青面獠牙的食人族，還是可以對話的文明人。他們需要即刻回答一個殘酷的問題：要不要殺人，在怎樣的情境下可以殺人？
瑞克一直試圖為自己的團隊建立某種底線，即人之為人的底線，而不必被敵人的邏輯所同化。在第三季第一集，瑞克的兒子想要打開一罐寵物罐頭來吃，被他嚴厲阻止，在瑞克看來，這種饑不擇食的行為擊穿了人的底線。保持個體作為人類的尊嚴，是對每個人的基本要求。對于團隊而言，對殺人的約束也使他們有別于其他掠食者。在瑞克構建的小型城邦里，維系成員之間的紐帶不僅僅是共同謀生，或者戰斗之誼，還有共同的信念和行為準則。這些準則包括對人命的基本尊重，以及團隊內部的民主制。瑞克通過三個問題來鑒別求助者能否獲準進入他的團隊：你殺過喪尸嗎？你殺過活人嗎？為什么？第一個問題是鑒別求助者的戰斗能力，弱者早已不適合這個世界；后兩個問題是為了鑒別求助者的道德底線。在這些內部原則中，正是民主制使瑞克團隊有別于其他的團伙。瑞克本人當然是一個魅力型的領導人，他勇敢、無私、敏銳、負責，但他并沒有僭越民主社會的基本原則，在大的決策方面通常都會遵循票決制。
民主制顯然不是末世中各種團體的共同準則，《行尸走肉》第三、第四季中出現了一個重要的敵人，一個僭主制社區。在這個名為Woodbury的小鎮上，總督菲利普是一個深藏不露的野心家。導演并沒有著力表現小鎮的內部運作機制，小鎮看似固若金湯，內部秩序井然、歌舞升平，和正常的文明社會并沒有兩樣，但種種線索表明，這是一個非正義的城邦。首要的證據是，用以維持小鎮秩序的武力和物資來源不正當。菲利普的團伙設計圍殲了一小支軍隊，將他們全部殺死并拿走了武器裝備。其次，菲利普竭力維持他的個人權威和公眾形象，哪怕是以不正當的手段。這在他和小鎮居民的關系上可以看出來，他似乎并不是由某種選舉程序產生的統治者，居民對他而言更像是被圈養的“人口”而非“人民”，他用安全和物質的誘惑籠絡他們，并在居民的仰視中得到滿足。最后，菲利普還在進行著某種秘密的試驗，他飼養行尸（包括死去的女兒）、拿行尸做實驗，目的似乎是為了掌握其中的秘密，從而統治更大的地盤。
兩個團體最終發生了戰爭，起因自然是地盤之爭，以及不無重要的人心之爭——瑞克團隊有幾個人到了對方那里，有些回來了，但也有人沒回來或者說在猶豫。經過爾虞我詐的互相試探和各種一波三折的戰斗，瑞克一方贏得了勝利。值得玩味的是劇情中菲利普團伙的潰敗。戰斗結束后，菲利普率殘部返回小鎮，大部分成員對此次戰斗的合法性提出了質疑：為何攻擊的對象是無辜的人，而非行尸？菲利普無法對這種根本性的質疑給出答案，于是把他們悉數殺害，僅有一名女成員逃過一劫，被瑞克所救。而菲利普本人的下場和歷史上的僭主也很像：被自己的手下奪走大權，余下的人投奔至瑞克團隊。至此，僭主制試驗宣告失敗。
瑞克團隊在與同類的戰斗中逐漸形成了一套戰爭規則，這些規則包括：不掠奪他人財物，不濫殺無辜，不到迫不得已不使用武力，對俘虜的人道主義，以及最為重要的一條：戰爭是為了恢復戰前狀態。在看不到盡頭的戰爭中，人們很容易忘記這一目的，將殺人變成習慣，或者像僭主制的菲利普一樣，將戰爭看做擴大地盤、實現野心的機會。而瑞克等人應對侵襲或發起戰斗的原因和目的，無非是為了奪回物資、援救隊友，或者被迫反擊。他們從未主動對同類發起攻擊，相反總是盡可能地對善意的路人施以援手。正是對“生而為人”的強烈認同，使他們區別于the Walking Dead，不論是真正的行尸還是喪失了人性的匪幫。也正是這一點，為這個微茫的末世帶來一絲亮色，這固然是影視劇作為大眾文化的需要，但也使我們的理論闡述成為可能，否則“正義的戰爭”將失去根基。
需要指出的是，此時作為正義戰爭基礎的人性，和行尸爆發前，由戴爾所代表的、作為文明世界外圍的人性已經全然不同。這一人性是經過戰爭歷練，飽受內心巨大煎熬之后的結果，它堅韌、冷酷、果決、對世界抱有期待，同時又充滿掙扎、懷疑和自我否定。正如尼采在《善惡的彼岸》中所說，“與惡魔斗爭的人要時刻警惕，以免自己也變成惡魔。如果你久久地注視著深淵，那深淵同時也在注視著你”。被敵人所改變的人性必須再次轉化，實現重生，否則無法持續。
重生：我們是誰？
在普遍和平到來之前，文明的孤立主義是否可能、是否可欲？
在第五季的后半部分，《行尸走肉》提出了一個嚴肅的政治哲學主題：在戰爭使文明人野蠻化，并且他們已經習慣了這種“野蠻”狀態時，重新文明化（Recivilization）有無可能？這個問題不像盧梭提出的“文明的一躍”那樣輕盈，和美國歷史上的“重建”（Rebuilding）主題也有著很大的區別，它有著深刻的屬靈意味。
進入這個主題之前，瑞克團隊經歷了一個希望破滅的過程。從第四季開始，在許多人都會經過的鐵路沿線，出現了一個極具誘惑力的“終點站”布告牌。這個布告牌詳細標注了前往此處的路線，并允諾可以為人們提供庇護之所。對于那些飽受顛沛流離之苦、朝不保夕的人們來說，這無異于真正意義上的福音，一種彌賽亞主義的降臨。終點站的意義絕不僅僅在于提供衣食和庇護，更在于它宣告了戰爭的終點：只要到達此處，此前所有的痛苦和糾結都可以畫上句號。行尸帶來的危險解除了，人與人之間的戰爭狀態也將宣告終結。還有什么比這更具誘惑力的呢？而瑞克一行人歷經兇險到達此處后，看到的似乎也正是一個“歷史終結”后的世界：人們悠閑地烤肉，熱情地張羅遠道而來的幸存者。然而，長期以來形成的警覺告訴瑞克，這里或許隱藏著一個巨大的陷阱。
結局沒有超出瑞克等人的預料。在表面的熱情背后，是一場驚心動魄的陰謀：這是一個兇險的人肉作坊。這里的人們以終點站為誘餌，捕獲那些心存希冀的幸存者，并以他們為食。經過機智而驚險的抗爭，瑞克團隊最終逃離了魔爪，但帶來的陰影是巨大的，這一事件以令人驚懼的方式宣告，這個血色末世并沒有彌賽亞，也沒有任何意義上的救贖，它不僅對人們的體力和意志進行著持續的考驗，也將改造幸存者的靈魂。經過“終點站”改造的靈魂不相信任何許諾，不論這一許諾以何種方式作出。沒有任何彼岸，擁有的只是無盡的廝殺和求生。唯一能夠慰藉彼此的，只有彼此的體溫和一息尚存的心跳。
正因如此，當瑞克團隊跋涉后來到另一個祥和的社區時，同樣的不安和疑慮籠罩著每一個人。社區的主人迪安娜試圖讓瑞克相信，這一社區是文明社會的延續，除了外部的高墻和瞭望塔之外，社區的內部生活、組織原則和議事機制與災變前的世界沒有任何區別。社區之所以能從遍地狼煙的末世幸存下來，純屬偶然和機運，和社區領導人迪安娜此前作為州議員的政治身份不無關系。這一社區是此前戰備規劃的產物，因此其能源供應和防衛措施足夠應對行尸的侵襲，而迪安娜本人的個人魅力和政治信仰則保證了社區內部的民主制運行。
巨大的誘惑擺在瑞克團隊面前：選擇歸化（或重新文明化），還是選擇篡位奪權？后者并不是一種簡單的野蠻人思維，或者像之前的僭主制模式一樣，而是建立在一個基本判斷上，那就是：在普遍的戰爭狀態下，封閉的文明孤島無法存活。換言之，除非消除與行尸之間的普遍戰爭，否則無法建立真正有根基的文明。迪安娜社區的人們從未直面過殘酷的戰爭，無論是對行尸的戰爭還是對同類的戰爭，他們延續著此前文明社會的思維和行動，并習以為常。做出第一個選擇即歸化并不真正困難，他們只需要忘掉此前發生的一切，暫時忘掉墻外的威脅，重新拾起災變前的生活記憶和習慣即可。每天都還有Party，能Happy，為什么不呢？
但他們最終拒絕了歸化，這一行動促使我們思考：是否在普遍的和平到來之前，文明世界無法以孤立主義的姿態存在？當然，劇情是通過人物和行動來表達這一點的。在瑞克他們看來，這一純屬“偶然和機運”的社區必須被接管，否則其存活只能依靠運氣，而滅亡則是必然。支撐這一判斷的與其說是理性，毋寧是習慣，基于長期戰爭而養成的警覺。團隊重要成員之一達里爾拒絕接受這一選擇，繼續保持游獵狀態，瑞克本人也以一種社區居民無法理解的姿態保持著高度戒備。事實證明他們是對的，危險從未消除，而要應對危險，必須改變社區的存在方式，民主制必須改變為戰時狀態。
歷史的終結其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歷史并沒有真的終結。在社區居民蒙上眼睛的時候，歷史正在呈現出它“理性的狡計”。劇情的發展驗證了瑞克等人的判斷，承平日久的居民必須拿起武器勇敢面對這個世界，才有可能贏得一線生機。循環往復的劇情并不能擱置一個終極問題：要不要回到文明狀態，如何回到文明狀態？對于前一個問題，答案是顯而易見的，除了天生殺人狂，沒有人愿意生活在一個危機四伏、人人為敵的世界。但如何才能回到這一狀態？答案并不明朗。
從第六季開始，導演似乎要為劇情設置另一種可能性，即走出戰爭狀態、實現重生的可能性，這主要是通過劇中人物摩根（Morgan）的命運和選擇來呈現的。摩根從第一季便出現在劇中，他曾與瑞克相遇，在喪失愛子后，有過一段自暴自棄、相當狂亂的經歷，后來他遇到一位犯罪心理分析師，從后者那里學到了高超的棍術，并受其感化。后者在和他的對話中給他講述了重要的理念：除了殺人，你還可以有其他的選擇，人是有可能被救贖的，你需要去尋找那些和你有相同信仰的人。自此之后，摩根開始拒絕殺人，哪怕為此付出巨大的代價也在所不惜，這讓瑞克及其隊友十分憤怒。摩根在一些具體情勢中做出的選擇的確讓人惱火，但需要承認，這是走出戰爭狀態的唯一出路。
幸存者們必須通過行動來回答“我們是誰”的問題，并承擔由此帶來的責任與重負。不得不承認，人道與文明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而茍活是如此簡單。此前所有的經歷表明，匪幫和僭主制是不可取的，文明的孤立主義也是曇花一現，出路只能是一種普世的人道主義。這種人道主義是經過戰爭洗滌的、遍布與敵人遭遇留下的傷痕，但它又充滿戰斗意識和救贖精神，以普遍和平為己任。這種新生的人道主義必須勝利，否則等待我們的將是一個布滿行尸走肉的世界。
結語：兩種敵人與難民政治的未來
《行尸走肉》整個劇情中出現了兩種意義上的敵人，一種是絕對意義上的敵人即行尸，一種是相對意義上的敵人即人類。幸存者在持續對抗的情形下，不斷將應對敵人的經驗內在化，使之成為自身的一部分；另外，敵人的概念也在發生轉化。
行尸并不是從一開始就是絕對意義上的敵人，而經歷了一個概念封閉的過程。不論是第一集末尾關于行尸起因研究的疾控中心，還是莊園主、醫生和基督徒赫謝爾對變成行尸的家人的不舍，抑或是“僭主”菲利普秘密進行的實驗，都在表明：人類想要從知識上破解行尸產生之謎，畢竟他們曾是自己的同類。然而，隨著實驗的失敗，人類放棄了這一努力，行尸變成絕對意義上的敵人，這種意義上的敵人只能被消滅，無法被轉化。與此同時，敵人概念的絕對化使幸存者也發生了變化，不論是個體心態、情感、信仰還是作為組織的組織結構、行動原則和議事規則，都開始轉化為某種“戰時體制”，以應對不知窮期的危險。
當絕對敵人固定之后，相對意義上的敵人開始產生，即幸存者內部的敵人。這一層面上的敵我區分不在于視角上的差異，而在于是否延續了文明世界的遺產。尊重生命、民主決策、明確的戰爭規則等內容，構成了敵我區分的標準。這一標準是一種認同政治，凡是可以認同并遵循規則的“相對敵人”，可以被轉化并為我所用，成為殘存文明世界的后裔，在灰暗的末世尋找出路。
在絕對敵人產生，并成為短期無法克服之對象的同時，幸存者變成了大地上的難民，產生了某種難民政治。幸存者已經喪失了對文明世界的掌控，彼此隔離，相互征戰。難民政治圖景中的世界必然是奧德修斯的世界，幸存者是奧德修斯一樣的流浪者，在大地上飄蕩，經歷重重苦難，尋找難以辨認的家園并試圖恢復原貌。到目前為止，導演團隊并沒有對這一難民困境提出解決方案，因此需要我們為其“腦補”上某種結局，一種基于理論推演的可能性。
如果我們跳出劇情，稍稍加入一些現實元素，這一難民政治的景象或許會更加飽滿。以大量涌入歐洲的難民為例，如果在20世紀以來歐洲整體衰落的背景觀察，其實歐洲人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文明的難民”。秩序總是需要某種維持力，包括警察、軍人、物資裝備、組織資源、制度資源、意識形態，等等。然而，歐洲一定程度上已經喪失了秩序的維持力，他們的力量不足以維持其文明構想，因此在可以想象的未來，歐洲乃至整個世界幾乎必然重新回到荷馬的世界。一個城邦林立、以鄰為壑的時代即將到來或正在到來。
那么，什么是難民政治的未來？新的出路必然來自新的政治構想，這一構想以敵人經驗的內在化為前提。一方面，敵人的產生及其絕對化將重組人類政治世界，那些敏感并素有準備的人將首先感知這一趨勢并做出反應，他們將以拯救者的姿態領導文明的難民；另一方面，難民政治自身也將重新分化組合，在絕對敵人的張力之下，文明的內部價值將重新排序，某種新的、有戰斗力的普世主義將碾壓、規制其他的政治安排。可以肯定的是，在這一過程中，絕對敵人的存在不可能完全消除，它將像抗體一樣進入文明肌體內部，成為未來文明世界的一部分。在這個意義上，敵人的存在將是文明世界的隱秘構成，“敵即吾身”。
（作者系本刊特約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