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 成
2013年9月7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哈薩克斯坦納扎爾巴耶夫大學的演講中提出了構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合作倡議。隨后習近平在上海合作組織比什凱克元首峰會上再次闡述了這個思想。中國與歐亞地區國家的共有歷史記憶在這一歷史時刻被重新激活，一種基于共同發展和共同繁榮理念而構建的新的合作機遇開始浮現。
問題在于，這項重要倡議如同中方此前的諸項國際議程設置一樣，只給予了一個大致的輪廓而缺乏足夠具體的細節。直至今年3月底博鰲論壇期間中國國家發改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布《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報告前，中國上至國家領導人下至部門負責人和省市領導均未直接公開說明“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共建路徑，無數的猜想和迷思由此產生了。比如，“絲綢之路經濟帶”到底有多長？有多寬？這是一個經過精心設計的戰略嗎？這是一個地緣政治方案還是一個地緣經濟方案？它能給其他參與國帶來什么樣的紅利？它標志著中國外交的轉型節點已經到來了嗎？崛起中的中國從此開始放棄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戰略遺產，轉而奉行更具主動性和進攻性的外交方略了嗎？它預示著中國將在周邊范圍內謀求地區事務的主導權嗎？中國將以怎樣的姿態出現在歐亞地區？中國是以歐亞地區的權力競爭者還是合作者角色出現？它是充當既有大國的追隨者，挑戰者抑或是平等伙伴？中國能否擔當以及如何擔當歐亞地區和平的支持者、安全的保障者、穩定的推動者、發展的促進者、繁榮的奉獻者？當中國越來越積極參與歐亞地區事務時，中國本身以及它的周邊國家做好準備了嗎？這些疑問的背后實際上潛藏著一個最關鍵的議題，即中國與歐亞地區轉型經濟體發展是否存在內在一致性？換言之，習式外交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利益共同體”，是作為一種外交話語還是獨立的、可操作的具體議程？
本文將在分析外部世界對“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典型誤判基礎上，借助于新大陸主義的理論思考，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構建的可能路徑，最后對新形勢下如何實施向西開放的具體方略及風險防范提出建言。
“高鐵隱喻”與兩種中國觀
其實，歐亞地區中國的主要合作伙伴對“絲綢之路經濟帶”的不同版本的解讀和第一時間的原初反應都說明了一個充滿復雜性的正反感情對立：一方面，希望中國在促進地區經濟合作中能發揮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擔憂中國借助“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實施獲得更大的國力比較優勢，使得其他國家不得不仰其鼻息。僅就外部世界而言，更深層次上，上述的種種猜想的背后實則是對中國“國際議程設置”能力的一種復雜心態：成長中的中國被多次要求承擔“負責任大國”應盡的義務，但當中國越來越積極提出自己的合作設想時，又擔心自身在和中國的競合中被邊緣化。而中國國內，尤其是大眾傳媒和學術界對“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過度解讀，也加劇了外界對“絲綢之路經濟帶”倡議的知覺錯誤和戰略誤解。
更深層次上看，外部世界對“絲綢之路經濟帶”倡議的誤解誤讀，更多體現的是這些國家對中國未來的國際角色及其對國際體系轉型與國際權力轉移帶來的不確定性的一種憂慮。誠然，中國的成長已經是國際社會無法否認的事實，它內在于國際權力加速轉移進程下正在形成的國際秩序之中。未來的全球政治和地區格局，在一定程度上由中國與世界體系的相互塑造所定義。問題是，中國崛起后將會扮演怎樣的全球和地區角色？是經濟強權還是政治霸權抑或是負責任大國？而與這些問題相伴而生的，是不少周邊國家各種形式的“中國威脅論”。傳統意義上相對成功的“雙贏”外交政策，似乎在新時代沒有阻止周邊國家不同程度上對中國未來方向的懷疑和猜測。在此意義上，所有的這些質疑都只是傳統中國威脅論的變體。這些有強烈偏差的認知，反映出的正是外部世界，首先是西方國家對中國正在日益改變世界這一事實的強烈憂慮、懷疑和防范，而對中國周邊外交整體，尤其是其歐亞環節中包含的合作性、包容性、公共性視而不見，對中國愿意與其他國家、地區和國際合作機制保持協調、合作乃至共振的良好意愿視而不見。
這種有意識地忽略中國“不謀求歐亞地區事務的主導權，不經營勢力范圍”的基本立場的做法，顯然不利于歐亞地區的可持續發展。而其背后彰顯的卻是兩種迥異的中國觀。
形象地講，中國好比高鐵上的乘客。我們坐在車內感受到的是一種平穩、舒適，而在沒有參照系的情況下對其速度并無太直觀的感受。但對于站臺上和軌道旁的他者而言，這種快速所帶來的震驚感是顯而易見的。“中國速度”和“中國體量”就這樣轉化為“中國機遇”和“中國威脅”的混合物。因此，“和平發展”、“不稱霸”、“不謀求勢力范圍”等話語的實際效果與中國自身設想的說服力并不完全吻合。中國以為自己是小熊維尼駕駛的卡通小貨車，而外部世界則感受到呼嘯而過的高鐵；中國以為自己是可愛的小王子，而外部世界卻可能視之為金剛霸王。一個雖然不夠清晰、但隱隱約約已現輪廓的戰略機遇期與戰略風險期疊合的混合時刻正在加速到來。其背后的核心原因，正在于中國作為一個超大規模國家的存在，如果不能為一個日趨失序的全球秩序提供足夠的確定性，勢必會產生權力轉移的典型悖論：守成大國和崛起大國越是致力于推動國際和地區情勢的穩定，就越是催生新的不穩定。
外部世界的知覺錯誤
外部世界，尤其是與中國新疆相鄰的周邊國家對“絲綢之路經濟帶”的主要錯誤認知，在初始階段集中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新核心–邊緣論或曰新中心–外圍論。這種觀點認為中國要借助“一路一帶”的構建重塑周邊地緣經濟和地緣政治環境，而歐亞地區國家在現有世界經濟體系中的邊緣角色勢必進一步固化，其以貿易為主的經濟聯系未來可能呈現的主要特征包括：其一，邊緣國家對中心國家的單方面依賴。發展中的歐亞轉型經濟體與形成中的“中心”國家——中國的合作并沒有導向經濟平等，因為兩者的合作關系對于在轉型國家一方是實現工業化的短期目標，但是“中心”國家則是為了更方便地獲得外圍國家廉價而質優的勞動力及其他國民財富中最具價值的資源。其二，非對等的經濟交換導致新的不平等加劇。在此情況下，外圍國家陷入生產初級產品和不斷增加外債的牢籠，這是由于它們要在進口商品和服務時花錢購買蘊含在其中的知識產權，在出口初級商品和低附加值產品時，自然資源和勞動力被賤賣。
中國國內個別部門或個別學者有關利用“絲綢之路經濟帶”向中亞等國轉移剩余產能的提法，進一步加劇了這些國家的憂慮和緊張情緒。在他們看來，中亞的生態極為脆弱，沙漠化程度日益嚴重，人口總量不高且購買力有限，一旦成為中國高污染、高耗能等產業轉移的目標將嚴重威脅地區安全。
哈薩克斯坦總統戰略研究所等中亞頂級智庫在“絲綢之路經濟帶”倡議提出后不久，即在研究報告中強調，及時醫治中亞國家外圍性病癥（經濟低效、地區間發展不平衡、經濟處于不同的發展層次）的唯一可能途徑是，實現中亞國家與獨聯體中處于歐亞一體化范圍內的國家兩者之間的次區域合作。
二是以大博弈理論為基礎的“西進”論。在這一解釋中，一個被想象的致力于“西進”的進攻性中國形象正日趨豐滿，并有逐漸主導其他國家對華政策議程設置之勢。“絲綢之路經濟帶”倡議一經提出，就在相當程度上遭到了外部世界的諸多誤讀和誤解，甚至連俄羅斯智庫和決策界，也不乏重新思考中俄關系、注意歐亞地區挑戰的東方要素的呼吁。他們普遍傾向于認為，中國抓住俄美歐在中亞留下地緣戰略真空的機會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這不僅是為保障能源供應安全，更重要的是有助于中國“西進”對抗美國重返亞洲戰略，以攻為守，打亂美國以TPP和TTIP孤立中國的意圖。
這種將“絲綢之路經濟帶”倡議等同于“西進”戰略的核心邏輯在于：第一，中國2013年的歐亞政策，尤其是“絲綢之路經濟帶”標志著中國正在實施“西進”戰略。第二，“西進”戰略是一套旨在對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政策“再平衡”的，隱含“進攻性”、“征服性”、“侵略性”的一整套規范安排。第三，“絲綢之路經濟帶”以經濟合作為表，以地緣政治目標為本，旨在為崛起中的中國挾強大的經濟實力重新劃定周邊勢力范圍并為中國成長為全球大國作地區層面上的機制鋪墊。換言之，中國的主旨并不在于提供公共產品，本質上仍是一個利己者，謀求最大限度的攫取歐亞資源，服務于大國崛起的中國夢。第四，中國的歐亞新外交對所有歐亞地區現有的地區整合方案，包括俄羅斯的歐亞聯盟方案、美國的“新絲路戰略”、歐盟的中亞戰略、日本的“自由與繁榮之弧”戰略、韓國的“歐亞倡議”、土耳其的“歐亞”構想等都構成了排他性挑戰。第五，其他大國，尤其是俄羅斯應該重新思考在中部歐亞地區的權力結構，基于對中國影響日益增強的共同憂慮重構美俄、歐俄、日俄等在中亞地區的雙邊關系和多邊合作體系。
應該說，這些基于錯誤的信息和錯誤的判斷而建立起來的被“神話”的認知所造成的負面影響正在持續發酵。而中國學者在很多時候只是泛泛提及“絲綢之路經濟帶”與“西進”戰略的相互關系，且多將中亞視為“西進”戰略的重要支點和戰略通道。部分官方機構在不同場合頻繁使用“西進”一詞，則進一步加深了外部世界對中國的疑慮。
問題是，歷史地看，在長達數個世紀的海權和陸權力量博弈中，迄今為止尚未有任何大陸性權力獲勝的記錄，中國的決策界會愚蠢到有重蹈覆轍的沖動嗎？與中國西部大周邊的邊緣性權力相結合就足以確保中國與美國挾TPP、TTIP等形成中的國際機制抗衡嗎？中亞國家除哈薩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外無一例外屬于低收入國家，它們足以充當中國剩余產能和過剩產品的轉移市場嗎？顯然，上述問題的答案都是否定的。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固然給中國帶來了挑戰，但中國不可能因此而放棄在東亞的利益，也不可能借“西進”以攻為守，忘記了歷史上日本、德國乃至蘇聯的教訓。而TPP和TTIP與“絲綢之路經濟帶”完全是不同性質的構想，中國最可能的辦法，是采取倒逼機制推動國內經濟改革進程，從而繼續保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習李體制正在積極向這一目標靠攏。
“崛起困境”的理論解構
無論如何，上述兩種典型觀點，已經極大地影響到中國在歐亞地區的戰略部署，使得以“一路一帶”為核心的周邊外交新方略的推進在初期階段遇到了較大的外部阻力。烏克蘭危機盡管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中國的戰略壓力，但所謂的“戰略寬松期”并未真正出現，相反，“戰略緊張期”的態勢日益清晰。包括俄羅斯在內的國家，仍在致力于倚重對華關系應對全球和地區權力轉移，但在亞太地區，它們并未放棄推動更加多元化、均衡化外交的大趨勢。因此，我們需要改變“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過程中獨白多于對話的局面。“利益共同體”是對“雙贏”話語的升華，但改變不了中國作為成長中的超大規模國家這一現實，改變不了中國周邊政策的主要矛盾：超大規模經濟體在成長過程中因市場擴展、資源需求和權力增加的沖擊效應過快彌散蔓延，以及長期演變前景的不確定性而導致的基于知覺錯誤產生的信任危機。如果不能設法化解大國崛起過程中面臨的共性問題，即市場/資源/權力重新配置過程中面臨的利益再分配問題，“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很難成功。
為了解決這一崛起困境，中國的學者和官員開出了各種各樣的藥方。趙汀陽教授從哲學高度基于對西方的世界主義的批判并借鑒傳統中國的哲學基礎提出了“天下體系”，這是一種對傳統的再發明，旨在克服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的缺陷而創造一個良好秩序的“國際社會”。但這種宏大的哲學思考缺少具體的制度設計，使之出現了理論與實際相脫節的問題。
國家開發銀行前董事長、中國政協副主席陳元曾提出，中國與發展中國家在發展問題上包含著內在的一致性。問題是如何確保這種內在的一致性？或者說話語上如何構建這種內在的一致性并使包括發達、發展中以及第二世界的國家相信并支持？
于向東、施展、王利等學者提出了未來世界經濟結構“雙循環”論，即中國與發達國家的經濟循環和中國與不發達地區的經濟循環的聯立結構。在這一理論框架下，在原先的“中心–外圍”結構下，發達國家直接與外圍國家進行制成品與原材料的貿易，現在，其中的大部分貿易被中國替代。發達國家的貿易間接地通過中國貿易而同外圍國家發生關系，這是一個轉折性變化。目前這個過程還在進行中，它還沒有完全改變全球貿易體系，原先的“中心–外圍”貿易循環也還在進行中，但無論是其中的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不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還是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都開始受到這個中國成長所推動的“雙循環”結構的影響。這一理論的不足之處似乎在于：其一，在金融、服務等非商品貿易循環中，還是以“中心–外圍”結構特征為主。其二，這種安排本質上還是一種“中心–外圍”的邏輯，中國的角色類似于沃勒斯坦設定的半邊緣角色。
我認為，可以在新大陸主義的框架內找到一種替代簡單化的“利益共同體”的話語體系，從而使得“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具有理論上的強有力支撐和實踐上的可操作性。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全新的外交哲學和經濟外交思維。
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大陸主義與跨歐亞一體化
本文界定的新大陸主義，與美國霍普金斯大學賴肖爾東亞研究中心主任肯特·考爾德2012年以來一直倡導的新大陸主義并不完全相同。考爾德教授注意到了歐亞地區自1973~1975年石油危機以來的6個關鍵節點，包括了中國的四個現代化、蘇聯解體、普京治下的“石油國家”崛起等，但未將中國近20年的成長設定為重要外生變量，并僅僅覆蓋了能源地緣政治領域。新大陸主義并非由于危機而驅動的被動合作，也不僅僅因歐亞大陸內部存在著能源消費國與生產國之間的天然互補關系，而是一種基于全新的合作思維，是一個將全球化進程中的疏漏地帶（cloopholes）加以彌合的自然進程。
在新大陸主義的理論視野內，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的提出，正是中國基于兼容性普遍主義（universalism）對新的全球和地區合作議程的具體化。它的最大優點在于考慮了全球化進程支配下的三個“三個世界”的基本特征而獲得了時間–空間與國內–國際的聯動性，可以為參與國帶來巨大的發展紅利，同時避免新的核心-邊緣結構的生成。
我們注意到，后冷戰時期的全球化進程主要包含兩大特征：一是全球范圍內幾乎所有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相互依賴日益加深；二是不同地區和不同國家卷入全球化的程度不一，導致了全球化的非均衡性日趨突出。就整體而言，新世紀第二個十年之前的全球化，就像一張擁有歐洲、北美以及亞太地區三個主要節點的網狀結構。三者之間互相依賴不斷加深且各自對周邊地區的輻射和吸納作用日趨增強，從而催生了推動全球化大潮的“戰略三角”。舍此戰略三角之外，全球化網絡結構中，也包含了一些因較落后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前宗主國“帝權”結構的緩慢彌散而導致的全球化程度不夠的疏漏地區。歐亞大陸內部的眾多轉型國家都屬于這一層級。
那么，在這種不均衡的全球化進程中，怎樣既保障優勢國家的增長空間，又確保大國間不重蹈歷史上的非理性博弈覆轍，并同時為后發國家提供更多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可能性呢？或者說，中國如何作為才能避免新的大國零和博弈的再現？才能防止非西方世界和西方世界的對抗？才能消解新核心-邊緣結構的生成和固化趨勢？
理論上講，認清當下時空范圍內的三個“三個世界”共存的現實，有利于中國和外部世界共建共享新的歷史性發展機遇。
第一個“三個世界”是長時段視野下的全球治理格局，本質上是東西問題，具體指的是地理大發現前東西方平行發展的古典世界、地理大發現以來到20世紀末期大約500年的西方主導的現代世界以及可能正在來臨的歷史上第一次由東西方共同治理的后現代世界。
古典世界的基本邏輯是：東方是東方，西方是西方。雖然有古代絲綢之路的勾連，但本質上講，東西方文明遵循各自的內在邏輯獲得了獨立發展，農業文明與游牧民族文明同時共存，秦漢中央集權模式、羅馬模式與伊斯蘭教模式各有長短，大陸權力（帝國）和沿海商業文明平行發展且前者相對處于更有利的地位，覆蓋全球的國際經貿體系并不存在。古典世界衰落的主要標志之一，是古代絲綢之路至蒙元時代終于沒落。
現代世界的500年中，海洋國家逐漸占據主導地位，荷蘭、大英帝國、美利堅合眾國等海洋權力漸次崛起，并逐漸取得了對傳統陸權國家的優勢，構建了以現代性為核心、以海洋文明為主導的國際秩序。西方發達國家在此期間，最終獲得了對東方國家的絕對優勢，并在全球資本生產鏈上占據了最有利的核心地位；廣大非西方國家基本處于邊緣地帶，多為核心成員國提供廉價資源或廉價勞動力，并從核心成員國購買高附加值的產品。整個現代世界充滿了戰爭、血腥和不平等的剝削。非自由資本主義模式的國家或許在部分領域獲得了成功，但抵消不了所謂“自由世界”的整體優勢。
正在形成中的后現代世界，因為高鐵等陸路技術的升級更替及航空網絡的密集開發，有可能催生新的全球交換體系。這一體系不再單獨屬于海洋世界或大陸國家，而只會屬于兼顧全球化的海洋動力和大陸動力的跨海陸一體化。更關鍵的是，由于人類社會面臨越來越多的公共問題導致任何一個大國或一個集團都無法全部解決這些共性難題，東方和西方只有攜起手來才能完成全球和地區治理的要務。
在澄清古典/現代/后現代世界的基本特征和主要問題后，“絲綢之路經濟帶”的輪廓就更為清晰了，即這不會是一個對抗性的議程，而是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優化合作路徑、防止“崛起困境”的第三條道路。
第二個“三個世界”指向的是當下的國際權力配置，指的是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和介于二者之間的第二世界，本質上是以發展為核心的南北問題。
由于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快速成長，催生了一種超出傳統“核心–邊緣”體系的雙循環結構，即一方面傳統意義上的核心、半邊緣與邊緣的劃分依然具有某種有效性，比如中國因世界制造大國的身份扮演了類似于半邊緣的角色，使得發達經濟體與發展中經濟體之間的直接實體經濟往來有所下降，但另一方面，后現代意義上的發展中經濟體，在跨海陸一體化框架下充當亞太、西歐和北美全球化“戰略三角”之間的交通渠道的角色及其重要性不斷攀升，使得這些全球化的疏漏地帶也扮演了樞紐角色。
換言之，在這一垂直權力結構框架內，歐亞地區的廣大發展中國家不再是被動的資源輸出國與商品進口國，而是第一次有可能借助于地理上的便利地位，通過參與全球化戰略核心間的互動獲得巨大的發展紅利，從而有可能借助于外力自然地汲取自我發展的內生動力，從而在很大程度上被賦予了更多的主體性，防止了邊緣角色的固化。當然，這不意味著這些地處全球化疏漏地區的中小國家，可以上升為全球交換體系中的核心角色，但至少相較于迄今為止的被動地位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歷史進步。
這樣一來，“絲綢之路經濟帶”倡議的實施，有可能突破傳統的核心–半邊緣–邊緣的世界體系結構，使得歐亞地區的后發國家真正獲得改變自身歷史命運的發展機遇期。
第三個“三個世界”則指向中國內部的治理結構，最早開放的東部地區及其自由主義偏好，正在趕超式發展的中部地區及其物質主義取向以及欠發達的西部地區及其民族主義思潮潛流涌動構成了中國內部的三個世界。
改革開放前三十年中國經濟的空前成功有諸多復雜的動力，但其中很關鍵的增長動因之一，無疑當屬于被經濟學家描述為“兄弟競爭”的地區間相互競爭模式，背后則有著特殊的中國政績觀支撐。在大的政治背景下，每個省市都將地理或實力鄰近的其他實體作為競爭對手，試圖通過取得對對手的比較優勢獲得更好的經濟表現，進而在官僚科層中占據有利的地位。在同等烈度競爭下，有著更好地理位置及歷史經驗的東南沿海地區獲得了巨大的經濟成功，中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的差距則不斷擴大。更大的問題在于，東南沿海與外部世界的經濟融入程度，遠高于國內一體化的水平，“兄弟競爭”模式，反而進一步加劇了國內市場的碎片化。這樣一來，前三十年的成功經驗有可能是后三十年中國發展的一劑毒藥。而如果能促成國內一體化的順利推進，則有可能為后三十年中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提供新的動力。
第三個“三個世界”的內部差異表明，過往三十多年向海洋世界的開放為中國的成長和世界的增長帶來了巨大的發展紅利，而中國如果能在事實上推動東中西的內部一體化，將不僅為中國，也為全球化在歐亞大陸地區的疏漏地帶創造新的發展紅利。這也是中國推動“一路一帶”的最關鍵原因，即“一路一帶”從本源意義上首先是推動國內一體化的方案，其次才是國際合作的倡議。
由此，全球化疏漏結構就被新的合作網絡所取代，全球政治的歐亞時刻由此開始，即原先歐亞大陸中部和北部的漏洞，似乎正在被一個新的連接歐洲、蘇聯以及中國等東亞國家的全面網絡所替代。群起性崛起的新興經濟體，如中國、俄羅斯和印度與本地區的跨國合作網絡緊密勾連，且終端直接指向了位于西部邊緣的歐盟。歐盟的東擴和東部伙伴關系也在事實上推動了這一進程。歐亞大陸原本清晰的歐洲和亞太地區的地理界線，隨著這種新的合作網絡的構建而變得日益模糊。
在此背景下，由“絲綢之路經濟帶”所代表的新大陸主義就和帝國主義式的殖民掠奪發展構成了本質上的區別。它的網絡結構，先天地包含了大國與中小國家相互依賴的內容，有望重現古代絲綢之路平等性、包容性、文明性等特征。
因此，在新大陸主義的思維內，“絲綢之路經濟帶”就不是中國致力于推進封閉的大陸亞洲體系的新信號，更不是借此與其他國家相抗衡的努力，而是將開放的海洋體系和相對封閉的大陸體系予以整合的一種嘗試。這一點從海陸絲綢之路并舉的倡議中可見一斑。換言之，中國將繼續甚至進一步強化過往三十余年對海洋亞太（首要是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發達經濟體）的開放，與此同時，中國的新歐亞戰略絕不意味著試圖建立任何替代性的、排他性的大陸亞洲體系。相反，一種新的局面可能正在出現，即中國國內國際兩個大局以一種前所未有的貫通之勢呈現在新世界秩序中：東向南向的海洋開放與中國內部從東至西的廣袤地帶的國內一體化以及以俄羅斯、中亞為支點并繼續向西開放的跨海陸整合體系。在此進程中，中國國內的一體化進程將得以被啟動，東西部發展嚴重不平衡的局面可能被打破。而外部世界則可以從全球化“戰略三角”的兩角交互中獲得新的發展紅利。
“絲綢之路經濟帶”共建的雙引擎
借助于新大陸主義的跨歐亞一體化思路的幫助，我認為，中國在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共建過程中，應集中關注于以下兩大要素，一是能源；二是基礎設施。
具體到能源絲路方面，應該著力推動亞太（中國）–中東經濟帶為代表的海洋大陸主義和亞太（中國）–中央歐亞–中東經濟帶為代表的陸上大陸主義的平行發展。
后冷戰時期的一個重要趨勢是，從波斯灣起始，沿途穿過中亞和俄羅斯，到達中國、韓國和日本，其支線則連接印度的能源新絲綢之路正在形成。世界上供應量最大的能源生產商和需求最多的消費國均分布于這條彎彎曲曲的能源絲路沿線，這里居住著世界上近一半人口。美國學者考爾德的研究也表明，能源這一至關重要的商品，使得以中國為核心的亞洲國家與俄羅斯、中亞和中東建立起迥異于其他地區間的相互依存關系，其影響也更為深遠并形成了互補互賴的關聯：亞洲發展越快，對全球經濟環境影響越大，就越需要新絲綢之路國家供應的能源。
一般認為，自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以來，能源問題與地緣政治已經不可切割。有學者甚至斷言，在某種程度上地緣政治爭奪的目標首先可能是能源。由此，中央歐亞地區被視為大國圍繞能源供求進行激烈競爭的重要目標，它們彼此之間形成了一種零和博弈。
這種“能源大博弈論”在國際學術界以及卷入中亞事務的國家和國際與地區組織的決策圈中很有市場，這使得新世紀以來國際社會有關中亞地區能源格局問題的討論，經常會滑入新一輪“大博弈”的思維定勢之中。分析家越來越傾向于將中亞能源問題視為一種參與者有所增加的新的地緣政治游戲。除了中亞地區傳統的強權俄羅斯以外，地區外大國美國，崛起中的中國，以及其他大國和國際組織，都共同角逐中亞能源的開發、運輸和加工的主導地位。
由此，一種簡單化的歷史類比出現了。其主要論點是：如果說19世紀末20世紀初沙俄和英國作為主要參與方的“大博弈”時代，大國在中亞的逐鹿是因為該地區重要的戰略位置的話，那么，該地區豐富的自然資源儲備，包括油氣和鈾礦等，已成為引發“大博弈”的根本原因。這樣一來，能源“大博弈”就被當作了一種既成事實。最為流行的一種解釋模式是中國、俄羅斯以及美國等西方國家為了獲取中央歐亞和中東地區的能源資源發生了、發生著并必然會發生排他性的競爭乃至對立和對抗，任何一方的首要目標，都是試圖將其他行為體排擠出去，形成自身對能源的獨占性控制。
顯然，這種“能源大博弈論”的基本出發點是傳統的地緣政治學理論，并有著很多實際案例做支撐。畢竟，世界能源資源不均衡的地理分配以及基于這個原因的持續不斷的競爭、合作與沖突已經發生得太多太多。但這一論斷忽視了能源資源國作為國際關系行為體的主體性日益凸顯，以及上述地區業已形成的復合型權力格局的基本事實，因而，其展望可能失之偏頗。
筆者認為，國家和企業圍繞特定地理空間內的能源資源的開發、運輸、定價等活動所表現出來的復雜關系是一種特殊的博弈，是一種可以實現雙贏的非零和博弈。能源地緣政治經濟學的戰略目標，是建立和保持所有參與者的一種動態合作競爭關系，最終實現共贏局面。內陸能源供應國的特殊地理環境，更有可能促進這種博弈的參與者之間的相互依存、互惠互利的關系，而不是僅僅導致競爭。
我們不應該忽略的重要事實是，包括中國在內的中亞地區能源舞臺上的參與者之間，仍然存在著各種合作關系。對于中國而言，獲得中亞–里海地區的能源資源固然重要，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投資產出的油氣都只會運往中國市場。由于管網體系的限制，中石油在哈薩克斯坦獲得的份額油，不少都經由俄羅斯能源走廊進入到歐洲市場。
能源三角貿易在中亞地區也并非一個新生事物。中亞國家與最終消費市場之間即便沒有直接的往來運輸渠道，也已經通過三角貿易的形式對后者間接供應能源資源。比如，伊朗與哈薩克斯坦雖然陸地不接壤，但哈薩克斯坦采用異地交換或利用駁船經里海對伊朗北部（Neka）供油，換取伊朗從波斯灣提供等值的原油供哈薩克斯坦外銷至第三國。據悉，這是行之有年的做法，其交易額在400萬噸左右。而與伊朗陸地相連的土庫曼斯坦，則通過相互連通的石油管道，自1997年就開始采用與哈伊相同的三角貿易方法換油。
三角貿易的存在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即中亞地區乃至區外的油氣企業，可以借助于現有的能源外運網絡，通過交換的方式選擇最具盈利價值的出口市場。更重要的是，這種合作競爭模式對于亟待形成的歐亞能源新絲綢之路具有不可替代的意義。比如，采用三角貿易的方式，西伯利亞原油將有可能利用鄂木斯克經巴甫洛達爾到阿塔蘇管道，再借道中哈石油管道輸往中國。而哈薩克斯坦西部油田生產的原油，包括中國所開采的原油，可全部輸往俄羅斯或歐盟，中國所需，則可通過哈中東部地區油田以及其他的交換份額油來供給。哈、土與伊朗換油貿易，也實際上打通了歐亞能源空間的一個出口。
可以說，三角貿易作為一種舊的形態，隨著中亞能源管網體系的完善，有可能煥發出強大的生命力，而且這有可能使中亞-里海地區的能源資源按照地理空間的區位分布實現最優配置。但其前提，是有關各方從非零和的視角正視地區合作，而不是基于一種壟斷原則和遏制目標推動中亞地區能源競爭。這樣才不會導致中亞在日益碎片化的去一體化之路上越滑越遠，才能從真正意義上鞏固中亞國家的主權，促進中亞地區的和平、穩定與發展，才能使得從西歐到東亞的宏大空間內的歐亞一體化不可抗拒。在此意義上，“絲綢之路經濟帶”才有更現實的價值。
而在交通物流基礎設施領域，隨著“跨海陸一體化時代”的逐步到來，亞歐大陸的重要性又再度日益凸顯，歐亞一體化成為重要趨勢，對現代絲綢之路綜合交通物流體系的需求也與日俱增，因此，推動中國–中央歐亞–歐盟經濟帶為核心的陸上大陸主義的發展已經十分迫切。
由于在20世紀大部分時間內，受制于冷戰期間的諸項對立結構，傳統絲綢之路沿線的內部經濟交流受到了極大的阻礙。被鐵幕覆蓋的歐亞大陸與外部世界的貿易和信息交流，部分或完全終止持續近3/4個世紀。冷戰終結后，為傳統地緣政治對抗的瓦解提供了一種新的替代性可能，新的跨大陸互動因而成為了不可阻擋的國際潮流。在考爾德教授看來，從海上和陸路兩個維度的跨大陸相互依賴，在后冷戰時期獲得了空前發展。一方面中國和印度屬勞動密集型經濟，另一方面中亞、俄羅斯和中東屬資源密集型經濟，兩者互為補充。貿易關系以能源為基礎卻又超越了這一重要資源，在陸地和海上都獲得穩步增長，從而為歐亞國家的國家間合作關系打下了不斷深化的經濟基礎。這樣一來，歐亞大陸正在變成一個巨大的政治–經濟互動實體本身，就為“絲綢之路經濟帶”倡議的實施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條件。
當然，在新大陸主義的視野內，交通物流基礎設施的發展，理應包含硬和軟兩個層面。前者指的是借助于政府間協議等方式不斷打造互聯互通的新的交通網絡，后者則是指通過組建財團或國際談判等方式，形成一站通關等便利的運營現有和待建的交通網絡的、被法律固定的國際共識，使得非正式制度對互聯互通的牽絆消解于無形。某種程度上講，軟基礎設施在硬基礎設施尚不夠完善之際更具有實際意義。
無論如何，重建新時期的絲綢之路，已經成為歐亞大陸諸多國家的共識，只是在具體路徑和方法上有迥異的考量。盡管如此，這一最小公約數已經可以為各方的討論與對話提供最原初的前提條件。有充分理由相信，即便只是討論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可能性，都能夠改變或影響各方預期，明確既定的利益，規范已有的合作，消減潛在的摩擦，防范可能的沖突。當然，我們深知歐亞地區局勢的復雜。受到合作環境等因素的制約，建立絲綢之路經濟帶存有相當的難度和變數。雖然這是一個十分復雜的系統工程，但從本地區的和平、穩定與可持續發展的戰略需求出發，中國勢必會以公共產品提供者的身份推動歐亞地區合作方法的創新，致力于為國際關系民主化、為國家間和地區內人民關系的改善以及地區可持續發展作出超大規模國家應有的貢獻。當下的關鍵，是有關各方能否走出大博弈的思維定勢和陳見，充分發揮想象力，開展耐心而有效的合作。可以預期，一旦相關國家能夠形成充分協調努力的共識，經過周詳的準備，隨著“絲綢之路經濟帶”的生成，全球范圍內極有可能將形成與大西洋經濟合作軸心和太平洋經濟合作軸心并重的橫跨歐亞大陸的第三條經濟合作軸心。
（本文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上海合作組織的中長期前景研究”〈項目批準號：11JJDGJW011〉的階段性成果。）
? ? ? （作者單位：華東師范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