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華
熟人社會中的“混混”
在《鄉村江湖》 一書中，陳柏峰通過考察最近30年鄉村“混混”這個特殊群體在鄉村社會中興衰更替的過程，來回答中國社會變遷的大問題。在作者的筆下，混混從一群不安分的熱血小青年，蛻變成為鄉村市場、基層社會中的“超級勢力”，從好抱打不平、替人出頭，保護鄉鄰的“好混混”，蛻變成認錢不認人的“家門口的陌生人”，從以無所事事、打架斗毆為樂的游兵散勇的“二流子”，蛻變成為具有組織性、等級性的利益團伙。一步步脫嵌于鄉土熟人社會的“混混”，游離在國家法律與鄉土社會之間，混跡于基層市場中，以謀取利益為目的，形成了一種既與鄉土社會不同，也與現代市民社會不同的社會形態，即“鄉村江湖”社會。
作者的巧妙之處在于，他在“混混”這個社會邊緣群體中“管窺蠡測”了中國社會變遷的過程。費孝通的《鄉土中國》描述了傳統中國基層社會溫情脈脈的理想形態，可稱其為中國社會的“陽面”。其實，在費老所描述的充滿人情味，怡然自得的鄉村生活中，還包含了沖突、焦慮、齷齪的另一面，筆者將其稱之為鄉村社會的“陰面”。如果說鄉村社會的“陽面”給我們呈現了一幅鄉民人情、理性、知禮、謙和的面貌，那么隱藏在其樂融融的鄉民生活背后的則是利益紛爭、暴力、屈辱、沖突的情態。在“陽面”中，大家是親戚，是鄰居，生活生產要幫忙扶持，相互之間有期待、信任和責任；在“陰面”中，相互之間為雞毛蒜皮、田邊地角等事情而糾紛、對罵、打架，最后通過鄉村權威人物的調解而達到和解。鄉村生活的“陽面”與“陰面”是鄉村社會面貌的一體兩面，它們相互交織在一起，構成了鄉民生活的完整過程。
在傳統社會中，“陽面”是鄉村生活的常態，生活于其中的鄉民們不僅能夠獲得物質層面的滿足，還能夠獲得安全保障，他們年復一年地辛勤勞動，養家糊口，傳宗接代，在重復簡單緩慢的生活節奏中，完成生命過程，并獲得生命的意義。鄉村生活的“陰面”是次要的一面，是非常態的，在經歷沖突和緊張之后，還要重新恢復鄉村社會的平靜。實際上，在傳統的鄉村社會中，也存在著類似于“混混”的人，他們不甘心務農，但又沒有其他的謀生出路，就變成了游手好閑、好吃懶做的“二流子”。在傳統的鄉土生活中，這樣的人被村民所唾棄，他們上不得臺面，他們的行為方式違背主流的社會規范，是社會的排泄產物。在對這類不符合主流規范的“二流子”式人物的制裁和邊緣化的過程中，傳統的鄉土社會秩序被再生產出來。
自1980年代以來，“混混”像是從“潘多拉之盒”中逃逸出來的“魔鬼”，他們一步步壯大，而且最終改變了鄉土社會的秩序。“混混”全體的蛻變歷程，就是鄉土熟人社會性質一步步衰落的過程，或者反過來說，鄉土社會秩序的變遷導致了“混混”的一步步崛起。在《鄉村江湖》中，作者并沒有從發生學角度刻意區分到底是“混混”推動了“鄉土熟人社會”的變遷，還是維持傳統社會秩序力量的式微導致了“混混”的崛起。毋寧說，“混混”的崛起與鄉土熟人社會的衰敗，都是整個中國社會性質變化的一部分罷了。
在作者看來，最近30年來，“混混”是一步步走向鄉村社會前臺的，鄉村江湖以1990年代為界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在1980年代，鄉村江湖中洋溢著畸形英雄主義的氣息，爭勇斗狠、愛慕虛名是那個階段的特征。1980年初人民公社體制的瓦解，包括生產、生活方式的變革，既帶來了基層社會的活力，也表現出了轉型時期中的焦躁不安，在今天看來，那一群十幾二十歲的年輕人所表現出的荒誕不經的行為，具有強烈的時代氣息。家庭聯產責任承包制的實施，將那些年輕人從勞動中解放出來，少數敢于闖蕩的人以及商品市場的逐步開放，外界新鮮文化通過電影、收音機、錄音機，被帶到曾經封閉的鄉村社會，刺激著這些無所事事的年輕人，青春的好動結合著社會的焦躁情緒，演變成為鄉村“混混”這個特殊的群體。這個時期，鄉村江湖的危害較小，整個群體表現出漫無目的、游兵散勇的特征。
到了1990年代以后，那些少數沒有隨著成家立業、娶妻生子退出江湖的“混混”們，抓住了市場經濟普遍興起所提供的機遇，憑借著早期在鄉村社會留下的“狠”名聲，壟斷了基層市場中的一些生意，比如包工程、開窯廠、開酒店、搞運輸等，撈得了第一桶金。隨后，他們退出了“鄉村江湖”的前臺，由一幫更年輕的“小弟”們充當他們的“打手”，而他們自己搖身一變，開始變成一個生意人。此后，早期鄉村江湖的英雄主義色彩減弱，實用主義色彩增強，做“混混”是為了賺錢而非“取樂”，“混混”之間的爭斗是為了爭奪利益而非虛名，鄉村江湖內部出現了等級化、網絡化，以及城鄉一體化的組織特征。而處在鄉村江湖頂級的，則是1980年代留下并發跡的“混混”，在鄉村江湖的末端，是一群群從學校里輟學的十幾歲的孩子。這時的“混混”從邊緣群體，逐步變成有錢有勢的群體，而鄉村江湖也從邊緣的、離散的狀態，逐步整合成為鄉村社會中的主導力量，甚至危害到了整個鄉村社會的秩序。
這便要涉及作者的第二個角度，即從鄉村社會的立場上來看“混混”。隨著鄉村江湖自身的演變，鄉村社會對于“混混”規制的能力也發生了變化。在1980年代，“混混”是一個貶義詞，誰家若是出了一個“混混”，家里的人都要抬不起頭。而“混混”們一般不會觸犯相鄰們的利益，他們在某些時候還起到保護鄉鄰的作用；到了1990年代以后，混混們一般轉移到集鎮上去混世了，他們逐步脫離與鄉鄰之間的關系。這時的鄉村社會規范一般不再能對那些“混混”起作用，有些能夠在集鎮里面混出個名堂的，就在那里買房子，不再回到村里生活，還有一部分混不出名堂的隨著年齡的增長，也可能外出打工，自動退出鄉村江湖。最近十多年以來，隨著打工經濟興起，鄉村社會內部的經濟分化，以及農民思想觀念與生活面向的轉變，農民之間的關系呈現出逐步疏遠的趨勢，村民之間的互動較少，信任程度下降，村莊內部的公共性和規范性衰落，傳統的權威人物的式微，等等，一系列原因導致了鄉村社會不再是一個封閉、穩定的生活共同體，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聯度降低，農民個體孤立地面對外部的經濟社會大潮。與之相反的則是，鄉村江湖的整合程度提高，它變成一個介于農民與市場之間，農民與政府之間，農民與城市之間的，既隱秘又無處不在的力量。相對于分散、孤立、勢單力薄的個體農民所組成的鄉村社會，鄉村江湖則是穩固和強大的，當“混混”介入到鄉村社會中去的時候，它就變成了一種“超級勢力”。
此時的“混混”不再是被農民所唾棄的對象了，那些“混混”不僅勢力強大，而且吃香喝辣的，既活的體面，也獲得了尊嚴。當主流的鄉村社會價值觀轉變為有錢就是大爺，笑貧不笑娼的時候，“混混”就成為人們所羨慕的對象。在那些讀書無望，打工不能發家的年輕人看來，做“混混”成為最有可能改變命運的一條途徑，而對于那些“看透”了世事的成年人看來，那些“混混”確實比自己要有本事。繼鄉村江湖逐步壟斷了基層市場，控制了鄉村社會秩序之后，它進而改變了鄉村社會的規范。這30年來，脫嵌于鄉土社會的“混混”逐步組建了脫離于鄉村社會的鄉村江湖，完成了這樣的過程之后，鄉村江湖進一步侵蝕了原本已經渙散的鄉村社會。盡管不是每個農民都要變成“混混”，也不是鄉村社會都得演變成為江湖社會，但如今的農民都巴不得自己的親戚朋友里面有“混混”這樣的人來保障自己的利益和安全。
鄉村社會的系統性變革
在《鄉村江湖》中，作者從感情、關系、規范、機制四個層面描述了通過人情禮俗化形成的鄉土熟人社會特征，并以此作為論述中國社會變遷的邏輯起點。作者有意區分了“鄉土邏輯”與“熟人社會”，將“熟悉”與“親密”作為“熟人社會”的兩個基本性質，便巧妙地將“混混”放置在鄉村社會是如何從熟人社會轉變成陌生人社會的過程中來。從作者的描述中可以看到，變遷的后果是村民之間的信任與期待的降低，日常互動中不是采取“合作”的策略，而是采用“針鋒相對”的博弈策略，從而造成極高的生活生產成本。此一變遷過程不單是局部的鄉村社會變遷，而是整個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整體性變遷。筆者將其稱之為鄉村社會的多重分化所導致的系統性變遷。
在傳統的鄉村社會，農民被束縛在土地上，維持著小農耕作方式，低流動性造成了社區的封閉性，村莊社區構成了一個完整的生活與治理單位。從經濟上看，農民維持著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較少參與市場交易活動；從社會生活上，農民交往的對象多是熟人，交往的地域范圍局限在十里八鄉之內；從治理上看，國家治理是“皇權不下縣”，基層社會秩序的維持依賴士紳精英等地方勢力。總而言之，高度內聚性的村落社區，能夠滿足農民的生產、生活需求，并能夠提供安全保障，由此所組成的鄉土社會是秩序井然的。
自從“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解體之后，中國社會開始出現多重分化。在政治層面，中國結束了社會主義全能體制，進入了后全能時代；在經濟層面，從計劃經濟逐步轉變為市場經濟；在社會層面，經過政府與社會關系的調整，“總體性社會”逐漸瓦解，而自主性的社會正逐步形成。這種多重分化可以區分為社會化、市場化與法制化三種形態。
首先，通過社會化，農民告別了“祖蔭”，個人利益不再服從于家族的利益，個人生命的意義也不再從家族那里獲得，社會化機制使得農民有機會形成獨立的人格。由此，在生活層面出現了私密化的趨勢，農民從“祖蔭”下走出來，形成獨立自主的意識。在私人生活之外，我們發現這一社會化過程對基層社會治理也造成了影響。當農民普遍地從“差序格局”的網絡中“解放”出來，村莊的社會關聯就會降低，農民的認同與行動單位就會縮小，農民在村莊公共性事物上無法達成共識，最終會改變村莊治理的面貌。
盡管經歷了社會化過程，但是當前的農民并沒有形成獨立健全的人格，在基層治理中表現為“無公德的個人”。社會化進程打破了農民通過私的關系建構的社會網絡，在農村社會中出現了“自己人”范圍急劇收縮的現象，社會化的結果是農民從具有“公”的意義的網絡中跳出來。與此同時，基于“維系著私人的道德”傳統，農民的人格中不具有普遍性道德因素，農民自私自利的一面失去了人際網絡的約束，從而被徹底地釋放出來。
這種不健全的人格對基層社會治理造成以下幾個方面的影響。農民只關心自己的利益，村莊內部缺乏“黑著臉說直話”的權威人物。在傳統的鄉村社會中，農民可以通過唾沫星子、輿論壓力去制止那些貪占便宜的人，也可以通過污名化、邊緣化的方式去制裁這樣的人。現在，這些方式都失效了。在原子化的基層社會中，傳統的維持熟人社會秩序的一套規則正被村民所“遺忘”，村莊內生的治理力量失去了正當性基礎。
其次，通過市場化過程，農民告別了傳統的小農耕作方式，通過打工改變了收入結構，并影響了農民的消費方式。市場化機制打破了傳統的“倫理經濟”，并改變了農民的經濟倫理。在農村調查時問農民現在信仰什么，農民普遍說“我們只信錢，有錢就是大爺”。市場化機制使農民變得更加算計，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變得（工具）理性化，傳統的人際間溫情脈脈的成分被市場浪潮沖盡。
在傳統的小農生產方式中，較短而重復的生產周期，與相對封閉的農業生產環境，使得農民視野狹窄，形成了較短預期的經濟態度。市場化進程改變了農民的生產與消費方式，卻沒有將農民改造成為真正的理性經濟人。因此，市場這雙“看不見的手”并不能真正解決諸如農田水利等問題。按理說，市場機制也會形成一種社會秩序。但市場化力量卻導致了基層社會秩序更加混亂。六合彩、賭博的猖獗反映了農民投機性的經濟態度。盡管農民都“向錢看齊”，但卻缺乏韋伯所言的資本主義精神。當地農民說：“弄到錢就是真本事，不管是偷的、搶到的、還是賭博贏的”，有些姑娘家、婦女在外地“做小姐”賺到了錢，在村中蓋起了樓房，成為農民羨慕的對象。傳統的“勤勞致富”已經不被人贊同，社會主義的“勞動光榮”也失去了群眾基礎。市場攪動了農民平靜的生活，當下的“笑貧不笑娼”表明，市場化機制扭曲了農民的生活世界。
再次，通過法制化進程，如“送法下鄉”與“村民自治”等活動，農民逐漸具有了法制意識與權利意識。近年來的基層體制改革，也是在制度層面推進基層治理的規范化與法制化。法制化進程改變了農民與國家的關系。現代民族國家的本質就是通過行政機構設置，國家的稅收觸角與信息監控系統直接面對個體，這一過程既改變了農民與農民之間的關系，也改變了農民與統治者的關系。在外觀上，農民從各種地方性的團體中解放出來；在原則層面，農民獲得了法律賦予的權利，農民之間的血緣、姻緣等私人性關系受到法律關系的約束，另外，農民變成了“公民”，并獲得各項政治權利。
在現實中，經歷了法制化的農民并沒有變成真正具有法律意識的法律人，農村也并沒有變成市民社會。對于農民而言，法律僅僅是法條，是一種可以被援引的武器，用于對付其他村民。隨著普法的深入，農民“懂法而不守法”的現象逐步增加。“村民自治”活動已經推行了近20年，但基層民主更多停留在“投票走過場”階段。“送法下鄉”并沒有帶來良好的基層社會秩序，反而重現了費孝通所講的，法治秩序好處未得，而破壞禮治秩序的弊病卻已先發生了。
《鄉村江湖》從治理技術的角度，分析了1990年代以來鄉村治安在治理“混混”上所遭遇到的困境。一方面，上層“混混”可以有效地規避國家法律，而下層“混混”因有充足的來源而打擊不盡；另一方面，基層國家權力從群眾路線轉向法制路線之后，與群眾路線相伴隨的“身體治理”和“德行治理”方式被技術治理方式替代之后，并沒有發揮有效的作用。而在筆者看來，近30年“鄉村江湖”無法遏制的根源在于整個中國社會多重分化與系統性的變遷。一方面，鄉村社會在物質、勞動力、文化上，被納入了整個市場經濟體系中，農民的生活不再局限于傳統封閉的區域中，村落社區的邊界發生了橫向與縱向的雙向瓦解。另一方面，鄉村社會傳統的基于人情建立的社會關系被經濟交換關系所替代了，高度人格性的熟人社會朝經濟理性社會轉變。與此相對的是，國家治理的變化，一方面是國家權力的向下滲透，另一方面是依靠法律規范來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
伴隨著系統性變遷，混亂的社會秩序中產生了各種經濟機會，那些在合法與非法的縫隙中，運用正當與非正當手段來謀取利益的人就是“混混”。整個社會的變遷就是利益重新分配的過程，而分配利益的規則和秩序并沒有相應地產生，這就是“鄉村江湖”興起的根本原因。從治理的角度看，社會的多重分化導致了傳統的鄉土社會喪失了對“混混”的規制能力，而國家法制又沒有能力深入到基層社會，在鄉土無力與國家不及的現實下，“混混”不僅損害了基層社會秩序，也危害了國家權力。
保衛鄉村社會
30年的“鄉村江湖”的發展，已經從根子上沖擊了中國基層社會秩序。當約束人性中自私與惡的規范、規則、秩序瓦解之后，鄉村社會如何存在就成為問題了。在傳統的鄉土社會中，積極的、善良、平和的“陽面”占主導地位，抑制了消極、暴虐、沖突的“陰面”。 “混混”的可怕之處不在于他們對于普通農民有什么威脅，也不在于他們敢于“明目張膽”地侵犯農民的利益，而是在于他們改變了鄉土熟人社會的交往規則，侵蝕了社會資本。當“鄉村江湖”不斷地發展、膨脹，侵蝕到社會基礎之后，整個基層社會就會變成缺乏基本信任的“任何人與任何人為惡”的狀態。作者將這種受鄉村“混混”影響和支配的鄉村秩序稱之為“農村社會的灰色化”。處在這樣的生活狀態中的農民不可能獲得身體上的舒適感與內心的安全感。“農村社會的灰色化”不僅損害農民的生活質量，而且會影響農村的穩定，并造成中國現代進程的風險。因此，作者最后提出遏制農村社會灰色化就是保衛村莊，而保衛村莊就是保衛社會。中國現代化變遷將會持續較長的一段時間，在社會系統性變遷過程中必然將會出現各種意外和風險，“鄉村江湖”只不過是其中之一罷了。
（作者單位：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