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小剛
七十年前的今天，位于中國西南邊陲的騰沖城正經歷一場慘烈的戰斗，還需要兩天，中國遠征軍才能肅清這座古城的最后一名侵略者。今天，槍聲早已停歇，古城一片欣欣向榮。然而，贏得了自由獨立的國家如何重新找回曾經的文明輝煌和文化自信？這已經成為時下中國人所面對的最嚴峻的時代任務。
早在一百多年前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時，這個任務就擺在了國人的面前。然而，由于列強環伺，國家危難，社會、政治、經濟危機目不暇接，文化與教育只能服務于眼前的需要，成為政治宣傳和社會動員的工具，有時甚至不得不“揮刀自宮”，出于一時的需要而削弱長遠的基礎。后果是，今日中國的政治已經獨立，經濟已經富足，而文化上的自戕所帶來的自卑和自我矮化卻積重難返。
不過，情況正在發生變化。現在，無論官方還是民間都或多或少地認識到了文明重建、文化復興的意義。近十年來，上層表現出越來越明確的態度和越來越堅定的決心，意欲逐步加強傳統文化教育的力度；民間自發的“讀經熱”、“國學熱”更是方興未艾、發展極快。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也非常反諷的現象卻是：作為文化教育主要園地的體制內教育部門和學校，其發展水平卻遠遠落后于上層意愿和民間國學教育，遲遲不能跟進。一方面，這體現了正規教育體系的審慎；另一方面，它也與教育體制僵化以及教育從業者對傳統文化教育認識不足乃至充滿抵觸情緒有關。
與此同時，也有一部分教育從業者已經轉變了思想觀念，認識到傳統文化教育的重要性，甚至已經通過各種形式投入到傳統文化教育的洪流中。他們或利用體制資源，正面推進傳統文化教育，或是在日常教學過程中，見縫插針地把傳統文化教育的內容加入其中。可惜的是，由于傳統文化教育的長期斷層和國學師資培訓資源的缺乏，很多有志于復興傳統文化教育的老師不知該如何提高自己的國學素養。他們病急亂投醫，對一些流行的國學“知識”和傳統文化教育方法缺乏鑒別，沾染上一些不良習氣。
基于此，本文將重點討論兩個問題：一是為什么要加強傳統文化教育？二是如何開展傳統文化教育？第一個問題主要針對那些對傳統文化教育尚存疑慮的老師和同學，希望他們理解傳統文化教育的意義；第二個問題是針對那些已經投身于傳統文化教育事業中、想要提高國學素養而又不得其門而入的老師和同學，希望能為他們分析一下時下流行的“國學”有哪些問題，以及如何矯正這些問題。當然，這只是基于個人觀察之上的思考，僅供讀者批判參考。
“大變局”百年后的反思
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體，作為文明國家的先祖，華夏先賢為人類生活方式提出過整全的意義體系。然而，近代以來，由于國際社會的政治、經濟壓力，中國已被迫淪為一個普通的民族國家，不再充當人類生活方式和生活意義的提供者和制定者。至少在表面上，中國已經被迫放棄了“華夏之為華夏”的文明體系，并在繼受西方文明（無論是西方的哪家哪派）的基礎上，建立起“新中國”和“新文化”，重塑國家、社會和個人生活。
但文明并不只是一套哲學觀念和意識形態教條，而是處處連帶著歷史文化傳統和實際生活經驗的“倫理實體”。縱觀世界各國的現代化歷程，小國的轉型相對容易，而對于龐大而古老的文明國家來說，除了自我更新、再造文明之外，其沒有捷徑可走。
外來的“沖擊–回應”和“他山之石”的借鑒只有助援的意義，本體的再生仍然需要自我更新，而“自我”在很大程度上是“歷史”形成的。所以，自我更新在很大意義上正是“復古更化”。當然，此處的“復古”并不是“泥古”、“固守”，而是“請復其本”，從而激發文明的初始活力，創造出自發自主的新事物。此處的“新事物”是新的，但它屬于我們的自我更新。《詩經》中所謂的“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就是中國的天命。
西方同樣如此。面對西方文明的現代危機，海德格爾的思考一直受到荷爾德林的一句詩的引導：“你如何開端，就將如何保持”。最近，基辛格在新書《世界新秩序》中提及，西方文明引領的現代世界秩序和美國的世界領袖地位已經岌岌可危，他告誡說：“歷史不會眷顧那些為尋找捷徑而放棄自我身份的國家。”這句話對于今天的中國尤其有警醒意義。中國曾經為了解決迫在眉睫的現實危機而不得不采取“殺雞取卵”的方法，但是，今日的中國已經渡過了現實危機，我們應該開始思考長遠的問題。孔子說：“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可為這個時代的箴言。
在上述背景下，近現代教育變革的根本原因在于現代工商業的大規模發展對于普通勞動力的新增需求不斷擴大。無論在西方還是中國，傳統教育的主要目的都是培養君子，主要內容都是經典研讀、德性養成和藝術熏陶（古典藝術包含科學）。古典教育一直是小眾的（由于科舉制的推動，中國可能是古代世界中教育普及程度最高的國家），因為大多數人并不需要接受多少教育即可勝任農牧業、手工業和傳統商業的工作。但現代技術的發展卻導致工商業需要大批受過基礎教育和職業培訓的職員，古典的德性教育逐漸走向衰落。即使在“研究型大學”中，古典意義上的“學術研究”和“精神興趣”也讓位于現代企業和國家競爭所需的技術進步和產品研發。
教育的古今之變是全球性事件，它是“現代性”對古典教育的沖擊，而不只是“西方教育”對“中國傳統教育”的影響。所以，我們今天思考傳統文化教育的問題，既要認識到文明重建的深遠意義，也要兼顧現代工商業社會對職業培訓的需要，同時，還要認識到教育古今之變的大背景，不應墮入“國學情懷黨”，也不要落入“民族主義”的誤區。
目前的世界格局是跨國大企業和國家交錯競爭的格局。在這樣的格局中，每個國家都需要培養一批既具備全球視野又熱愛本國歷史文化的政商精英人才，也需要大量既有專業技能又能負責任地發揮專業技能的普通職員。政商精英的全球視野和普通職員的專業技能都是現代教育所能提供的；然而，精英的本國歷史文化認同和職員的職業倫理仍有賴于傳統德性教育的培養。
所以，傳統的德性教育在現代社會看似已經衰落，實際上，它一直默默地支撐著現代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正因如此，當現代文明面臨危機的時候（目前中西文明都面臨危機），在世界秩序瀕臨失衡的格局中，重讀古典、復古更化、返古開新是解決問題的關鍵所在。如今，“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不僅是中華文明的使命，也是現代人類面臨的普遍任務。
上文從人類文明的古今之變和現代世界格局的角度分析了傳統文化教育對于現代社會的基礎重要性。問題在于，既然傳統文化對于現代社會生活來說并不是障礙，且構成了現代社會的不自覺的基礎，那么，為什么在世界的現代化轉型中，普遍發生了對古典文化的批判和否棄？面對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問自己是否真正懂得什么是古典文明和傳統文化？對于古典文明和傳統文化的深層源泉和變形能力，我們是否總能體認和辨識？
現代化轉型之所以能發生，正在于古典文明已經為大規模的社會生產準備好了倫理資源。因而，越是擁有更多的傳統文化需要被破除的地方，越能建成更發達的現代文明；越是缺乏歷史積淀的文化荒漠，越難實現技術進步和現代化轉型。
所以，當我們疑慮傳統文化教育在現代社會的必要性和正確性的時候，有必要反思一下，我們頭腦中的“傳統文化”的觀念和圖景是從哪里來的？它們是不是在現代化過程中為了“掃清現代化的障礙”而被刻意建構出來的矮化圖景和抹黑形象？我們原先被灌輸的“傳統文化”圖景只不過是短期歷史需要的產物，從長遠來看，我們完全沒有觸及真正的傳統文化。現代化轉型或者不轉型，傳統文化一直在那里。
總的來說，現在所謂“文化復興”的任務并不是去接續一個已經斷絕百年的傳統，而是去自覺地認識和發揚一個已經變得不自覺但從未缺席的文明傳統。已經斷絕和離棄的東西是不可能被找回來的，就像已經死亡和腐朽的身體不可能再生。“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天命從來就沒有斷絕過。所以，“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后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國學熱”的經驗教訓
從2004年前后興起“國學熱”至今，民間傳統文化的傳播和教育已經積累了十年的經驗教訓。兩個主要事件可以作為被考察的樣本：一是央視“百家講壇”推動的“國學熱”，其影響很大，但也爭議不斷；二是各地興起的“少兒讀經學校”，其發展迅猛（最近達到約3000所），但同樣也是毀譽參半。
很多中小學教師、家長和基礎教育工作者都是通過上述兩個渠道接觸到“國學”，從而逐漸認同傳統文化，并開始通過通俗講座和暢銷書來學習“國學經典”的。其中，一部分家長決定讓自己的孩子脫離體制內教育，把孩子送入“讀經學校”；一些教師也在嘗試各種形式的“國學教育”：或在體制外建立讀經班，或在體制內教學中增加經典誦讀的內容。他們形成了一個熱心“國學教育”的群體，其對所謂“國學”的了解大多停留在電視講座、通俗暢銷書和“微信雞湯黨”的水平上，但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卻已經成為了“國學大師”。
最近以《南方周末》一篇題為“這更像是一個耗盡耐心的故事：十字路口的讀經村”的報道為代表，十年“讀經運動”和“國學熱”的問題逐漸暴露了出來。然而，目前圍繞讀經運動的爭論并不健康，其中夾雜有太多或左或右的意識形態偏見。譬如，有些批判讀經運動的分析和報道并不客觀，是帶有色眼鏡看問題，意在扼殺剛剛興起的文化復興萌芽。另外，捍衛讀經運動的聲音也不夠理性，甚至帶有宗教狂熱的色彩，非常不利于傳統文化教育的健康發展。有鑒于此，中國社會目前亟須帶有同情理解態度的觀察和分析，通過總結十年讀經運動和民間國學熱的得失，從而揚長避短，吸取教訓，改正錯誤，引導民間國學教育走上正軌，乃至為體制內的國學教育帶來有益的經驗借鑒，實現體制內外傳統文化教育的良性互動。
總體而言，民間的國學教育還是值得肯定的，尤其是其對禮儀教育的重視。所謂“立于禮”：禮的本質含義是學會像人一樣生活，建立人的生活方式。對于兒童和青少年來說，日常家務、生活自理、掃灑應對和修身成人才是禮儀教育的主要內容。根據我的個人觀察，傳統私塾教出來的學生在這些方面還是有突出優勢的。相比之下，體制內中小學的禮儀教育和修身教育要差得多，家長和學校一心只關注孩子的應試、升學，不關心孩子的感情能力、為人處事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其都與“禮教”的缺失有關系，這也是促使大多數家長決心讓自己的孩子脫離體制教育，轉向讀經教育的主要原因之一。在這方面，民間國學教育有很多值得體制內的中小學教育借鑒的地方。
當然，民間國學教育也有問題，譬如流于形式、作秀式的禮儀教育，過分抬高《弟子規》的意義（有的民間國學機構宣稱“弟子規”比全部“四書五經”加起來還重要），或者用一種過分宗教化的形式來推廣“孝道”（過分的感情渲染和超出常理的犧牲精神等）、對學生進行過于嚴厲的管教乃至體罰、恢復一些失去現實意義的繁文縟節等，這都是需要批評和改正的極端傾向。
讀經教育最為人詬病的一點是不許講解經義的經文背誦，與之相關的問題則是讀經教育的師資素質良莠不齊。雖然讀經運動的倡導者找了很多理由來論證背誦的重要性，但卻無法論證“不許講解”的合理性。“不許講解”的真實原因并不是因為背誦的好處很多（這兩者之間沒有關系，或者說：只有講解才能促進背誦），而是因為缺乏足夠多、足夠好的講經師資。近代以來，對經典的錯誤、簡單化的解釋，乃至厚誣圣賢、矮化經典的所謂“經典研究”和“經典解釋”確實太多、太囂張了，以至于無論在學術成果中，還是在媒體報道和中小學課本中，都屢見不鮮。除此之外，讀經運動的倡導者相信誦讀的聲音本身就有魔力，這一點是受到某些宗教的影響。
對現代學術和教育體制的失望、對圣賢經典的一知半解和對某些宗教信仰方式的借用，這三個因素共同推動了讀經運動的形成。
然而，如此形成的讀經運動，其結果卻是令人擔心的：第一，學生受害。我接觸過一些在讀經學校背過多年經典的孩子，一方面，他們張口即能背誦經典，令人驚贊；另一方面，他們能背誦卻不能引用，因為其根本不知道經文的意思，令人遺憾。更令人遺憾的是，被強迫的大量死記硬背使一些學生對經典形成了恐懼心理和逆反心理，反而違背了讀經的初衷；第二，“只許背誦不許講解”導致國學教育乃至傳統文化的總體聲譽受損。倡導者推廣讀經的緊迫感、使命感是理應得到善意的理解，不過，“大躍進”、“土法煉鋼”式的讀經教學法卻導致魚龍混雜的局面。譬如“六字真言”讀經法（“小朋友，跟我讀”的六字真言）和高額學費讓投機分子看到了商機。一夜之間，只要眼睛能認識漢字、喉嚨能發出人聲的，不管他們原先是殺豬的還是屠狗的，都成了“書院山長”、“國學大師”，教起了國學，擺起了道場。我見過一些讀經學生的家長，他們抱怨自己被人騙過很多錢。長此以往，名譽受損的豈止是“讀經運動”，而且是往圣先賢和經典本身。近兩年來，全國各地的讀經班陸續招不滿學生，一些讀經學校陸續倒閉，這既讓人高興，又讓人擔憂。高興的是邪氣見消，擔憂的是青黃不接、正氣不見長。
盡管“體制內教育”存在諸多的問題，但它畢竟是主要的教育園地，其中匯集了絕大部分的國家教育資源，無論民間國學教育發展到何等規模，它都難以達到“體制內教育”的體量。不過，越是這樣，體制內的教育工作者越應該感到慚愧！在資源貧乏、甚至遭受打壓的環境中，民間儒者和讀經家庭尚能開展傳統文化教育，而享受國家財政支持的正規教育機構卻還不識大體、磨磨蹭蹭，落后于國家建設的需要和時代的要求。
2014年9月9日，習近平主席在北師大發表講話說：“我不贊成把古代經典詩詞和散文從課本中去掉。‘去中國化’是很悲哀的。應該把這些經典嵌在學生腦子里，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的基因”。然而，有多少體制內的學校和老師認識到了經典教育的重要性呢？有多少人行動起來了呢？現在的情況是社會的上層和下層都想推進傳統文化教育，但卻得不到中層執行者的理解和支持，所以傳統教育工作始終推進得不快。
不過，古人詩云：“昨夜江邊春水生，艨艟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朱子《觀書有感》）。傳統文化復興既然是文明走向和現代世界格局的大勢所趨，它就不會因為一代人的認識障礙和消極怠工而擱淺。有識之士到此應該猛醒，跟上時代的中流巨艦，痛徹反思自己的“傳統文化黑暗圖景”，肅清以前所受的污蔑傳統文化的毒化教育影響，同時又要警惕媒體國學講座的庸俗化污染，還要注意鑒別民間讀經教育的利弊，重新認識古代圣賢和經典文本，與學生一起學習經典，尚友古人、變化氣質。
圍繞經典的自我教育
基于前文的分析，中國社會下一步該如何開展傳統文化教育的改革呢？首先應改變社會中層（媒體、教師、公知、公務員、白領職員、中小企業主等）的思想，因為他們是社會主流思想的提供者。
誰能改變他們的思想？只有他們自己。相對于社會上層改變戰略的靈活度和下層改變口味的速度，中層是思想、情緒和價值觀相對穩定保守的人群（雖然其政治觀點往往更激進，但這種激進恰恰是他們價值觀比較穩定的表現），同時，他們也是善于學習和自我調整的人群。左派痛恨中層，右派神化中層，二者都是不可取的。近百年來的新文化運動靠的正是中層持續不斷的文化調整和思想宣傳。解鈴還須系鈴人，抹黑中國傳統文化、鼓吹現代文化和西方文明的是他們，將來撥亂反正、還原傳統文化真面目也得靠他們。
為什么中層會改變自己？因為現代社會在改變，舊的問題已得到解決，新的問題卻仍在涌現。批判傳統文化或許有助于解決中國社會曾經面臨的現代化難題，那么，當這些難題早已解決，而新的問題已經出現的時候，很多社會中堅人士都已經認識到，重新發揚傳統文化、加強傳統文化教育恰恰是應對新問題的新思路。中層都是具備反思能力的，給其以時間和耐心，他們一定會改變觀念。等到其中一部分人的觀點轉變了，逐漸將傳統文化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內化為現代生活的自覺基礎，中國的現代保守派就算成型了。只有到那個時候，左右兩派的沖突才能得到平衡，中國現代化的進程才算基本完成。
以上只是對大勢的展望。具體到中小學教師和基礎教育工作者，他們應該怎么做？倚靠媒體上的“國學大師”和社會國學教育的進修？前文已經分析過，民間國學教育的師資良莠不齊。倚靠學院學者和大學教育培訓？前文也已經分析過，現代學院學術的起源和迄今為止的主流恰恰是批判傳統文化、詆毀經典價值的形態。在目前的傳統文化教育和文明復興事業中，大學的專家學者跟中小學教師一樣，主要是受教育對象，而不是可信的傳統文化教育提供者。
因此，能依靠的只有古人、經典和我們自己。古人往矣，自不可見，而經典俱在，尤其是與經典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歷代注疏都還在。還有，我們這些有志于“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讀書人也還在。其實，什么是書院？就要有圣賢經典，有老師同學，大家一起讀書，這就是書院。這也是我十年來運營道里書院的真切體會。房子和資金都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人和文。如果各地學者、教師、學生、公務員、職員都建起自己圈子的讀書會，無論在現場，還是通過網絡，只要是一字一句地讀古人的經典和注疏（有注疏的幫助和讀書會的討論，經典并不難），譬如《五經正義》、《四書集注》之類，書院就相當于在各地恢復了。相對于讀書會而言，這些年在各地興建的仿古書院建筑只不過是徒有其表的旅游景點、土豪會所或江湖大師的高級地攤而已。等到各地讀書會在經典的自我教育中培養出一批儒士和經生，以及有傳統素養的教師、記者、官員、商人和職員，體制內外的傳統文化教育才能得到真正的落實。
（本文系作者根據于2014年9月12日在云南騰沖一中的演講稿修改而成。）
（作者單位：同濟大學哲學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