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手記
當代世界正經歷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建立以來“三百年未有之變局”。它集中反映為以下幾個層面：
首先，從全球產業運動來看，正從18世紀的早期工業革命到20世紀的福特主義向晚近的“溫特制“（Wintelism）以及全球性的產業外包運動轉移。 依托于標準化制造和中產階級消費培育的大規模工業生產，正被一種依托于靈活生產、彈性積累、超前消費的經濟方式所取代。
其次，自17世紀以來圍繞領土分化、主權獨立、政教分離等原則建立的現代國際體系也在經歷深刻變化。晚近以來伴隨經濟全球化、金融虛擬交易、信息通訊技術、宗教跨境傳播和恐怖主義等因素影響，新型全球力量不斷超逸民族國家政治機器的領土壟斷，在全球尺度范圍內改造并影響不同國家的內部政治進程。
第三，當代政治主體正從18世紀的國民議會代表、20世紀初的無產階級和勞工運動、20世紀下半葉以“種族”、“膚色”、“性別”等為斷層線的亞文化政治，向一種面目更為模糊的“新窮人”和“新游民”政治轉移。這改變了圍繞憲法政體、法治主義與政黨政治所建構的現代政治運作邏輯，當前全球范圍不斷涌現的各種再政治化現象，正凸顯出新型政治力量對傳統政體治理模式構成的深刻挑戰。
17世紀以來世界歷史的霸權轉移經歷了從尼德蘭到英帝國再到二戰之后美國化全球秩序的奠定。1945年之后伴隨美國國內“新政自由主義”（ New Deal Liberalism）憲法原則以及國際層面各種專門性組織（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等）的建立，成功實現了對全球政治經濟議題設置的支配權。而1980年代之后，美國的“新自由主義”和身份/文化政治轉向，拋棄了作為其霸權核心的“政治道義性”，使其全球領導力持續衰退。美國霸權秩序的松動，正是當代世界街頭政治層出不窮的內在動因。
因此，當代世界秩序面臨的挑戰，正是由二戰之后的“凱恩斯主義-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向“新自由主義-身份政治”轉移帶來的結構性危機。它不同于有關“戰爭與和平”的傳統國際沖突，不同于有關“姓社姓資”的冷戰意識形態，也不同于有關“三個世界”的現代化發展議題。而且，無論是倡導18世紀的政治精英代議機制，抑或20世紀以羅斯福、丘吉爾、列寧與毛澤東為代表的超凡魅力型政治家，還是二戰之后以法官和法院中心主義作為指向的司法治理模式（Juristocracy），都無法有效應對當前的困境。
“中國崛起”的大時代背景，也正脫胎于此“三百年未有之變局”；新窮人的誕生，也正是此一大變局的結果。中國將持續作為不確定性因素影響世界歷史的走向，改變未來的全球格局。在這一進程中，如何應對世界危機和國內發展這雙重疊加的歷史挑戰，將考驗每一位關心中國未來的思考者的智慧。
《文化縱橫》編輯部
2015年0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