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氓
2015年4月12日，坐落于上海浦東新區(qū)九間堂會館的無極書院舉辦了一場易學講座。這場封閉式活動的發(fā)起人，是證大集團董事長戴志康——得益于他在商界的名望，聽眾陣容堪稱豪華，囊括了上海社會各領域的精英人物。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講座的內容并不局限于“易文化”的普及和交流，主辦方還有更深一層的用意：戴志康在活動結束之際，邀請在座的企業(yè)家們參與到無極書院傳播“易文化”的事業(yè)當中，并闡明了自己將中醫(yī)產業(yè)與“易文化”傳播相結合的設想。一直希望通過房地產打造自己心中“理想城”的戴志康在2015年初暫別房地產行業(yè)之后，圍繞“易文化”的傳播，開啟了一段新的文化與商業(yè)實踐。
無極書院的前身，是上海證大集團于2009年成立的無極書院優(yōu)秀大學生暑期實習基地，它最初的宗旨，是希望“通過公益教育的形式，培養(yǎng)出一批以弘揚傳統(tǒng)文化為己任、具備國際視野的社會領軍人物”。2011年底，無極書院在上海九間堂會館正式掛牌，國際易學聯(lián)合會秘書長李定出任執(zhí)行院長，并帶來了他所創(chuàng)設的“中國方”易學理論。掛牌典禮前召開的“元話語體系”討論會，標志著無極書院開始轉型：從寬泛的“弘揚傳統(tǒng)文化”，轉向以易學為核心的文化理念實踐。經過兩年時間的籌備，無極書院于2014年啟動了“中國方”助學平臺志愿者招募，以“中國方”為核心內容的易學理論開始“落地”。然而，戴志康并不滿足于此，多年來的文化與商業(yè)實踐讓他意識到，除了民間志愿者草根性的義務推廣之外，傳播“易文化”的事業(yè)還需要更多“志同道合”的政商精英自上而下的助推，二者不可偏廢，這也正是戴志康較之于其他傳統(tǒng)文化推廣者的獨特優(yōu)勢所在。
事實上，“文化重建”與“書院復興”，是近年來被反復熱炒的話題，然而，遍地開花的國學班和書院，雖然讓這場“復興中華文明”的運動看似轟轟烈烈，卻也深陷于商業(yè)運作/權力尋租的種種質疑聲中。在此背景下，借由觀察戴志康與無極書院圍繞“中國方”的易學文化實踐，或可重新理解當代中國“文化重建”所面臨的關鍵問題；無極書院和“中國方”理論是如何因應這些問題的？進而言之，中國人寄望于通過接續(xù)中華道統(tǒng)來開辟出一條未來中國文化發(fā)展的道路，身處這一歷史潮流中，戴志康與無極書院的“易文化”傳播實踐又具有怎樣的意義？
什么是傳統(tǒng)？
當下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的關鍵節(jié)點，當中華文明再次面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時，圍繞“重建傳統(tǒng)”的思想命題，在當下中國又被賦予了新的時代意義。
但問題是，當代中國的思想界正處于一種多元和分裂的狀態(tài)中?！皞鹘y(tǒng)”雖然被不同派別都樹立為旗幟，但在各家各派紛紛對“傳統(tǒng)”進行附會的同時，“傳統(tǒng)”也越發(fā)成了一個空泛的詞匯——看似無所不包，實則不知所指，這也為傳統(tǒng)文化外衣下的沉渣泛起創(chuàng)造了條件。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無極書院圍繞“中國方”的易學理論建構，首先需要考慮的，就是如何解釋“傳統(tǒng)”的問題?！爸袊健钡嫩`行者們對此有自己獨到的一套理解。在無極書院執(zhí)行院長李定看來，當前“國學復興”的最大問題，是在于操作者視野偏于狹窄，被復興的往往只是人文點綴性的國學，而作為中華文化精神要義的中國傳統(tǒng)，其思維體系的創(chuàng)造性往往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戴志康對此有更為獨到的見解，他認為，近代以來，受西方線性時間觀的影響，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經歷了從“全息式思維”向“平面式思維”的重大轉變。在某種程度上，這導致了現(xiàn)代中國社會面臨的代際倫理危機、社會治理惡化等一系列問題。有鑒于此，戴志康指出，中華文明的復興需要現(xiàn)代中國人拋棄西方的“平面式思維”，回歸到“中國方”這套“全息式”的思維模式上來。
不惟如此，在以往的國學和文化熱中，《易經》往往只是眾多中華文化經典中的一種，但是，戴志康的“中國方”，卻將易學抬高到了中華文化唯一正典的地位，這就需要“中國方”重新提出一套不同于以往正統(tǒng)中華文明五千年的歷史敘事方式，戴志康對此也有自己的思考和理解。他認為易學是夏、 商、周三代思想文化的代表，春秋戰(zhàn)國時期，諸子百家結合各自的時代背景，對易學作出了不同的解讀，并以文字的形式流傳至今。然而，從卦爻符號變到文字義理是一種倒退，相較文字義理而言，卦爻符號更能把握經典的精神實質。王弼《周易略例·明象》有說過，“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因此今天要讀懂周易就得重新“觀象”，得回到“中國方”這套卦爻符號上來。
無極書院對中國人思維方式獨特性的強調，不僅源于戴志康和李定的文化思考，也與戴志康的文化和商業(yè)實踐經驗密不可分。2003年，上海證大集團資助了威尼斯雙年展中國館的建設。雙年展期間，他和中國美術館館長范迪安、中央美院教授許江一起去看展覽?？戳嗽S久，他問許江：“為什么我看不懂？而且，我也不感動?！蓖械脑S江回答道：“我都看懂了，但是我也不感動?！痹陬愃七@樣的參觀體驗中，戴志康意識到：中國人與西方人的思維方式存在根本的不同，所以，在全球化的時代，中國人不可能一直隨波逐流，持續(xù)地“西化”下去。
在上海喜馬拉雅美術館開幕的酒會上，戴志康曾對“中西合璧”說作了反駁。這一流行說法認為，中西文化在交流中是能夠和平共融的。戴志康則認為，文明相遇的結果只能是“優(yōu)勝者生存”，對尚處于弱勢的中華文明而言，放任中西文化碰撞無異于自取滅亡。當然，這一反駁并不意味著戴志康主張要“閉關鎖國”，不如說，他是希望中國在與世界接軌的過程中，不要操之過急。中華文明應在保持文化獨立性的基礎上，先謀求自身軟實力的壯大，然后再博采眾家之長。
革命遺產、現(xiàn)代化與全球化：中國文化重建面臨的三重挑戰(zhàn)
2015年正值“新文化運動”一百周年，這場由胡適、陳獨秀、魯迅、錢玄同等受過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所發(fā)起的“反傳統(tǒng)、反儒教、反文言”的文化革新運動，被視為中國從傳統(tǒng)走向現(xiàn)代的分水嶺。吊詭之處在于，一百年后的今天，中國思想界卻再次興起了一股“接續(xù)傳統(tǒng)，復興國學”的潮流。這場運動試圖通過重建道統(tǒng)綱常，以應對現(xiàn)代性危機的挑戰(zhàn)和轉型中國的道德失序，其表現(xiàn)則是各種形式的“國學熱”和“書院熱”。
這由此引申出了一個問題：當我們主張接續(xù)傳統(tǒng)，重建道統(tǒng)的時候，又該如何對待現(xiàn)代中國的革命遺產？更進一步而言，百年前的“新文化運動”和今日的“國學復興”，雖然都旨在實現(xiàn)中國文化的重新崛起，但二者的手段卻是完全相悖的。戴志康從“陰陽互補，否極泰來”的易學原理出發(fā)，對此問題提出了一套自己獨到的見解：
今天的中國是百年革命求來的一個“果”?，F(xiàn)實帶給我們的，有激動人心的東西，也有很多不合理的東西。任何事物都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之前的革命有點“革過頭”了，如今，社會安定下來了，我們要先接受這個社會，不要再搞新的革命了。從“否極泰來”的角度來說，百年革命之后，現(xiàn)在是搞建設的時候，需要給社會添磚加瓦。我們應立足于現(xiàn)在的發(fā)展路徑去尋找未來的道路。
正如戴志康所言，百年革命將中國引導至現(xiàn)代化的發(fā)展軌道上，現(xiàn)代社會的生活方式和生產模式已經和傳統(tǒng)社會發(fā)生了根本的改變，正因如此，“接續(xù)傳統(tǒng)”被一些人批評為“逆潮流而動”?！皞鹘y(tǒng)與現(xiàn)代的對接”，就成為當下中國文化重建必須直面的第二重挑戰(zhàn)。
具體而言，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傳統(tǒng)和現(xiàn)代文化的對接問題：第一個挑戰(zhàn)是，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如何通過現(xiàn)代詮釋，并借助現(xiàn)代的傳播技術從而占領時下的思想和輿論市場？尤其是伴隨互聯(lián)網技術的迅速發(fā)展，中國傳統(tǒng)文化如何因應互聯(lián)網時代所帶來的思維革命，這是任何一個文化復興的實踐者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對互聯(lián)網長期保持關注的戴志康指出，“中國方”擺脫了文字的束縛，用卦爻符號來描繪外部世界，這近似于現(xiàn)代互聯(lián)網的視覺性非語言的信息傳播方式。戴志康認為，“中國方”所折射出的傳統(tǒng)思維模式，與現(xiàn)代互聯(lián)網傳播形式恰好具有某種同構性。
當代國學復興面臨的另一個挑戰(zhàn)則是，在實踐中，我們應該如何將傳統(tǒng)文化的抽象理念，轉化為一種能被現(xiàn)代人所接受的生活方式？伴隨今日“國學熱”而來的，經常會有一些恢復傳統(tǒng)禮教的呼聲，但是，不爭的社會現(xiàn)實在于，當代中國的社會和家庭，已經不可能再恢復到中國古代的倫理秩序。踐行文化重建的事業(yè)，首先必須要考慮的，是傳統(tǒng)文化如何能與現(xiàn)代中國人的生活方式相結合，而非一味地去“用傳統(tǒng)文化改造社會”。
因此，戴志康選擇將“中國方”作為無極書院所致力建構的文化理念，就是因為他相信這套理論本身就潛藏在當代中國人的日常生活當中，從“背北朝南”一類的習語，到“和諧社會”這樣的官方價值觀，都能夠與“中國方”所展示的傳統(tǒng)思維模式相對接。無極書院的宗旨，其實就是希望在傳播這套易學理論的基礎上，重新挖掘出潛藏于中國人思維深處的易象體系。
中國今天已經深深卷入到世界一體化進程之中，在重新復興傳統(tǒng)文化的過程中，它無法避開諸如全球化和現(xiàn)代性危機這樣的宏大命題。然而，目前以孔子學院為代表的中國對外文化輸出模式并不盡如人意，中國的功夫、藝術和茶道雖然在國際社會上廣受追捧，但它背后所蘊含的價值體系，卻說不清，道不明，并沒有真正被國際社會接受，究其根源正在于，目前中國文化的海外傳播工作，并沒有對全球化時代的種種問題作出有效回應。
在反思這些問題的基礎上，李定將“中國方”的世界觀定義為“身在方中”的觀察視角。他指出，不同于西方人“主客兩分”的世界觀，中國人是“站在世界內部看世界”。這種思維方式有助于中國在對外交往的過程中，擺脫“民族國家”觀念的束縛，與其他國家深化合作，實現(xiàn)互惠共贏，而非一味地去爭搶地緣利益的蛋糕。在李定看來，一旦這種思維方式為其他國家所接受，那么，當前國際社會上此起彼伏的地緣政治沖突也就不復存在了。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文化復興運動的一個基本動機，是希望抵抗西方國家的文化殖民，力圖尋求中國文化的自主性。那么，當中國社會開始對海外輸出本國文化的時候，如何能夠避免被他國民眾視為文化殖民的行為，從而遭到“中國威脅論”的抵制呢？在戴志康看來，“中國方”理論的對外輸出，并不存在這一問題，因為“中國方”的精神要義就是“以人為本”。中國古代傳統(tǒng)一直強調“和而不同”，中華文化本身就是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的產物，它追求的是一個多元共生的社會。戴志康相信，這一“大同社會”的文化理念能夠將世界各國民眾吸引到“易學大道”的旗幟下面。
現(xiàn)代企業(yè)家的文化追求
從戴志康身上，我們可以看到現(xiàn)代中國企業(yè)家所共有的一些特征：他們在社會主義教育的氛圍中成長，在秉持資本主義運作邏輯的經濟領域獲得成功，卻又往往鐘情于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看似矛盾的三種文化觀念存于一體。戴志康對此有過一段自述：
我們就是生活在矛盾里面，沒有矛盾，世界就靜止了，生命就結束了。生命不就是矛盾的嗎？你說的矛盾其實是一種張力。中國在過去30年的實踐，就是在一個巨大的張力里完成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并存，一黨執(zhí)政又和鄉(xiāng)村民主共存，這種實例太多了。而它發(fā)展到現(xiàn)在，就是你看到的這個東西。
我以前有一種追求發(fā)展的意識形態(tài)，但是后來我慢慢感覺到，現(xiàn)代主義那一套社會進步的說法是不成立的，線性增長的邏輯也是不成立的。我重新相信輪回和循環(huán)：世界是一個圓，而不是一條往上升的直線。所以永遠不要想會直接有一個更新的、更好的東西，更新更好的東西一定要連接到原來的根。所以我喜歡傳統(tǒng)，并不是往后看或是要回到舊的時代去。我永遠喜歡當下，過好當下每一天。
事實上，以戴志康為代表的富裕階層本可不必操心中國的文化事業(yè)，然而，時代的各種張力所帶來的價值撕裂和文化焦慮，卻將這批人的目光引向了“重構中國倫理秩序”這樣看似虛玄的文化命題之上。不僅如此，作為中國最早投入“引進來”與“走出去”全球化浪潮的一批人，他們親身體驗過不同文化與文明的價值碰撞，也對全球化時代的價值危機有著更直觀的體會。戴志康將目光重新投向中華文化傳統(tǒng)，就是希望能從中尋找到中國和世界文明的未來發(fā)展出路：
我曾經是中國農村最窮的人，現(xiàn)在已經擠進中國最富裕的人群。當我回頭探望我那些仍然貧窮的鄉(xiāng)親時，我知道，讓他們都過上我這種富裕的生活，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我的階級利益決定我可以不去考慮這些令人煩惱的事情，但我的理智和良知卻逼迫我不得不直面這些問題。
我很慶幸，當我走遍世界，見識了各種各樣的國家和文化后，我為我們中華民族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而自豪，同時我也認定，向中國文化尋求智慧，不僅可以使中國人走出當代文明的困境，同樣也能使全體人類走出這種困境。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人今天的文化價值重建的實踐，絕不僅僅是為中國人尋找到一條安身立命的途徑，它同時也必然為人類社會邁向新的文明提供重大啟示。
反觀無極書院的文化實踐，“中國方”在未來的發(fā)展仍有待進一步觀察。然而，正如歷史學者朱永嘉所言：“真正可靠的理想只能是相對的，是從實踐中發(fā)展而來，社會實踐只能一步一步腳踏實地前進，理想只是為我們指明了努力的方向而已”。這段話恰恰印證了戴志康“中國方”的意義所在：從中華道統(tǒng)的再詮釋，再到如何應對革命遺產、現(xiàn)代化與全球化給當代中華文明帶來的沖擊，無極書院從易學經典出發(fā)，提出了一套頗具前瞻性和操作性的方案；在敏銳捕捉到時代痛點的同時，戴志康并不滿足于口頭上的宣講，他還身體力行，參與到中國文化重建的事業(yè)中去。或許只有依靠這種“士不可不弘毅”的擔當精神，中華文明的未來復興才有其可能。
（作者系本刊特約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