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峰
自1990年代初期開始，對農民集體上訪、農村群體性事件等相關集體行動的研究便受到學界關注，總體而言，都是在基于利益表達的“維權”范式框架下進行分析。在代表性的研究中，李連江等首先將1990年代初期的中國農民維權活動歸結為“依法抗爭”的模式，而于建嶸認為，1998年以后的農民已經進入到了“有組織抗爭”和“以法抗爭”的階段，是一種“以具有明確政治信仰的農民利益代言人為核心，動員組織其他農民，旨在確立農民這一群體抽象的‘合法權益’或‘公民權利’”的政治性抗爭。于建嶸對中國農民維權與底層政治的一系列研究具有開創性價值，但是由于其強烈的政治熱情使得他過早從經驗中抽離出了結論與判斷，遭致了多位學者的質疑。應星以“合法性困境”為基點，分析了農民群體利益表達中的“草根動員”在表達方式的選擇上具有權宜性，在組織上具有雙重性，在政治上具有模糊性的特征，批判了于建嶸對于草根行動者形象的理想化認識和對農民抗爭的組織性尤其是政治性的過于夸大。吳毅則提出農民利益表達的困境，導因于各種既存的“權力—利益的結構之網”的阻隔，兼而批判了“以法抗爭”的抒情化想象。同時，他認為應星忽略了轉型期中國政治之復雜性和過渡性的特點，不自覺地陷入“民主—極權”這一泛政治化思維陷阱。
以上對于集體上訪的研究都處于“維權”范式的框架之內，過于強調權利、利益與理性，忽略了情感性的動因也可能成為農民集體行動的基點。同時，僅限于農民群體與基層政府對抗的案例，呈現出來的上訪者就是天然的弱者形象，并賦上了道德化的內涵，最終目標都指向了現有體制對農民權益的忽視。這種視野囿于具體的上訪事件，忽視了對村莊本身社會結構的觀察，因而難以發現基于群體利益表達以外的上訪類型，并對上訪的性質做出恰切的判斷。
上訪的“虛”與“實”：維權還是出氣？
上訪者為什么會“挺身而出”，成為如此激烈的反對派呢？以下是筆者在Z省東部E村調查集體上訪事件時，幾名主要上訪者的個人經歷。
1. 胡勇，48歲，貧困戶。四年前當他因兒子的婚事向村里提出要批地建房時，村干部告訴他新村規劃已經出臺，讓他等小區建好后再來購房。胡認為那樣時間太長，即便是造好了也買不起，況且，村里也沒有權力阻止他建房，雙方發生了激烈的爭執，胡勇的建房手續也沒有得到審批。此后，胡勇曾多次動員村里一些對小康住宅計劃有意見的村民上訪，他說：“我們就是想自己建房，喜歡建成什么樣就是什么樣，實用就行，我們也不想搬到P村去住，那樣干農活不方便。”
2. 余豐，35歲，貧困戶。曾向村里申請擔保向信用社貸款5000元，但村干部認為其無償還能力而不予擔保。E村屬信用村，如有擔保農戶可獲貸款3萬元。余豐認為此事極其不公，“憑什么窮人不能貸款？”康書記的回答是：“我們不能因為你而使村集體的信用受損。”兩人發生激烈的爭執。
3. 周其，40多歲。1998年建圍墻時越過新村規劃區2米，當時還是村主任的康書記曾多次勸其拆掉，商討無果后被村干部強行將其推倒。此時周其家庭條件尚屬一般，而康書記已經開起了服裝廠。2005年村里建籃球場要征用周其的土地，周其堅決不同意，但仍被村支書強行征下，周其與康書記發生了激烈爭吵：
周：“如果我當書記，這塊地我就白白讓給村里。你當書記，我就不同意?！?/p>
康：“你要是能當書記，我從這里倒爬出去?！?/p>
周：“你不可能一輩子當書記的！”
康：“就是因為有你這樣的人在，我偏偏就要當書記?！?/p>
2008年周其參加了村主任選舉，康書記在選舉前召開了一個全體村民大會，并當眾指出：“有些人人品不行，需要先學做人再來參加競選。”后來周其僅以數票之差落敗。此前的言語沖突加上這次落選深深傷及了周其的自尊，因這些積怨而起的“氣”成為他后來積極參與上訪，并成為主要資助者的真實動力。
4. 余達，50多歲，黨員，曾擔任過組長，治保主任。2002年、2005年兩次參加村委委員的競選，皆落敗。2007年村小水庫工程由余達承包，預算11萬元，決算時卻花費了18萬元。村里聘請的負責監理工作的退休干部老吳在最終驗收的時候，認為他偷工減料，不肯多付超支的7萬元，兩人發生沖突。事后余達執意要求村里辭退老吳，結果遭到康書記嚴厲的公開斥責。
5. 陳秀，80歲，貧困戶。2006年一期小康住宅征地時，他有牛棚兩間，用于堆放柴禾。村里因開發需拆毀，遂以每間240元的價格征用。但陳認為，牛棚拆后柴火無處安置，要求村里另擇空地加蓋棚屋一間。幾番交涉，村里同意幫忙搭建但費用由其自己承擔，但后來由于鄰居阻止，搭棚一事告吹，柴火也爛在地里。老人心頭甚氣，認為“把我的東西毀了就要給我補上，自己一把年紀三番五次跑到村里都無人搭理，這幫貪官完全是仗勢欺人”。
6. 陳新，46歲，貧困戶。2005年，D村自己集資在山上建了一個水溝，用水泥澆注，此事由當時的組長，同時也是村園林公司副經理的周中負責，但工程完工后質量有些問題。陳新發現后跑到周中家里指責他做事不地道，但周中說，“你有什么發言權？”陳新一氣之下就用榔頭把溝里的水泥給敲掉了。村委會得知后認為陳新的做法不妥，應該對毀壞進行賠償。陳新不服，他認為自己為公事出氣，卻沒有得到公正處理，村干部明顯站在周中那邊，雙方發生激烈口角。
以上六位上訪者基本上展示了上訪者與富人村干部的沖突以及沖突的類型。我們可以歸納出他們上訪的幾個動因：村干部觸及到了他們的利益問題，這一點每個上訪者多少都有些涉及，比較明顯的是胡勇、余達；在交鋒互動中，村干部傷及了他們的自尊，如周其、余豐；在對公共事務中他們無法發出聲音且受到不公正待遇，如陳新。這些上訪者雖然不能通過上訪獲得自身的利益，但上訪本身就是他們的目的，換句話說，上訪“維權”是虛，“出氣”是實，這也正是他們在上訪中為何采用在不同時機向不同部門舉報不同內容的原因。有如應星所言的，農民不是簡單地將自身遭受的困境描述給國家就可以使問題得到解決，而是運用一系列“問題化”的技術，即農民想辦法將自己的困境建構為國家本身真正重視的社會秩序問題（應星：《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三聯書店2001年版）。通過這種策略得以構建問題以讓不同部門下來調查，從而對村干部形成壓力，這本身就是他們獲取勝利的一種方式。
與此同時，我們的信訪制度又恰恰給這些人提供了一個“出氣”的口子。在當今交通方便，互聯網、手機等信息傳播技術發達，政府各部門均開通網頁公布政務信息的背景下，上訪者很容易就可以找到更高級別的領導進行“訴怨”。而在中國鄉村的具體語境中，只要接訪的相關領導真的因此而下到村里進行調查，富人村干部就會大丟“面子”，威信受損。站在村干部的角度上，不論他們有多么廉潔奉公，只要有上級領導因舉報而下村調查，他們一定會忐忑不安、誠惶誠恐，因為在這個急劇轉型的時代，頭腦靈活的精英們正是依靠在各種政策的灰色地帶中突襲才可以一步領先、步步領先，即使他們的動機是為了整個村莊的發展而非個人的私利，他們的許多違規行為也是不可改變的事實?？梢哉f，行政化的信訪處理過程更像是受欺凌的弟弟請父母來責罵霸道的兄長，它并不像法庭的庭審（信訪制度是以農民認定既有權利格局為前提的，如蕭樓所說，當代中國國家與農民之間排解矛盾往往是一種“開口子”與“上訪”的互動，這與西方民主政體中反對派組黨與政府“競爭”及專制政體中百姓的“反抗”與政府的“鎮壓”皆不相同）。正是信訪制度的“官治化”特點，使得農民更為青睞這種“到上面借勢，來村里出氣”的政治參與方式。盡管上訪并不在《村組法》所規制的村莊公共領域之內，但這種正式制度之外所開的口子卻在無意中成了富人政治的棄民們爭相運用的間接參與手段。
可以說，“上訪”成為他們泄“氣” 的一種途徑，而他們以“上訪”的形式“出氣”則是想在利益受損或自尊受傷后獲得的一種心理平衡。這些上訪者并不天然就是道義者，現實更為復雜、多元，有些甚至并不占理，如余達、余豐等，只是這些上訪精英總會尋求一些道德化的理由去占領道義制高點。如若缺乏對村莊的整體把握，僅僅限于上訪者自身的言辭，就容易對草根精英有過多理想化與道德化的想象。
事實上，這已不是個人之“氣”，而是一個群體性的情緒，村中想“出氣”的村民不在少數。上訪者借“上訪”出氣，底層沉默的大多數借“他們之上訪”來出氣。
分化的村莊與富人治村
村莊生活中不平的事總是有的，能忍則忍往往是大多數村民采取的策略，或者是采取“弱者的武器”（斯科特語）也就罷了，但上訪者借上訪來出氣，底層的村民又借他們的上訪來出氣的現象，就意味著社區內的矛盾已經激化。那么，這個氣場的由頭在哪里？“氣”從何累積？又如何引燃？
社會分化與社會分層的標準有韋伯意義上的三種分類模式，即財富——經濟標準；權力——政治標準；聲望——社會標準。但是這三類標準在改革開放以后，隨著市場主義的深化、拜金主義的盛行，實際上已經日趨集中與單一，經濟標準占據了絕對主導，且經濟對權力與聲望的影響越來越大，轉化能力也越來越強。在E村，由于其特殊的農業經濟結構及其地理位置，富人也依然需要在村莊中生產、經營、生活。不像廣大中西部的農村那樣，富人階層幾乎全部外流于城市之中。也因此，在E村，老板隨處可見。調研中，時?？吹酱逯械母蝗碎_著轎車指揮著五六個村民進行挖苗、搬運。富人階層在村里不僅僅是車子、房子、服飾這些消費上的呈現，還有著神態、表情充滿優越感的身體呈現。而在社會生活中，富人的高消費也逐漸引導了村莊的消費，人情就是其中的一種。E村一般人家平均一桌酒席已達1500元有余，且幾乎成了公共的標準，窮人為了達到檔次，只好縮小人情圈的規模。此外，村莊的經濟分化也影響著人們的交際模式，比如閑聊，以前村民們在一起互相挖苦以資取樂是再平常不過的事，大家不僅不會怪罪，反而感情更進一層，即使偶爾惱羞成怒，別人也一笑了之。但是，在收入急劇分化之后，閑聊時一句不經意的玩笑便可能是深深的傷害，在窮者眼里，這種玩笑是鄙視，是不尊重，是富人的顯擺、高傲；而在富者眼里，這是窮人心理不平衡，故意出氣和挑釁。又比如串門，以前大伙沒事互相串門，端著飯碗去鄰居家夾菜都十分常見，但現在幾乎絕跡，因為人家家里裝修得十分豪華、考究，“進門要脫鞋，出門要拖地”，人們變得“識趣”，不再輕易去別人家里，有了好吃的東西也是拿到村口的小賣部或是牌鋪等人群集中的公共場所分享。有趣的是，在串門極少之后，被人看見打開院墻門和防盜門接納同村村民，反倒成了鬼鬼祟祟的秘密活動。
如E村這樣的村莊，經濟分化嵌入在社會分層與政治分層之中，村莊實際上重新走向等級化。這種等級化并不像傳統農村社會鄉紳治理模式那樣有著厚實的文化支撐，因為經歷過了毛澤東時代平等生活和平等話語洗禮的中國社會，從平等再度走向不平等，被甩出來的底層群眾，“甚至已經不再是社會結構中的底層，而是處在了社會結構之外”。分化的村莊實際上塑造了一個巨大的“氣場”，常態下大家忙著賺錢還能各得其所。只是生活在同一個村莊中，怎么可能沒有互動的結點？如若真的觸發到他們底線的時候，很可能一發不可收拾。在村莊的政治場域中，富人兼為村干部，這就讓貧富之間的區隔與公私之間的矛盾交錯起來，成為他們不得不交匯的結點。E村的上訪者直接針對的都是身為富人的村干部，上訪起因于與他們的沖突，實際上，富人治村的治理方式與底層群體的期待形成了強烈的反差。
富人治村是當前村莊政治的趨勢與模式。富人治村在主流話語中備受贊揚，各級政府也在大力推廣，不僅把富人治村當作一種政治吸納，同時也希望通過村莊中的富人實現“雙帶”：帶頭致富也能帶領致富。農村問題專家黨國英說，“老板參政是歷史的必然趨勢”，富人治村是不是歷史必然趨勢，暫且另當別論。作為一種既定模式的存在，富人的治理邏輯則有必要進行及時深入的研究。它的政治運作特點對鄉村治理可能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尤其是對于底層群體，在兩極互動中會產生什么樣的后果？E村的農民集體上訪案例就為我們呈現出了其中的一些沖突與困境。
第一，富人治村的“專斷式”民主致使底層群體的聲音無法表達。富人往往擁有非凡的經歷，個人意志較強，在遇到阻力時也往往有更大的能量進行強力執行，有時候會更有效率，但是窮人的意見與聲音卻難以進入富人的視野。E村的舊村改造、建設小康住宅中，百姓有著不同的看法與議論，但顯然無法撼動富人們的意志。雖然方案最終也是村三委會、村民代表大會通過?？墒侨瘯缀蹙褪歉蝗私M閣制，這樣，村級一把手的決策執行力就有強有力的保證，身為黨員兼村民代表的上訪者余達曾言，黨員會議、村民代表大會之類，會上的反對意見從來都很少，即便個別有不同意見的，書記也就會一臉的不高興并找他談話。這樣，在決策層，少數服從多數的邏輯就讓所有的方案暢通無阻。在關乎村莊未來宏圖大計和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上，村民并不清楚具體方案如何實施，如舊房拆遷補償方案等甚至故意模糊化。那么，當他們不愿接受這種富人制定的規則的時候，底層群體的聲音又如何表達并且奏效？胡勇因為建房不批產生的沖突導致了上訪，典型表現出了對富人強加于他的規劃與規則的反抗。同時，懾于富人的權威，村莊的公共性也在消弭，村民一般只會議論而不做評論也不敢評論。陳新在發現水溝質量有問題的時候，就反映無門，無處說理，直至沖突產生。
第二，富人治村講求效益的邏輯與窮人生存講求道義的邏輯產生沖突。在村中從政的富人往往用經營企業的理念經營村莊，但企業與村莊的不同在于企業的風險可以由個人決策與承擔，而富人對村莊的決策風險則是嫁接到所有老百姓身上。相比而言，底層群體更是無力承擔這種風險的。例如，在E村建設小產權房中，富人考慮的是其可能帶來的效益，但其風險是：一旦國家查處，投入資金將全部凍結，村莊的正常運轉就將陷入困境。此外，身為老板的富人往往更多從經濟效益出發，而忽略了其他面向。建房征地中，雖然富人以高價征用農民的土地，覺得農民從中獲得了好處，那些村莊中的釘子戶在他們眼里就是可憐可恨又可氣的人，是想從中多得好處占便宜的小人。但在窮人的思維里，他們在考慮這一次性的收益的同時，還必須從長遠方面考慮他們的生計如何維持的問題。一次買賣土地獲得的錢總是會用完的，而對于這些本身已為窮人的他們，少有特殊的技藝，自家的一畝三分地就是溫飽生活的基本保障。在真的無力抵抗，不得不出賣土地之時，成為釘子戶已是他們無可奈何之后最后的籌碼。但是主流的價值觀是富人制定的，成為釘子戶，在村莊的場域中意味著這是一種無賴的手段，是一種不合常規的邏輯。為了這最后一次利益博弈，他們要付出的代價將是失去面子、再度被村莊邊緣化的可能。
第三，富人在村莊具體治理中強硬的態度、做法及其道德優越感，容易在交鋒中形成激烈沖突并傷及對方的尊嚴感。富人治村往往目標性很強，且意志力很強。如若遇到阻礙，他們最終會采取強硬的態度及做法。尤其是在富人并非是為個人謀私利的時候，會更加表現出其道德優越感。周其與康書記的矛盾就在其圍墻被強行推倒而結下的怨氣，當然這有周其自身先行存在的問題，而矛盾進一步激發，則是在康書記與周其幾次言語交鋒中表現出來的明顯的道德優越感，傷及了周其的自尊心和面子，從而才有了后面強烈的反撲。富人與富人的言語交鋒尚且如此，那么富人與窮人之間呢？富人與窮人在矛盾發生時，富人有形無形的優越感則更加明顯。在訪談中，為政的富人村干部在講述釘子戶時，總是用一種“圖錢”的標準來衡量，而且他們在治理中也通常采用“用錢消災”的方式，這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村莊治理中的一些矛盾，比如在征地中書記、主任、主任助理私人掏錢高價補償給釘子戶，在阻止上訪中用承包工程之類的利益作為誘餌。然而，這些富人村干部以全體村民的名義去征用他們的土地，而又用私人的錢來平息爭端時，那種自尊嚴重受損，卻又要為利益接受錢財的窘態使得他們的怨氣不斷膨脹。富人村干部忽略了金錢之外的面向——窮人要的還有尊嚴，他們期望的是一種平視的眼光，或者窮人認為他們應當有一種平等的權利。余豐等曾希望康書記向他們道歉，這是強硬的康書記所辦不到的。然而僵持不下的沖突只能導致氣的累積，只要有機會，遲早都會尋找一種發泄的方式，E村的集體上訪就是他們抓到“小產權房”的把柄而采取的一種特殊“出氣”方式。
結語
從村莊的內部視角去看農民的集體上訪行為，讓我們更容易發現其日?；?、生活化的社會心理層面。當前中國農村正在急劇轉型，農民有著強烈的利益沖動，并在社區內部互做比較，而在村莊資源分布、權力結構和社會地位大規模重新洗牌的過程中，從平等重新走向等級化產生了焦慮、失衡的社會心理。村莊日常的互動與對抗形塑了一個無形的“氣場”，富人村干部與有“氣”的村民成為對立的兩端，卻無法通過良性的溝通、商議與辯論形成諒解?！柏殹迸c“富”之間在日常的面子競爭、借貸等活動中積累的怨恨跟“公”與“私”的矛盾攪和在一起，讓問題滑向“強者壓制”與“弱者抗爭”的對立。
富人治村在當前強調發展的話語下成為一種趨勢，它的確有利于村莊的經濟發展和公共品的供給。但是，富人村干部通過公共事務中“以私濟公”的經濟手段來樹立權威的做法，一方面使村民得益，另一方面也排斥了普通階層的參政，使得先富精英的參政具有了不可逆性。富人治村不但不能推動民主發展，反而可能導致基層民主走向萎縮。從市場中脫穎而出的富人多以強調效率優先、強力執行的經營企業的理念治理村莊，普通村民的話語權極其微弱。對富人村干部的優越感心懷怨氣的少數村民選擇逃出村民自治框架，求諸官治化的信訪。村內層級間形成的派系，無法在民主化的制度中形成良性的秩序，村莊的公共性遭受嚴重的侵蝕。隨著農村的社會分化愈趨明顯，不同階層的村民在村莊公共領域中的話語權、行動力等等將隨著社會結構的層化而產生新的變化，它突出地表現為富人階層隨著經濟實力的極大增長而在公共領域中獲得更大的影響力，這種情況已經大大超出《村組法》等成文制度的設計框架。1980年代建立于均平化社會結構之上的村民自治制度如何在社會分化的形勢下作出適應性調整值得我們深思。
此外，在當前既有的信訪制度難以作出較大調整的情況下，行政部門無法對社會結構性心理緊張引發的“出氣”式上訪進行有效地辨認和區分。在學界和媒體普遍接受的“維權”分析框架下，底層群體容易被天然地想象為道德化的弱者，他們的上訪是弱者的利益表達和權利伸張。然而問題在于，源于社會焦慮的“出氣”式上訪是無法在權益保障中得以平息的。他們所“舉報”的內容在鼓勵“創新性發展”的現實中處于政治生活的灰色地帶，其證據是若隱若現的，這種類型的集體上訪只會讓政府相關部門明確責任，卻不會導向問題的解決。相反，在上訪引來的“下來調查”的領導走后，村莊社區內的氣場將越發擴大，且強度愈烈，一旦遇有偶發事件，難以預測的群體性事件將會成為“泄憤”的手段。
（作者單位：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