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泳
［文章導讀］隨著微博等新媒體的興起，“圍觀”成為一種政治的介入方式。正如作者所說，作為過去魯迅筆下的“看客”，這種旁觀者文化是如何借由網聚效應，轉化為一種新的公共參與精神。這種中國目前獨有的政治景觀，具有何種社會意義？
由于Web 2.0表達手段的興起，網絡上逐漸出現一種“圍觀改變中國”的聲音。比如，《南方周末》評論員笑蜀在2010年1月13日發表題為《關注就是力量，圍觀改變中國》的評論，論述網民的圍觀具有強大的力量。《新周刊》在當年11月出版的第335期雜志上，以“圍觀改變中國”為題推出封面報道，聲稱“圍觀，可能會改變中國，并注定會改變我們自己”。
圍觀，在漢語的語匯里，本來是個貶義詞。究竟發生了一種怎樣的過程，使得這個詞在當下被賦予如此向上的力量？
好撒瑪利亞人
圍觀的主體是旁觀者。所謂旁觀者，指的是某個事件的觀察者，距離此一事件足夠近，如果他/她選擇介入，就能夠以某種方式介入。
說到旁觀者，不能不令人想起一個社會心理學術語“旁觀者效應”（bystander effect）。這一心理學現象指的是，在緊急情況下，個體在有人在場時，出手幫助身處困境者的可能性降低，援助的幾率與旁觀者人數成反比。換句話說，旁觀者數量越多，他們當中任何一人進行援助的可能性越低。
在討論旁觀者效應之前，先來講一個圣經上的故事。它是“旁觀者效應”的原型。“好撒瑪利亞人的寓言”（Parable of the Good Samaritan）是基督教文化中一個很著名的成語，意為好心人、見義勇為者。它來源于《路加福音》第10章第25-37節中耶穌講的寓言。
律法師覺得愛神不是問題，愛鄰舍太有問題。耶穌就講了下面這個“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
“有一個人從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強盜手中。他們剝去他的衣裳，把他打個半死，就丟下他走了。偶然有一個祭司，從這條路下來，看見他就從那邊過去了。又有一個利未人，來到這地方，看見他，也照樣從那邊過去了。惟有一個撒瑪利亞人行路來到那里。看見他就動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傷處，包裹好了，扶他騎上自己的牲口，帶到店里去照應他。第二天拿出二錢銀子來交給店主說：‘你且照應他，此外所費用的，我回來必還你。’你想這三個人，哪一個是落在強盜手中的猶太人的鄰舍呢？”他說：“是憐憫他的。”耶穌說：“你去照樣行吧。”
注意這個故事里的其他角色：利未支派（或稱利未人）是雅各的兒子利未的后代，屬猶太十二支派之一，專責協助祭司進行宗教儀式，并管理會幕或圣殿內的一切事務。上帝選派利未人去事奉他，因為利未人的祖先與摩西一起反對百姓拜偶像。
在以猶太人為主體的聽眾那里，撒瑪利亞人一般含有貶義。因為撒瑪利亞人（北國以色列王國）受到的宗教約束比較少。他們崇拜偶像，與異族通婚，為南國猶大王國的人所不認同。他們雖是兄弟，但因為數百年的分裂、競爭、甚至戰爭，早已變成了仇敵。在民間，撒瑪利亞人與猶太人互相不交往長達數百年。
耶穌用這個寓言說明，鑒別人的標準是人心而不是人的身份，乃至人的文化背景。猶太人自己的祭司和利未人雖然是神職人員卻見死不救，仇敵卻成了救命恩人，見義勇為者。
好撒瑪利亞人寓言對西方法律制度的影響是，許多國家制定了“好撒瑪利亞人法”，用立法手段保護做好事的人。
《好撒瑪利亞人法》（Good Samaritan law）在美國和加拿大，是給傷者、病人的自愿救助者免除責任的法律，目的在于使人做好事時沒有后顧之憂，不用擔心因過失造成傷亡而遭到追究，從而鼓勵旁觀者對傷病者施以幫助。
在其他國家和地區（例如意大利、日本、法國、西班牙，以及加拿大的魁北克），《好撒瑪利亞人》法要求公民有義務幫助遭遇困難的人（如聯絡有關部門），除非這樣做會傷害到自身。德國有法例規定“無視提供協助的責任”是違法的，在必要情況下，公民有義務提供急救，如果善意救助造成損害，則提供救助者可以免責。
旁觀者效應
在“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中，耶穌說，“你去照樣行吧”。然而，在下面的這些例子當中，沒有人去照樣行。
心理學入門書中有關“旁觀者效應”最常引用的例子，是凱蒂·吉諾維斯一案。1964年3月13日，28歲的凱蒂·吉諾維斯下班回家，快到公寓門口時，被一個男人攻擊并捅死。從上午3：20到3：50，受害人多次呼救，但公寓附近聽到她呼喊的十數人中沒有一位報警。這起謀殺是心理學入門書中有關旁觀者效應最常引用的例子。它之所以廣為流傳，是因為當年3月27日《紐約時報》上刊出了一篇題為《38位謀殺目擊者無人報警》的報道，稱在長達半個小時的受害者被殘害的時間里，38位令人尊敬、遵紀守法的紐約市民，竟然沒有一人打電話向警察報警。其中一位目擊者在事后向記者解釋其行為時說：“我不想攪入這件事中。”（后來一些調查表明，《紐約時報》的這篇報道有諸多失實的地方，比如目擊者并沒有那么多，而且沒有一個人從頭到尾目睹了整個過程。）
《紐約時報》的阿貝·羅森塔爾（后來他成為這家報紙的總編輯）1964年出版了《38位見證人：吉諾維斯案》一書，試圖解釋這種怪象的成因：“為什么當吉諾維斯小姐遭到襲擊時，38位鄰居沒有拿起電話報警？沒人說得清楚。這些目擊者本人也說不明白。可以設想，他們的冷漠完全是大都會眾生相中的一種。這幾乎是一種生存所需的心理：如果一個人周圍生活著數百萬人，這必定帶給他生存上的壓力，而防止這些人侵犯的唯一辦法就是盡量漠視周圍的人群。生活在紐約和其他大城市中，人們對鄰居及其困難的漠視是他們條件反射似的思維所致。”
這種解釋看上去很有道理，但人類思維與行為的實際情況要復雜得多。兩位社會心理學家比布·拉坦和約翰·達利試圖探究更深層的原因，通過一系列經典的心理實驗，他們發現了“旁觀者效應”的存在。在一個實驗中，拉坦和達利讓一個學生獨自待在一個房間里，然后假裝癲癇病發作。當隔壁房間里只有一個人時，聽到聲音后，他有85%的可能性會沖進這位學生的房間提供幫助。但是，當實驗對象覺得還有其他4人也聽到了聲音時，他們去幫助這名學生的可能性只有31%。在另一個實驗中，如果有人獨自看到黑煙從門下冒出，他有75%的可能性要去報警，但如果他與一群人在一起時，去報警的可能性就只有38%。
該如何解釋這種效應？拉坦和達利認為，首先，其他人的在場造成了責任的擴散。因為還有其他觀者，個體不會感受強大的壓力去采取行動，因為采取行動的責任由所有在場的人分擔了。當大眾都對一件事情毫無反應時，為什么責任要歸因到自己一個人身上？還有，自己一個人勢單力孤，發聲或者行動，能夠改變什么？與其如此，不如省點工夫。
其次，人們想要以一種正確的、能得到社會承認的方式表現自己。當其他觀者沒有反應時，個體會將此作為一個信號，認為自己也沒必要做出反應，或者認為自己的反應會不妥當。研究者發現，當某種情境具有比較大的模糊性時，觀者介入事件的可能性就會減少。比如在此案中，旁觀者可能認為吉諾維斯只是在跟她的男友爭吵。
“旁觀”這種行為對媒體有著獨特的影響。媒體存在所謂“旁觀者的凝視”（spectatorial gaze），視覺關聯度高的媒體，比如攝影、電視和電影，更是如此。約翰遜·施羅德說，“凝視遠不同于觀看——它指涉某種權力的心理關系，在這一關系中，凝視者優越于凝視對象”。約書亞·梅洛維茲注意到：“一個地位高的人常常有權利長時間地看著一個地位低的人，甚至盯著他/她上下打量，而地位低的人必須轉移目光。”這意味著，媒體的“凝視”具備權力色彩，在很多時候，這種權力甚至構成性命攸關的問題。
凱文·卡特是南非的一個攝影記者，1993年3月，他拍攝了《饑餓的蘇丹》，堪稱“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照片”，展示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殘酷，以及人類對自身苦難的漠視。在照片中，一個骨瘦如柴的蘇丹女嬰，獨自一人向救濟中心緩緩爬去。一頭禿鷹站在她身后，等待孩子倒斃以后，享用即將到口的“美食”。
卡特后來說，他等了20分鐘，本想拍攝禿鷹展翅飛起的場面，因為那樣會使照片“更出色”，等待無果后只拍下了禿鷹站立的畫面。在這20分鐘里，女嬰爬不動了，不得不停下來休息。她抽泣著，喘息著，然而卡特沒有做任何事情來幫助她。
卡特拍了照，趕走了禿鷹，就把女嬰丟在那兒，聽任她自己接著往前爬。沒有人知道女嬰后來的下落如何。不過，這種猜測被卡特的一位記者朋友否認，這位記者說女嬰的父母只不過離開了一小會兒，是去取飛機上空運的食物了。不論如何，卡特承認他當時的確“不想卷入到這件事當中”。1993年3月26日，《紐約時報》刊登了這幅照片，引起各界強烈反響。很多人詢問小女孩的下落并批評卡特沒有立即伸出援手。次年4月，作品獲得了當年的普利策獎。7月，卡特把一截花園用軟管固定在排氣管上，又從車窗送進車內，然后啟動汽車，打開隨身聽，用汽車發動機的尾氣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卡特雖死，質疑者仍然沒有停止對他的指責，因為這個記者“僅止于按下人生鏡頭的快門，然后漠然地擦肩而過”。該故事雖然極端，也不過僅僅是對一個冷漠個人的指責，而對于群體性的冷漠而言，最令人無法忍受、也是難以索解的事件是納粹大屠殺。
誰是我的鄰舍
賈德韋布納（Jedwabne）是位于華沙東北135公里的一個波蘭小村莊，二戰前，村里居住著一半猶太人，一半羅馬天主教徒。村民以種地為生，十分貧窮，居民總計3000人左右。類似的小村莊當時并不罕見，遍及東歐大地。
1939年秋，根據希特勒和斯大林簽訂的秘密協定，賈德韋布納被蘇聯兼并，直到1941年德國入侵蘇聯，村莊又成為德國占領地。這一年7月的一天，這個普通的小村莊發生了一件極其異乎尋常的事情：按照《紐約客》雜志的說法，“小村里一半的人口屠殺了另一半”。
紐約大學教授伊安·格羅斯是波蘭裔，2001年，他用一本書記錄了這一慘無人道的歷史罪行，并給這本書起了一個意味深長的名字：《鄰舍》。“鄰舍”這個充滿友好的詞匯被扭曲成深刻的諷刺，因為村里這些猶太人的“鄰舍”使用了最駭人聽聞的手法屠殺猶太人：他們把1000多位猶太男女老少強行驅趕到一個谷倉里，在周圍架上柴禾，然后點燃火柴，把谷倉變成了一個火葬堆。
長久以來，波蘭當局把這起殘暴的犯罪推到納粹身上。格羅斯通過見證人訪談和檔案調查證明，這個村里的波蘭人并不是無辜的。他們或許迫于納粹的壓力不得不這樣做，但他們毫無疑問是這起令人無法饒恕的罪行的實施者。格羅斯稱，整個村莊同謊言和借口一起生活了60年。
格羅斯的書出版后，在波蘭引發巨大爭議。有人批評格羅斯對波蘭人不公平，因為德國人才是真正的主使者。除了對德國人在罪行中的卷入程度存疑以外，更多的波蘭人在格羅斯所說的猶太受害者死亡人數上做文章。波蘭國民記憶研究所（the Polish Institute of National Remembrance）的調查顯示，死亡人數不像格羅斯說的達1600人之多，只有300余人。所謂“小村里一半的人口屠殺了另一半”的說法顯然是夸大其辭了，因為真正作惡的只有40來個男人，大部分波蘭村民只是被動觀看。
格羅斯的《鄰舍》一書一直受到歷史學家的嚴厲批評。然而，這些批評實際上錯失了格羅斯著作的核心點，他寫這本書本來不是為了歷史的精確性，而是為了迫使波蘭人直面自己歷史上的排猶思想和行為。《鄰舍》實際上意在喚醒作者的波蘭同胞的良心。關于目擊者證據應當被先驗性地視為真確的呼吁，在修正主義者看來，或許是可笑的和天真的；但它也不妨視為對波蘭人就波蘭歷史而產生的否認、縮減或逃避的一種回應，因為現代波蘭的確存在無可爭辯的與猶太人之間的恩仇。如果我們看到波蘭的民族主義者拒絕任何有關虐待猶太人的指責的慣性——《鄰舍》一書的爭議正顯示了這一點——我們就不應該輕而易舉地否認目擊者敘述的可靠性。
看客
旁觀者效應的存在，表明集體冷漠可能成為社會的一個嚴重問題。當他人面臨危難之時、迫切需要幫助之時，社會上卻存在著一種不作為或者低回應的集體傾向，好像事情根本不曾發生或是慢慢就會過去一樣。
這種現象侵蝕著人們的行動欲望，消解對社會不公的反抗。人們積極地把自己同其他人的麻煩隔絕開來，變成旁觀者，束手無策地坐在那里目睹權利的受損。
一個旁觀者，既非惡行的加害者也非受害者，卻有見證的機會或作證的責任。作證，意味著為受害者一方帶來具備道德權威的無私的聲音。遲遲不愿作證的旁觀者會問自己這樣的問題：我自己會受到傷害嗎？我會不會被牽連進復雜的事件中？
20世紀中國最優秀的作家魯迅，一直極為擔憂旁觀者——魯迅稱之為“看客”。人人都熟知魯迅因為看到中國人圍觀槍斃犯人的場景而決定棄醫從文的故事，“……因為從那一回以后，我便覺得醫學并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于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于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
對魯迅而言，冷漠而不是偏見，是中國最麻煩的事情。死刑現場的圍觀人群不但幾乎和加害者一樣令人厭惡，而且似乎更該堅拒。魯迅的矛頭所向，不止限于當受害者被視為失敗者的場合，即他憤怒于國人的幸災樂禍惡習——見失敗者遭受災禍而高興，也指向受害者被視為英雄或圣人的場合，即他同樣憤怒于國人以高標準道德要求受害者的“烈士情結”。“我們局外人”，大江健三郎在《廣島筆記》中寫道：“常常希望在每一個角落都能發現一位犧牲的圣者。”對于后者，美國學者林培瑞在論中國看客的時候說得極為透徹，盡管對受害者富有同情心通常比冷漠更可取，然而，同情姿態也不是沒有自身的倫理問題的。哈維爾講過在上個世紀70年代的布拉格接待西方“看客”的故事：他們如此熱切地想要表示對一個真正的“異議分子”的支持。雖然這種友好姿態讓哈維爾心存感激，但他也說到，當西方人問“我們能為你做什么？”的時候，他心里備受挫折。對哈維爾來說，這樣問意味著只有異議者而不是提問者的命運受到威脅。
網絡時代的圍觀
由上可知，圍觀一詞曾經有著諸多的貶義色彩。在很長一個時期，它是看客文化、見死不救、麻木不仁的代名詞。
然而，互聯網時代賦予圍觀新的存在方式和存在意義，這是圍觀在互聯網時代的進化結果。這種進化，我稱之為一個“圍觀即參與，分享即表態”的過程：新聞跟帖、博客轉帖、推特轉推、短信轉發，乃至SNS上的文章、照片與視頻分享，形式有別，功能各異，但網民每一次簡單地按下按鈕，都等于一次理性的民主投票。一個兩個人一次兩次地按鍵并不起眼，但聚沙成塔、集腋成裘，輿論的力量卻可以經由“網聚”而產生。
正是這種“網聚”的力量造就了“圍觀政治”。狂飛10月17日在《南方都市報》撰文《網絡時代的“圍觀政治學”》，引用百度百科解釋“圍觀”：“當不明真相的群眾久不愿散去時，會招致更多的圍觀者。被圍觀者的一言一行都將在眾目睽睽之下進行，想要逃走卻難以突破層層包圍。憤怒而克制的圍觀者，以非暴力不合作的態度，從未停止尋找下一個圍觀對象，并通過這種方式逐漸地改變著中國。”
與心理學實驗的個案取向不同，在中國的很多情境中，冷漠不僅是個人選擇，而是與社會的結構條件有關。無動于衷很可能是支配性的價值與政策的產物，而不是個人的麻木無情所致。在這個意義上，“圍觀政治”是目前中國獨有的政治景觀。
緣此，網絡圍觀雖然來自隱約萌動的公共參與精神，但它也僅能稱為一種最低限度的公共參與，因為它距離共識之上的決策與行動還非常遙遠。然而，我們并不能因此低估網絡圍觀的意義，因為它迥然不同于傳統的圍觀，而是如熊平所說：第一，它與單純的看客心理不同，表達一種“我在”的立場；第二，它與事不關己不同，表達一種“我知”的訴求；第三，它與暴力革命不同，表達一種非暴力不合作方式，“我能”的博弈。
這樣的網絡圍觀中的確有公眾參與的機會。在《關注就是力量，圍觀改變中國》中，笑蜀寫道：“我們總看到一種苦笑，總聽到一種聲音，‘有什么用呢？什么都不會改變’。言論的無力與無助，良知的無力與無助，似乎是普遍現象。但是，現實真如此蒼白么？前途真如此黯淡么？……一個公共輿論場早已經在中國著陸，匯聚著巨量的民間意見，整合著巨量的民間智力資源，實際上是一個可以讓億萬人同時圍觀，讓億萬人同時參與，讓億萬人默默做出判斷和選擇的空間，即一個可以讓良知默默地、和平地、漸進地起作用的空間。每次鼠標點擊都是一個響亮的鼓點，這鼓點正從四面八方傳來，匯成我們時代最壯觀的交響。”
而且，網絡圍觀的深層意義不僅意味著以上的這些表達，還意味著讓人們彼此看見的巨大可能性。劉文瑾說：“在現代社會，人的‘原罪’往往不是無知，而是‘視’而‘不見’。”在當下的中國社會，“看見”的渴望常常引起某些人的恐慌，原因在于，“看見”里面包含了一種不可小視的力量，它是見證的力量，記憶的力量，彼此相顧的力量——在漢語中，“讓我們彼此看見”就可以表達為：“讓我們彼此相顧”。而互聯網將成為彼此相顧者的天然盟友。
縱觀2009年以來的發展，我們可以說，一種可觀的圍觀政治在中國業已形成。它挑戰了一種簡單化然而卻廣泛流行的假設，即認為公民行動者通過運用社會性媒體可以迅速地形成大規模動員和社會變革。事實上，這些信息分享工具和渠道帶來的將是更加微妙的社會進步。漸進政治的主張者哈維爾經常用的概念有“反政治的政治”、“無權者的權力”、“公民的首創精神”等。其實，這說的就是如何從身邊的治理做起。任何人可以從任何地方開始，我把這叫做社會變革的“微動力”。
微動力為什么重要？在過去，少數幾個動力十足的人和幾乎沒有動力的大眾一起行動，通常導致令人沮喪的結果。那些激情四射的人不明白為什么大眾沒有更多的關心，大眾則不明白這些癡迷者為什么不能閉嘴。而今天，有高度積極性的行動者應致力于降低行動的門檻，讓那些只介意一點的人能參與一點，而所有的努力匯總起來則將十分有力。
必須指出，“圍觀政治”不是完美無缺，也有自己明顯的弱點。比如：
短暫性：正如群眾的出現是那樣的突然，群眾的瓦解也是突然的。群眾的開放性使群眾有可能增多，同時這種開放性是它的危險。在群眾中始終存在著面臨瓦解的隱憂，群眾力圖通過迅速增加人數來避免瓦解。只要有可能，它會吸納一切；但正因為它吸納一切，它必然會瓦解。同時，群眾對議題的注意力廣度也是易碎的。
脆弱性：社會媒體運動具有脆弱性，因為它們無法提供至親好友間的“強連帶關系”，參與者往往缺乏層級紀律、不愿做出實質犧牲且容易迅速退出。
行動惰性：也可以稱為“懶人行動主義”，正如一幅漫畫所表現的——左：敵人剛剛已經對我們發射了導彈。阿兵哥，請立即采取緊急反應措施。右：完成了，長官。我在Facebook上成立了一個抗議社團，并在 Twitter 設置了一個事件標簽。在下周，將把我們的網站和大頭貼，都換成黑色系，以表達嚴正抗議！
克服這些局限，需要匯細流而成大海，集眾智而立偉業。“致廣大而盡精微”是《中庸》的一句話，把它顛倒過來，“盡精微而致廣大”，就是圍觀與見證政治的精髓。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