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強
從去年開始，歐洲就有政客在哀嘆，世界似乎被美中兩個大國接管了，歐洲已經淪落為二流國家。而且，伴隨著歐元危機的加劇，這種危機感愈加常見，幾乎歐洲的每個大小會議上，人們都能聽到這樣的聲音。
對歐洲淪為二流國家這個判斷，懷疑的人似乎不多。的確，歐洲從人類現代文明的發源地墮落成二流國家，在二次大戰的毀滅性結局那一刻就開始了：超過7000萬的戰爭死難者、奧斯威辛集中營的種族屠殺，都令歐洲蒙上了空前的恥辱。戰后的歐洲更是滿目瘡痍，慘不忍睹：戰敗國德國不但大量機器設備被紅軍拆走，而且還要忍受在國內嚴冬燃料不足的情況下向法國供應煤炭作為戰爭賠款；戰勝國英國也好不到哪里，大批復員士兵幾乎立即加入失業大軍，龐大的戰爭債務幾乎壓得每個家庭都透不過氣來，新上臺的工黨政府引發許多政治聯想；1946年的饑荒則遍及全歐，歐洲人民不得不繼續忍受著沒有戰爭卻形同戰爭一般的困難生活，連可愛的貓也被德國人民私底下喚作“閣樓兔子”以充果腹之物。其后，歐洲雖然自1950年代初開始復興，創造了石油危機到來之前持續20余年的繁榮，但是作為夾在美蘇之間的冷戰主戰場，在美國的核保護傘下，包括歐洲人自己，幾乎沒有人懷疑戰后歐洲的二流國家地位。
直至今日，盡管歐洲的地位通過歐盟、OECD組織、G8峰會、北約以及大量的以歐洲為基地的國際非政府組織等各種全球性、跨大西洋的政治聯盟、國際組織、軍事、經濟和科技活動及國際援助充分表現出來，但是“二流國家”這個符號似乎始終揮之不去。比如2003年法德軸心被美前防長拉姆斯菲爾德譏諷為“老歐洲”，德國多次試圖加入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卻未遂，更糟的表現則在2009年哥本哈根全球氣候變化會議上，一個分裂的、缺乏領導力的歐洲幾乎讓世人徹底失望，很大程度上須為會議的失敗擔負責任。此次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初，曾經經歷了1997年意大利金融危機考驗的歐洲表現還算穩當，一度有意將歐洲的銀行監管模式推向世界，無奈希臘、西班牙、葡萄牙等南歐國家后院火起，僅僅希臘一國的負債就高達整個歐元區GDP總和的2.6%。對歐洲的真正考驗開始了。
當然，所謂“偉大的二流國家”的提法早已有之，這有點類似鄧小平同志的“韜光養晦”策略。因為在國際上采取對峙戰略，一味強出頭、到處煽風點火、輸出革命等等，往往會加速自身的滅亡，比如蘇聯的解體命運。躲在美國駐軍和核保護傘下的歐洲（西歐國家），戰后借馬歇爾計劃迅速實現了經濟復興。以德國為例，雖然多家大廠被迫搬遷至西部，但是德國大眾公司首先利用1938年建廠時就設計的原型車，大量生產并向美國出口，帶動了德國的景氣復蘇，這就是著名的“甲殼蟲”。與“輪胎上的國家”、當之無愧的一流國家美國相比，德國的汽車工業和汽車文化毫不遜色，頗具“德國特色”，比如大眾汽車正是建于1938年的納粹時期，直到上個世紀末仍然保持國有企業性質，最生動地代表了資本與工會合作、國家與資本合作的“萊茵資本主義”的“德國模式”。
無獨有偶，北歐的瑞典自1931年社會黨執政之后，創造了一個“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平等作為經濟效率前提”的社會民主模式，而且以一種前所未有的平等主義、集體主義和創造性建設了一整套獨立的工業體系，幾乎每樣工業產品或者品牌都在世界享有盛譽，比如被稱為世界上最安全的Volvo轎車和重型卡車、薩博的噴氣客機和獅式戰斗機、愛立信公司的手機和雷達，瑞典的工程師們還是最早分別在坦克和汽車上使用增壓引擎的，著名的宜家家具和H&M服裝則分別是世界上最大的平價家具和服裝連鎖店。
這些瑞典特色工業品，無一不是民主加社會加工程師的結果，既是瑞典的驕傲，也是歐洲的驕傲。歷數其他歐洲國家，不難發現一個個另類的“××模式”，構成一個豐富、多元的歐洲特色，比如法國的時裝設計所代表的高級文化，比利時的卡通設計和產業，英國的音樂文化，德國和北歐的工業設計和機械文化，捷克的爵士樂和反極權文化等等，讓人感嘆擺脫了中世紀枷鎖后的世俗化的歐洲在怎樣發揮著文明的創造力。而且，這一創造性是與歐洲國家的內部團結和相互間一體化的促進緊密相關的，從科技到工業到政治到社會逐漸展現。
當全球金融危機來臨，這些單一民族國家的“特色”本身難以自救，Volvo和Saab的技術再好也終究被通用汽車所拋棄，希臘、西班牙、葡萄牙的主權債務危機則需要大幅度讓渡主權才可能獲得援助。但是，歐盟面臨如此歷史轉折關頭，卻發現，《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創造了歐洲統一的象征和媒介——歐元，卻沒有真正的貨幣聯盟，沒有建立起一個與歐洲貨幣體系相適應的統一政府，而且更致命的，8月17日德國女總理默克爾和法國總統薩科齊在巴黎的會面，盡管往保衛歐元邁出了關鍵的一小步，卻仍然是密室里做出的決定，難以消弭他們身上的“歐洲懷疑主義者”的印記。就在歐洲的社會黨人大聲呼吁“保衛歐元”，緬懷密特朗和科爾時期的雙駕馬車如何帶領整個歐洲狂飆突進的美好時光時，人們發現，歐洲一體化的進程不是太快以致核心歐洲舉足不前、新歐洲與老歐洲出現裂痕、南歐國家狂借債、綁架德法的問題，而是一體化進程太慢。
自1950年歐盟之父舒曼提出煤鋼聯營共同體計劃以來，從歐洲經濟共同體發展到歐盟，伴隨而生的官僚主義并非主要問題，面對危機時一次次表現的治理能力不足和歐洲團結才是問題所在。所幸，每當危機時刻，外界都能看到歐洲社會的反思，這個建立在對歐洲曾經承受巨大的現代性苦難的反思，在如何一次次地主導著反危機的進程，直至尋找出一條同時包含問題解決和理想主義的道路，然后不斷推進著歐洲的一體化和進步。其中的代表聲音，來自哲學家，也來自獨立的憲法法院。哲學家首推哈貝馬斯，在巴爾干危機和干預的關鍵決策階段、在歐洲憲法草案的關鍵討論階段，哈貝馬斯不僅都未缺席，而且在這兩個重要時刻都表達了極有影響的意見。在保衛歐元的關鍵時刻，今年4月6日，哈貝馬斯再次發聲，呼吁警惕德國的“重新民族國家化”，包括有學者提出“回到德國馬克”的民粹主張、德國愈益增強的自我中心主義與歐洲的統一化進程背道而馳。他對過去兩年頗有“危機明星”的默克爾發出警告：習慣密室政治，甚至在家中與物理學教授的丈夫商量是否出手拯救希臘的默克爾，她的決策方式是危險的。哈貝馬斯指出，歐洲現在欠缺的是歐洲的公民社會和歐洲公民社會對歐元危機的廣泛討論。否則，任何歐元拯救計劃的合法性都可能存在問題，并且加劇歐洲公眾對政治精英的疏離感，從而背離歐洲的一體化進程。
對公民社會、公共空間作為政治合法性基礎的強調，可謂歐洲政治最近半個世紀以來最為顯著的“特色”，也是歐洲民主的雙重合法性的基礎之一。以此，甚至可以區分所謂二流國家與所謂一流國家：在歐洲，輿論領袖們有41%更傾向于公民社會組織，只有28%看重企業界，只有17%更看重政府；而在美國，40%更看重商業，46%偏向政治機構，只有34%注重公民社會組織。由此不難看出，究竟誰是治理的主體，應對危機的根本力量？2009年德國憲法法院對德國加入《里斯本條約》的合憲性裁決已經指出了問題所在：歐洲議會選舉的代表性不足而致合法性不足，不足以代表歐洲的公眾和民意。以致在面對如何拯救歐元的時刻，歐盟決策和歐洲公眾之間出現了一個巨大的合法性真空，妨礙了歐洲各國有效地采取實質性行動。
不過，危機恰恰意味著機會，德國前外長菲舍爾，這個德國也是歐洲綠黨的代言人，多年前已經從拒斥歐洲統一轉變為極力推動，在今年4月6日歐洲外交關系理事會和美國卡托基金會主辦的五賢人討論會上呼吁，只有采取措施大力推進歐洲一體化才可能解決歐元危機，否則，任何技術性的措施只能意味著不進則退。他完全贊同哈貝馬斯的主張，而且希望建立一個歐洲政府的實體，更確切地說，就是“United States of Europe”——歐洲合眾國，來執行統一的歐洲經濟和貨幣政策。相比英國工黨理論家吉登斯兩年前提出的建立世界經濟政府的主張，菲舍爾的歐洲經濟政府并不激進，只比爭論中的“Federal Association”（邦協）的主張更進一步，卻同樣代表著社會進步和歐洲國家的團結。進步、團結，這些充滿社會民主色彩的主張，在那些所謂一流大國的政治舞臺上絕少聽到，卻彰顯“二流國家”的偉大。
各具特色的歐洲各國需要擴大相互間認識、交流和團結的公共空間，消除法德公眾之間至今仍存的相互誤解、東歐新成員國對老歐洲的成見，否則，公眾的冷漠會助長歐洲國家面對歐元危機的無所作為，任何拯救歐元的行動都會因為遠離歐洲公民而失去支持。在歐洲經濟政府之前，至少有一項政策可做，并且符合歐洲公民社會和歐洲政府的方向，那就是發行歐元債券，從貨幣機制和政治機制兩方面將每一位公民與歐洲的責任聯系起來，為未來的歐洲經濟政府打下基礎。9月7日，德國的憲法法院認可了EFSF（歐洲金融穩定機制）這個誕生于2010年7月歐元危機最嚴重時刻的金融機構，消除了德國參與拯救歐元的法律障礙。9月8日，意大利政府也提案修憲，在憲法中增加平衡預算的黃金法則條款。經過知識界、媒體和公眾的批評、討論、倡議，歐洲已經行動起來了，盡管在走得快慢問題上還有爭論，在未來目標上仍有疑慮，但方向是確定的，一個人類歷史上從未實現過的夢想，菲舍爾口中的“歐洲合眾國”的雛形開始在歐元危機中漸漸清晰起來。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政治學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