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美國11月總統大選的日益臨近,外交政策和國家安全議題的重要性正與日俱增。奧巴馬總統正在結束伊拉克及阿富汗兩場戰爭,并在對基地組織展示強硬態度的基礎上展開競選活動。共和黨候選人則紛紛指控他要為美國的衰落及對伊朗所表現的軟弱負責。
奧巴馬總統上臺時所預想的外交政策奠基于三大支柱:與亞洲崛起的強權尤其是中國改變關系;美國與穆斯林世界轉化關系,在這種新關系中協作將取代沖突;使核不擴散及核裁軍重新獲得進展。具體的外交主張有:對美國在海外尤其是在伊斯蘭世界的形象改頭換面;結束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戰爭;向伊朗主動伸手示意;“重啟”與俄羅斯的關系作為通往消除核武器的世界的一個步驟;在區域和全球議題上引出中國的合作;在中東實現和平。但其任內也出現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外交挫折,包括在解決以色列—巴勒斯坦沖突方面沒有任何進展,在應對氣候變遷方面很少有所表示,美國繼續在穆斯林世界毫無作為,美國—巴基斯坦雙邊關系摩擦加劇,毒品和暴力在墨西哥的泛濫,伊朗仍執意獲取核武器。
一方面是奧巴馬所發出的豪言壯語及對于根本改變的渴望,另一方面則是他以務實主義方式進行治理的本能。因此,奧巴馬政府的外交政策史,就是一部試圖把崇高愿景和其與生俱來的現實主義和政治謹慎調和到一起的歷史。鑒于金融的崩潰使得對經濟危機的管理成了奧巴馬處理國內和外交政策方面的當務之急,并且限制了他在兩條戰線上的選項,因此其務實主義的立場一直在行事方面占據上風。
這種平衡舉動同樣給批評者落下話柄。他的妥協一直被解讀為軟弱的象征,他無法在短期內產生干脆結果的作為則被視為一種無能的跡象。他與競爭性強權國家進行接觸的努力有時似乎付出了忽略傳統盟友的代價。總統言辭與作為之間的落差,則導致了國內外那些偏好變革人士的失望。總之,他的做法已導致一些人質疑他是否擁有一個整體上的戰略,抑或只懂權宜之計。
奧巴馬一直試圖塑造一種新的自由主義的全球秩序,他希望在盡可能或必要的情況下,讓美國仍處于領導地位,但卻讓渡更多責任及負擔給其他國家。圍繞在他周遭的有經驗的內閣成員在個人關系方面并不與他親近,常伴左右的年輕顧問雖與其親近卻沒有經驗,奧巴馬一直把其外交政策的概念化闡述有時甚至是執行掌握在自己手上。相較其大多數前任的所作所為,奧巴馬對其外交政策記錄負有更加直接的責任。以保護美國利益的標準來看,奧巴馬的外交政策迄今可謂運作良好;但若從履行新的全球秩序的標準來看,其仍然有很多努力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