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60年以來，土耳其共和國已經有過三次政變，另有兩次準政變。這些政變都遵循一個基本模式：在常規政治陷入危機或僵局時，軍隊出手捍衛凱末爾革命所確立的世俗主義國家體制。然而，2016年7月15日的未遂政變卻偏離了以往的模式——它不再是伊斯蘭主義和世俗主義的較量，而是伊斯蘭主義陣營內部的一場沖突。正因如此，軍隊不是作為一個整體來發起行動的，政變不是通過指揮系統計劃和實施的。這與其他一些意外因素疊加起來，致使政變的組織和實施顯得草率而倉促。
埃爾多安的指控和大規模清洗，讓我們得以了解居倫集團這一伊斯蘭主義派別的大概面目。多年來，居倫運動已滲透進土耳其的文化、政府和軍隊各界，并發展為一個全球網絡，居倫集團也儼然成為一個“國中之國”。在共同反對世俗主義國家體制的斗爭中，這一集團是埃爾多安長期的政治盟友，但在2010年前后伊斯蘭主義者完勝之后，雙方的關系出現裂痕，直至完全破裂。
這是一個新近暴露出來的政治分裂，外界還無法確切分析這一內部爭斗背后的社會經濟背景。實際上，土耳其原本就是一個分歧嚴重的社會，2015年兩次大選就很鮮明地體現了這個社會的分裂。傳統的世俗主義者、埃爾多安所代表的伊斯蘭主義者、庫爾德民族主義以及土耳其右翼民族主義，均擁有相當的選民基礎。其中，埃爾多安陣營占有半數的選票，控制著議會多數席位。也就是說，埃爾多安所奉行的伊斯蘭取向的政治議程以及新奧斯曼主義的外交路線，以及其個人集權的政治布局，在土耳其國內擁有近一半的民眾支持。當然，反對者也不在少數，但其中多半人，雖然反對埃爾多安本人的野心，卻也并沒有絕望到要像泰國的反他信集團那樣，去支持政變。面對新崛起的勢力，受到沖擊的傳統精英若沒有遠見，找不到與新國家體制的適應之道，一味冒險抵制，很可能落得滿盤皆輸的下場。如果變化不可避免，那就索性去接受并適應。這就是土耳其世俗主義者選擇的道路。
在很多觀察者那里，土耳其的現代化歷程常被描述為一場斗爭：對壘的一方是西方取向的世俗主義精英，另一方是宗教保守主義傾向的多數人群。如果將1923年土耳其建國以來的歷史劃分為上下半場，那么世俗主義者在上半場占據絕對優勢，而進入下半場以后，伊斯蘭主義者的優勢越來越明顯，直至2002年之后成為新的領導者。在這個故事中，世俗主義是理解土耳其現代性的關鍵詞。不同于此，來自中亞高加索學會絲路研究項目的美國學者Halil Karaveli近期撰寫了《土耳其從世俗主義到伊斯蘭化之旅：一個資本主義的故事》(Turkey’s Journey From Secularism to Islamization: a Capitalist Story)一文，提出另外一種講法，在他看來，關鍵詞是資本主義。
簡言之，資本主義發展是現代土耳其政治進程的決定性因素。舉凡軍人政變、伊斯蘭主義興起等變故，都是這一發展的副產品。土耳其現代國家的首要任務，與其說是推動世俗主義，不如說是推動資本主義發展。如果說世俗主義是共和國的存在理由，那么伊斯蘭影響力的逐漸復歸，無疑是共和國的慢性自殺。但實際上，推動資本主義發展才是共和國政治規劃的核心。世俗主義抑或是伊斯蘭主義，并非最為緊要，關鍵要看哪一種意識形態能夠更好地服務于作為主導階級的資產階級的利益和政治需要。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初期，傳統社會及其精神支柱伊斯蘭教是主要的障礙，世俗主義就扮演著清道夫的角色。1940年代末之后，伊斯蘭逐漸回歸，因為在競爭的開放政治體系下，它最適合抵御越來越具威脅性的左派。
此外，Karaveli還對現代土耳其立國的激進主義文化取向做了解釋。在整個伊斯蘭世界，土耳其轉型在文化上最為激烈。早期的帝國體制內改革者從未設想現代化進程需要放棄自己的穆斯林文化認同，更未設想加入西方文明體系。但隨后的經濟發展及其后果卻引發了激進主義的文化轉向。由于支配土耳其商業的歐洲人偏愛與自己同宗的基督徒做生意，穆斯林商人總體上處于劣勢，因此，帝國晚期興起的第一代本土資產階級主要來自非穆斯林群體。土耳其建國之后，這一階層被逐步清除，穆斯林資產階級得以興起。土耳其資產階級的獨特起源影響了這個新生階級的自我形象。他們意識到，如果穆斯林是商業成功的阻力，是與西方先進之邦整合的障礙，那么，這個身份就可以舍棄不要。新一代精英集團想要成為西方資本主義秩序的一部分，他們也一并接受了西方的文化符號和身份。然而，建國之父阿圖塔克所開啟的文化革命在其死后不久，就喪失了動力，逐漸終結。資產階級的文化激進主義逐步讓位于資產階級的文化保守主義，在土耳其，這也就是逐步回歸伊斯蘭主義。因為這一文化方案更有利于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
共和國培育的新生穆斯林資產階級很快就在政治上顯示出自己的分量。1946年土耳其轉向多黨制，就是這一新興階級最初的力量展示。自1950年代起，資產階級政黨在大多數時間內執掌著政權。當資產階級處于政治上的領導地位時，國家官僚扮演著支持和輔助角色。當政治秩序陷入不穩定，或者無力應對來自左翼的挑戰時，軍隊干預的時刻就到了。然而，這一干預并非出于拯救世俗主義，而是拯救資本主義，保衛主導階級的利益。1960年代末，左派崛起的威脅日益顯著，隨即引發了1971年的政變。十年之后，土耳其的資本主義發展又一次陷入困境，再次需要軍隊的出場。在新的國際環境下，此前的進口替代戰略已不再可行，出口導向增長成為更受歡迎的發展路線。此時，土耳其必須來一場休克療法，諸如取消國家補貼，有效壓制工人工資等，以便將經濟的重心從國內市場，轉向國際市場。這一手術如果不取消民主，就無法進行。那些意料中的抵抗力量，如左派和工會，必須受到遏制。1980年政變之后的領導集團完美地執行了這一任務。
在凱末爾所構造的世俗主義國家體制下，大商業享有國家的有力支持和特權，他們和軍隊、文職官僚以及都市專業人群，共同構成了這一統治的階級基礎。而安納托利亞內地廣大農村和小城鎮的小商人、小企業主，也就是所謂的“虔誠人士”，卻被排斥在這一利益集團之外。資產階級內部的這一沖突，最終導致政治伊斯蘭主義在傳統的右翼體制之外，發展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其政治上的起點，就是1960年代厄巴坎派系從時任總理德米雷爾領導的右翼執政黨分裂出來，建立了第一個伊斯蘭政黨。而今天埃爾多安領導的正發黨，就是后繼的一系列伊斯蘭政黨中的最后一個，也是最為成功的一個。
土耳其在1980年政變之后轉向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后果之一，就是這批“虔誠人士”從邊緣群體一躍成為經濟的主要發動機。在宗教保守主義氛圍濃厚的安納托利亞內地，這批小商人、鄉村資產階級、小企業主發展為工業資產階級，成為土耳其融入全球經濟的急先鋒，這個新興的宗教保守主義資產階級集團正是將正發黨推上政治前臺的社會基礎。這一過程也催生了一批經濟巨頭，他們和伊斯蘭主義同屬一個陣營，忠于埃爾多安。而原有的世俗主義商業巨頭也辨別風向，陸續轉向了埃爾多安陣營。
安納托利亞新生資產階級與原有凱末爾世俗主義國家體制的分裂始終沒有得到彌合。資產階級內部兩個集團之間的矛盾，塑造著最近二三十年土耳其的政治演進。這一沖突表現在文化上，就是世俗主義和伊斯蘭主義之間的文化戰爭。在1997年的準政變中，軍隊聯手時任總統的德米雷爾，迫使時任總理的厄巴坎辭職。那時距離2002年埃爾多安的正發黨席卷議會還剩不到五年。十年之后的2007年，類似的一幕再次上演，軍隊所代表的世俗主義力量拒絕正發黨所提名的總統人選，他們不想看到又一個關鍵的國家建制落入伊斯蘭主義者之手。埃爾多安的回應是提前大選，這等于將領導權之爭直接付諸人民表決。此后，埃爾多安所在的正發黨獲得了壓倒性勝利。實際上，從這一刻起，軍隊已經出局了，它不再是世俗主義傳統體制的捍衛者，因為那個體制已經失去了政治活躍人口的支持。由此可見，7月以來土耳其局勢的演變遠遠超出了Karaveli提供的分析框架，土耳其的故事及其解說還遠未終結。 （文/程東金）
《土耳其分析家》（the Turkey Analyst）2016年5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