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正上演普京式的政權更替。2014年8月，現任總理埃爾多安贏得了建國以來首次直選式總統選舉。在三屆總理任期之后，埃爾多安轉而出任總統，并謀求修改憲法，將政體由議會制改為總統集權的總統制。由此一來，埃爾多安將有機會在總統任上迎來2023年土耳其建國一百周年這一歷史性時刻。

然而，土耳其正在出演的戲劇與克里姆林宮的一幕只具有表面上的相似性。俄國政治嚴重依賴普京或類似強人，根源于缺少一個主導性的社會階級/資產階級，進而導致其統治模式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個人權力體系和精英集團基礎之上，雖然有定期的選舉，但在社會和政治之間，并沒有一個真正強有力的大眾政黨作為連接。而在土耳其，埃爾多安的勝利實際上是其背后的正義與發展黨這一執政黨的勝利，而這一正發黨，又是新近崛起的虔誠派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他們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土耳其一系列深刻的社會經濟變革的產物，在經濟上信奉自由企業和全球化，在政治上推動民主化，而在社會和文化上，又是保守主義的——就土耳其來說，就是伊斯蘭主義。他們將新自由主義與政治伊斯蘭主義頗為奇特地組合在一起，在2002年以來的歷次選舉中，均擊敗奉行凱末爾世俗主義遺產的原有精英集團，在議會形成穩定的多數派，進而牢牢控制著土耳其政治。

可以說，埃爾多安的故事是一個政治伊斯蘭主義政黨的成長史，也是一個新興資產階級的政治成熟史。現代土耳其源于一場由上層推動的革命。一次大戰后，選擇與德國結盟的奧斯曼帝國陷于瓦解，已持續了一百年之久試圖在帝國框架內實現防衛型現代化的努力宣告失敗。以凱末爾為首的一批新型官僚和知識分子集團接過了救亡和建國任務。新生的穆斯林資產階級也是這一革命的擁護者（帝國時期的商人階層大多來自非穆斯林）。這一革命雖然并非資產階級擔綱，但其革命的成果，卻有利于資產階級的發展。例如，幫助掃除阻礙民族資本形成和積累的外部帝國主義和內部的伊斯蘭保守社會力量。1923年成功建國之后，凱末爾集團即嘗試將一套西方取向的激進文化方案強加于一個宗教色彩濃厚的伊斯蘭社會，在經濟方面，則致力于推動國家主導的工業化。這一方案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培育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而這一官僚主持的現代化方案能夠推行的前提，則是資產階級尚未發育成熟，它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權作為佑護，甘于邊緣角色。1950年代之后，土耳其開啟競爭性的多黨制，這無疑是資產階級發展到一定成熟階段的標志，他們要求擺脫官僚威權，獲得政治自主性。然而在接下來的時間里，大約每隔十年（1960、1971、1980年），土耳其的多黨制民主就會陷入一次危機，并最終招致軍隊干預收場。事實證明，民主雖然是土耳其資產階級最為舒服的政體模式，但在某些時刻卻不能最好地服務于其根本利益——一個有利于資本積累的制度框架和社會氛圍。或許可以說，這一階段的土耳其資產階級尚沒有能力完全政治上自主，而類似庫爾德分離運動以及很大程度上是其轉化形態的左翼激進運動的挑戰，又超出了常規的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應對能力。在這樣的觀察下，土耳其軍人政變傳統也就成為了一定歷史階段內其資產階級政治發展邏輯的內在部分，而并非一種偏差。這一情勢決非土耳其的特例。例如，梁漱溟曾在《鄉村建設理論》中就1920年代中國的軍閥政治加以如下評論：“此蓋為社會陽面意識所不容許，而又為社會陰面事實所必歸落的一種制度。故不得明著于法律，故不得顯揚于理論，故不得曰秩序。然而卻有其事實上的必要。”

促使現代土耳其政治發展走出這一循環的重要契機是外部環境的變化及內部調整。自1980年代起，撒切爾和里根所掀起的保守主義革命逐漸發展為全球范圍內的新自由主義浪潮，冷戰結束之后，新自由主義更成為一種霸權性的意識形態。對于這種全新環境所包含的重大發展機遇，在1980—1983年軍人政變之后出任總理的厄扎爾敏銳地抓住了，并在軍人監護的陰影下巧妙地加以實施一整套自由化經濟改革。在多個方面扎實推進的“自由化”最終匯成了一股改變的洪流。新自由主義議程并非單純的經濟方案，它事實上涉及到根本性的國家與社會關系的顛覆和重構。例如，堅持財政紀律和限制國家經濟干預范圍的改革，實際上就是國家大幅度拆除原有的社會福利防護網，而國家不再承擔庇護者角色，這又帶來了嚴重的合法性問題。如果社會保護真空和合法性缺失不能得到解決，自由經濟所必然引發的社會分化很快就會上升為政治問題，危及政治穩定。也許是出于一種策略性的投機考慮，在倒向新自由主義國家、放棄原有的凱恩斯主義國家干預發展模式的同時，土耳其軍隊和厄扎爾政府轉向伊斯蘭主義尋求幫助，因為伊斯蘭在土耳其社會有著現成的網絡和強大的文化號召力。此外，在大力鎮壓庫爾德分離主義/左翼激進運動的同時，現政權也必須與另外一支重要的非國家力量建立同盟，或者至少達成某種默契。更為重要的是，以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為核心的自由化經濟改革還催生了一支重要的資產階級力量。他們的主要發源地來自安納托利亞內地的中小城市。在土耳其的政治經濟版圖上，這個部分長期位于邊緣，與原有的凱末爾主義國家體制缺乏聯系，而在文化上，他們也更為保守，多數是虔誠的穆斯林。支撐類似福利黨、繁榮黨這些政治伊斯蘭主義政黨的社會力量，正是這一階層。他們很容易讓人想起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臺灣本土中小企業的發展及其后來與民進黨的關系。

到1990年代中期，政治伊斯蘭主義的崛起已經成為一種逼人的態勢。1994年，埃爾多安所屬的伊斯蘭政黨贏得伊斯坦布爾市長選舉，他出任市長。兩年后，伊斯蘭政黨又成為聯合政府的主導政黨，第一次進入國家權力的中心。事實上，他們的崛起已經不可逆轉，自共和國建立以來即奠定基本格局的國家與社會關系的中心，至此已經轉移到代表著社會一方的政治伊斯蘭主義之手，或者說其背后的“安納托利亞資產階級”。他們距離實現政治自主，最終掌握政權，只剩下時間問題。到此時，意識到“養虎為患”的凱末爾世俗主義國家及其利益集團肯定會后悔當初的投機行為。他們并沒有放棄，但卻越來越乏力：在2002年正義與發展黨收割莊稼、席卷議會議席之前，他們曾數次通過法院系統解散在所謂世俗主義問題上“越界”的伊斯蘭政黨和政府，包括1997年的“軟政變”，也包括自軍人監護制定的1982年憲法以來累計21次解散敵意政黨。而在我們看來，新世紀以來上演的一波波世俗主義和伊斯蘭主義的“認同政治斗爭”，或許可簡化還原為一種隱蔽形態的階級斗爭，是新興精英和舊精英斗爭的文化形式。

開啟當代土耳其政治新格局的標志性事件是2002年選舉。自此以后的歷史，不過是鞏固和擴大這一新興資產階級的自我統治，至于軍隊，在一個已經足夠成熟到組織起多數意志的資產階級執政黨面前，自然也就失去了威風，而不再是一種監國式的政治力量。當然，對凱末爾世俗主義國家及其利益集團來說，局面也并非毫無希望。畢竟，掌權的正義與發展黨已經是一個被“馴化”的伊斯蘭力量，早已失去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之間其前輩政黨那令人不安的鋒芒。他們仍在與伊斯蘭主義進行抗爭，以捍衛自己所定義的世俗主義。盡管他們可能也明白，這不過是一場后衛戰。而埃爾多安的改制，又將把土耳其帶向一個未標明航道的新歷程。? （文/程東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