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記者? 辛智慧
［編者按］通識教育在理念上可以追溯至西方古典的“自由教育”，在近現代的工業化時期遭遇專業教育的結構性挑戰和擠壓，但其傳統連綿不絕。二戰之后，針對現代社會教育領域中的諸多問題，西方對通識教育的理念和實踐進行了系統的研究、反思與探索。對通識教育的探索，西方高校起步較早，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驗，暴露出了某些值得重視的教訓，并形成了可資借鑒的不同模式。近年來，中國高校也普遍意識到當前高等教育單純強調專業教育的不足，并結合自己的特點對通識教育展開了積極有效的探索，初步形成了以復旦大學、中山大學等為代表的多種模式。但既有模式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某些弊端和問題，尚無任何一種模式成為國內通識教育的主導或成熟模式。因此，作為中國高教改革的重要維度，通識教育改革的探索空間依然巨大。
在國內高校探索通識教育的改革潮流中，由高全喜教授主導和設計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通識教育改革頗具特色。2010年，在校方的大力支持下，北航成立了以高全喜為院長的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創辦了“知行文科試驗班”，組建了一支通識教育的教學與研究團隊，對通識教育進行了卓有成效的課程體系與教育模式的探索，至今已有兩年，初見成效。他們的實踐，建基于對國外通識教育理念、原理和操作模式的相對完整的理解及對國內眾多大學通識教育改革的調研與比較。為此，本刊特對高全喜教授進行了采訪。
當前高教改革的一個方向
《文化縱橫》：在您看來，中國的通識教育改革主要是為了針對什么問題？
高全喜：現代社會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勞動分工的繁密和職業的高度分化，這在教育上表現為學科的高度技術化和專門化，在人格上則體現為專家化和工具化。教育中的專業訓練已經完全被社會需求所馴化，被社會機器的工具理性所馴化，已無力擔當塑造自由人格的重任。單純專業教育只能輸出大批量的專家和技術工人，但難以培養合格的現代公民和社會領導者，對整個社會的創新能力、人格取向和公共倫理都產生了消極影響。西方對此早就有了深刻感受，從20世紀初就開啟了現代通識教育，而且每過幾十年就要檢討一番，出臺個報告，搞一輪改革。中國的現代化與工業化歷史已經有一百多年，傳統經典教育體系已經瓦解，而現代教育體系則受到新中國以來更加嚴格的專業教育和技術教育的塑造，其人才培養模式已經不能夠適應中國社會轉型與大國崛起的時代要求，因此，開展通識教育改革更加迫切。
關于專業教育，我給你舉個例子。我本人在法學院長期任教，法學院的核心課程共18門，除了法理學和中國法制史外，都是具體的部門法，如民法總論、物權法、債法、憲法、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等等，四年下來，全是這種法學類的課程。三年的研究生，再到三年的博士生，也同樣如此。其他的各種選修課，包括全校公選課，根本就是混學分的，任課老師和學生都不會認真對待。這樣的教育體系導致學生從大一開始就只在專業中越陷越深，越來越單一，越來越細致，專業之外的東西，沒有任何有效的課程設置和訓練，也沒有任何結構性學習的機會。這與中國社會30年來的多元化發展現實及其人才需求日益不相適應。
此外，大學現在辦得越來越市場化，一些課程的設置完全跟著市場走，市場哪方面熱了，就設置一門相關的課程。例如，一段時間以來社會上傳統文化復興，就有資本家、大款到大學里上儒學班。這純粹是為了創收，對于知識的傳授、德性的培育價值不大。普通本科生也有這個問題，與直接就業或工作職位有關的實用課程往往受到追捧，而真正經世致用的大學問反而受到冷落，這與國內高教體系缺乏通識教育、學生心智與價值觀發展不夠健全有關。我是倡導自由教育的，但這不等于放任和純粹市場化。我也反對大學里一切由學生說了算，好像學生歡迎的就一定是正確的與合理的，教育本身必然帶有一定程度的強制性。本科教育還包含著深刻的人格塑造與理念養成的內在使命，教育者的引導性必須得到合理的體現與支撐。
我要強調，通識教育是塑造一個自由人格的過程，是培養德性的過程。當前大學里也有這樣的課程，但是并入到了馬克思主義哲學這樣一些課程里，實際上已經起不到這個作用。說白了，是把它變成了某種意識形態的教條灌輸，脫離實際，老師和學生都不當真。大學里簡單延續中小學的政治教育模式是肯定不行的，通識教育在某種意義上就是要對傳統政治教育不再起作用的地方進行有效填補。
正是針對工具化、市場化與教條化的這些弊端，本著百年大計、教育為本的使命感，最近這些年，通識教育成為大學改革的焦點。
《文化縱橫》：對當前通識教育改革中涌現出來的幾種模式，您如何評價？
高全喜：通識教育目前雖然在中國已有近10年的探討，但還沒有一個公認的比較成熟的模式。無論是對通識教育理念的理解，還是具體落實到實踐中，比如課程設置、師資配備等等，各大學的情況差別很大，目前還都在探索與調整之中，而且不能排除有整體失敗的危險，但失敗者同樣為改革作出了獨特的貢獻。
但也確實有幾種值得重視的改革類型在這幾年中浮現了出來。第一種類型以復旦大學為代表。總的來說，就是把通識教育轉變為一個多元的通才教育模式。他們認為通識教育的基本理念就是大學生要有一個所謂的知識的多元視野與多元結構，學校要盡可能為學生開設豐富的課程，甚至廣泛到音樂、詩歌、繪畫等鑒賞課，然后，按照不同的專業打包，歸成幾大類。
第二種類型是以中山大學為代表的。他們對哪些課程能夠成為通識課程，有一個標準。在這一點上，我比較贊成他們的做法，即那些現代物理學、化學、生物學、政治學、社會學等等學科分化出來之前的，作為后來所有學科共同基礎的知識才是通識教育的內容。這樣一個標準立下來，像鑒賞類、交叉學科類的課程就可以排除掉了。因為我們認為，通識教育是為了打下能夠跳高、跳遠之前的基本素質，和直接就去開發這種素質是兩回事。它打造一個人最初步的，但又是最根本性的那些知識的基礎。而且這些知識又與人格培養相關，需要通過一些經典著作的學習來逐漸涵育。以此標準，就和一下子開了多少門課的通識教育模式有所區別了。
還應該提一下，像人民大學國學院這類的，把國學作為一個主要的單科教育，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不是通識教育，雖然它的確和現在大學一般的專業性教育不一樣，但我認為它是另外一種專業性教育——關于中國古典知識的專業性教育。
《文化縱橫》：似乎您心中已經有了一種通識教育的理想樣態？
高全喜：對于通識教育，我們也在探索中，但有幾點是可以肯定的：第一，在中國辦通識教育，必須是個逐步展開的過程，從辦實驗班開始，積累經驗后在部分學科內搞“局部通識”，成功后再在全校范圍內推廣。北航的通識教育從辦文科實驗班開始，經過兩年的實踐，接下來會在大文科內部推行，再經過兩三年實踐，會在全校范圍內推行。第二，通識教育必須以閱讀中西經典為核心，特別是我前面提到的現代學科分化前的那些經典著作，千萬不能將通識教育課開成各學科的導論課，通識教育總體上有點精英教育的傾向，注重德性培養，而這些都建基于對經典著作的解讀和學習中。第三，通識教育要進行小班化教學，即便不能完全做到小班教學，那么對于大班的講授課，也要配備足夠多的助教，課后小班討論。小班化教學除了課堂上的討論外，最重要的是學生必須寫作業，老師必須批改作業，這是北航一直堅持的，也是我們最成功的地方。
《文化縱橫》：要想實現您所說的這種通識教育，需要哪些條件來配合？
高全喜：首先是學校必須要有很好的頂層設計，通識教育的開展，必然要擠壓專業教育的課時和師資，實際上涉及學校整個培養模式的變革，因此需要強有力的推動，沒有一個很好的頂層設計是辦不到的。其次，當前通識教育的最大瓶頸是師資問題，我們現在的老師基本上都是專業教育出身的，也就是說我們上學時就沒有接受過通識教育，現在我們搞通識教育，首先是個師資再造的過程，沒有任何學校有足夠的人文學科的老師，可以為全校學生開設小班化的通識教育，因此必須從培育通識教育師資開始，北航推行助理教授制度，讓青年講師跟著知名教授上課，做助教，輔導學生讀書寫作，這樣兩三年下來，他們自身就成長起來了，能夠獨立承擔通識教育課程。最后，通識教育需要大量人財物的投入，任何學校決定推行教學之前，都要考慮一下能否負擔起這個成本，沒有足夠的投入，只能是將原有的一些課程改頭換面，應付了事，如果是這樣，還不如不辦通識教育。
通識教育要培養什么樣的人
《文化縱橫》：晚清以來，如何對待中國傳統就不斷被爭議，這同樣成為當前通識教育改革的一大難點，你對此有何看法？
高全喜：中國的通識教育雖然是多元化探討，但還是要有一個基本認識，我們不能夠完全克隆西方模式，西方通識教育主要是以西方文明為主。中國傳統文明，目前的實踐中確實也把它納入進來了，但是怎么取舍？還沒有一個標準，如果只是納入到原先的哲學、史學、文學，甚至經史子集這種分法里是肯定不行的。當前通識教育的實踐中，大家各顯神通，國學院就按照傳統的方式來做，有的就按照哲學系、歷史系這些系的學科來分，這并不符合通識教育的要求。如何把中國傳統文明消化到通識教育中，就像西方把其文明消化到他們的通識教育中一樣，確實是現在面臨的重要問題。
《文化縱橫》：您是說通識教育和文明承載有直接聯系？說到底，通識教育是為了培養什么樣的人？
高全喜：通識教育雖然有價值承擔、文明承載的傾向性，但更主要的還是為了將學生培養成為負責任的人和公民，而不僅僅是獲得某種職業所需的能力。通識教育要傳授給學生自由的技藝（liberal arts），將他們培養成為能夠思索和追求美好人生的人，對于自我及其在社會和宇宙中的位置都有著全面理解的完整的人——真正的“自由人”。
通識教育不是傳授信息，不是用各種事實塞滿人的頭腦，而是要在年輕人的頭腦中培育某些才能和態度。它主要是為了培養以下這些能力：有效的思考能力，交流思想的能力，做出恰當判斷的能力，以及辨別價值的能力。所以不能把仁義禮智信、把西方的古典思想直接告訴學生，讓他們無條件地體認、信奉，我覺得通識教育不能這樣搞。畢竟現在是一個多元的社會，價值多元、選擇多元，如果是一個書院，作為業余的教育可以這樣，但是作為大學，一種公共資源集合體，顯然不可以。現在我們批評強硬灌輸的東西不好，但是換一個儒家或者其他什么價值體系，一樣是強制啊。這一點我和秋風、甘陽他們的理解不同。在將來的信仰選擇中學生會選擇出一個自認為好的信仰，那種所謂的文明之道，假如是個好的信仰，自然會被自由的人、健康的人選擇。我們要培養的就是學生的這樣一種自由選擇信仰的分辨與維持能力。
《文化縱橫》：通識教育的目的一定程度上體現在其課程設置中，在您看來，什么樣的課程才能承擔得起通識教育的任務？
高全喜：通識教育，不是多元教育、分科教育、興趣教育、氛圍教育、鑒賞教育，更不是專業教育。它是剛才我說的基礎性的，作為一般知識的元知識的教育。按照這個標準，實際上并沒有多少課，整個大學階段三五十門就差不多了。開設三五百門課，甚至上千門課，當然里頭可能包含了我們所說的通識課程。但放在一千門課里面，也就沒什么意義了。導致的結果是好的專業老師，不愿意再上通識課，因為專業不強。同時對學生，也失去了吸引力。經過一兩年這樣的培養，學生獲得了一堆皮毛知識，不扎實，甚至有人說專業沒學到多少，倒是學了一堆導論、通論。這是高校里教師和學生可能產生的基本反應。
我還是強調，通識教育無論采取哪種方式，至少要把核心課程和一般課程區分開。不能泛泛到只要是新課程，大家覺得有興趣的課程，都叫通識課程。所以我覺得在這一點上光是把課程分成幾大類是不解決問題的，還必須在每一類里也要區分出，哪些課程是必修的，哪些是選修的。這個標準應該是難點，因為不但關涉到如何理解通識教育，更主要的是一個現實利益分配的問題。因為通識教育轉型，假如完全按照新的標準，意味著很多原先各個院系的課程，變成邊緣課了，而且量又要縮減，先前教這些課的老師就會無所適從。
需要說明的是，分選修、必修的等級出來，并不在于該課程的好壞，以及講解水平的高下，而應當完全圍繞著通識課程的目的來確定。比如，戲曲鑒賞課，放在戲曲學院絕對是核心通識課程，但是放在綜合性大學就肯定不算。因為教育培養的目標不一樣。這在一定程度上就更加增大了改革的難度。但是既然是通識教育，就必須有一套課程的標準體系，并且不能把這種標準體系完全放手由學生自由選擇，學生沒成熟，怎么知道自己選的課一定符合他的知識結構。當然，這里面的確存在以不自由的教育培養自由的人的問題，這反映了教育內在的合理強制性，否則就變成自選市場了，教育的實體內涵就被一種膚淺的自由市場觀挖空了。教育領域畢竟是一個有著自身特點與規律的領域，哪個國家都不敢把它完全市場化。
探索改革，慎重改革
《文化縱橫》：與其他學校相比，北航自身的改革有無獨特之處？
高全喜：北航文科的通識教育自始就堅持“以文史哲為起點，以政經法為出路”，也就是說我們的通識教育始終是和專業教育結合在一起的，我們在設計通識教育課程的同時，也設計好了專業教育課程，特別注重兩者之間的銜接和配合。北航的通識教育強調培養經世致用的人才，我們雖然也注重古典教育，但僅以此為基礎和出發點，不是完全的古典學教育。
北航和中山大學的模式比較接近，但也有很大的區別，主要體現在課程設置和價值取向上。中山大學偏重于古典尤其是西方古代的經典著作，集中在古希臘、古羅馬和中國的春秋戰國這些時期。我們認為經典著作不單純是古典著作，我特別強調的是近代經典著作。重點放在15~19世紀以來的、現代學科發育前形成的經典著作。這是早期現代，是現代形成的奠基時期。從課時分配來說，和古希臘、古羅馬及中國古典課程對半分。我們不認為古典和近代是對立的，甚至覺得近代比古典更重要。當然選擇近代以來的這些經典著作作為講授中心，也與學生的專業選擇有關系。中山大學講古典學，學生后來到文學院、哲學院等學院去了，拿的可能是哲學、文學、史學的學位。北航的學生在完成兩年文史哲通識教育之后，要分別進入政經法學院，拿的是這三個學科的學位。這種學科體制的不同，也影響到了我們之間價值取向與教育方案的差別。
北航與復旦大學、浙江大學也不一樣。我們的課程并不分模塊，也不是讓學生在不同模塊中選擇適當的學分。我們的通識教育和專業教育都強調少而精，有通識教育的核心課和專業教育的核心課，這些核心課是學生必修的，而且會要求非常嚴格。而且我們的通識教育課程和專業教育課程是融合在一起的，兩者之間有很好的銜接和過渡，更重要的是，我們的通識教育課程貫穿學生四年本科，不是學生在第一年上了幾門通識課就行了，他們四年都要上通識教育課程，這樣長時間的訓練才能有效果。
《文化縱橫》：北航的通識教育改革碰到的最大困難是什么？
高全喜：雖然從理論上、實踐上、課程設置上取得了一些經驗，但是實際操作中還沒有確定的自信。歸根結底還是文史哲通識教育和專業教育的融合問題，如何能夠做到通識教育和專業教育不是兩張皮，而是一個整體，是最大的考驗。而且，通識教育畢竟擠占了專業教育的時間，如何能夠使學生四年下來，既不缺乏專業知識，甚至具有更好的專業知識，同時又具備獨立思考的廣闊視野，在德性培養上也有顯著提高，還有待進一步的探索和檢驗。
再則，通識教育特別強調老師和學生進行交流的作用，使經典變成一個活的東西。知識傳授可能僅是一方面，倫理共同體的建設、德行的培養是另一方面。如何將如此豐富的內容融入到學生學習的過程之中，好的老師十分關鍵，雖然推行助理教授制度，并且大量聘請清華、北大、人大的老師，但師資問題仍是我們面臨的最大挑戰。
《文化縱橫》：這讓我想起地方大學的通識教育，他們也會受到包括師資在內的各種資源限制，您有沒有什么好的辦法？
高全喜：通識教育的一個前提是要有自己的較為穩固的師資隊伍。理想狀態是有一半的課程自己的老師能講，另一半借助外聘。當然，我們也不可能要求一個地方性大學，做到像北大那么好，這個不現實。
但是，至少要先確定通識教育的理念，篩選出哪些課才是通識教育課，這很重要。這樣合適的老師才有可能有針對性地找到。不同層次與資源約束下的大學要做到綱舉目張，有的放矢，漸進努力，探索適合自身條件的通識教育模式。北航模式的成熟也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但同樣有著通識教育的共性，對國內理工科院校乃至于某些綜合性大學的通識教育改革會有一定的借鑒與推廣價值。當然，我們在改革中同樣借鑒吸收了國內其他高校的某些早期改革經驗。
《文化縱橫》：如果反過來，以一種挑剔的眼光來審視通識教育改革的話，您會說什么？
高全喜：通識教育目前不宜這么快地普及，要適可而止，量力而行。因為通識教育相對來說是一個昂貴的教育，它需要具備一系列條件。倒不是高樓大廈，而是要有好的老師，好的教材，尤其是小班教育這樣一個探索機制。北航目前還沒有條件完全施行覆蓋全部本科生的小班教學。要是真是三十來人一個班，一屆本科生幾千人，要辦多少班？此外，假如擬定很有限的幾十門課作為通識課程，要同時滿足一屆學生上課，就會有很多老師開設相同的課程，實際上重疊率就很高，一是我們沒那么多老師，二是更多以前開其他課的老師，如果不適合開設通識教育課，那他們怎么辦？很多學校只好讓他們把先前的課程題目改一改，就又當成通識教育課程來開。換湯不換藥。最后的結果，只能是通識教育還沒發展起來，就又敗壞下去，社會評價也會隨之下降，覺得你還不如過去的專業教育。專業教育雖然有那么多缺陷，好歹有一技之長。所以我覺得這樣大面積、躍進式鋪開的風險還是非常高的，令人擔憂。
《文化縱橫》：最后，您能否總結一下，教育在現代國家當中應該承擔什么功能？
高全喜：在傳統社會，教育從屬于文明之道，教化之道，而且又和科舉制度相聯系，即所謂的“政教”合一，學而優則仕，所以很重要。到了現代，教育和政治日漸脫離，其社會功能主要變成了兩種知識的提供者和生產者：一種是公民教育，一種是專業教育。目前雖然我們的教育體系中也講思想道德教育，鼓勵學生立大志，要將來為國家、為民族作貢獻，但這些都是空話，沒有一套具體的機制和方法來支撐，只能流于形式。大學只剩下純粹的專業教育。注重專業教育并沒有錯，不能把大學變成過去載道的書院，只教會些詩書禮樂，否則現代社會大部分專業的工作誰來承擔呢？現在的弊病在于將專業教育絕對化了，把大學教育應該具備的另外的功能遺失了，使得我們很難培養出超越專業人才的更一流的人才。而且，我們正經歷政治社會的大轉型與大國崛起的體系化壓力，對國民的教育顯然不能僅限于專家和技術工人的層次，民族的政治成熟和思想成熟需要以合乎文明標準的通識教育為基礎和前提，舍此無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