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經濟學家、諾獎得主斯蒂格利茨在2015年1月的《名利場》（Vanity Fair）上以《中國世紀》（Chinese Century）為題，不無夸張地指出：以“購買力平價”為衡量標準，中國在2015年已經成為了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就該觀點的學術性加以纏辯，或許會錯失問題的真正價值。這套修辭背后的真實意圖乃是：中國世紀的到來已是大勢所趨，因而問題的關鍵在于美國如何接受這一經濟現實，并對這一轉變做出恰當的反應。

兩百年來，世界經濟秩序已經歷過兩次結構性變化。1815年英國擊敗拿破侖，開啟不列顛百年治世，殖民帝國無遠弗屆，英鎊被尊為全球貨幣，英國并不吝以戰爭推行貿易規則、保障市場自由。一戰后，英國放棄主導地位，而美國最初并不愿承擔新的責任。但政治孤立主義無法斷絕與歐洲的商業來往，美元取代英鎊，美國公司成為全球樣板。總之，是經濟現實將美國推上了領導地位。二戰后，美國終于開始主動履行職責，在聯合國的創建和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設立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從而為全球政治經濟新秩序奠定了基礎。

但是，與蘇聯長達半個世紀的體制對抗，似乎使美國人頑固地認為，世界經濟只能是一場零和博弈。冷戰結束后，美國斷定自己的勝利代表著所有人的勝利，從而忽略了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權利。同時，以單邊主義追求一己之私，強勢推行并不公平的世貿制度，無意建立更加穩定的新秩序。以這些短期行為為基礎，美國意欲強化自身的優勢地位，從長期看來卻總是適得其反。1990年代亞洲金融危機中，日本為紓解地區困局解囊千億美元，美國卻釜底抽薪，一手干預宮澤計劃的實施，一手對亞洲各國采取財政緊縮和高利率的財政政策，結果使其在亞洲的經濟形象大打折扣。究其根本，同樣有零和博弈的意識形態在其中作祟。

也正是在這種錯誤觀念的影響下，美國人無法接受中國第一的現實。其國內經濟政策導致的產業工人高失業率被算在中國制造業的頭上，卻扭捏著不肯承認出口商品的大幅增長與中國的快速發展高度相關。事實上，中國的繁榮并不意味著美國的衰朽，反而有可能形成良性互補。更何況，美國對其他國家的重大影響更體現在政治經濟觀念的軟實力上。中國崛起使得美國有機會反觀自身的經濟模式，反思美國模式應當如何使更多國人受益，從而推進自身改革。

破除零和博弈的觀念，除了會帶來經濟改革的契機，也會由之拓展到對外政策方面。美國政府已經在這個方面陷得太深。當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將日本和其他亞洲國家連接成巨大的貨物流轉網絡，卻力圖將中國排除出去；當其他G20國家贊同應以貢獻決定國際經濟組織的領導地位，美國人卻堅決反對中國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當中國和其他國家一道呼吁新的國際儲備貨幣，美國拼盡全力封鎖變革舊秩序的任何努力；當中國試圖建立亞洲基礎建設基金，與亞洲各國謀求共贏格局，美國卻高聲叫囂以武力重返亞洲、實現亞太再平衡。然而，事實證明，種種遏制政策不但無效，反而在嚴重破壞美國的自信。

斯蒂格利茨認為，中國成為第一大經濟體是新的經濟現實，這對美國人來說是彌足珍貴的歷史機遇。中美利益錯綜復雜，但一個新的國際政經新秩序對雙方來說皆具利好。美國人或許并不喜歡這個正在形成的新秩序，但也無力改變經濟現實背后的客觀規律。因而，關鍵是如何去正確地做出回應——首要地，就是走出零和博弈的意識形態誤區。當然，另一個關鍵在于，中國人又會如何看待所謂的“中國世紀”。? （文/木懷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