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特約記者：白龍
一、歐洲：對華復雜心態的價值驅動
4月7日一大早，煙臺籍留法學生陳佳(化名)就帶上準備好的五星紅旗，約上同在巴黎讀書的幾位中國學生，沿著塞納河向埃菲爾鐵塔進發。這一天，是2008北京奧運會圣火在巴黎傳遞的日子。
沿路的草坪上，有留學生拉起“奧運會不等于政運會”的橫幅，法國某電視臺采訪組擠進陳佳所在的中國留學生人群中，一遍遍地問西藏問題，并顯然對留學生的回答不滿，“他們中國人沒有民主的，都被洗腦了”，旁邊的兩個法國人以宗教大法官般的口吻說。發生在一個月前的西藏事件，讓不明真相，且戒律般秉持 “民主”“民族國家”觀念的法國民眾被蝎子蜇了一樣反應激烈。
“最讓我受刺激的，不是法國政府和媒體的態度，而是法國普通民眾的強烈抵觸”，第二天，陳佳在博客里回憶當天的情況，“我邊上一個法國老頭不停問我為什么來法國，滾回中國之類的話。”這篇博客迅速被國內的眾多網站轉載。根據陳佳的敘述，許多普通法國民眾紛紛自發走上街頭，表達對西藏問題的強烈不滿，一些藏獨分子趁機作亂，4月7日這一天遂被視為意義重大的一天，有論者甚至從中看出“80后的愛國青年”是“大有希望”的。
數日后，一篇署名為“王恭綸”的題為《我讓西方記者啞口無言的一場辯論》的文章開始在網上流傳，作者以不無夸張的口吻說起自己在MSN上與西方記者對西藏問題的辯論，中心思想是他們“不懂中國歷史”。
在4月26日見報的《21世紀經濟報道》上，中國學者汪暉認為，在火炬傳遞中表現出來的、很多西方人支持西藏獨立的現象，除了現實政治原因之外，與西方人的民族主義知識有非常深刻的關聯。汪暉指出，民族主義的一個源頭就是17世紀以來的西歐民族國家，這些主權國家的基礎，是從神圣羅馬帝國分裂出來的相對單一民族的君主國。基于這樣的歷史，歐洲的民族主義知識主要是，一個擁有自己獨特文明的民族，應該建立一個國家，不要和其他有獨特文明的民族混在一起。汪暉認為，這種根深蒂固的知識論是在理解發生在法國的抵制火炬事件時，無法忽略的背景，單一民族的西方現代國家無法理解像中國這樣一個有著復雜歷史和現實原因的，作為制度存在的“多民族國家”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
盡管汪暉的理解帶有很強的學理色彩，但他指出了一個事實：在歐洲，人們對中國的印象，更多是出于“價值”而非“現實國家利益”的考慮。
2005年，中法文化年，三聯書店在“獨立出版者聯盟”的支持下出版了一套“法國思想家新論”的叢書，弗朗索瓦?傅勒、埃德加?莫蘭、吉爾?德拉諾瓦、塔基耶夫、皮埃爾?卡藍默等法國思想界新秀的著作被譯介進來。這些著作中，除一部分關于民族主義的思考以外，更多透顯出的，是法國思想界一直以來的學術努力：重新塑造法國或者歐洲的價值觀。
近年來，以法國為代表的歐洲國家不僅與美國一樣，對中國的經濟崛起懷著復雜心態，同時對自身的價值觀越來越自信，甚至充滿道德優勢地刻意打造和輸出自己的“后現代關切”。中國學者時殷弘認為，因為在歐洲自身和中近東以外缺乏真正切身的戰略安全關切，這加劇了歐洲的某種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優先的外交姿態，連同非現實的甚或不負責任的浪漫傾向，會使得未來歐洲對中國態度中的負面要素和負面動向大大加強。
英國《金融時報》4月15日發表的一篇題為《中國被視作對穩定的最大威脅》的文章指出，根據該報與美國哈里斯民意調查所3月27日～4月8日聯合舉行的一項民意測驗，在歐洲人的眼中，中國已經取代美國成為全球穩定的最大威脅。
文章指出，中國政府針對西藏的作為，加上中國廉價出口產品帶來的競爭，使這一看法更加堅定。根據該調查，自去年以來，視中國為最大威脅的歐洲人所占的比例增加了一倍，在5個歐洲國家中，平均35%的受訪者認為，中國對全球穩定構成的威脅超過其他任何國家。在美國，31%的受訪者也把中國構成的威脅排在伊朗和朝鮮前面。而去年，受訪者還認為伊朗和朝鮮構成的威脅大于中國。
歐洲對外關系委員會執行會長馬克·倫納德說：“過去5年來，人們看到的都是關于中國經濟機遇的報道。但在過去6個月里，人們看到的是關于中國對達爾富爾和西藏構成威脅的報道。”他解釋道，歐洲人對中國所知甚少，他們的消息來源是新聞報道。
二、美國：中國是大國俱樂部的新成員
在今年7/8月號的美國《外交》雜志上，美國國務卿賴斯發表了一篇題為《反思國家利益》的文章，文章指出，“過去的8年里，我們經歷了如何與正在崛起的中國相處的挑戰，我們沒有理由懼怕中國，如果我們能夠正確對待的話。”她不無得意地說：“我們向中國施壓，使其承擔了更多的責任。”但是，賴斯也坦言，“我們與中國的關系，更多的是基于共同利益，而非共同價值觀。”
賴斯這番話是對8年來美中關系的總結，也是對即將卸任的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反思。8年間，美國政府對中國的態度，由遏制轉為更多地承認中國正在崛起的現實。
而根據本刊編輯部對素有世界“史庫”之稱的美國《時代周刊》近年來涉華報道的分析來看，《時代周刊》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后非常重視對中國的報道，幾乎每年都有一個關于中國的封面故事。值得注意的是，2000年之前，《時代周刊》關注的中國報道多集中在中國內政報道，而在這之后，尤以2000年5月22日的封面報道為代表，正式提出了“中國會成為世界第一嗎”的問題，表明他們開始思考中國發展對美國造成的挑戰，并從戰略高度來思考美國對華的策略，中國成為美國一個可能的潛在對手，這個命題被納入《時代周刊》的思維。
經過對“9·11”以來，《時代周刊》436篇涉華報道的統計分析，其中對華正面報道93篇，負面報道165篇，中性報道178篇。所謂中性報道主要是從技術層面分析中國的情況，此類報道呈上升趨勢。可以發現，美國媒體在全面認識中國的過程中，并沒有一個明確的傾向和立場，尤其是文化意義上的中國形象，而寧愿更關注中國實際力量的增減。
盡管美國在選擇外交戰略時，本身有著“現實國家利益”和“價值選擇”之間錯綜復雜的搖擺，但看得出來，美國更愿意基于現實國家利益的考慮，把中國作為一個俱樂部的新成員，正如C. Fred Bergsten在其2008年的新著《中國的崛起：挑戰和機會》中所寫的，中國是西方大國俱樂部的新成員，而且是一個強有力的新成員。
《紐約時報雜志》今年1月底刊出《別了，美國霸權》(Waving Goodbye to Hegemony)一文，作者卡南那（Parag Khanna）預測，世界將很快面對美國、歐盟和中國三強鼎立的格局，俄國、日本等二流國家都需要在這三強之間尋找自己的定位。中國的崛起趨勢和美國的衰退苗頭似乎已經成為華盛頓人的基本共識。2005年9月，美國常務副國務卿佐立克所說的，美國對華政策的目標應是促進中國成為國際體系中“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者”，已經成為美國政界的一句名言，也是美國對崛起的中國認識日趨理性的產物和表現，它實際上是接受了中國崛起的事實。如果將這個美國對中國的主流輿論同之前的“中國威脅論”和“中國崩潰論”相比，可以看到，美國人開始將中國的崛起視為難以阻擋的發展趨勢，看法越來越務實。既然無法阻止中國崛起的現實，那么就與其接觸，把中國拉入美國一手締造的國際體系中去，把中國和美國的國家利益緊緊捆綁在一起。
盡管如此，我們仍不能對美國的對華態度過于樂觀。本期作者田方萌在文中提到，當他就對華政策請教著名學者、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福山教授(Francis Fukuyama)時，他的回答令人警醒：他主張美國采取兩套機制對付中國，一套將中國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另一套在中國構成威脅時可以聯合亞洲盟邦圍堵中國。美國政府可能不時倒向遏制派或接觸派，但這種“雙管齊下”的對華戰略應是持久的政策態勢。
因此，我們需要重新審視中國的亞洲鄰邦對中國的態度，以及我們的應對之策。
三、中國形象在亞洲叢林中的重塑
8月23日，2008北京奧運會閉幕倒數第二天，在韓國留學生密集的北京市五道口地區，幾名逛商場的中國學生正指著幾名韓國年輕人竊竊私語，他們議論的內容，是最近在互聯網上到處轉載的“韓國人對中國奧運開幕式的評價”，在這個帖子里，不少韓國人言詞激烈，諸如“中國佬是主要的敵人！”“中國佬的開幕式，應該是騎著摩托車，拿著鐵盒子，把鐵盒子一開，拿出一碗炸醬面，然后一邊吃一邊跳舞……”之類的侮辱謾罵滿眼皆是。在跟帖里，有中國網民認為這是韓國人的“妒忌心理”，也有人敏感地指出，近來中韓兩國民間的不友好氣氛似乎在加強，比如韓國民間對“孔子”“西施”的文化劫持亞冬會上韓國運動員在領獎時舉條幅宣稱長白山為韓國領土等事件，都印證了這一說法。
或許由于地緣臨近的關系，但更多的是由于戰略利益訴求、經濟發展水平以及歷史影響的復雜多樣，韓國乃至東亞地區的眾多國家對于正在不斷擴大經濟、政治和文化影響的中國有著深刻而不盡相同的認知與感受。在本期輯錄的“東亞面對崛起的中國”國際研討會綜述里，就有學者認為，開放和不斷現代化的中國為韓國的經濟發展提供了一片樂土。自2004年，中國就取代美國成為韓國最大的貿易伙伴，現在中國還是韓國最大的對外投資目的地國。韓國在對華貿易中享受巨額順差已超過10年。目前在中國居住著60萬韓國人和5.8萬韓國學生，每周穿梭于兩國的航班超過380次。
然而，中國學者時殷弘敏銳地指出，當前中韓兩國政府間及國民間的互疑互怨已經比較突出。在這種狀態下，要比過去更重視和更努力地去爭取減抑兩國政治關系中的實在和潛在陰影，正確處理兩國間重要的爭端、摩擦、不滿或猜疑，拓寬雙邊友好合作，將中韓關系的優化當作中國周邊外交的最重要的事務之一。
8月14日，在北京奧運會射箭女子個人決賽中，獲得銀牌和銅牌的韓國選手樸成賢和尹玉姬在奏中國國歌時未脫帽的舉動，被《國際先驅導報》的記者捕捉到，并撰文梳理近年來中韓之間“對壘”的種種現象，文中引用了國內一些韓朝問題研究學者的觀點，認為中韓之間的文化沖突主要表現在文化根源之爭和歷史歸屬問題上，主流媒體在這個問題上應該更加謹慎，并且，“中韓的戰略合作伙伴關系需要兩國的政治家、學者和廣大國民共同努力，不是單方面可以解決的”。
比較而言，日本學界試圖“去中國化”的努力自近代以來就未曾停歇。對日本來說，進入現代化的過程無異于超越東方的過程，且先要擺脫中國。東方所象征的停滯、封建、落后由中國背負，一旦日本能予以擺脫，則日本加入現代性、普遍性與進步性的愿望，便得以獲致實現。自日本學者福澤諭吉提出“脫亞入歐”宣告以來，日本無論在經濟還是文化上都試圖走出一條不同于以中國為代表的“亞洲”的新路，并且是比較成功的。以“國家形象”為例，日本在文化意義上的國家形象就比中國清晰得多，并且也得到了國際社會的認同。因此，對中國來說，如何在西方人的“東方想象”和亞洲國家的集體形象之外，探索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包括文化形象在內的整體國家形象，是值得深思的。
東亞乃至整個亞洲對中國而言是有其特別意義的，或許中國無法讓所有的人都能卸去對中國崛起的擔憂和疑慮，但適當的外交軟實力的運用會為中國創造和諧的外部環境作出很大貢獻。正如時殷弘所強調的，周邊，是中國真正和持久的強盛的外部首要平臺。
結語：中國與崛起的世界
2006年，土耳其作家奧爾罕·帕慕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他的一系列作品如《伊斯坦布爾》《白色城堡》也迅速被譯介到中國，然而這種意義上的土耳其，更多是被作為審美或文學對象的“異邦”來認識的，土耳其之于中國乃至歐洲有何意義？本期作者昝濤的文章對此作了初步解答。昝文認為，土耳其正逐漸意識到中國的崛起及其重要性，一些人士已經開始思考這些問題，并開始對中國崛起可能帶給土耳其的各種影響進行研究；對中國而言，看重的則是由于“東突問題”而需要與土方在安全與反恐領域的合作。2001年上海合作組織(SCO)的成立一方面是為了應對這些安全需要，另一方面，既可以被看作是中國崛起的一個自然發展步驟，又是土耳其面臨的一個際遇。
如果我們足夠客觀地來看待這個世界，就會發現，并不是只有中國才面臨“崛起”的問題，很多國家如印度、巴西、土耳其也面臨類似的問題，不可否認，這是一個“多點崛起”的世界。如何在考慮到美國、歐洲、東亞的基礎上，重新思考中國在“多點崛起”世界中的定位以及與其他有待崛起國家的關系，是一個緊迫而務實的課題。
在“多點崛起”的世界中，需要處理的國際關系將更為復雜，各種隱晦的、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潛在關系也將重新進入我們的視野。比如在處理與拉美國家的關系上，從來沒有引起過我們太多的重視，但是對美國來說，拉美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外交領域，因而對我們也具有了別樣的意義。
按照這個思路重新審視“世界的中國焦慮”，會發現我們要做的功課還有很多。世界在打量中國，中國也要更為細致地打量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