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龍
認字癖這件事，恐怕任何一種語言的初學者都一樣。1996年，27歲的美國人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中文名何偉）初來中國，在當時還隸屬四川的涪陵師專“支教”。每天早上，他跑步經過各種刷滿漢字的墻壁時，都試圖讀出那些方形文字背后的神秘寓意，卻只能認出寥寥幾個簡單漢字，比如“人”“文”之類。
當時他對中國的認識，大概相當于他的漢語水平：模糊粗陋，卻又充滿了求知的欲望。
經過持之以恒又極其無趣的漢語學習，在某個平淡無奇的早晨，跑步回來的何偉突然發現他能夠認全墻上的字了。他反復地讀著那些漢字，覺得人生此刻充滿了意義感。那墻上寫的是：“教育育人，環境育人”；“建設精神文明，更新生育觀念”。
這像一個充滿反諷的隱喻：經過艱辛的漢語學習，在一個如此充滿意義感的瞬間，何偉和一堆幾乎毫無意義的中文狹路相逢。
這是何偉“中國三部曲”的第一部《江城》（River Town，2001）中的情節。十年之后，“中國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尋路中國》（Country Driving，2010）的簡體中文版推出，并迅速走紅。這個美國人對中國的描寫把中國讀者給震了。那些像墻上的標語般空洞而日常的事件，在何偉的筆下呈現出斑駁的景觀，一個流離時空中的變遷中國。
偶然闖入了一個時代
威廉·杰斐遜·弗斯特是個四川農民，1975年出生于涪陵雙龍公社第十大隊第三生產隊。他本來應該叫張建軍或者劉勝利之類的名字，自從考上涪陵師專英語系，開始修何偉的英語課之后，他為自己取了這么一個不厭其煩的名字，以彰其志。那是他第一次深度接觸異國的思想、文化和人，何偉也是。他們互相嚇了一跳。
何偉當時的身份是美國和平隊的志愿者，他之所以來到涪陵，這個半個世紀都沒有外國人居留的內地小城，似乎是一種偶然。在他之后十余年和中國話題的糾葛中，這種偶然卻給予他一種先天的稟賦，讓他習慣去觀察邊緣地區和主流之外的人群。在第二部《甲骨文》（Oracle Bones，2006）中，他的視角一度拓展至中國邊疆，并溢出當下歷史時空之外。
就像一個若即若離的人類學家，何偉大部分時間是一個觀察者，有雙置身事外的冷眼。有時又被卷入當地的生活，比如學校里那些熱情和酒量都讓他坐臥不安的官僚。他見證和記錄了筆下人物的變化，卻未必懂得他偶然闖入的這個時代——90年代之后的中國——給這些人帶來的內心變遷。他的學生威廉就是這么個例子。
威廉的父兄輩，和當時大部分中國人一樣，被戶籍制度囚禁著腳步，被各種教條囚禁著大腦，被過往的歷史囚禁著想象力，畫地為牢。威廉的一個鄰居在1980年前后遠上黑龍江打工，是第一批走出鄉村的人。這位當年20出頭的鄰居不但帶回了他鄉見聞，還寫成了詩。在流淌著哲學和詩的80年代，這激發了幼年威廉的崇拜和向往。
何偉見識過威廉的父兄們。在1996年的涪陵，美國人何偉在掛滿“專治雞眼”和“無痛拔牙”招牌的涪陵街巷招搖過市，兩旁都是待價而沽的“棒棒軍”，如果不是考試制度，威廉可能也會是他們中的一員。他們如同螻蟻般在城市的縫隙中覓食。沒有活干的時候，他們就默默圍觀著店鋪里的電視屏幕，默默圍觀著交通事故，默默圍觀著何偉吃飯。“他們是一群安靜的男人”，何偉寫道，“哪怕最慘烈的車禍也不能讓他們開口。他們從不介入，他們只是看著。”
這群人就像墻上的漢字一樣讓何偉看不懂，他不了解他們在想什么，就像我們不了解一叢植物。如同數百年來西方傳教士筆下沉默的中國人一樣，這也是何偉認識中國的起點。
威廉和他的同學開始學習喬叟和莎士比亞。在課堂上，他們和何偉交流美國人的生活方式和哈姆雷特的價值觀，也有人偷偷監視何偉和他的美國同事并向學校匯報；在課下他們暗暗設想未來，私下還和何偉討論關于自由的話題。1997年香港回歸，僻處涪陵的何偉也感受到了民族主義的震蕩波。這個世界正在向他緩緩敞開。
剛剛進城的威廉遇到了心儀的女孩，英語系同學南希——同樣，這也是為英語課而起的英文名。他們在禁止戀愛的學校里偷偷交往，在電影院一言不發地看著電影，心猿意馬。
威廉和他的女友在畢業時面臨考驗：回涪陵鄉下教書，或者去浙江闖蕩。威廉希望選擇后者，但讓校方同意轉檔案比較難辦。鄉下小子自作主張，無師自通地采取了一個膽大妄為的行動：一天晚上，他和南希一起，到黨委書記家拜訪，希望畢業后到浙江的一家民辦中學工作，并把一個信封放在茶幾上。書記送他們出門，說“我盡力”。自始至終，誰也沒提信封的事，似乎是威廉把一團空氣放在了茶幾上。
不久，學校通知他們，檔案已經轉到浙江。
在《江城》中，何偉以不無調侃的口吻寫道：未來的中國可能會發生某種變化，但無論如何，一定不會從涪陵師專開始。
變化的確不是從涪陵開始的，但這里卻像青萍之末的一絲漣漪，預示著即將到來的風雨巨變。
這是上世紀的最后幾年。那時，威廉還沒有成為流動人口，遠出打工還充滿著希望，涪陵還不屬于重慶，三峽移民還沒有開始搬遷，哥還沒有成為傳說。但是，推土機已在隆隆作響，威廉已開始收拾行囊。
城市給了他黑色的眼睛
《甲骨文》的敘事跨度從1999年延續到2002年。這段時間，何偉和他的學生都來到了“比較大的城市”。威廉和他的女友在浙江一所民辦高校任教，他們的校友艾米麗在深圳龍華的一家首飾廠打工。何偉則結束了在涪陵的支教生活，在《華爾街日報》的北京辦事處打雜。
如同任何一個從邊緣到中心的進入者，何偉在《甲骨文》中的敘述頗有點進了大觀園的感覺，東張西望，線索復雜而混亂。他經歷了1999年中國駐前南使館被炸后的反美游行，經歷了中國式拆遷、北京申奧，陰差陽錯地觸摸到甲骨文背后的陳夢家、趙蘿蕤往事，采訪過姜文、李學勤和周有光，接觸了維吾爾族人士，還觸及了一些敏感人物。饒是他拿過牛津和普林斯頓的學位，也無法應付如此令人眩暈的變化，“就像瞬間經歷了整個人生”。
威廉初次嘗到漂泊的滋味，就像中國大地上千千萬萬個漂泊者嘗到的那樣。他經歷了陌生人的欺騙：浙江的這家民辦中學遠沒有想象中好，每天都把中山裝的扣子扣到底的王校長其實是個大忽悠，人生最輝煌的一筆是花錢上了一本《世界名人大全》的書，這本書被放在辦公室的顯著位置。無法適應當地生活的南希兩個月后辭職，在四川老家找到教職。威廉在相思之苦中靠給何偉寫信和收聽“美國之音”打發時日，苦練英語，準備伺機跳槽。
和威廉一樣，艾米麗在深圳關外的工廠慢慢適應工業化的生活，卻比威廉多了一樣煩心事：應付臺灣老板提出的包養要求。何偉每半年去一次深圳，在那里，他看到了關內關外兩個世界。每天晚上，艾米麗都和同宿舍的工友一起收聽電臺熱線節目“夜空不寂寞”，討論如何在遠離鄉土社會的深圳戀愛和交友。對于她們，這是門新功課。
而在關內，新生的中產階級正在興起。他們和打工一族互相瞧不上，后者在聽“夜空不寂寞”的時候，他們在泡吧和約會，他們的精神代言者是當時的一本暢銷書，《我的生活與你無關》。這本宣揚“墮落的資產階級生活”，極像某種政治口號的書一度被禁。艾米麗也不喜歡這本書，認為這本書里的深圳“沒有靈魂”。對作者的采訪讓何偉意識到，中國正在發生著怎樣的改變。階層之間的裂痕，正徐徐撕開。至于艾米麗提到的靈魂問題，何偉大概不感興趣。
威廉的人生觀有了變化，城市給了他黑色的眼睛。南希終究無法忍受鄉村教師那種一眼看到底的生活和一名禿頂農民的追求，在1999年春節期間，翻山越嶺去和威廉重逢。威廉私下找到了一個跳槽的機會，已經變得警惕的他經過反復確認，終于決定在夏天快結束時和南希一起不辭而別，給王校長一點教訓“王校長期望他們在新學期繼續任教，而威廉只要一想到他要在開學時手忙腳亂地找兩個老師代課，就樂不自禁。”
新的學校也并非樂土，要面臨和公立學校的競爭，各個學校都要賄賂教育局官員，試圖套點聯考題目。雖然對于行賄這件事威廉已不再陌生，但他還是覺得憤憤不平，因為套出來的題往往是假的。
威廉試圖調和鄉村的道德標準和城市的道德標準，活得很掙扎。他靠學生家長透露的考題贏得學校的6000元獎金，卻又良心不安，開始思考何謂公平。在某年期末拿到教育局的“內部情報”后，他再次膽大妄為了一把：向當地媒體曝光。他對何偉說：“我是為鄉下學生做的。每當泄題事件發生，只有城里學生得到消息，這對鄉下學生是不公平的。”
或許是有意為之的寫作準則，或許是畢竟有所隔膜的文化心理體驗，何偉對威廉和艾米麗的內心變化幾無著墨。一邊是南希回不去的鄉村，一邊是艾米麗無法認同也無法進入的、關內的中產階級生活；一面是難以為繼的鄉村倫理，一面是無法認同的叢林準則。在城市和鄉村的夾縫處，一群畢業于涪陵師專的年輕人輾轉于時代的波谷浪尖，他們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也是被急速風化和折損的一代。
從炸藥到坦克到銀行
寫了十年，何偉忽然覺得自己老了。《尋路中國》2010年在美國出版，簡體中文版2011年年初推出。在書里，何偉寫道：“在中國駕車行駛，常令我產生自己正在老去的感覺。這個國家所具有的那么多活力，全來自那些非常年輕的、剛剛進城務工的‘候鳥’，以及滿臉稚嫩的大學畢業生們，而類似于奇瑞的新興公司則不斷地改變著國家的經濟面貌。”
威廉和艾米麗們也老了，老到《尋路中國》里都不再有他們的影子。取代他們的，是何偉駕車經過的，孕育了他們的鄉村中的老人和孩子。那是空巢老人和留守兒童的鄉村，是威廉和艾米麗們將來老無所依的鄉村，如退潮的海水般凋敝中的鄉村。
“我在各個村莊停車的時候，看到的只有老年人、殘疾人，還有就是年齡很小的小家伙。”何偉寫道，“在中國的鄉村，到處都有這樣的經典場景：很小的小孩子，圍著一個走都走不動的大人，又蹦又跳。”
在租住的北京懷柔農戶家里，何偉見證了2005年以來的“新農村建設”。他的房東，農民魏子淇因為搞經營而入了黨，反過來，黨又給他帶來了更多的生意。魏子淇買了車，還試圖參與村莊里的政治，競選村委會主任，卻不敵對手，慘遭落敗。這會是中國鄉村的未來嗎？何偉沒有給出答案。
中國的出版商挑中這本書不是沒有道理的。好像和中國的知識分子一樣，年過40的何偉不再憤怒，也遠離了會帶來麻煩的政治話題。至少在《尋路中國》的前半部分，筆調是簡單而俏皮的，而不是沉重復雜的。他以陌生感的視角和調侃的語言描寫看到的中國：在鄉下招手攔車的人焦急地揮動著雙手，“像在拍打一只看不見的大狗”。他依然熱愛標語，但已經能輕松吐槽那些奇怪的句子，如“人人用電，好好用電，電才好用”，以及“生兒生女都一樣”。中國讀者喜歡這個，你懂的，就像我們喜歡看哈哈鏡中的自己，有趣，無傷大雅，卻又回避真正的真實。
何偉的《尋路中國》，就是這樣一面哈哈鏡。他本人，也越來越像一個生活在中國的老外，一個真正的中國通。他不但熟悉中國的歷史，洞察中國的政治，還有意無意地拿捏住了暢銷的秘訣。十年前，在《江城》中，他還十分不適應“彼得·海斯勒”和“何偉”之間的差別，如今他們已渾然一體。
《尋路中國》跨越的2002~2006年間，何偉每隔一段時間就要去一趟溫州。威廉不再出現，進入眼簾的是一位四十幾歲的王主任。身穿牛仔褲和T恤衫的王主任經歷復雜，從知青到炸藥廠工人，又從工人報名參軍，成了一名坦克手，復員后到銀行工作十年，然后到了一個經濟開發區當領導，此后在官僚系統內穩步爬升。他的兒子，則是奧克蘭大學國際金融學的在讀研究生。
何偉已經對此見怪不怪，他說，“從炸藥到坦克到銀行，再到經濟開發區——誰能說這不是一種進步呢？”不知道這名官員的兒子，以及兩代人軌跡變化顯示出來的征兆，是不是也在他所說的“進步”之列。
涪陵已經多年沒有重返，何偉接觸更多的是精明的浙江商人而非沉默的四川“棒棒軍”。三峽大壩早已竣工，浙江溫州的某個大壩卻正在修建，一些農戶可能會遭受損失。
在全書接近結尾的地方，何偉遇到了浙江當地的一個商人，他關心大壩背后的“大問題”，并堅持上訪。“他拒絕接受政府的現金安置，還在設法把他的故事寫進新聞報道，可他同時又從這些高速公路出口的城鎮里的建筑工地上獲取好處。”何偉對此稍有疑惑，但他同時也說，“在經濟開發區，最讓我為之一振的是那些個人主義的跡象——一些人據此擺脫了小村子里的群體思維模式，學會了自己拿主意，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
從沉默的“棒棒軍”到開始行動的商人，這分別是何偉觀察中國的起點和終點。如果說幾十年來的階層流動帶給中國任何好處的話，那就是讓每個人都更關心自己的利益，同時開始探知利益的邊界在哪里，如何更好地看護它。
時間拉回2000年的夏天。深圳關外，廠房外向晚的山丘上，何偉和艾米麗聽著“夜空不寂寞”，各言爾志。那時的深圳還沒有進入富士康時代，艾米麗和她的男朋友還可以在外面租房子。當山下廠房的燈光次第熄滅，何偉問艾米麗，“你覺得中國的未來會有什么改變？”
24歲的艾米麗在晚風中沉默良久，笑著說，“我不知道”。
患有恐高癥的巨人
在論及德國浪漫派時，大詩人海涅說，每個時代都是一個斯芬克斯，一旦人們解開她的謎底，她就會墮入萬丈深淵。求解時代的斯芬克斯之謎的沖動，沒有誰強過當代的中國。
就像何偉所說的，這個國家變化太快。它的笑容高深莫測。人們剛以為猜對了車頭的方向，看到的卻已經是絕塵而去的車尾燈；剛觸摸到了它飄忽的身段，留下的卻只是蛻掉和風干的外殼。而它自己，則像一個瞬間長高，卻又患有恐高癥的巨人，倉皇中起身，被自己的高度驚得頭暈目眩。
在2011年的一次訪談中，提問者用何偉追問艾米麗的問題追問他：你覺得中國哪些地方是有希望的，哪些地方是十分危險，甚至接近崩潰的？
何偉謹慎地回答，從未有過它在崩潰的感覺，整個體制的穩定性讓他印象深刻，但個體、家庭、小型社群也同樣十分穩定，這讓他懷有憂慮：“我覺得，對中國多數人的心理而言，這會是一個極具挑戰性的時代。誠實地講，我想這便是為何中國人對一個外國人寫的關于他們國家的書感興趣的根由。十年前他們不會太在意的，但今天的中國人開始努力思考他們的生活，他們的社會和國家，也想看看別處的觀點。”
這段話大概能夠說明何偉的作品在中國受歡迎的原因。《尋路中國》推出中文版的時候，關于“中國模式”的討論余音未散，中國人從未如此急切地渴望看到別人眼中的自己，如同一個梳妝完畢的女孩渴望看到自己的水中倒影。何偉提供的這幅中國畫卷對我們而言是如此新奇、有趣，充滿陌生感，同時又不像理論著作那樣難以親近。即便是一面哈哈鏡，這本書也足以讓中國讀者產生攬鏡自照的沖動。
不過，我們卻不可謬托知己，過于相信這面鏡子。何偉的“中國三部曲”，本質上和利瑪竇以后西方傳教士式的中國寫作并無不同，他們敏于觀察中國，卻始終隔著層玻璃幕墻。即便像何偉那樣，在中國生活了十余年，也終究無力深入幕墻背后的，穿越百代直至當下的文化心理積習，和普羅透斯般不斷變換形狀的超穩定結構。
在《甲骨文》中，何偉已經快要觸及到中國的隱秘心臟，最后卻滑向了更容易引起反應的腋窩，撓了一下。“中國三部曲”無意中記錄下了從沉默的“棒棒軍”到行動的商人之間的演進，這是解讀中國的關鍵線索之一，但書寫者似乎并沒有對此產生自覺。何偉記錄下很多類似的線索，最終卻沒有抵達這個國度里的靈魂。那些靈魂彷徨中有盼望，沉默里有驚雷。
中國只是何偉旅途中的一個驛站，揮揮手就過去了。和時代的斯芬克斯相遇，卻是我們逃不脫的命運。
所以，我們需要記住丘吉爾的提醒。后者在《英語民族史》中以布立吞人為例說，他們世世代代一直認為猜透了斯芬克斯的謎語，實際上卻誤解了她的笑容。對何偉而言，他的尋路中國之旅可能僅僅是一場不無善意的誤解，于我們而言，卻有可能因為誤解了這笑容而被吞噬。
（作者系本刊特約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