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英）大衛·莫奎德（David Marquand） 譯/楊濤斌 蔣文豪
2009年12月1日，經過近十年的混亂和躊躇，歐盟《里斯本條約》（Lisbon Treaty）正式生效。與遭遇流產的2004年《歐盟憲法條約》（Constitutional Treaty）類似，《里斯本條約》旨在對抗12個新成員國的加入所釋放出的離心力。該條約在某種程度上做到了這一點。它簡化了歐盟繁瑣的決策程序；為歐盟各成員國政府首腦所組成的歐洲理事會（European Council）設立了一個半全職主席；新增了外交事務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一職。同時，它還增大了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的權限，賦予歐盟以單一法律主體資格，并制訂了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歐盟基本權利憲章》（盡管英國、波蘭和捷克共和國并未加入）。
這些變化關系重大。它們掃除了歐盟有效決策的一些障礙，并使歐盟在外部世界提升其聲望變得稍容易一些。亨利·基辛格嘲諷般地發問：“如果要與歐洲通話，我該撥哪個號碼？”依然切中要害。《里斯本條約》只是一種，或更確切地說，一套權宜之計。該條約并未使歐盟做好面對一個與歐盟的精英和人民傳承的精神譜系完全不同的世界的準備，它甚至無意于此。歐洲領導者所尋求的是如何更好地墨守成規，改弦易轍是其最不樂意的。歐盟仍然是一個蹣跚的巨人。自歐洲計劃（European project）啟動以來，其治理方面的模棱兩可所帶來的陰霾一直揮之不散。它仍被困于介乎聯邦制和邦聯制、民主治理和技術官僚統治之間的“無主之地”中。歐盟機構依然缺乏政治合法性和道德權威，以帶領歐洲走出在新世紀所面臨的艱難處境，“東方”和“西方”的古老分類在新世紀已不具任何意義。《里斯本條約》只是一個通往未知目的地的中途補給站，而非目的地本身；只是一次進行自我評估、展望未來的機會，而非逃避懸于歐洲精英和人民頭頂的有關目標、原則和權力等宏大問題的借口。可悲的是，迄今為止，觸目所及，逃避仍多于展望。
直面歐盟之問
通過以遲到的《里斯本條約》為頂點的、曠日持久的談判的內在含義為探討的期待起點，我們可以試著梳理那些互相掣肘的狀況后面隱藏的問題：對于條約的含義以及歐盟的政治愿景，均缺乏泛歐范圍內的深入公共辯論。某些歐盟成員國曾出現過激烈而氣急敗壞的爭論，但均發生于一國范圍內，而未及于整個歐洲。這些辯論聚焦于對特定成員國的立場，對歐盟整體則毫無意義。反對者喋喋不休于提案通過后喪失的本國主權，贊成者則不厭其煩地糾纏于提案失敗后自身可能失去的影響力。
從1787年美國憲法起草后到1788年正式通過之前，曾進行過的非同尋常的公開辯論中體現出的激情、道德嚴肅性和哲學深度，歐洲制憲過程中卻明顯地缺席。并不存在歐洲版的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或詹姆斯·麥迪遜來為歐洲憲法條約設定支撐性的道德價值觀和政治假設，或者界定所欲實現的目標。像“美德”、“自由”和“公共福利”之類的反復回蕩在美國制憲辯論中的詞語，在歐洲制憲過程中卻很少聽到。印度賤民（曾經的“不可接觸者”）領袖安培多伽爾（B. R. Ambedkar）在獨立之后關于印度憲法的議會辯論中所發表的激動人心的言語，在歐洲無人堪與之比肩。沒有人像他一樣，去探究政治平等的民主承諾和市場經濟固有的經濟不平等之間的緊張關系；更無人探討這種緊張關系對歐洲計劃意味著什么。歐洲公眾已非首次被淺薄所糊弄。
問題顯而易見：為何會如此？這并非一個新問題。早在十年前，牛津大學的政治理論家西登托普（Larry Siedentop）即確指詹姆斯·麥迪遜是1780年代美國立憲辯論中的最杰出貢獻者，并哀嘆于歐洲版麥迪遜的缺失。但在西登托普寫作時，這個問題可被當作學院派的空想而一笑置之。彼時，歐元剛剛推出，歐盟東擴的大冒險也即將開始。經濟持久增長的光明前景似乎觸手可及。美國是當時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且似乎將繼續保持下去。此時似乎并非討論這些問題的恰當時機，而西登托普也并非卡桑德拉式的災難預言家，他的語氣是輕松的、對話式的，并帶有些許學究氣。他希望有一天歐洲可以效仿美國的聯邦制，但他未料到這一天的到來，將有可能用去幾十年甚或幾代人的時間。
當前的局勢已不同于往日。輕松的學院派時刻已經結束。1780年代充滿活力并深刻的美國制憲辯論與21世紀歐洲辯論的缺失，二者之間的反差已不再是一樁歷史趣聞。相反，這種反差重要而急迫。我們應如何解釋這個現象？一個常見的回答是，對歐盟抱有任何其他期待原本就是荒謬的，因為當前的歐盟既非1940年代印度那樣的主權國家，也非1780年代美國那樣的準國家（would-be state），談論歐洲憲法原本就是錯位的，因此美國或印度式的憲政辯論也便是多余的。
但這個答案是站不住腳的。歐盟也許并非一個國家，但它無疑是一個政體（polity）。它依據深思熟慮的規則進行治理，這些規則體現在對成員國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條約中。《羅馬條約》簽署后的50年間，這些治理規則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如果歐盟得以幸存，那么在接下來50年中其仍將發生更多改變。比如在一個致力于民主和人權的聯盟中融入一大片前蘇聯的衛星國，創造出了新歐洲；而由決定制訂一份《憲法條約》到批準《里斯本條約》的長期過程中，為新歐洲未來所可能形成的憲法進行一次大陸范圍的對話提供了理想的機會。
技術治理的局限
我的問題的真正答案存在于一個更深的層次，那就是：針對“一體化會像一團暈開的墨跡般，必然將從一個政策領域擴散到另一個政策領域”這一理論，我們缺乏公開辯論的空間。一體化的目的是政治性的，但其手段卻是經濟性的；然而手段逐漸侵蝕了目的。一體化被假定為會以不可抗拒、不可逆轉的方式，從一個經濟領域向另一個經濟領域擴散；該擴散將不會停頓，而在此過程中共識勢必會被調動起來。經濟上的成功——這方面的事實俯拾即是，如市場自由、經濟規模、快速增長、生活水平日益提升——將足以將一體化計劃嵌入公共文化中。沒必要以共同目標的合法性來強化既成事實的合法性。一切都將自行解決。
顧名思義，這種墨跡理論不僅是經濟主義的，它還具有技術官僚統治的性質。該理論的信奉者逃避公共政治的生硬和雜亂，他們認為這種生硬和雜亂無關緊要，甚至是一種威脅。這種情緒在歐盟總部依然存在且甚為流行。經濟主義的技術官僚往往精于高層政治決策機構式的走廊政治，但卻對下列種種政治避之唯恐不及：巡回演說、議會辯論、政治宣傳冊，或電視演播室。若非如此，他們便不是技術官僚了。
他們同樣不符合歐盟之父讓·莫內意指的“實用主義和理想主義的微妙混合”這一職務描述。成熟聯邦的典型特征是：以外交政策、國防以及（并非最不重要的）金錢等方面的“高政治”（high politics）為起點。之后才會延伸到基礎設施建設、部門干預等諸如此類的“低政治”領域。（直到羅斯福新政之時，美國才開始大規模地如此行事。）但是，莫內計劃實質上卻要反其道而行之：經濟一體化的“低政治”先行；“高政治”則隨后進行。歐洲煤鋼共同體即以“低政治的”部門干預為起點。繼之而來的歐洲經濟共同體雖擁有更廣泛的職權范圍，但恰如其名，該組織仍壓倒性地專注于經濟領域的“低政治”：農業、國家間貿易、區域援助、清除自由競爭壁壘，以及創建嚴密的規管框架以統一標準。兩者均將“高政治”留給了各成員國。
當然，“低政治”本身也具有政治性。交易要有人居中斡旋；買賣要雙方達成合意；損失要予以補償。事實上，整個歐洲計劃均體現為一種妥協：以德國之崇高意志（respectability）換取法國主導的超國家主義（supra-nationalism）；以農業保護換取工業自由貿易。但其間所涉及的政治實質上均是走廊政治，一種在復雜的現代社會需要技術官僚技能和氣質的政治。毫不奇怪，布魯塞爾委員會之于技術官僚正如果醬盆之于蜜蜂。該委員會貝爾萊蒙大樓的走廊中回蕩著技術官僚沉重的腳步聲——這些腳步聲來自各式各樣的成員國官員及游說者以及歐盟工作人員。雖然最成功的委員會成員往往都有其政治背景，但通常而言他們首先是技術官僚性質的走廊政客，其次才是公共政治家（public politicians）。
讓·莫內本人便是個典型例子。他首先是個有識之士，天生具有一種從容不迫但卻引人注目的超凡魅力，并擁有一種啟人心智、天馬行空的非凡想象力。但他同樣是一位從未當選任何公職的徹底的走廊政客。近期的例子更是不勝枚舉。其中最突出的是雅克·德洛爾（Jacques Delors），他是近期最成功的歐盟委員會主席。加入歐盟委員會之前，他在法國社會黨總統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ois Mitterrand）政府中擔任部長職務，但他的職業生涯始于法蘭西銀行（法國央行）的一個官員職位，后來供職于法國國家計劃委員會。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則是羅伊·詹金斯（Roy Jenkins），他是首位（也是迄今為止唯一一位）英籍歐盟委員會（當時叫“歐洲委員會”）主席。詹金斯是一位完全意義上的“高”政客（“high” politician），迷戀于他樂意稱之為政策的“長程路線”（“grandes lignes”）。他曾是英國極為成功的財政和內政大臣。而在布魯塞爾，他卻明顯心神不寧：原因無他，只因他與周遭一切都格格不入。
“低政治”在今日是不足夠的。總會有適合低政治存在的空間。在成員國中——實際上在所有國家，至少是美國，存在大量的“低政治”。在歐盟機構以及成員國行政機關，熟練的技術專家永遠有其需求。然而，“歐洲計劃”可以遠離高政治的日子結束了。原因之一是貨幣聯盟——技術官僚治下的歐洲的最后偉大成就——使介于低政治和高政治之間的“河岸”決堤了。這才是以下諸種危機現象的內在含義：2010年希臘的主權債務危機，伴隨著援助計劃強加而來的嚴厲的財政緊縮措施，歐洲債券市場的波動，希臘式危機在葡萄牙、愛爾蘭和西班牙若隱若現的影子，價值 7500億歐元的歐元區穩定基金的創設，尤其是扮演歐洲提款機角色的德國的焦躁與日俱增。2010年春季以來，歐元區已陷入混亂，由于歐元區是歐洲的中心地帶，這意味著非歐元區的歐盟成員國讓自己避開這種危機的傷害。
此次經濟危機本身，與1930年代的那次危機類似，是政治性的而非技術性的。投機性泡沫是引發本次危機的近因，但泡沫本身以及監管制度和吹大泡沫的經濟政策，卻是深思熟慮的政治選擇的產物。同樣與1930年代的危機類似，基于相互競爭的政治信條和不同的經濟哲學，此次危機已為再次出征創造了機遇。無論政治信條、經濟哲學的競爭結局如何，最終結果仍將是受政治意志驅使的政治選擇的產物。在美國，當選的總統可以幫助推動該意志的產生并對其加以集中關注，正如1930年代羅斯福總統以及當前的奧巴馬總統所做的那樣。但歐洲卻不存在相對應的歐洲意志，也沒有催生該意志的歐洲政治權威。
該情形幾乎完全適用于氣候變化領域。歐洲可以公平合理地聲稱它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作為超過了美國、俄羅斯、中國或印度。但在2009年的氣候變化會議上，該主張卻無足輕重。歐洲可以表明自身的重大成就和良好意愿，但它卻毫無政治影響力。在緊要關頭，其他大的經濟集團往往可以無視歐洲之主張，事實也的確如此。
氣候變化之影響以及它對全球政治的沖擊未必會一直保持迄今為止的不痛不癢狀態。在這方面，首要的是，照舊行事不再行得通。世界各經濟國集團將不得不痛下決心尋找各緊急問題的解決之道；而這一過程中對痛苦的分配將是一個極具高政治性的事務。它將會帶來一系列意義深遠的問題：關于分配正義，關于當代人對子孫后代之義務，關于窮國與富國權利之適度平衡，關于人類與其他物種間的關系。此類問題遠遠超越了低政治性的技術理性（low-political technical rationality）范疇。當然，它們也同樣遠遠超越了歐盟的能力范圍。就其性質而言，上述問題具有典型的全球性特征，其解決辦法也勢必具有全球性。但如果歐盟領袖們不參與全球范圍內應對措施之探討，他們就會辜負歐洲公民的信任。然而，如果歐盟無法做到以同一個聲音說話，如果缺乏借以凝聚民心的民主合法性，歐洲公民將無力參與歐盟事務。
在1780年代美國立憲辯論最有力的一次交鋒中，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嚴厲駁斥了他和其他聯邦黨人所極力反對并試圖取而代之的《邦聯條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所可能帶來的“令人厭惡的拖延，不斷的磋商和密謀，有關公益的卑鄙的妥協”。這些駁斥是如此尖銳，以至于我們并不能因它并非今日歐洲困境的準確描述而感到任何安慰。
重塑歐洲理想
那么，歐盟何以具有“低政治”偏好呢？應該如何加以克服？當然，該偏好是歐盟早期經濟主義的遺產。但不太為人所知的是，它同時還是冷戰的產兒，冷戰時期西歐在美國的保護傘之下尋求庇護。當時的歐洲共同體沒有理由——也沒有什么機會——進入“高政治”領域。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顧名思義該組織具有高政治性，負責處理歐洲的安全需求；華盛頓，新時期的“西”羅馬，是歐洲處理與自身密切相關之高政治事務的舞臺。然而，今日的歐洲已不再是以美蘇為首的東西方進行全球爭奪的戰場，美國也不再是歐洲的捍衛者和引領者。身處新的世界，歐洲早晚都要回答基辛格所提出的問題，正如美國人在1780年代尋找辦法來應對漢密爾頓的奚落那樣。如果不采取與220年前北美洲經歷過的類似的變革，歐洲將無法找到答案。
美國憲法之父們——正如他們在那不朽的話語中所闡明的——尋求建立“一個更加完美的聯盟”，因為過去的苦難經歷告訴他們：要在一個艱難重重的世界上生存，自身所珍視的自由必須深深扎根于有力而合法的統治之中。在這方面，今日的歐洲與1780年代美國的相似程度超過了大多數歐洲人和美國人的認知。畢竟，歐洲領袖們率先推出《憲法條約》和《里斯本條約》，是因為他們意識到，現有的歐盟治理結構需要徹底革新。
但悲劇之處在于，與美國憲法之父不同，歐洲領袖們既缺乏自信又傲慢自大。他們沒有美國聯邦黨人宏大的政治抱負；又未將歐盟的公民的主體性納入一體化計劃。但如果假定，因為種種原因，21世紀的歐洲無力舉行美國歷史上那種令變革成為可能的全歐范圍對話的話，那這就會是一個令人絕望的忠告。
歐洲對話該談些什么呢？又該如何進行呢？第一個必備條件是跨越國際關系的學科界限。對那些大量充斥國際關系領域的自詡為“現實主義者”的人們而言，民族國家被設想為一枚滴水不進的撞球，以它們為主體的國際關系則是一個“撞撞球的游戲”。哲學、道德以及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無關緊要，應當從嚴肅的討論中加以排除。國家是理性的政治行為者，是當前經濟危機中轟然倒塌的理性經濟行為者的近親。民族國家在理性判定的基礎上追求其利益，一如理性的經濟行為者那樣。它們會以夸大其詞的、說教的或意識形態的空話掩飾其利益追求。但這類空話只是個幌子；扯掉該幌子，赤裸裸的利益內核便會赫然顯現。正如許多主流現代經濟學家往往遺忘亞當·斯密、托馬斯·馬爾薩斯和大衛·李嘉圖等古典“政治經濟學”創立者的哲學和道德關懷一樣，許多國際關系專家也對部長、官員和輿論制造者們不約而同游弋其間的意義海洋不加理會——即便他們并未意識到這一點。
在英語世界，“現實主義”彌漫在公共文化的各個角落，結果在如何面對歐洲計劃的過去、現在以及可能之未來方面，形成了一種膚淺的、平面的和尤為陳腐的態度。因為歐盟不是也永遠不會成為由自利國家（self-interested states）所組成的微不足道的國家集團。現實政治助力了歐盟計劃的啟動，但現實政治本身并無法解釋該計劃的起源以及它在早期所取得的驚人成功。而這兩者均源于一個共同信念：兩次世界大戰的浩劫均源自道德和政治失敗，為了修復創傷，相互間的道德諒解和寬恕就必須壓倒狹隘的國家利益。這也就是莫內所言其目標是“人的聯合”（“unite men”）而非“國家的聯合”（“coalesce states”）的用意所在。莫內的夢想已經遠去，但它并未從歐洲情境中徹底消失。毫無疑問，歐盟由國家構成；這些國家追求其領導人所認可的利益。但歐盟同時還對相關國設定限制，這些限制源于一種社會科學意義上的“現實主義”所無法捕捉的復雜的相互學習過程——這種學習是道德的、哲學的，也是實踐的。
同樣，糾纏于歐洲研究專家們所鐘愛的具體制度細節，只會帶來更多的混亂，而無助于闡明問題。結構取決于目的；利益由理念來界定，而最終又取決于理念所概括的道德假設。在關于歐洲政治的學術著述中經常出現的一個主題是，在所謂的“修辭”（“rhetoric”）和“現實”（“reality”）之間存在著一種既定的反差。但說辭是現實的一個方面，而現實又被說辭所形塑。如果將修辭界定為有說服力的言論——理應如此界定——那么那些將自己不喜的言論一律貶損為“修辭”的現實主義者，其本身就在使用一種相當糟糕的修辭性比喻。《里斯本條約》之后，關于歐洲的有價值的討論必須超越此類修辭而向更深層次挺進。該討論必須緊緊抓住根本性的哲學和倫理問題，而當代歐洲領袖們在太多的評論員和學者的輔助和教唆之下卻刻意回避之，這些問題事關：政治的屬性以及政治中的人們、政治行動的可能性、民主在21世紀后現代世界中的含義、歐洲文明和歐洲理想的本質，以及歐洲人在當今世界中所應尋求的位置。
美國立憲論戰者均是實踐家，而非囿于門戶之見的理論家。他們并非利益政治——蓄奴州V.S.自由州、大州V.S.小州——的門外漢。但美國立憲者并未僅僅投身于利益紛爭。革命和戰爭的喧嚷使其徹底遠離舊有的政治和知識立場。他們將自身從英國直接管轄之下解放出來，他們必須決定如何運用到手的自由以及怎樣捍衛它。在立憲辯論中，他們將往昔的知識席卷一空，并對當代人的學術成果加以充分利用。同時憑借著令人震驚的實踐和智識創造力，他們還打破了當時人類普遍看法的藩籬，錘煉出一種嶄新的適應自身需要的政治科學。當前的歐洲不能盲目遵循美國立憲者的指引，但我們至少需要有他們那一往無前的主動性，以首要原則為思考的起點。
智慧的起點是承認這一事實：即便有了《里斯本條約》，歐洲計劃仍深陷令人難堪的悖論。歐盟是一個取得驚人成功的民主化的施動者，但光鮮背后潛藏著危機，歐盟自身的章程違背了它幫助大多數新成員國和部分老成員國所確立的民主原則。在歐盟的心臟地帶存在一種人們反復討論但卻仍一知半解的“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它同時也是一種領導權、意志和合法性赤字——而最終仍是政治赤字。歐盟機構無法激起認同，因為它們并未植根于認同；由于無法激起認同，它們也就無法帶領歐盟進入高政治領域，無法克服在全球事務中淪落為無足輕重小卒的危險。
歐盟“在多元中團結”（United in Diversity）的信條集中反映了曾經對莫內和其他歐盟創立者帶來激勵的美好愿景，這一愿景仍在激勵著歐洲領袖中的佼佼者。但該信條意味著在歐盟整體和特定成員國之間存在一種利益上的緊張關系，誠然，這是一種不可避免的、健康的緊張關系。這沒有什么不對或者令人驚奇的。聯邦和邦聯體制均存在這一問題，所有的多級治理結構均概莫能外。但歐洲的悲劇在于，其管理機構缺乏一種使其可以專注而有效地追求整體利益的道德權威：既成事實所賦予之合法性不再充足。結果便是，各組成部分的聲音過于響亮，而整體聲音則過于柔弱。
（大衛·莫奎德，英國歷史學家、曾任歐洲委員會首席顧問、牛津大學曼斯菲爾德學院院長。文章節選自作者2011年4月于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的“The End of the West – The Once and Future of Europe”一書第四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