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無論是民工潮還是遷徙潮，大多有著從小村鎮移向大城市、從內陸地區移去沿海地區的大趨勢，這一趨勢亦被認識為城鎮化趨勢。但從上世紀90年代始，隨著內陸地區的歷史資源、能源資源的開發，隨之而來帶動了當地旅游業、文化產業的發展，而同時還伴之以一定程度的“反現代化”城鎮化趨勢，相當數量的人逆大潮流而動，反而從沿海大城市逆向遷徙去西部的小城鎮謀求經濟發展和生活方式上的訴求。而麗江，這座1997年底被評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古城，也成為了遷向內陸中國的那些生意人和反現代化群體人們的最佳選擇之一，而在這背后帶來的卻是歷史文化資源背后頗為復雜的政治經濟觀念沖突，以及本地人與外來者之間博弈、共存和發展的關系。
就此問題，俄勒岡大學地理系助教授蘇曉波在今年7月的《中國研究》（The China Journal）上發表了《遷向內陸中國：文物遺產資源背后的家、游戲與政治》（Moving to Peripheral China: Home, Play and the Politics of Built Heritage）一文。文章以人類學訪談、田野調查的方式考察了數十名移居麗江時間長短不一的生意人、移居者，試圖厘清這些外來者的身份認同、外來者所帶來的旅游資本與本地的地方性資源之間的矛盾，乃至本地人與外來者之間的某種緊張關系。
蘇曉波教授認為，外來人群主要由兩部分構成，一類是看重了麗江等內陸中國城鎮的旅游商機的外來生意人，另一類則是為了追求自由、舒適、傳統和反現代化大都市的城市移民，當然對于后者來說，為了能維持生計，也會從事一些商業活動。但是對于整個外來群體來說，由于戶口制度的限制，他們自身的身份始終處于一個極端不明晰的狀態，對于生意人來講，他們本身并無成為本土人這種身份認同的焦慮，但是對于希望長期定居于此的外來者來講，他們一方面并不會把自己原來的所在地當成是家，但同時也無法在新移居的地方找到來自于社群、文化上的認同。這種“家”的認同來自于文化（移民新身份的建構以及日常生活的實踐）和經濟（謀利或謀生的可能性）兩個層面，這就牽涉到了社會經濟轉型背后的地方在處理本地人與外來者之間的“政治”。
由于地方政府所秉持的一些地方保護主義作風，使得本地人所擁有的城市景區文物建筑的產權與由外來人所帶來的服務型旅游資本之間的界限極為不明晰，在當地文化和政府的慣習和默許內，商業合同的約束性大打折扣，地方保護主義極大地限制了外來者的現代化語境下的法律權利，外來者不得不最大限度地克制和轉移自身的權利，以獲得在新移民語境下的生存空間，而唯一使得外來者可以與本地人和地方政府平衡的就是政府和本地人所不具備的管理才能、資本和商業頭腦。但是經過多年的博弈與妥協，在本地人和外來者之間，已經存在了一個較為明晰的和可被接受的中間地帶，這也是這場有一定規模的逆向移民潮所帶來的一種新型“政治”。? （文/阿蘇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