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丁
今年7月的一個上午，由于有難民闖入英法之間的加萊隧道，我被困在倫敦的國王十字火車站。出于安全的考慮，所有火車全部斷電，以防闖入者觸電發生意外，直至中午火車才恢復運行。在這一周，試圖通過加萊隧道進入英國的非法移民達數千人次，并且已有數十人在偷渡過程中死亡。英國內政部數據顯示，在2014～2015年度，英國邊境部隊與法國當局聯手堵截了3.9萬人次企圖闖入加萊隧道的非法移民，較去年增長了一倍以上。隨即在《星期天電訊報》上，英國內政大臣和法國內政部長共同表示，目前在英法加萊隧道附近的偷渡問題是“全球移民危機”的一部分。作為一個移民問題研究者，我第一次切身感受到媒體中越來越多提到的“難民危機”對歐洲人生活的影響。
隨著更多的難民涌入歐洲，意外事件也愈發頻繁地發生。8月27日，奧地利和匈牙利邊境高速公路發生了致使71名難民窒息身亡的“卡車偷渡慘案”。9月2日，年僅3歲的敘利亞小難民艾蘭·庫爾迪溺亡土耳其海岸，隨著照片被各大社交媒體頻繁轉發，全歐洲人的同情心幾乎同時被喚醒。一時間輿論紛紛轉向譴責政府此前對難民問題的消極應對，于是不僅各國政府紛紛表態將積極援助，歐洲議會也于17日緊急投票通過由歐盟委員會提出的一項12萬難民轉移安置計劃。與此同時，“難民危機”一夜之間席卷了各國媒體的頭版頭條。就在整個歐洲輿論一致表現出對于難民的同情與歡迎之時，國內媒體卻表現出對歐洲處理“難民危機”方式的各種質疑，認為這將給難民接收國帶來難以承受的負擔；更有甚者，竟將此看作是一個移民歐洲的捷徑。由于目前對于歐洲難民的報道與研究，缺少定性的、微觀的、針對具體個案的分析與討論，使得難民在輿論中所呈現出來的是一種符號化與臉譜化的特征，因而本文希望通過筆者在歐洲的一些實地觀察，結合對移民群體若干常見誤解的說明，呈現出一個對于歐洲難民危機的更為清晰的認識。
“馬克西米里安公園難民營”的故事
比利時布魯塞爾是歐盟總部所在，也是歐洲各國外來移民占總人口比例最高的城市（高達62%）。在位于布魯塞爾北站附近世貿中心大廈群內的比利時移民局，樓下有一座名為馬克西米里安（Maximilien）的小公園，在此次“難民危機”中也收納了大量的“難民”。由于移民局每天只受理250份難民申請，所以這些被官方稱為“尋求庇護者”（asylum seeker）的難民每天早上都要在大樓西側的入口處排著長龍等待提交申請。而在其申請被受理之前，尋求庇護者是無法獲得相關的福利支持的，只能使用移民局設在世貿大樓內的床位過夜，早上八點就需離開。9月2日，艾蘭·庫爾迪溺亡照片引發熱議之后，幾個比利時的民間組織不滿政府應對難民問題的拖沓，與一些志愿者迅速成立了一個為尋求庇護者提供幫助的公民運動平臺，以馬克西米里安公園為基地，為不同國籍、年齡與性別的尋求庇護者提供飲食、醫療、住宿、語言培訓、娛樂活動和心理支持等服務。
整個馬克西米里安公園營地以公園中心的球場為核心，周圍散布著400多頂大小不一的帳篷，這些帳篷都是由布魯塞爾當地的慈善機構捐贈而來。營地入口處懸掛著英阿雙語的“歡迎難民”的大幅標語，并有幾個大帳篷組成的接待中心，為新來的難民提供阿拉伯語及英語的信息咨詢。接待中心的對面是一個簡易的廚房，這里是整個營地里最為熱鬧的地方，每到飯點可以為300多人提供免費的肉、菜和面包。除了定點供應的熱食外，有一些布魯塞爾本地市民會帶一些自制的食品送到廚房來，供難民免費食用。營地中另外一個比較熱鬧的地方是語言學校，由于英語并非比利時的官方語言，難民未來生活中必須使用法語或者荷蘭語，因此這種培訓很受歡迎。原來安排的教室已經滿員，難民們正準備換到一個更大的帳篷里去上課。在這里，各方捐助的物資被集中管理起來，供難民有序地自行選擇。營地的運行都是由志愿者與難民共同負責的。在筆者首次探訪期間，看到志愿者正與難民用廢棄的木箱制作桌子，隔天這些簡易的木桌子已經成為食堂的餐桌了。
然而，這一自發形成的“馬克西米里安公園難民營”并未能持續太久。10月5日，營地被比利時政府要求關閉，在短短一個月左右的時間內，它已經接待了近5000名新到來的尋求庇護者，而9月份新注冊登記的布魯塞爾尋求庇護者人數則為5472人。營地被關閉后，大部分來自敘利亞與阿富汗的尋求庇護者都搬進了政府提供的世貿中心大廈的收容所內，組織公園難民營的民間組織也轉到大廈內繼續為難民提供心理和法律咨詢，及醫療援助、洗衣服務等。隨著尋求庇護者人數的不斷增加，目前比利時政府已經增加開放了第三處夜間收容所，但仍無法滿足需求，尚有50多人只能在街頭露宿。此外，并非所有的難民都搬入了政府提供的大廈內，還有將近100人繼續留守在公園的帳篷里不愿離開。他們即是所謂的“無證移民”（sans-papiers），大多數是曾經多次提交過難民申請，但未獲得難民身份的人。嚴格來說他們應被遣送回母國，但卻仍然長期滯留，所以無法和新來的尋求庇護者一樣獲得政府提供的免費住宿。事實上，他們才是馬克西米里安公園內真正的住戶。
“移民”潮？“難民”潮？
持續滯留在馬克西米里安公園內的“無證移民”，是歐盟的移民政策中，長期以來對于“難民”（refugees）與“經濟移民”（economic migrants）區別對待的具體體現。對于當前這次波及整個歐洲的大規模人口流動，究竟是稱呼其為“移民潮”還是“難民潮”一直爭論不斷。BBC等西方媒體長期使用“移民”這一相對中性的概念來描述，而半島電視臺則強調:“移民這個字眼已經不足以描繪在地中海地區發生的悲劇了。”“移民”這個詞匯在難民危機爆發以來，其含義已經開始衍變，與素來使用習慣中的定義有所不同——它開始成為一個負面的貶義的用語，不僅顯得不近人情，也將移民人群區隔開來，成為了一個剝奪受難者聲音的字眼。此外，對于移民還是難民的問題，匈牙利總理歐爾班也曾指出：“絕大部分抵達歐洲的移民并非難民，他們不過是想來尋求更好的生活，由于只想要‘德國生活’，而拒絕留在首先抵達的安全國家。”而聯合國難民署則認為今年等候在意大利或者希臘邊境的大部分人都來自戰亂國家，是毋庸置疑的難民，因而對于他們，國際保護是必要的。但同時他們也不否認其中一小部分來自其他地區的人企圖借難民的名義混入歐洲，用移民來形容這群人則更為準確。對于使用“移民”還是“難民”來定義目前流入歐洲的人群，并不只是一個簡單的分類問題，不同的概念決定了在接收國遭受的待遇，也決定了他們是可以合法停留還是會被遣送回國。任何國家都有權驅逐那些沒有合法證件的移民，而根據1951年的《日內瓦公約》及其他聯合國相關條約，國際難民有權尋求基本保護，也就是說到歐洲的難民即刻可以申請政治避難， 在這一時期內，接收國無法將難民遣送回母國。因而，在3歲的艾蘭·庫爾迪溺亡照片被廣泛傳播前，許多歐洲政治家更喜歡把目前逃往歐洲大陸的人們稱為“移民”或“經濟移民”，以此回避政府對“難民”應承擔的責任。
日常用語中，“移民”是一個較為寬泛的概念，主要指人口在空間上流動的現象，或是從甲地遷移到較遠的乙地定居的人。 從移民研究的角度而言，在現代以民族國家為主體的國際體系下，移民現象則可分為國內移民及跨國移民，而在此基礎上，為了尋求更優的經濟福利而選擇移民到另一個國家的人則被稱為“經濟移民”；而“難民”則是一個較為特殊的移民群體，主要指為了逃避戰爭或者迫害而被迫離開自己世居地的移民。在兩次世界大戰過后，難民的概念開始與民族國家與領土邊界緊密結合，并通過聯合國公約與其他相關法律的界定逐漸成為一個全球性的概念。1951年7月28日，聯合國會議在日內瓦通過《難民地位公約》（通常被稱為“日內瓦公約”），其初始目的僅在于處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歐洲地區的難民保護，并不適用于1951年1月1日以后的難民，歐洲地區之外的難民亦不被包括在內。但鑒于二戰后世界范圍內的地區沖突依舊不斷，難民問題已逐漸擴大為全球共同面臨的議題，因此聯合國在1966年11月18日通過有關難民地位的議定書，取消了地域和時間的限制，將原公約的所指范圍擴大至全球并適用至今。根據《難民地位公約》，“難民”這一詞被認為可應用在所有因種族、宗教、國籍，或由于參與的社會組織，或持有的政治立場而受到迫害，因安全疑慮，無法依靠所屬國家的保護，而離開所屬國的人群；此外，沒有國籍，或因為安全問題無法返回原居留地的人，亦包括在內。到2005年下半年，191個聯合國成員國中有146個加入了這個由聯合國難民專員辦事處促進和監督的國際機制。在歐洲，《都柏林第三公約》闡述了28個歐盟成員國及4個非歐盟成員國（冰島、挪威、瑞士與列支敦士登）之間對接收難民的責任及協調機制，指定了簽約歐洲國家對難民在《日內瓦公約》的規程下尋求政治避難的申請流程。其規定，對于尋求在歐盟國家避難的非申根簽約國人員，其首先進入的歐盟國家必須為其提供住所并處理避難申請。為了便于接收國管理和限制難民的流動，申請者需要停留在進入歐盟的第一個國家，一旦進入第二個國家，將會被遣返至入境國。這是前文所述匈牙利總理言論的背景，亦是9月初匈牙利曾阻止大批難民乘火車西行前往德國的主要原因。
基于以上各項條約及相關國際法律的界定，“難民”已經成為一個需要由具體的民族國家來認定的專屬的法律狀態：并非人人都可以宣稱自己為難民，難民的身份是需由聯合國或者庇護國確認的。因而如同馬克西米里安公園難民營里那些正在等待被比利時政府確定為難民的人，只能稱之為“尋求庇護者”（asylum seeker）。尋求庇護者是指逃離母國，暫時還未被接收國確定獲得難民身份的人，但由于國內學界及媒體較少有關于難民的討論，所以這一分類并不為人所熟知。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官員也曾指出，隨著全球化的快速發展，移民、尋求庇護者和難民之間的區別越來越模糊，因而非常有必要區分為尋求更佳經濟機遇的移民與那些需要保護的國際難民，以將有限的資源用于真正有需要的難民身上。然而，由于這些更加清晰的分類可能使移民流入國面臨更加艱巨的安置責任，因而越來越多的發達國家以及一些發展中國家拒絕做出這樣的區分，使尋求庇護者經常被描繪成非法移民甚至潛在的恐怖分子與罪犯，而不是有資格享有避難所、逃離迫害的難民，這種心態在此次的難民危機中亦可見一斑。
對于這次涌入歐洲的大規模“人口遷移”現象，不少中文媒體使用了“史無前例的難民潮”的描述，用以強調此次歐洲內部人口流動數量之巨。但事實上僅就歐洲近代史而言，類似的大規模移民潮在二戰之后至少就有三次。
第一次發生在20世紀40年代中期到60年代，移民群體以歐洲國家殖民地宗主國回遷的人民和殖民地本土移民為主，形成了一股殖民主義和后殖民主義的移民潮。據不完全統計,從1940～1975年，在西歐大約有700～850萬來自殖民地國家的移民，僅法國就接納了大約100萬外國移民。這些移民對西歐國家經濟的恢復重建以及社會的發展，提供了低廉的勞動力，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但同時在以后的歲月里也帶來了一系列社會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源于國家經濟和社會重建的需求，英、法、德等國面對戰爭帶來的勞動力缺乏等問題，相繼與其他國家簽署引進勞工協議或雙邊協議，大量地從土耳其、摩洛哥等鄰國引進勞工。因而在20世紀50年代初到1973年，歐洲形成了以招募外國勞工為主要特征的工作移民潮。譬如基于1964年比利時與土耳其所簽訂的“客居工人計劃”（Guest worker program），比利時允許土耳其居民到比利時暫時居住，并從事低技術農業、工業或家政工作，契約期滿就需返回母國。今年是該計劃執行后的50周年，據官方統計，目前有大約23萬來自土耳其中部和西部鄉村地區的居民仍然居住在比利時。而德國方面，共有1400萬外國人通過客居工人計劃來到德國,期滿后雖有1100萬人回到了自己的祖國，但仍有300萬人留在了德國。從20世紀50年代到90年代，在冷戰體制的背景下，來自于原社會主義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的移民形成以避難為主要特征的移民潮，這一時期的移民正是以難民的身份（政治難民、經濟難民、戰爭難民）進入西歐的。僅以德國為例，1949～1961年，大約有310萬德國人，從東德來到西德。1978年12月3日，當第一批越南“船民”乘坐海虹號油輪漂洋過海，歷盡千辛萬苦到達漢諾威的時候，德國媒體將他們視為不堪忍受“獨裁統治”的逃亡者。在1978年后的幾年間,德國一共接收了315萬名來自包括越南在內的東南亞地區難民。這一時期，“來自東德、波蘭、蘇聯、烏克蘭、北越的難民，在以聯邦德國、瑞士、法國、瑞典為代表的西方國家被熱情接納。直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歐洲大部分難民和尋求庇護者都主要來自東歐社會主義國家，20世紀80年代下半葉，轉變為以來自第三世界國家居多，冷戰結束后則主要來自東歐和南歐（宋全成，2004）。
冷戰結束以后,進入西歐的移民主要有如下三大類型：一是來源于原東歐國家的移民，包括了東、南歐國家的回遷移民和來自東歐國家的合法移民。二是來自亞非國家的非法移民。自20世紀70年代歐洲移民政策發生逆轉，西歐各國政府倡導“零移民”主張以來，非法移民現象愈演愈烈。據歐盟和國際移民組織估計，1990年歐洲有非法移民200萬,2001年上升到300萬，目前仍以每年40萬～50萬的速度遞增。第三種，則是巴爾干半島等南歐戰爭國家的難民（宋全成，2006）。根據歐洲統計局的數據，僅1992年，當時的歐盟15個成員國就收到了67萬份尋求庇護的申請，2001年達到了42萬份的一個小高峰（27個成員國總數）。并在其后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都保持在每年20萬～30萬份之間。而自2011年又開始了快速的增長，2013年歐盟各成員國一共收到了43萬份尋求庇護的申請，2014年則達到62萬份（Eurostat，2015）。
根據國際移民組織的數據，截至日前今年共有80多萬難民與移民通過陸路和海路抵達歐洲（IOM，2015）。由此可見，目前我們所經歷到的這一大波 “難民潮”，并非是陡然出現的。盡管中東緊張的局勢無疑是這股移民潮流的主要推動力，但它在某種角度上仍可以看作是歐洲在冷戰結束后大規模人口遷移的一個線性延續。此外，根據伯明翰大學Nando Sigona博士的研究，由于對此次進入歐洲的難民（移民）總數的統計是基于不同國家和機構的計算最后匯總的，因此存在很大數量人群被重復計算的情況。歐洲邊境管理局也同意：“不規則的跨境流動使得很多人被重復計算，例如有大量的人在抵達希臘時被計入總量，而在第二次通過匈牙利或者克羅地亞進入歐盟時又被統計一遍。”（Sigona，2015）因而對于目前的“難民潮”的真實規模究竟有多大，還值得仔細考慮。在敘利亞政局造成這批移民更具特殊性的同時，由于媒體的渲染，普通民眾勢必對所謂“突然出現”的巨大移民潮充滿莫名的恐懼，但對歐洲的移民史稍加梳理之后，在了解近年來歐洲接納的移民數量后，也許能夠為看清目前局勢提供另一個視角。
混雜的人群
對于這群越過地中海的人群究竟是“移民”還是“難民”的爭論，雖然在很大程度上是歐洲政客們在“難民—救助道義 vs 移民—嚴格控制”的二元思維下用以逃避現實問題、減輕經濟負擔的策略。但也正是由于當代移民群體的多樣性與復雜性，使得這種策略的實現得以可能。在傳統的移民管理政策中，移民群體的身份一直被單一化、同質化，而忽視其中的多樣性。2005年，Steven Vertovec 提出了“超級多樣性”（super-diversity）的概念，強調了移民群體內部的差異。他以英國的索馬里人群體為例，指出其并非一個單一的同質社群，內部包含了英國公民、尋求庇護者、難民、非法滯留者及從歐洲其他國家二次移民來的索馬里人等多樣化的身份（Vertovec，200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在馬克西米里安公園內駐扎的“難民”們也是一個超級多樣性的群體。在親身探訪之前，筆者從媒體上獲得的印象是，這個營地中居住的是來自敘利亞的尋求庇護者，探訪后才驚訝地發現該營地內人群的多樣性非常豐富：有敘利亞人、阿富汗人、伊拉克人、巴基斯坦人、剛果人；有非法滯留者、街頭流浪漢，也有等待獲取文件的尋求庇護者。不同性別、年齡、宗教和語言的群體都在這個營地里占有一席之地，他們中有真正逃離“伊斯蘭國”和敘利亞內戰的難民，也有渴望在歐洲建立新生活的所謂經濟移民，更多的情況是在同一個移民身上存在逃離戰亂和尋求更好經濟機會的雙重需求。
在難民營中，有一位法律系學生Mohamed，一年前為了躲避戰爭而離開敘利亞。他和父親在土耳其失散，為了尋找對方，Mohamed步行了350多公里在匈牙利和塞爾維亞間往返數次，并兩次被匈牙利邊境警察逮捕，在被關了一個多月，交了50歐元罰金后才被放出來。后來他取道德國，終于在布魯塞爾和他父親重聚。他的父親則是乘小船在海上漂泊了20多天，才到達意大利，最終到達布魯塞爾。雖然Mohanmed并未告訴我他父親付了多少錢才得以搭上那艘從土耳其出發的小船，但筆者注意到，9月英國警方搗毀了迄今歐洲規模最大的“人蛇集團”（偷渡集團）之一，該組織將偷渡者從土耳其運到德國或意大利的隱蔽藏身處，然后又將他們送往法國加萊或比利時邊境，接著伺機偷渡到英國，偷渡費用高達5000～9000美元，這也提醒我們考慮能夠來到歐洲的這批尋求庇護者中收入水平的多樣性，他們并不都是“一無所有”的難民。從Mohanmed與其他馬克西米里安公園內難民的例子中，可以看出他們這一群體在移民路徑、動因及目的上的多樣性。在2015年上半年橫渡地中海的人群中，以來自敘利亞、阿富汗以及厄立特里亞的人數最多。據聯合國難民署的調查，敘利亞人的逃離被普遍認為源于內戰，阿富汗人被證明在逃離沖突，而厄立特里亞人的恐懼則源自國內的政治迫害。據歐洲邊境管理局的研究，由于地緣原因，非法入境的難民身份與其來歐洲的路徑有很大相關性。一條是中地中海通道，即從利比亞出海，越過地中海，到達意大利；使用這條通道的主要是厄立特里亞人和尼日利亞人。另一條是東地中海通道，從土耳其坐短途輪船前往希臘，從希臘一路北上，穿過巴爾干地區非歐盟的馬其頓和塞爾維亞，來到歐盟申根區的匈牙利；使用這條通道的則主要是敘利亞和阿富汗人。今年1月到7月共有9萬多人從中地中海通道非法入境歐洲，通過東地中海通道則涌入了12萬人。此外，為避免從海上偷渡帶來的生命危險，現在難民們又挖掘出一條赴歐新路線“北極路線”。先抵達俄羅斯港口城市摩爾曼斯克（Murmansk），然后再騎車進入挪威。
在解釋移民行為的動因及目的時，“推拉理論”是一個最為基本的解釋模型。但若如果只考慮將戰爭作為推動難民前往歐洲的唯一因素，則會使得對移民行為的理解簡單化與片面化。參考魯汶大學 Johan Leman教授的研究，筆者整理了解釋本次歐洲難民潮中的移民動因的一個較為細致的推拉模型（如圖1所示）。
基于以上的推拉動因分析，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本次難民危機形成的原因，而令歐洲社會對本次難民潮中難民特征非常驚異的一點，就是年輕難民對于智能手機的使用。對智能手機及社交媒體的熟練使用，使得難民對于歐洲社會的資訊獲取、傳播得更加快速，可以迅速獲知歐盟各國差異巨大的難民政策規定，規劃避開警察的移動線路，選擇合適的移動策略。有關難民群體的研究中，也早已指出智能手機對于難民群體在恢復心理創傷，發展出新的社會認同方面的作用。
成為“難民”的艱難過程
在有關本次歐洲難民群體的媒體報道中，國人有一種較為普遍的看法，認為難民占了一個大便宜：能夠順利獲得歐洲國籍，享受相關的福利待遇。但事實是，要成為一個被接收國認定的“難民”的程序非常曲折。這種錯誤的認知，也與一般國內語境中對于“難民”、“移民”和“尋求庇護者”概念的缺失有關。從敘利亞、阿富汗等地歷經千辛萬苦來到馬克西米里安公園的人們，只是“尋求庇護者”，離獲得比利時法律規定的，可給予“難民”的免費住宿與食物等福利待遇，還有一個漫長而繁復的過程。這也就是為何需要志愿組織在馬克西米里安公園內為他們提供各種支助，因為依據相關條約和法律對“難民”的界定，比利時政府對還未申請成為尋求庇護者的人不負有援助責任。
從馬克西米里安公園到比利時的移民管理局只需步行兩分鐘，但從遞交難民申請開始，到最終獲得認定為難民身份，至少還要花上數月的時間。雖然目前已經加緊了處理速度，但移民管理局每天仍僅能接收250份難民申請，這個數量完全無法滿足新來者的數量，但他們除了耐心等待別無他法。提交了申請的人，可以獲得一張身份證明文件，此時他就成為被比利時政府所認可的“尋求庇護者”；他還將獲得一張免費的火車票和一張告訴他要如何前往他被分配的難民安置營的地圖。在安置營內，他可以獲得免費的住宿和食物，還有少量的零花錢。接下來，就進入了一個漫長的難民身份審定程序。這一程序，至少需要半年的時間。在目前的難民大量涌入的情況下，被積壓的申請越來越多，德國僅在10月底，尚未處理的庇護申請數量已達32.8萬份。
根據歐盟法律，難民身份的審定一般有四種結果。一種就是被認定為難民，獲得難民身份及相關法律規定的待遇。第二種是不被認定為難民，但有充分理由證明如果申請者返回原籍國將會對他個人人身安全造成嚴重傷害，則會獲得輔助保護 （Subsidiary Protection）。第三種是不符合前兩種狀況，但出于人道主義給予居留權（Authorisations to Stay for Humanitarian Reasons ），但這大多只針對未成年人和重癥患者。第四種結果則是被拒絕認定為難民。以上判定都有初審結果與終審結果兩次機會。據歐洲統計局數據，2014年，歐盟28個成員國共審定25.7萬份難民申請，其中只有25%獲得了難民身份，55%被最終拒絕認定為難民。以比利時為例，2014年僅有6460位申請者最終獲得了難民身份，約占總數的30%。理論上，一個尋求庇護者在被拒絕認定為難民后，也就成為了“無證移民”，就需要被遣送回母國。但事實上，由于接收國移民管理部門的經費限制或人力限制，他們往往會繼續潛藏在本地，如同馬克西米里安公園里滯留者一樣；早期還可以換到另外一個歐盟國家重新進行申請，但隨著歐盟生物簽證技術的普及，一旦在一個國家被記錄申請拒絕后，現在已經無法前往其他歐盟國家申請難民身份了。
在歷經艱難獲得難民身份之后，這些新難民還將面臨一系列如何融入接收國地方社會的問題。此次難民潮中，德國一直主張大批的難民可以補充其國內市場的勞動力空缺。但簡單認為難民可以解決歐洲勞動力不足問題的論調，一方面忽略了難民融入接收國會面臨的一系列語言、文化、專業技能培訓等問題。這是需要一個長期過程的——一個準備較為充分的經濟移民尚且需要通過若干年，乃至需要第二代才能融入，何況一個被迫移入的難民呢？另一方面，這種提法也忽略了難民對自身工作的期望。由于語言與技能方面的不適應，接收國所能提供（或者是期望）給難民的往往是低收入、重復性強的本國人不愿意做的工作，而這些是否能夠為在母國已處于中產或以上階層的難民接受呢？
危機何在？
基于以上思考，筆者認為此次難民潮所引發的危機，其根本并不在于突然大量的難民涌入，以至于歐洲無法承受。正如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所言：“如今逃到歐洲的難民人數是前所未有的，但他們仍然只是歐盟總人口的0.11%。”目前看來，歐洲各國對于難民的控制，還是比較有序的。但難民潮卻從三個不同層面引發了歐洲社會較深層次的危機。
首先，是在歐盟經濟持續低迷的背景下，失業率高居不下，南部歐洲國家經濟普遍不振，而難民又大多通過這些深陷債務危機的國家進入歐盟，給當地居民帶來的一種危機感與不滿的情緒。同時，對于正在努力刺激經濟的東歐國家而言，歐盟委員會所提出的均攤難民的配額制，其需要的安置外來人口的資金與資源，為他們帶來了新的經濟負擔。
其次，在歐洲，融合移民的文化多元主義政策廣泛受挫，宗教融合問題日益明顯，且難民又大多來自伊斯蘭教國家，不免帶來一種普遍的擔憂。特別是在社交媒體上被廣泛轉發的伊斯蘭國利用難民潮派遣自殺襲擊恐怖分子進入歐洲的消息，更是讓剛剛經歷巴黎恐怖襲擊的歐洲民眾擔心不已，進而形成了一種針對伊斯蘭的社會情緒危機。而對于東歐國家而言，因為他們歷史上很少有穆斯林背景的移民進入，所以這不免也會被認為將對他們社會的安全與穩定造成影響。
第三，是對歐洲一體化的危機。在面對難民問題上，歐盟各成員國之間利益沖突明顯，分歧較大，缺乏普遍共識。歐盟內部國家間的“邊境控制”首次因為難民問題而重新啟動，這是自1985年《申根協定》簽訂以來，歐洲內部自由流動所面臨的重大危機。盧森堡外交大臣阿塞爾博恩曾警告：由于難民潮所帶來的一系列連鎖影響，《申根協定》將名存實亡。同時，對“難民應該在首個安全國申請庇護”原則的違背，也破壞了《都柏林協議》的主要原則。德國與東歐等國在均攤難民配額方案上的強硬對峙，甚至歐洲各國內部決策層與執行層在難民政策上的公開分歧，都為歐盟最為核心的“團結”價值觀帶來重大挑戰。
難民問題離中國遠嗎？
從地理上看，在今天歐洲發生的“難民危機”離中國十分遙遠，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其實并沒有國家能夠脫離此次事件而獨善其身。日前德國駐華大使柯慕賢在接受《南華早報》采訪時就表示：“我們看到一些國家，例如加拿大和美國，已經在準備收容難民。而另外一些國家，例如日本，則從財政上提供協助。歐洲和德國將會很感激來自中國的重大貢獻。”表達出對中國方面提供政治和財政幫助的希望。
在難民問題上，中國政府于1982年有保留地加入了聯合國《關于難民地位的公約》。據此，中國在面對國際難民問題時，有責任履行公約中為難民提供房屋、公共教育、公共救濟等方面的優惠待遇的義務。歷年來，中國也確實接收安置了不少難民。如在20世紀70年代越南“排華”潮中，中國共接收了26.5萬越南難民， 并將其安置在廣西、廣東、云南、福建、江西5省的263個國營農場中。1979年末，蘇聯侵略阿富汗，中國開放中阿邊境，暫時接收了6萬多阿富汗難民。在1980年至1988年，中國作為南亞難民的中轉國，又接收了2萬多印度錫克族難民和斯里蘭卡泰米爾族難民。這批難民后來絕大部分轉往美國、加拿大和德國、意大利、西班牙，也有一小部分留在中國，主要集中在北京、廣州和昆明三地（胡賁，2009）。近年來如2012年，緬甸政府軍與克欽邦獨立軍之間戰事升級，有近4萬名羅興亞難民涌入中國境內，均被妥善安置。
從國際移民的大趨勢上來看，整個國際移民流動的方向還是以“南南”（即發展中）國家間的流動為主。雖然本次歐洲難民潮的熱點是西歐國家，但當歐盟還在為12萬的配額爭吵不休時，土耳其、黎巴嫩、約旦等國已經接收了超過400萬敘利亞難民。由于以發達國家為目的地的逃難費用并非一般人所能承擔得起，因此大部分的難民還是選擇地緣較近的發展中國家作為目的地。反觀中國有14個陸地鄰國，基本都是發展中國家，因而周邊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局不穩都有可能造成邊民或海外僑胞涌入中國境內，從而形成難民問題。另外，由于改革開放和經濟的發展，中國目前正成為國際移民的熱門目的地或中轉地，大批非洲及東南亞人士因商貿及其他原因已在中國（如在廣州的非洲人）長期居住，如果其母國發生重大變化，也將可能造成一個非地緣性的難民群體。
從難民流動的推拉模型上來分析，隨著科技發展與全球化的進一步深化，地緣因素對難民移動的限制將越來越弱；與此同時，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不但為中國打通世界市場，也打通了更廣泛的世界移民流動的通道。因而中國在吸引難民的拉動因素方面，對未來難民問題的影響將更為明顯。筆者認為以下四點都將對難民是否選擇中國作為目的地產生影響：中國將為自身塑造何種大國形象，一方面良好的國際形象將意味著需要承擔更多諸如安置難民的義務，另一方面如果一味宣傳中國的強盛而忽略地區間發展不平衡，也會使難民產生與實際脫節的幻想；其次，中國的移民政策與社會福利政策的制定也會左右難民的選擇；再次，難民群體是否在中國內部已有基于血緣、宗教、商業、文化等往來的社會關系網絡（如上文所述的非洲、東南亞商人等）也是有力的拉動因素之一；最后，中國的人口政策及對勞動力市場需求變化也將影響中國政府對收納難民政策的考量。由于現有的模型是基于對歐洲難民潮分析所得，在中國未來將會面臨的難民問題中，還會遇到哪些其他影響因素還值得進一步研究。而這一研究則需基于跨學科的理念，重視定性與定量的雙重分析，也勢必需要結合社會學、人類學、宗教學、法學、政治學、歷史學、經濟學、數據收集與處理等各專業以進行綜合性研究。
（作者單位：云南大學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研究中心、魯汶大學多元文化、移民與少數族裔研究中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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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Nando Sigona, Seeing double? How the EU miscounts migrants arriving at its borders, https://theconversation.com/seeing-double-how-the-eu-miscounts-migrants-arriving-at-its-borders-49242
6.Steven Vertovec, Opinion: Super-diversity revealed, http://news.bbc.co.uk/2/hi/uk_news/4266102.stm
7.關于流入歐洲的難民數量，國際移民組織專門設置了一個實時數據更新網站，詳見 http://migration.iom.int/europ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