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雅仲
本文旨在檢視當下臺灣的民主危機，以及這一危機下臺灣社會的再政治化現象。2014年3月的太陽花運動在震驚全球的同時，亦撼動了臺灣社會，面對迅速轉變的政治與社會環境，研究者試圖對其做出解釋：署名“工人國際委員會”的團體，以《臺灣新世代的窮忙族》為題撰文，提出社會不公才是太陽花運動爆發的根本原因。曾任臺北市民政局長，現在致力于理解中國“海西”戰略的政治評論人林正修，則在《太陽花的基因焦慮》一文中分析了這場運動及其后的相關評論中所蘊含的中國因素。近年來，臺灣學者圍繞中國因素展開了數輪辯論，例如吳介民和趙剛等社會學者的迥異見解。太陽花運動則讓這些“異見”發酵，產生了林正修所說的“基因焦慮”，深怕自己的立場不再得到新世代的青睞。[1]
綜合這些評論對當下臺灣政情的提問，本文將從社會不公和中國效應的角度，闡述太陽花時代的臺灣新政治。21世紀初期的幾年中，臺灣在這兩個面向的急速變化，奠定了太陽花運動的社會基礎，也成為新世代政治所面對的難題。
想象社會不公
社會科學家習慣將1990年代以降稱為臺灣的“社會運動的年代”。[2]90年代臺灣政治的最大成就在于處理了民主化過程中的分配不公與文化差異的問題，并通過抗議或倡議的過程，迫使國家機器直面社會中的怨懟與不平之感，并采取應對措施。社會不公在后威權時代的大部分時間里，都是通過這一動態過程才得到某種程度的平衡與抵消。
不過，過去10年的金權政治卻導致了一個根本的變化，即受到全球性新自由主義資本擴張的影響，資本與勞動之間不對等的杠桿平衡遭到了破壞。許多社會科學家試圖理論化這個前所未有的全球掠奪，Henri Lefebvre的關于城市化的研究重新受到關注，地理學家David Harvey、Andy Merrifeld和Neil Brenner基于Lefebvre的完全城市化預言（寓言），分析全球資本積累所具有的破壞性，同時主張尋找新的出路。[3]
透過這些對新千年社會不公的警告，我注意到臺灣新一波群體抗議動員中的想象政治，這個想象過程主要是基于對Guy Debord所說的“美景社會”（society of the spectacle）的概念的挑戰。[4]資本主義透過創造無歷史的“美景社會”，建構出一個具有致命吸引力和震懾力的商品世界。Arjun Appadurai和Charles Taylor說的社會想象則試圖擺脫這一概念的束縛，即行動者透過再詮釋、感受與評價周遭意象，重建與對象或環境的新關系。[5]
顯現在21世紀臺灣的“美景社會”是所謂的都市主義，我將都市主義視為某種都市發展模式的運作過程，某種都市生活的社會與文化建構，以及某種都市經驗的形塑過程。通過對空間的重塑，這一波的都市主義主要聚焦于對土地的意義建構，包括市場力量介入下的土地商品化的問題，全球城市論述將土地建構為全球生產鏈條中可連根拔起和隨意組裝的空間素材。
社會學家王振寰已經提到臺北如何從1990年代初期開始，競逐建立自己全球大都市的地位，[6]如同Michael Sorkins早先在美國城市觀察到的一樣，此時的臺北充斥著商品化和私有化。[7]地理學家周素卿和他的同事在晚近的研究中，將這一波亞洲城市擴張視為全球新自由主義資本重構的一環，他們使用David Harvey的“掠奪式增長”（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概念，認為這個新經濟力量著重于土地掠奪，以刺激成長與發展。[8]過去20年來，數件大型都市開發案將城市變為私人資本的競逐游樂場，公有土地變成高檔的商業與住宅用地。[9]
這個“美景社會”持續擴張，在21世紀第一個10年的后半葉以都市更新和新市鎮開發知名，影響到家戶與農地，這也是過去數年來的社會動員的主要場域，尤其是學生運動。在這節的剩余篇幅中，我將以我的研究案例為例，分析都市意識形態如何促成新竹縣竹北市的形成與擴張，又如何造成內在的矛盾與沖突，農地在這個過程被圈換成新都市計劃用地，農莊被拆除，農民于是消失。
其實1990 年代以來的臺灣大型建設計劃已經試圖重定義土地概念。在上一世紀最后的 10 年間，官方透過制定或修改土地征收條例、都市計劃法，區域計劃法、獎勵投資條例、環境影響評估法等，加上提出并執行大型建設計劃，例如亞太營運中心、綠色硅島到現在的愛臺建設等，轉換了整個社會的愿景想象與認知結構，重新編織了一個立體的意義網絡，改變了體系運作的方式與日常生活的形態。
2008年之后開展的六都行政區劃的改制，即代表最新一波的都市化下的土地變革。我的研究案例處理的地方因鄰近新竹科學園區和新建的高速鐵路新竹站，且受到新竹縣政府遷入竹北后實施大規模都市計劃的影響（占地超過1000公頃），因此早在1990年代末期就成為新形態造城運動（亦即新都市主義）的關鍵目標。
靠著地方政府、大學、建商與工商部門的集體合作，這個新造城計劃勾畫了一幅適居、優美且“尊重”生態與人文的成長型都會藍圖。成長聯盟里的官員、建商與大學教授創造了“璞玉田”的稱呼，來美化這個空間生產的過程。“璞玉田”這個怪異的組合名詞，是北新都市規劃過程中的一個復雜產品。在造城的美麗愿景的規劃構想下，原有的農村聚落被描寫成都市邊緣濫建的違章區域，阻礙城市發展并危害生活質量，但詭異的是，土地卻在這個文化污名化的過程中被凈化漂白，并啟動了進一步的美景再現。
這個美景生產過程伴隨著的是激烈的土地轉手，意義和貨幣在交互運作的過程中相互撞擊提攜，生產出新的事物。就是在這樣的結構–歷史的基礎上，竹北的在地農民行動卻值得反思。在反征收過程中，農民通過建構一個新的社區想象，從而為其抗爭運動提供了重要的驅動力，尤其是通過挪用“璞玉田”的意象，再造了一個可和都會生活并存互動的農業生活小區與鄰里網絡的形象。
我的研究顯示了一個多面向的想象政治。過去幾年來，小農文化出現了一個轉向，這主要和跨國糧食工業霸權下瀕危的國家農業有關，長久遭到漠視的農村生活突然吸引了廣泛的注意，這鼓勵了在地農民訴說他們的故事，并得以流傳。這當然有來自一些非政府組織的幫忙，包括臺灣農村陣線和荒野協會，這些社團的會員（許多是大學生）協助訪問和出版這些農民的口述故事，公共電視和網絡新媒體（像陽光衛視）也制作專題報導，讓這些小農得以在電子和網絡世界中發聲。另外，這些農民故事也意外吸引了許多不同背景的人加入當代農民的行列，荒野協會就號召會員成為竹北市農民的共作者，和農民學習耕作，有些人一開始只是為了體驗，卻成為專業農民，試驗所謂自然農法，以別于用藥灑肥的傳統農業。
最重要的是，這些訴說和流傳的過程，帶出了一群農民行動者，愿意挺身而出捍衛家園。不過，家園的再想象卻激起了對環境、地景與社群的不同認知與情感反應，讓這一波的農業爭議不只是一種回歸傳統的鄉愁。面對成長聯盟的美景政治，農民行動者的想象政治必須產生新的創意，并在實踐過程中實驗新的在地意義，和規劃新的抗爭策略。有時創意來源于跨國的盟友，臺灣農村陣線曾邀請了農民之路 （La Via Campesina）國際團體來到村子，進行對話和合作。
在這個共同想象過程里，最引人注意的是農民在動員過程中，顯現出來的對利益、風險和公平的新的看法。行動者提出對世代和未來的想法，無歷史的美景政治因此遭遇各種不同的時間想象抗衡，生活的意義在地方、空間和小區概念的探討中，被賦予不同于金錢游戲的內涵。堅持對耕地的保護不再只是抗拒發展的不知變通，而是對家庭、世代和萬事萬物無法推卸的責任。
本土中國效應
對很多人來說，太陽花學運一個最重要的成因是臺灣民主生活里所謂的“中國因素”，過去對“中國因素”的分析較少觸及臺灣內部力量對于文化價值的爭辯與選擇。我在這里用“中國效應”來取代“中國因素”，因為“效應”一詞不易被誤解成“背后有一個推動者刻意造成這些現象”，以避免和國民黨威權統治時代宣傳的中共形象一樣，旨在創造一個暗中策劃陰謀的假想敵。中國效應指的是在一般的思想研究與媒體修辭里普遍存在的一個和“想象的中國”有關的說法與論述，尤其是，這些說法與論述在現實政治過程里產生了一定的效果。
這次的太陽花學運起因于立法院草率通過國民黨政府和大陸間簽訂的服貿協議，雖然中共方面已經幾次對這個對臺灣絕對有利的貿易協議引起爭議表示不解，不過這個爭議其實說明了中國效應在過去10年來對臺灣的深遠影響。臺灣的中國效應和國際上一般說的“中國模式”有關，不過在臺灣的脈絡里，這些有關中國特殊發展模式的政治經濟分析，常經過不同的翻譯和挪用，因此不一定能分辨出“中國模式”和不同說法之間的淵源關系。雖然兩岸分離多年，但卻分別以不同方式追求所謂“富（國）強（兵）”的中國。尤其是21世紀臺灣經濟面臨持續衰退的危機，前途茫茫的感覺使得大眾對民主生活產生懷疑，某種反民主的情緒油然而生，這恰好為一個處于上升階段，且常是跨海峽的精英主義提供了掩飾。作為民族主義的一種變體，這一精英主義試圖改變民主化多年下來形成的共有分享的社會意識，以及集體討論的決策模式。
這個臺灣版“中國模式”的精英主義說法，雖然并沒有在大眾論壇里公開宣傳過，但所謂“中國崛起”的討論卻早已甚囂塵上。當然國民黨在1980年代前也擁抱所謂的亞洲價值，強調亞洲經濟發展的特殊模式。在21世紀的臺灣，80年代“亞洲價值”的論述與當下“中國模式”的說法合流，并進一步轉化為新的文化與政治模式。Arif Dirlik在“The Idea of a ‘Chinese Model’: A Critical Discussion”一文中的討論，[10] 為我們提供了理解這個新的文化政治模式的觀點，與其說中國模式是在說明中國經濟發展的特殊性，倒不如說中國模式提供了一個傳統主義的解釋架構，以去除大家對革命時代的回憶，這個集體失憶導致對市場效率的無止盡的追求。
在臺灣的脈絡里，這個本土中國效應也有類似的效果，不過其試圖帶來的是對民主的嫌惡。這個嫌惡感的制造來自于媒體呈現與學界論述，影星成龍在2004年惡名昭彰的“臺灣民主只不過是一個笑話”的評論是一個開端，到2014年鴻海總裁郭臺銘同樣令人訝異的“民主不能當飯吃”的批評，剛好是一個10年。這10年間，兩岸的對話著重于所謂的“海峽紅利”，亦即經濟整合帶來的效益，不過實際的結果則是許多紅頂商人和政客囊括了大半的利潤，更甚者，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媒體哄抬所謂的CEO-官員合體，表面是因為韓國總統李明博上臺的花絮報導，事實上則不能脫離這個跨海峽的新情勢，也就是大財團成為所謂海峽紅利的代言人，商人則成為實質的執行（政）者。
和媒體炒作相比，學界交流帶來的效應比較不為人知，并隱藏于拗口的理論語言中，但其潛在的影響力卻不容小覷。近幾年的交流中慢慢浮上臺面的是像Daniel Bell和蔣慶等倡議的所謂“賢能政治”（meritocracy）。[11] Bell曾受邀在臺灣大學舉辦的新儒家研討會中擔任主題演講者，討論如何調和民主與賢能政治。雖說是調和，Bell的立場則大半是反民主的，至少認為民主不適合在非西方社會中推行。他和蔣慶都倡導某種當代的儒者治國的模式或“儒家憲政”，Bell提出“賢士院”，而蔣慶則提出“太學”，作為象征性的和實質的政治領導者，以體現一個儒家的文化、政治與法律的秩序。
但是不管他們兩位講得如何理直氣壯，臺灣仍是一個成功的民主案例。為此，Bell用他的書（Beyond Liberal Democracy）的相當篇幅來攻擊臺灣民主，認為臺灣民主雖然看起來正面成功，但是“很少有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從臺灣得到啟發”，愈了解臺灣的學者愈是譴責臺灣的民主發展，甚至譴責臺灣民主造成了外省人受到政治歧視。不過隱藏在這個受限的外省人政治機會的說法下面的，其實是臺灣的“去中國化”問題，Bell認為從李登輝到陳水扁的去中國化政策使得大陸學者“一致地”鄙視臺灣民主，因為臺灣民主竟然攻擊他們珍視的文化認同。臺灣大眾的不理性、狹隘性和排外性展現出民主最糟糕的面向，反而是中國大陸可以理性小心地不讓兩岸的局勢無法控制。[12]
民主圍城
Bell的說法在臺灣的高等學府引起熱議，并和前面談到的媒體效應合流，強化了民眾對民主的嫌惡感。就在2年多前，中央研究院社會學家吳介民仍在解除戒嚴25周年前夕投書報章，感嘆年輕世代“感覺政治骯臟”，[13] 很多評論者也察覺到前幾年臺灣反動的去政治化現象。
但在這個大眾政治冷漠的背后的則是跨海峽資本代理人的頻繁互動，更甚者，這些代理人成為最新的政治評論人，前面說的郭臺銘即是一例。其實在臺灣的內部脈絡里，本來就有產官學合作的傳統，但是這個新世紀的現象則是這三個角色趨向合為一體，具象化了蔣慶說的政治儒者，以及臺灣媒體所推崇的CEO-官員合體，這個變形金剛也使得這個形成中的跨國代理執行者階級擁有前所未有的權力。
這個新的三位一體精英主義的形成，從跨海峽的對話初始就開始了。辜振甫曾是1990年代臺灣方面首席談判代表，他被視為一個慈善的銀行家轉為政府官員的典型，同時也是中國古典文學藝術的專業鑒賞者，他會和他的對手汪道涵談論京劇和詩詞，媒體對這些橋段的注意可能高過對會談的主題或內容的關注。主流媒體其實一直流傳著蔣經國總統執政是臺灣社會的黃金時代的神話，他的官員都是溫文儒雅又有智慧的紳士或儒者。相對的，民主時代常有意無意被說成是暴民統治，最近一個例子是前副總統連戰在去年臺北市長選戰正酣時，脫口說出那些攻擊他的候選人就像巴黎公社里的暴民。
當然，這樣的說法總會遇到反擊，去年的太陽花運動說明一個直話直說的新世代在不知不覺中已經出現，直說但又不缺乏創意的諷刺風格定義了太陽花之后的有別于藍綠的白色力量，正面但靈活地和社會不公宣戰。很顯然的這是沖著上面說的跨海峽資本精英階級常不知所云的文飾矯情主義而來的。
（作者單位：臺灣“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1] 參考工人國際委員會：《臺灣新世代的窮忙族》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31222；林正修：《太陽花的基因焦慮》http://www.kpwan.com/news/viewNewsPost.do?id=1061；吳介民：《2012是中國因素元年》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21225/34727076/； 趙剛：《風雨臺灣的未來: 對太陽花運動的觀察與反思》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4119
[2] 何明修、林秀幸：《社會運動的年代》，群學出版社2011年版。
[3] 參考 Henri Lefebvre, The Urban Revolu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3; David Harvey, Rebel Cities: From the Right to the City to the Urban Revolution. London: Verso 2013; Andy Merrifield, The Politics of the Encounter: Urban Theory and Protest Under Planetary Urbanization.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03; Neil Brenner （ed.）, Implosions/ Explosions: Towards a Study of Planetary Urbanization. Berlin: Jovis 2014.
[4] Guy Debord,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New York: Zone Books 1995.
[5] Arjun Appadurai,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Charles Taylor, Modern Social Imaginar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6] Jenn-hwan Wang, World City Formation, Geopolitics and Local Political Process: Taipei’s Ambiguous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04 28（2）: 384-400.
[7] Michael Sorkin （ed.） 1992. Variations on a Theme Park: The New American City and the End of Public Space. New York: Hill & Wang
[8] Shu-Ching Jou, Anders Lund Hansen, and Hsin-Ling Wu.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and Neoliberal Urban Planning: “Landing” the Mega-Projectsin Taipei, In T. Tasan-Kok, G. Baeten （eds.）, Contradictions of Neoliberal Planning. New York: Springer 2012.
[9]以The Global City一書成名的Saskia Sassen最近出版的Expulsions: Brutality and Complexity in the Global Economy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一書，警告全球經濟復雜系統的殘酷性，創造了許多被驅離者的黑暗空間。
[10] Arif Dirlik, The Idea of a “Chinese Model”: A Critical Discussion, 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 2011, 1（2）: 129-137.
[11] Daniel A. Bell, Beyond Liberal Democracy: Political Thinking for an East Asian Contex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Jiang Qing, A Confucian Constitutional Order: How China’s Ancient Past Can Shape Its Political Fu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12] 參考 Bell, Beyond Liberal Democracy, pp. 180-185.
[13] 蘋果日報，2012年7月14日，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20714/34368224/。
